许、韩、杨三上将同时受批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许、韩、杨三上将同时受批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许、韩、杨三上将同时受批

在1974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李德生是批判的“重点的重点”，与李德生同命运的还有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他们也是批判的重点。在这次会议之前，杨得志也受过不公正的批判。此次会议，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同编在华东组内，他们之间的接触自然也就多了一些。由于都是挨批对象，所以李德生对他们的情况也十分关注。

许世友挨批主要是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签发的一封信引起的。

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后，许世友在江苏和南京军区小组进行了传达。在讨论中，大家提出：应该写封信表示拥护毛主席的讲话。许世友审阅签发这封信时，正好在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那里聊天。许世友签发时，韩先楚也看了这封信，并表示赞赏。韩先楚认为许世友是政治局委员，了解中央的意图。因此，也让秘书写了一封表态信。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的隔壁，看了韩先楚写的信后，也照样写了一封。由于当时毛泽东尚未点林彪的名，而林彪又是九大法定的唯一的“副统帅”，所以写给毛泽东的信上也写上了林彪的名字。

当初，这三封信是分头写的，信写好后，都交给了中央办公厅在华东组的工作人员。周恩来看后批示将信转给了林彪。林彪看后，不知为什么将信压了下来，没有报送毛泽东。(www.guayunfan.com)

“九一三”事件后，在林彪的住处发现了这几封信。尽管信件的成文和上送程序，都符合党的生活原则，其内容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江青一伙却像发现了什么秘密。在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时候，据此认定许世友等上了林彪的“贼船”，并强迫他们承认。

早在这次会议前一年多，“四人帮”即以“青岛问题”为由整过杨得志。

1972年11月17日，中央决定，请山东省委和青岛各四名同志来京解决青岛市委组建问题。杨得志（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有关同志到京后，姚文元自称“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主持会议，要求大家揭批杨得志和袁升平（山东省委第二书记、济南军区政委），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山东小组7人联名写的那封“表态信”。目的是想证明杨得志、袁升平“上了林彪贼船”，是“林彪死党”。同时，“四人帮”又抛出了一个“重型炮弹”，说林彪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南巡返京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干部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

江青一伙还抓住山东小组在庐山会议时，饭前饭后，经常在杨得志住所（离华东组会场很近）门前的一棵大树下，谈论张、姚和上海的情况这个问题，逼杨得志等人承认那就是“参与了一些阴谋活动”。还说，在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杨得志没有发言，“那就是没表态支持江青，实际上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同时，还说杨得志“九一三”后在山东“捂了盖子”，“清查工作不力，林彪反党集团的隐患没有挖出来”，等等。杨得志司令员等对他们提的问题都作了申述，但“四人帮”根本不信，说他们“不老实”。

“山东青岛汇报会议”气氛紧张地开到第45天，已到1973年的元旦前夕。12月31日下午，周恩来意外地来到开会的京西宾馆，宣布姚文元布置的大会不开了。要大家在北京过个年。随后他又接见了山东省委在京的五常委，江青一伙也在场。周恩来讲：“庐山的错误改了就好，林彪搞武装政变，没有你们的事。主席9月12日路过济南，袁升平同志给我打的电话，我亲自接的，他没有给林彪通风报信。”还说：“今天晚上请江青同志准备一点便饭，大家在一起团圆团圆。”会议自此有了转折。

江青不仅与杨得志等“共进晚餐”，而且次日还给他们发来“新年祝词”：“祝杨得志同志和山东来京开会的全体同志新年好……”会议结束前夕，元月8日，江青又邀请杨得志等省委常委到她的家中做客，作了一番表演。

最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接见与会者。说：“杨得志、袁升平同志的检查报告，政治局通过了，还要送主席。是不是在你们这个范围24位谈一下（原25位，刘文欣被江青取消参加会议资格），回去向两个常委谈一下，就不再传了。”“回去向下传达以中央文件为准。”叶剑英说：“杨得志、袁升平同志不要顾虑威信会受到影响，不好工作了，经过这次会，威信可能更高了。”江青、姚文元则强调说，“你们的邻省有什么谣言不要受影响，不要动摇”，“以后不要听邻省的话”，“你们那些邻居的话可是听不得啊！”江青在钓鱼台家里接见他们时指着一叠材料说：“我这里有南边那两位的‘重型炮弹’！”江青一伙讲的“南边那两位邻居”，不言而喻指的是许世友、韩先楚两位司令。

