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三人清查小组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参加三人清查小组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参加三人清查小组

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来看，跳出来的是陈伯达，被揪住的是陈伯达，实际上在后面的是林彪一伙。林彪一伙的欺骗性被毛泽东戳穿之后，他们来了个弃将保帅，把什么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自己是上当受骗的。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庐山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路线斗争。一方面，他提出，“对林彪还是要保”；另一方面，又认为，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11]他还表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他是抓住不放的，是不让步的。但是，林彪到底还进行了些什么活动？还有些什么人卷进了他的圈子？在庐山会议期间，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还需要进一步查清。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组成由周恩来、康生和李德生参加的三人小组，负责清查陈伯达的问题，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会议还决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12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要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这一决定，从组织上保证了批陈整风运动的正常开展。

陈伯达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下子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967年年初，陶铸被打倒，他由党的第五号人物升为第四号人物。在庐山会议上出事不久，1970年10月18日，他因被审查而就地监禁在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胡同。这位第四号人物的政治地位从此一落千丈。(www.guayunfan.com)

当时，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一个人犯了大错误，一定与他的出身有关系。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编语录、称天才，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与毛泽东对着干，肯定也是有历史根源的。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三人小组进行了研究，在1970年年底，由叶剑英具体负责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叶剑英从1967年“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后便不再参加中央工作，这次调查陈伯达又被毛泽东赋予了任务。叶剑英亲自带领工作组，到陈伯达的家乡福建惠安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等地进行了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了解陈伯达历史情况的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经过反复查证，终于查清了陈伯达的历史真面目。

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叶剑英揭发了陈伯达的复杂历史，对他的反党行径进行了批判。1972年7月1日，中央专案组向中央提出了关于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报告说，对于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12]此后，陈伯达于1973年8月被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开除党籍，于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李德生早就知道，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曾经送给叶剑英这样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次因为审查陈伯达，李德生初次接触了叶剑英，深深感受到了他的睿智和精明。

对于陈伯达的批判及其历史问题的清查，本应对林彪及其“武将”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然而林彪等人却一直不检讨认错。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要后退一步，就会全线崩溃，全军覆没。斗争越来越激烈，最后达到了生死较量的白热化程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和党的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常常引用唐诗中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名句，形容战争快要到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当时国家的安全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但这种估计还是过头了一些。然而，从国内形势来说，从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即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败露，到林彪等人的最后叛逃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党内的斗争倒是真的处在一种“山雨欲来”的状态中。

李德生成为清查陈伯达三人小组的成员之后，从清查工作中，他深深感到，斗争是激烈的，任务是艰巨的。例如，在审查陈伯达时，他发现许多问题与林彪有关，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老板，但当时还不能更多地触及林彪。又如，在军委办事组工作中，他既要贯彻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同林彪的干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错误作斗争，但当时又要和他们共事，搞好工作。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李德生思之再三，得出结论是：坚决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办事，不计得失，不畏艰险，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本着这个态度，他积极参与了清查陈伯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