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备疏散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战备疏散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战备疏散

李德生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以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国性的紧急战备。

1969年至1970年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前后，中国曾出现过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战备高潮。这种战备高潮的出现，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国内来说，这两年正是毛泽东所设想的“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战备工作有了开展的必要条件。从国际上来说，一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正向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同时，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使苏联进攻中国的危险性日益严重。

据统计，在中苏漫长的边境线上，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期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1.5倍。[3]其间，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尤为严重。

珍宝岛事件是1969年3月2日发生的。当天，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装甲车2辆、卡车和指挥车各1辆，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边防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经1小时战斗，给入侵者以歼灭性打击。4日至12日，苏军又多次出动边防军人和直升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15日，苏军使用坦克20余辆、装甲车30余辆、步兵2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攻击珍宝岛。我国边防部队和民兵不畏强暴，英勇奋战9个多小时，打退了苏军的3次攻击，给入侵者以应有的惩罚。17日凌晨，苏军70余人侵入珍宝岛，开枪寻衅，并在岛上敷设了1000余枚地雷。下午，又向岛上增派了5辆坦克和20余名士兵，企图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强行拖走在15日作战中被炸坏的T-62型坦克。我国边防部队予以有力的反击，打退了入侵者。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我军共歼灭苏联边防军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以下官兵230余人，毁伤苏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l辆，缴获T-62型坦克1辆，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www.guayunfan.com)

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之后，中美之间再没有发生过直接交火事件，而在中苏之间却不断地发生边界冲突，甚至发生了像珍宝岛事件这样的两国建交以后从未有过的极其严重的事件。事实清楚地表明，苏联已经由朋友变成了敌人。与此相反，美国在越南战争陷入泥潭之后，特别是尼克松上台之后，其对华政策明显地出现了缓和成分。国际舞台上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8月底，我情报机关也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苏联军方确实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打算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的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对此，周恩来曾当面问过柯西金，柯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在中苏双方边界谈判中，我方几次提出这个问题，对方也都没有回答。显然，苏联是想从实力地位出发，用原子弹吓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进而发展为两国的军事对抗，不断发生严重的边境事件，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他们不得不考虑苏联从北方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和发动战争的可能，并采取相应的战备措施。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鼓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表达出他对来自苏联威胁的担心。

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加强战备。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3月15日，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又具体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战争的问题。他要求：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他提出，如果发生战争，要让对方打进来，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我们的战略是后发制人。他还说，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4月1日，林彪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绝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的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在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了要准备打仗，并谈到了战略方针问题。他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4]

到了8月，新疆地区发生铁列克提事件，同时又获悉苏联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情报。于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于8月28日签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这个命令，显示出毛泽东要结束国内动乱的决心。命令首先指出了美国、苏联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国的严峻形势，进而要求边疆军民，坚决响应毛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命令要求：(一)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要加强军民、军政、各族人民团结，共同对敌；(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大联合；(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停止武斗；(六)绝对不准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5]

中央的“八·二八”命令不仅是对边疆而言的，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紧急战备动员令。这个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搞好“文化大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一定要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加强纪律，稳定形势，以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

“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从而使战备工作列入到党政军各级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的战备高潮。很快，全国的战备工作就由主要是思想动员进入了全面的具体实施，由主要是部队的工作变成了全民的紧张行动。

在中央发布“八·二八”命令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采取了许多全国性的重大战备措施。主要有：

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并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组成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国人民防空工作进行督促检查。8月28日，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业务组、国家计委、公安部、铁道部、卫生部、北京军区、空军、海军、工程兵、通信兵、总后勤部、防化学兵部、总参作战部各派1名领导干部组成。经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任全国人防领导小组组长。黄永胜(总参谋长)、谢富治(副总理)、吴法宪(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副总参谋长)任副组长。办事机构设在总参作战部。以后，参加全国人防领导小组的部门增加了国家建委、交通部、邮电部、财政部、物资总局、商业部、总政治部、第二炮兵、总参动员部、军事科学院等。各单位参加人防领导小组的成员，亦多次调整。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成立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中城市也相继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深挖洞”活动。

