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第一个号令”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林彪主持下，军队系统紧急动员起来，从上到下开展了各项战备工作。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军委办事组于1969年5月2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战备工作座谈会，研究设防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各军兵种及三总部的负责人。会议由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学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设防和防空降问题的指示，讨论了准备打仗等工作。这次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于6月18日以军委文件下发各大单位执行。

6月20日至7月4日，经毛泽东批准，在林彪主持下，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了针对苏联可能进犯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4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人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并提出一个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这次会议纪要，于8月16日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20日，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九十月间，总参、总后组织联合检查组赴北京、兰州、新疆军区检查了部队落实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和“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的情况。

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某军主力急调张家口地区，与早在那里驻守的某军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8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调整驻无锡某军部署的命令。8月下旬至9月上旬，该军主力进驻河北地区（另有1个师于1970年11月抵达）。(www.guayunfan.com)

9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周恩来于9月22日在会议上就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会议开至月底，因国庆在即，决定休会，各军区负责人即返回驻地。休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为检查战备工作落实情况，于11月15日至21日，组织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8省市自治区以及空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领导人，赴东北参观落实战备的经验。12月11日至23日，会议继续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分析了形势，检查了战备落实情况，交流了战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备任务。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后，军委办事组于1970年1月7日印发全军。

在紧张的战备氛围中，1969年的国庆节快要来到了。此时的林彪，头脑中的战争之弦绷得更紧了，更加重视抓紧战备工作。

9月30日，林彪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到其住处开会。他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一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十月一日、二日、三日，一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林彪说，这件事他已向毛泽东报告过，周恩来也知道，他们都同意空军要连夜疏散飞机。[16]

根据林彪的命令，在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场上停留待命的作战飞机，除少数值班的以外，连夜全部转场，其他有关措施也已落实。当天深夜，吴法宪将上述情况向“林办”作了报告。

林彪还考虑到，如果敌人轰炸北京郊区的水库怎么办？他主张对京郊的几个大型水库——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以及密云水库采取必要措施。总参谋部为此与北京市领导进行了联系，北京市感到事关重大，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现场勘察后提出建议。得出的结论是：因水流地区连年干旱，密云水库已处于“半贫水”状态，即使大堤被炸，也不会对北京造成大的危害。10月1日凌晨，周恩来还紧急约见水利部负责人共同研究，也否决了林彪的意见。“前指”将上述情况上报后，林彪没有再问什么。

国庆节总算平安过去了。但林彪抓战备的劲头并没有丝毫松懈。10月5日，他又亲赴张家口视察，要看看那里战备工作的落实情况。张家口附近地形险要、复杂，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首都安全的屏障。林彪此行搞得很神秘。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对周恩来也没有打一声招呼。

10月中旬，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战略动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据情报，会议认为，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会议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由军委办事组部署部队的战备问题。在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林彪、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毛泽东当即表示：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该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17]

10月17日林彪飞抵苏州后，第二天便用电话给北京“前指”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一共六条，主要内容是：一、要防止苏联以10月20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实行突然袭击，尤其是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各军区，要立即将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紧急疏散，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三、要保证通讯联络的畅通；四、加紧国防工业的生产，特别是要迅速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五、各军区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战略导弹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据吴法宪说，这六条，叶群通过汪东兴向在武汉的毛泽东作了报告，汪东兴回电话说，毛泽东没有提什么意见。

10月18日晚20时左右，黄永胜在他的西山住处主持军委办事组开会，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参加了会议。黄永胜传达了林彪从苏州发出的战备指示，并令列席会议主管作战工作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向部队迅速传达。阎仲川受领任务后，来到另一间办公室对传达记录进行了整理，考虑到这是“前指”成立后的第一个命令，便将其定名为“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当将整理好的命令送黄永胜审批时，黄的秘书说，黄刚服安眠药，不宜叫醒。阎仲川考虑到离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战争经验告诉人们，如果对方要发动突然袭击，一般就在这一段时间。事关重大，不宜拖延，即以总参谋部名义，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林彪的指示。指示指出，近两天来，美国、苏联有许多异常活动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所谓边界谈判代表团，预定19日来京，要求全军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19、20两日应特别注意。命令要求，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军区对重型武器要立即疏散；沿海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止敌人可能突然袭击；要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都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命令还要求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此条传达给国防工办)。

