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维艰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步履维艰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步履维艰

李德生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感到摆在这些负责经济工作领导同志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排除极左的干扰，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林彪、江青一伙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以生产压革命，搞得人们不敢大胆去抓经济工作。周恩来不得不顶逆流，战恶浪，设法打破他们设置的障碍，既抓“革命”，又促生产，以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李德生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以后，耳闻目睹了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艰难。

李德生了解到，还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林彪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那次会议上，毛泽东面临着全国混乱的局面，不得不重申他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过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这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停产闹革命”显然是一种制约。周恩来据此立即主持撰写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文章，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上作为社论发表。社论向人民群众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必须保证和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才能支撑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社论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社论批评只强调“抓革命”而不讲“促生产”是错误的。

然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维护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到底怎样去维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发展经济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抓生产一定要注意路线问题。正确的路线是必须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去促“生产”，不能为生产而抓生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从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林彪迎合毛泽东的思想说：“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变相地宣传他的“突出政治”的那一套。

正因为如此，所以，1966年11月10日，当上海“工总司”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个小时的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在11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却对这个严重事件表示了肯定和支持。(www.guayunfan.com)

后来李德生亲自听到，毛泽东在党的九大的讲话中说到多数工厂的领导权不在工人手里这个问题时，指出，其表现就是领导工厂的人“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15]。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正确路线，是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斗私批修，不断改变人们地位的办法，提高人的精神状态，造成一种类似革命时期的激动，将战争年代的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普遍的献身精神固定化、持续化，从而去推动生产。李德生表示，从战争实践来看，他是十分赞赏人们具有崇高的社会主义道德风貌的，然而他也懂得这种理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同步发展的。李德生从在江苏、安徽两省的地方工作中，也深深感到，没有生产，哪有革命啊！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表明，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并未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发展。主张只要抓好革命生产就自然上去了的林彪、江青一伙，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压制了工人闹革命，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甚至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在他们的蛊惑下，红卫兵到处冲杀，停产闹革命风行，“一月风暴”开始的夺权，导致了全面内战的爆发。特别是1966年12月6日，林彪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否定了周恩来让谷牧主持制定的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的《汇报提纲》，下发了陈伯达一伙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草案》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联。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个《草案》又规定，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实行大民主。与此同时，建国17年来积累起来的组织管理国民经济的政策和经验，被视为修正主义路线而加以批判。例如，把克服生活困难而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批为“复辟资本主义”，鼓吹“穷过渡”；把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腐蚀“工人阶级”，鼓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斥为“修正主义的关、卡、压”，鼓吹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煽动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样一来，就进一步造成了全国大乱，交通中断，生产瘫痪，经济工作简直无法运转下去。

从此以后，在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上，一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周恩来等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为避免造成大的损失，坚持生产绝对不能停。认为生产一停，经济一乱，连革命也无法正常进行。乱中夺权的林彪、江青等人，则认为这是“以生产压革命”，叫嚷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他们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大肆贬低生产的重要性，其矛头是明显指向周恩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挥舞的“唯生产力论”大棒，使人们对经济建设、劳动生产无所适从，“谈虎色变”，望而却步，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李德生亲眼看到了周恩来作为政府首脑，是如何以极大的智慧和忍耐，一面要对付林彪、江青等人的无理纠缠，排除其干扰，一面又要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困难情景。当时，许多国营企业“停产闹革命”，商店里甚至连吃饭的锅碗都买不到。周恩来心急如焚，连夜商讨，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他及时发现并大力扶持湖北省“五小”工业的发展。我国的大型企业马鞍山钢铁厂由于打派仗，生产一度停顿。周恩来每天都要了解这个厂的情况，指示做好工人的工作，消除派性，恢复生产。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推动农业生产向前发展。他主持召开相关工作会议，认真研究并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大家把生产搞上去，使历史上多灾低产的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有余。他主持召开全国粮、棉、油、糖生产会议，把植棉先进单位的代表请到台前，进行鼓励。他十分关心老区的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专门请延安地区各县的同志来京开会，研究和制定改变延安生产落后面貌的规划。1973年，周恩来已是恶病缠身，当他得悉延安地区负责人保证五年内肯定实现粮食翻番时，激动不已，高兴极了，好像他自己的病情也减轻了许多。

李德生对周恩来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革命精神，感到由衷地敬佩，并决心竭尽所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做好国务院业务组分给他的那一份工作。即使这只能稍微减轻周恩来的负担，他觉得其愿亦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