建立全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10月7日，为保证在发现敌人突然袭击时，中央能迅速准确地发出警报，全国军队和地方立即转入战时状态，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了总参谋部《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这一报告规定：向全国发出警报的权力，必须集中于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紧急情况授权军委办事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实施；局部地区的防突袭警报，授权军区首长决定，同时上报下发。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防止敌人战略突然袭击警报的使用和要求的几点说明。

加强全国战备通信工程建设。1969年1月29日和2月7日，周恩来两次召见国家机关和总参谋部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对通信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四机部也好，邮电部也好，在通讯上都是落后的。有线、无线都落后了。最重要的是改变落后现象，中央气象局要和邮电部很好地规划一下，研究解决。他还说，从有线到无线，包括电缆、微波，要赶上去，第一季度就抓。他强调，地下电缆要赶快建成，今年就开始。国防和民用应该结合在一起，搞一个计划。邮电部要考虑如何把地下地上连起来。[6]周恩来的上述指示，是根据当时通信建设的落后状况而作出的。当年1月26日至2月2日，长江和黄河流域曾出现雨、雪、冰凌和大风降温天气，造成架空明线结冰、断线、混线和倒杆的严重现象，致使北京通往济南、青岛、南京、上海、武汉、南昌、福州、广州等地的有线电通信一度中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通信兵部和邮电部拟制了《全国地下电缆通信规划》，由中央军委向上呈报。7月初，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通信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战备通信保障计划，加强通信保密措施和全国地下电缆网的建设规划等问题。12月24日，周恩来批准了《全国地下电缆通信规划》。规划提出，由国家专项投资17亿元，在5年内，建成连通29个省、市、自治区的国防与民用相结合、以保障作战指挥为主的地下电缆通信网53000公里。此后，国家把地下通信电缆建设列为专项工程，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经费、物资，给予重点保证。1970年一年国防通信网的建设就取得重大成绩，共建成地下通信枢纽18个，连同以往的已建成68个；完成长途地下电缆4500沟公里，超过以往的总和，连同原有的共有8200沟公里；微波通信按计划完成了4500公里；敷设海底电缆812公里，连同以前的共有5000多公里，设防岛屿已全部沟通有线电。[7]这些设施的相继竣工，基本形成了以地下指挥所为中心的平战结合的通信网，增强了通信的可靠性。

加强民兵战斗骨干队伍建设。6月18日，军委办事组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打起仗来，要组建地方部队，小县1个营，中县2个营，大县1个团”[8]的指示。在各军区组建基干民兵独立团、营试点的基础上，11月上旬，中央军委根据斗争形势，为加强作战准备，决定普遍建立独立营、团。11月10日，总参谋部向各军区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各地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以县为单位组建了民兵独立营、团。1973年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及时总结了各地的经验，将民兵独立营、团统一改称为民兵武装基干团，并规定：在农村，要以县为单位建团，公社编组营或连。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还在民兵武装基干团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建了地炮、工程、通信、防化、侦察、卫生等专业技术分队。在大中城市和交通枢纽地区组建了高炮营、团。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还普遍建立了打坦克爆破班。民兵武装基干营、团，是一种较好的战备组织形式，普遍建立民兵独立团、营组织，为开展人民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此期间，作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对如何解决对苏的战略防御问题，也作了考虑和部署。他提出要搞好“三防”（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和“两打”（打坦克、打飞机）。根据林彪提出的防御原则，在全国有选择地建设了几个战略指挥中心；加强了防空力量，特别是在东北、华北、西北“三北”地区防空力量的部署；在“三北”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进行了人工“造山”的试点。林彪还亲自多次外出勘察地形，并检查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9月的一天，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的陪同下，林彪乘机从空中察看了山西平型关、大同、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视察了张家口驻军，对师以上干部讲了话，要求大家加强战备，并具体指示该军，要他们依托张家口地区的地形，修筑几个地下防御工事。

