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捕林彪党羽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搜捕林彪党羽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搜捕林彪党羽

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虽然已察觉到某些不正常情况，思想上也有所警觉，并作了必要的防范，但当时他还是把林彪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看待的。时隔不久，林彪居然乘机叛变外逃，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了鲁珉等人的交待，虽然初步掌握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但并未搞清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全部内幕和详情，也未搞清还有些什么人卷进了这一事件。因此，尽快掌握确凿证据，切实消除隐患，防止林彪余党兴风作浪，就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

为此，在周恩来下达禁飞命令、派陆军进驻机场警备的同时，党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是根据迫降直升机缴获的文件和李伟信的交代，立即通知广州，抓获由北京乘火车到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打前站的十几个“小舰队”成员。他们还没有出火车站，就被扣留了。

二是查封了林立果在北京搞的几个秘密据点，并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监护措施。(www.guayunfan.com)

三是在北京、广州、上海，拘留了林立果等秘密组织的“战斗小分队”的骨干。

四是许世友遵照毛泽东、周恩来把他召到北京的面谕和毛泽东亲笔签发的命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林彪的死党、“三国四方”的成员上海的空4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一一逮捕归案。所谓“三国”是指上海、南京、杭州三地，所谓“四方”是指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再加上江腾蛟四个人。

五是迅速组织力量，在山海关扣押了没有来得及登机的人员。

在周恩来的周密指导下，仅仅短短的几天时间，就将追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政变活动的骨干分子一网打尽，林彪和林立果父子的“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迅速瘫痪，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

《“571工程”纪要》在叙述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的纪律时强调：要“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江田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这个海军学校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学生。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武士道精神。

在北京和外地收审的人员，先后都集中在北京的亚非学生疗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院）内。这里地处偏僻，环境幽雅，奇花异草、珍奇树木覆盖了整个院落，俨然是一座小植物园。这座疗养院位于北京西山八大处附近，是20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筹建的，本来是接待来自亚非各国友好人士休息疗养的，但自“文革”以来一直空闲着。

集中在这里的收审人员，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跟随林彪时间较久了解一些情况，有的只是一般工作关系而且时间较短，有的是林立果选的“妃子”，还有不少知情不多的勤杂人员。他们大多主动配合审查，希望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只有极少数中毒较深的帮派骨干分子，思想斗争激烈，开始交代问题时，有的抵赖，有的避重就轻，有的装疯卖傻，有的甚至要“誓死忠于林副主席”。直到告诉他们林彪已经叛逃摔死，一个个才像瘪了气的皮球，那些鼓吹“江田岛精神”的人也冷静下来了。

在对上述人员进行审查时，党中央特别强调，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当许世友把逮捕的王维国、陈励耘两人从上海解往南京后，周恩来给李德生和纪登奎专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选调两位熟悉空军情况的人去南京协助军区审查王、陈两人的错误和罪行，但“不许搞逼、供、信。”[5]李德生说，我们立即以总政名义派去了两位同志，并向许世友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因此，南京军区参加审查的同志以及在北京参加审查的同志，都认真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没有搞任何的“逼、供、信”。许世友还几次亲自出面做工作，给王维国、陈励耘讲形势，讲政策，很有耐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南京军区成立的审查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的专案组，在许世友司令员的重视下，进展很快。王维国交待：谋害毛主席，他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攻击毛主席的专列；二是用改装的100毫米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趁毛主席接见他的时候，在火车上用手枪打。如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附近的铁路涵洞放炸药，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指日本关东军于1928年6月14日在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事件)。再不成，就派飞机轰炸毛主席乘坐的专列。陈励耘招供：9月8日，于新野给他打电话，要调杭州笕桥的飞机去执行反革命任务。他害怕，报告说驾驶员不在。[6]

事实表明，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有一个详尽的行动计划，有一支大小“舰队”作为骨干力量，有一个周密准备的过程。然而，毛泽东、周恩来机智果断地粉碎了他们的计划。林彪一伙在阴谋败露之后，只能带着叶群、林立果等几个人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他们的死党、骨干和大小“舰队”成员，也很快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