在这次会之后，杨得志虽然保留下来了，但他的政委袁升平却被“四人帮”隔离审查了，并被取消了党的十大代表资格。

就在江青一伙整杨得志司令员的时候，1972年12月25日，许世友也被召到北京，党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王洪文是代表之一）找他谈话，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庐山会议上那封信中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二是为什么信会落到林彪手里？三是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写的信内容相同？许世友和秘书一起回忆两年零三个月之前写信的事，确认写信是收回华北组简报之后，当时毛泽东已给许世友讲过陈伯达是坏人，信中写的“犯错误的人”就是指的陈伯达。信的内容为什么一个样，可以去问韩先楚、杨得志两位司令。信为什么落到林彪手中，可以问中央办公厅。但王洪文不听解释，认定这里边有问题。许世友看到他故意整人，精神压力一大，心绞痛病又犯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许世友住进了301医院。躺在病床上让秘书执笔给毛泽东写检讨。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先后来探望，劝他不要急，慢慢想，说清楚就行了。江青、张春桥也来看过他一次。许世友在北京七天，住了五天医院。1973年元旦前夕，在中央同意下，他飞回南京休息。

由于没有查出三位司令的非组织活动，韩先楚、杨得志先行解脱。但对许世友的“问题”仍未了结。李德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1973年5月4日，毛泽东找李德生、韩先楚谈话，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也在场。毛泽东说，路线出感情，你（指韩先楚）和许世友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你们俩大老粗，不民主。民主集中制还要不要了？还是要讲团结，要多团结些人。

毛泽东要韩先楚、李德生去南京继续做许世友的工作，让他做个检讨。并问：你们两人谁的资格老？李德生回答说，韩司令的资格老。不仅如此，韩先楚与许世友还有着良好的同志关系，许能听得进韩的话。曾有人问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你最钦佩谁？许世友说：韩先楚。再问为什么，回答是：他有勇有谋。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才让韩先楚、李德生两人一起去做许世友的工作。

在这次谈话中，韩先楚还向毛泽东反映他想调动一下的思想。毛泽东当时表示不同意，并鼓励他好好工作。但时隔半年多以后，毛泽东决策八大司令对调，韩先楚亦在对调之列，这也许和这次谈话多少有点关系。

韩先楚、李德生南京之行的结果如何呢？李德生5月11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和韩先楚同志5月5日同机飞到南京，晚上向许世友同志传达了毛主席5月4日的指示，韩先作检讨，许世友不通。

5月1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时，许世友亲自把他自己5月14日写的一封信，交给李德生转呈毛泽东。这封信中说，毛主席派李德生、韩先楚到南京，对他帮助很大；他与林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庐山那封信是为拥护毛主席批天才论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而写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面对许世友说，你的信只写给我，要不要给政治局看？毛泽东这话，明显地是告诉许世友要注意民主集中制，尊重政治局其他成员。后来许世友将信的抬头改为“呈送毛主席并政治局”。李德生原以为此事已了结，但事实并非如此。到了1974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李德生与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一起再次都成了批斗对象。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许世友不得不违心地又作了“检查”。

韩先楚呢？他认为对庐山的事，早已作过检查。现在又旧事重提，思想不通，不愿再作检查。王洪文拿出茅台酒请他到冼恒汉(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住的房间去喝，他也拒绝了。后来还是叶剑英要求他在会上作一个比较好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他才勉强接受了。9月5日，韩先楚在会议上作检查说：“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杨得志因为毛泽东发了话未再作检讨。毛泽东说：杨检讨过了就不要再检讨了。

李德生是会议的“重点的重点”，不得不又一次违心地作了“检查”。

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军区司令和一大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一直是“四人帮”一伙篡军反党的障碍，他们千方百计地必欲除之而后安。粉碎“四人帮”以后，发现江青在摹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的一份文件中，还点了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的名，足见他们对这几位军权在握的司令是多么的恨之入骨。

在中央政治局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期间，周恩来因为癌症转移而住院，但他仍然关注着会议的进行。8月16日，周恩来约王海容、唐闻生谈话，了解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动打倒军内一批老干部而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的情况。过了两天，他又交待秘书说：凡有中央军委和中央送来的亲启件，均直接送阅。这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四人帮”一伙篡夺军权阴谋活动的警惕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