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要砸烂“总政阎王殿”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林彪要砸烂“总政阎王殿”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林彪要砸烂“总政阎王殿”

李德生担任军委委员和参加军委办事组后，主要是分管军队政治工作，并着手恢复总政治部的工作。

为什么有恢复总政治部工作这个任务呢？因为总政治部在1967年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砸烂”了。是谁人砸烂的呢？是林彪和他的干将们。如今，恢复它的人和砸烂它的人坐在了一个办公室，历史与现实竟是如此有趣！

总政治部是全军的政治工作领导机关，负责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直属中央军委领导。自从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诞生后，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在全军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在林彪1959年主持军队工作以后，总政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与林彪的意见相左，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便遭到了被“砸烂”的厄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元帅。他是一位政治工作巨匠，其业绩在全军有口皆碑。“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1963年12月毛泽东悼念他写出了这样的诗句，也是全党全军对他的崇高评价。林彪在1959年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标榜自己对政治特感兴趣，并陆续提出“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一套“左”的东西。在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上，他提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当时，罗荣桓虽已不任总政主任，但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做法，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本身也还要发展，它是科学，不是教条。我们要认真读书，但不要本本主义。他强调：要联系中国革命、党的历史，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要紧密联系实际，用毛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他认为，“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也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语句或条文，最主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21] 加上过去的一些原因，林彪对罗荣桓是很不满意的。罗荣桓在1960年年底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后，开始林彪竟不同意他的名字见报。罗荣桓得知林彪的态度后，曾气愤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是不合法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还指使“林办”的人散发传单，耸人听闻地攻击罗荣桓“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www.guayunfan.com)

1956年12月，谭政继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着重抓了部队的文化教育和理论学习，并十分关注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好评。然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却诬陷谭政“反对毛泽东思想”，“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了严重偏差”，并把他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成员，遭受错误批判，降职降薪。1960年9—10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会后，林彪又制造了一个所谓“谭政反党宗派集团”。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后被平反。

1964年9月肖华继任总政治部主任后也受到了林彪一伙的打击。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将原来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由原来的7人，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增加到11人，排列顺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名列第二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却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而原有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却不再被提及。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时，肖华因患肝病在青岛疗养，请假没有参加会议，后来又催着他必须参加会议。肖华按中央的要求，赶赴会议并作了书面发言。他写道：“我衷心拥护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而对林彪当接班人一事没有直接表态，这就使林彪怀恨在心。1967年2月肖华重印这个发言时，在“正确路线”之后，加上了“完全拥护中央常委的改组，完全拥护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样两句话。即使如此，林彪仍然难解对肖华的心头之恨。时隔5个月之后，林彪就提出了“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口号。

林彪的这一口号得到了他的几员干将的积极响应，他们出于各自的原因，从一己私利出发，对总政也是恨之入骨的。

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一贯“称王称霸”，独断专行，目无群众，作风恶劣。总政治部曾根据广州军区上报的党委扩大会议材料，将有关情况和对黄永胜的批评意见整理成《政治工作简报》（增刊），以绝密件的形式，向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常委作过反映。

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吴法宪，在空军领导班子和机关中威信是很低的，但他善于走夫人路线，通过叶群“打内堂”，获得林彪的青睐。1964年春，林彪提出要大学空军，大整机关，促进机关革命化。当时肖华是持反对态度的，曾说：“空军的问题不少，经不起检查，大学空军我想不通，要大学空军就大搞卫生。”

在海军，林彪曾赞扬李作鹏等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革命干劲的，旗帜鲜明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同时诬蔑“苏振华是刘、邓安在海军的钉子，是漏网的彭、黄分子”。对此，肖华有不同看法。他曾批评李作鹏等人“搞桌子底下活动”，并说“苏振华，没有作结论，没有罢官”。

邱会作曾被林彪誉为是“小节不好大节好”的革命领导干部，曾有人向总政治部揭发过他的某些问题。总政对其此类作为，也持批评态度。

总政治部按其职责规定，对黄、吴、李、邱等人进行了应该做的工作，但他们不但不思己过、改前非，反而认为总政在整他们。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林彪的这些干将们为什么要积极参与“砸烂总政阎王殿”了。因为这既可表明他们是忠于林彪的，在政治上捞取资本，为尔后的飞黄腾达筑好根基，又可伺机销毁保存在总政职能部门的有关他们自己的材料。据揭发，在砸烂总政的过程中，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也确实销毁过有关他们自己的那些不光彩的材料。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大搞极左的一套，对总政越来越不满意，与总政的矛盾也更加突出。

1966年10月，在林彪一伙鼓吹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鼓动下，军队院校党委对运动的领导被取消，院校师生纷纷串连，冲击军区，冲击总部机关，揪斗军队领导人。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逾10万，其中少数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在这种情况下，总政治部连续两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积极给予正确引导，力求扭转日益混乱的形势。11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周恩来、陶铸和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肖华、杨成武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接见了与会人员。周恩来、陶铸绕场一周同大家见面后即离去。几位老帅在会上先后讲话。陈毅强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提醒人们警惕，这样乱下去“可能犯大错误”，表示要给那些过热的头脑“泼冷水”。贺龙在讲话中劝导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不加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与地方炮打司令部的活动，不参加游行，不参加抄家。徐向前重申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战斗状态，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影响军队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叶剑英指出，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一步就是错误。他批评有些人对毛泽东著作只知背诵，不会行动，变成了教条；批评有些人败坏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批评有些人没有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叶剑英再一次阐明了中共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具体问题的基本态度。

11月29日，总政治部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大会。陈毅在讲话中表示，光讲好话，不给犯错误的同志以帮助，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他反对把有缺点错误的领导干部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反对打击面太宽。同时，认为军队应采取有别于地方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叶剑英义正词严地指出：“冲我们最高统帅部，冲我们国防部，把国防部当成敌人，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比这更错误的啊……严格讲起来，这就是反革命。”[22]

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这两次大会，是对“左”倾方针最直接、最尖锐的公开批评，是对林彪提出的“大乱”主张的反对和否定。老帅们强调的军队必须保持稳定，必须由党来领导，可谓切中了“文化大革命”的要害。

总政治部这种稳定军队的做法，使林彪、江青一伙大为不满。两次大会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23]1967年1月，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相互勾结，炮制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还提出要挖“带枪的”“反革命路线”。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甚至叫嚷：“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有的关起来，有的带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一般地开会批评。”[24]正是在林彪、江青的“导演”下，军队大批领导干部遭到了厄运，总政领导也被残酷批斗。

1967年1月，陈伯达、江青点名“刘志坚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支持总政治部机关群众造反。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说什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5月13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违反周恩来提出的军队文艺团体两派要联合演出的要求，支持一派演出，从而导致武斗事件，反诬陷总政领导是黑后台。事后，林彪、江青等又通过观看演出支持了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别有用心地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解放军报社的负责人肖力（即李讷）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的这几句话传下来后，总政治部机关很快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一时间，从总政领导到机关干部似乎没有好人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等都被扣上“阎王”的帽子，依次成了“大阎王、二阎王、三阎王……”正副部长被说成是“判官”，正副处长是“牛头马面”，干事们也由小鬼变成了“厉鬼”。总政治部机关的工作由此陷入了瘫痪，1967年11月21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成立在军委办事组领导下的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和军报组。12月8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三个小组的全体成员，明确宣布，今后文艺口多找江青、戚本禹，军报组多找陈伯达、姚文元，政工组多找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从此，军委政工组完全取代了总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