中央发布的“八·二八”命令和全国性的战备活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普遍注意。日、美报刊都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是在实实在在地进行战争准备。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采取缓和姿态。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来到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举行了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谈。鉴于苏联方面重兵压境，甚至以实行核打击进行威胁的现实，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绝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屈服的坚定立场。他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同时，他又重申中国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

在会谈中，中方向苏方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共同采取的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由此，中苏就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一致。这是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后的一次转机。

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最后，周恩来表示：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会谈中，双方领导人以“同志”相称，这同当时两国间那种剑拔弩张、山雨欲来的敌对状态形成鲜明对照。

此后，双方又商定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始终关注并指导谈判进程的周恩来一再交代中方代表团：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通过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和看文件，李德生对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的有关情况是清楚的。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在河内病逝。4日，周恩来、叶剑英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葬礼前赶到河内吊唁，并在当晚返回北京。以后又派出以李先念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参加葬礼，李德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当时，他就得知柯西金曾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周恩来通话而为北京的总机守机员拒绝的事。当周恩来、叶剑英赴河内吊唁胡志明时，又与柯西金不在同一时间，因此，两国总理没有可能在河内会面。后来毛泽东作了“准备谈判”的指示，经过外交途径才有了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这一历史的一幕。尽管当时还难以作出战争是否可以避免的最后结论，但对于中苏关系出现的这种缓和迹象，人们是欢迎的，李德生也是感到宽慰的。

在柯西金回国之后，我国要求两国换文，确定两国达成的谅解，但苏方却托词拒绝。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况资料，同时鉴于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教训，我方怀疑苏联是在把谈判作为向我方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而保持着高度戒备。9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三北”地区的战备问题。9月22日，周恩来在会上强调：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9]9月25日，林彪在会议讲话中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事实表明，这些看法尽管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一些，但在强敌当前，作为大国的领导者们，以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存亡为重，从有备无患来说，则是无可非议的。9月26日，毛泽东又批示：“军队不要松劲”。[10]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指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指示。

林彪在会上首先发言。他对苏联从无好感，认为历史上沙俄就贪得无厌，是中国的主要威胁。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因此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战备工作。

周恩来就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他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讲起，系统论述了沙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周恩来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周恩来拥护毛泽东疏散老同志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

康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作准备。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经讨论研究，党中央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疏散到京外去。

但江青却与众不同。她对战备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在康生讲完话之后，她说：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呀！林彪看江青很激动，知道原定的讨论战备问题已无法进行，便宣布散会。

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10月17日晚，周恩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会见了在京的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周恩来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准备专机和专列。疏散这批老干部的具体组织工作统由汪东兴负责。周恩来还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向未出席体育晚会的徐向前和聂荣臻作传达。当时中央决定，董必武、朱德去广东；陈云去江西；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石家庄。徐向前考虑自己身体比陈毅好些，石家庄医疗条件较开封好，所以向周恩来提出，自己去开封，让陈毅去石家庄。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老帅们之间几十年凝集成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此后，周恩来还向疏散的老同志一再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周恩来对老同志到外地的安置问题十分关心。10月18日，他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通话，要省革委会妥善安置即将去江西的陈云、邓小平、王震及其家属，生活上要给予照顾。次日，他在得知江西省革委会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时又提出：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解放军步兵学校内。在10月20日前，周恩来还要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的王良恩，转告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妥善安置即将去广州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等，并在生活和医疗保健上给予照顾。之后，又嘱有关方面负责人，对安置在广东、湖北、湖南等地的刘伯承、叶剑英、邓子恢、陈奇涵、徐海东、张闻天等均给予照顾。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很快就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此时毛泽东已去了武昌，林彪于10月17日乘专机到了苏州。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临走时嘱咐周恩来，让他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还说他到了武昌就给周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