就在这一天，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进驻既定指挥位置，黄永胜责成阎仲川组织的精干指挥班子亦随之进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

接着，阎仲川又以总参谋部名义传达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要求二炮部队加强本身防护，同时待命，必要时参加战斗。还传达了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局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要求按照国庆期间战备工作要求转入战备状态。凡已组织精干指挥班子、有隐蔽指挥位置的单位，应立即进入指挥位置；全部人员要做好就地疏散的一切准备。

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夕，周恩来对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也很重视。他在认真准备、指导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的同时，于10月19日上午亲自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其附近兵力部署情况和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作了扼要报告后，周恩来指示：“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做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18]当时，北京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北京地区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装满员能够快速机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突袭、反空降方案。

林彪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23日，总参谋部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逐渐转冷，要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这样，就使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

林彪紧急指示的发布，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震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由于我军频繁调动，中苏、中蒙边境的苏军进入了戒备状态，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开始全面戒备。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李德生说，就是林彪这个指示，黄永胜在布置传达中出了大问题。19日晚，周恩来把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和我找了去。他要了解林彪指示发布前后的情况。

周恩来问：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一号号令”？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向地方传达，引起不必要的混乱？黄永胜等人支支吾吾，没有讲清楚。由于如何具体传达，是黄永胜让阎仲川承办的，没有在军委办事组进行讨论，所以李德生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无法回答周恩来的提问。但是，李德生已经意识到，这件事办得有问题，显然周恩来事先并不知道。本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前，指定周恩来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干什么事情，黄永胜理应向周恩来事先报告。

当晚，黄永胜从周恩来那里回到西山军委办事组驻地后，立即把阎仲川找了来，大声质问：昨晚发出的那个指示，为什么叫做“一号”？谁是“二号”？阎仲川解释说，后面还有二号、三号呢？黄永胜又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下面不要把林副主席的指示扩散到地方上呢？吴法宪说，这事我们当时也没有提醒他们。邱会作说，你们不要那么编号，或用“参作字XX号”就好了！李作鹏若有所思，什么话也没有说。李德生已经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便批评阎仲川说：这个事你们可是搞得不好啊！可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林彪对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的先斩后奏，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因此，毛泽东看了林彪下达的指示后，十分不满地说：“烧掉！”在毛泽东看来，林彪绕过自己下达紧急指示，显然是对毛泽东最高权威的挑战。1970年5月，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谈“继承人”问题时说过：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什么叫权力？没有别的，只有军队。[19]在毛泽东看来，林彪的行动是矛盾性质发生变化的表现。197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中指出：“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曾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大的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现今，有些人对是不是“预演”提出了异议，这里姑且不论。但林彪此举事先未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就擅自行动，却是有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和动用部队批准权限的规定的。对此，统帅过千军万马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0月22日发布《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指出，为了预防边境地带有可能造成的军事冲突，要求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需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批准后方可行动。

毛泽东、周恩来批评林彪擅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还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与林彪在战备问题上已经出现若干分歧。当时，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上应该说是比较一致的。对战争危险性、急迫性的基本判断也不存在什么分歧。但是，在如何进行战备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以林彪为代表的一些人，包括军委办事组的多数成员在内，主张大规模物质力量的动员，不大重视精神动员；他们“反应过度”，策略僵化，强调既必须抗击修正主义，又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参加“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几位老帅，虽然也认为战争的危险性是严重存在的，必须准备打仗，但认为战备首先是思想上、精神上的充分准备，而且要把战备和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并视情况有步骤地展开。1969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国内现在最重要的是抓战备、抓生产，把革命和战备结合起来。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在准备防止苏联突然袭击的同时，不应忽视客观存在的可能进行战略调整的空间，要积极探求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推迟和防止战争发生的问题。他们根据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及时进行了战略调整：从反帝反修改变为联美抗苏。毛泽东的战略调整，改变了中国腹背受敌的状况，从而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曾谈到了这一情况。他指出，在外交政策调整方面与林彪存在分歧，林彪反对中国与美国来往。他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