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机关恢复办公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总政机关恢复办公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总政机关恢复办公

总政治部机关要恢复正常办公，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总政恢复办公后，总人数不能超过200人，当前主要做好“承办、批转”工作。这一指示，限定了总政铺多大个摊子，指明了总政近期干些什么。李德生认为，这就是自己负责恢复总政机关工作的方向和要求，心中也就有了一点底数。

1969年，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后，首先抓的一件事就是着手解决总政机关干部的配备问题。

毛泽东历来强调选拔任用干部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不要搞团团伙伙。李德生认为这既是重要的组织原则，更是重要的政治原则。在李德生的任命公布以前，中央已任命黄志勇、田维新两同志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是，李德生与两位副主任等领导同志一起，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一个能体现“五湖四海”的总政机关人员的组成方案，即大体上按从原总政机关选五分之一，原军委办事组政工组选五分之一，各大军区军兵种机关选五分之一，军师机关和团营各选五分之一的比例选调干部。按照这几个“五分之一”选定的正副部长是：秘书长王迪康、副秘书长肖麦萍，组织部长李宝奇、副部长孙子斌，干部部长魏伯亭、副部长王如炎，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翟鸣武、刘永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副部长周学臣，群工部部长吕村夫、副部长李平。但这13人中没有从西北地区调来的干部，于是又从新疆军区调来宋英奇任群工部副部长。

接着，又按照毛泽东不超过200人的要求，组织了精干的总政机关。编制方案为199人，既包括主任、副主任，又包括4个打字员，分成一个室（办公室）、五个部（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群工）。这样的编制方案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又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逐步有所调整。1971年6月5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总政直属政治工作处改为直属政治部，相当于二级部，将管理处改为管理局，属总政办公室领导。1972年1月和7月，又先后成立解放军文艺社（含解放军歌曲编辑组）和恢复广州联络局（归总政群工部建制）。1975年3月29日，中央军委批复总政治部请示，同意将总政宣传部分编为宣传部、文化部，将总政群工部分编为群工部、联络部。直到这时，总政机关才大体上恢复原来的规模和水平。(www.guayunfan.com)

为了保证选调干部的质量，开始，连199人的编制员额都没有配够。由于选调时坚持德才兼备，并且从军以下单位选来的干部多，他们没有搞过“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北京一些机关和群众组织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按照军委指示，派到驻京单位的观察组、工作组，就比较超脱，没有陷入到派性中去。

在总政机关恢复办公前后，军委办事组对总政工作也作过一些指示。1969年12月25日，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总政治部全体干部，1970年1月10日，他们又听取了总政副主任黄志勇、田维新的汇报。在这两次接见中，他们对过去军委、总政的领导人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肖华等大加攻击，说“他们错误很多，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副主席。”他们还指责“总政的一些干部，也犯了错误”。他们强调：“千件事，万件事，最重要的就是抓好突出政治。”黄永胜等人鼓吹的都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极左货色。

作为中央已决定担任总政主任的李德生，在上述场合也作了一些表态性的拥护发言。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发言有几点与黄永胜、吴法宪等有着明显不同。

一是黄永胜等人在讲话中有意突出林彪，提出了“忠于林副主席”的口号，但李德生只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提法讲“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既未指责什么人反对“林副主席”，也未借此表忠心要“忠于林副主席”。在这个政治原则问题上，李德生的表态，几乎是与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反其道而行之的，实属难能可贵。

二是黄永胜等人在讲话中有所谓“新总政”、“旧总政”的提法，但李德生则以“原总政”的称谓来替代“旧总政”，对“新总政”则去掉“新”字直接称呼为总政。一“新”一“旧”两字的去除，说明李德生对总政从历史到现实的看法是不同于军委办事组的，也反映了李德生老实做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

上述两点不同，充分反映了李德生在政治上的敏锐、稳妥和成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得以在中央高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复杂斗争中，保持自己的“一身清”。

总政机关架子基本搭起后，李德生就按毛泽东规定的总政当前主要是做好“承办、批转”的指示，开展了工作。1969年11月1日，总政治部正式恢复办公，军委政工组随即撤销。1970年1月14日，总政治部办公室启用新印。随即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向全军发出了新年春节拥政爱民的通知，并公开见报。这个通知的发出，实际上宣告了总政治部业已正式恢复正常工作。

正在李德生紧张地忙于总政治部恢复办公之际，“斗、批、改”在全国全面展开，以大批判开路的口号喊得很响。这时，由军委办事组直接领导的总政军管小组的一位负责人给李德生送来几大本所谓“总政阎王殿”的罪行材料。李德生组织几个同志花了几天时间阅读研究，并听取了汇报。这几个同志认为，这些材料相当多的是从大字报上摘抄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不少内容缺乏事实根据。李德生认为，如果按照这套材料搞“大批判”开路，今后总政工作的方向就很难把握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不便于对这些材料明确表态，弄不好就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于是，他没有把这份材料退给军管小组，而是把它压了下来，让它束之高阁。这件事当时因为范围很小，所以后来没有多少人知道。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后，李德生首先把总政机关的自身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总政治部工作的指示，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精神，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有计划地下部队调查研究；工作上不能随意向下面发指示，不经研究报批，不得随便答复下面请示的问题；加强部办公会议的集体办公制度。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这样的工作方法起到了使总政机关少出差错、不出差错的作用。

李德生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1970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传达了党和毛泽东的声音：“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4月，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推广“六厂二校”的整党经验。“六厂”指的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二校”指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的整党经验，是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支左人员搞出来的，一度被树为“样板”，表率全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总政治部召开了整党工作座谈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精神，强调要抓紧教育党员，认真解决思想入党问题。尽管当时整党建党工作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因而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但在地方重新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在军队对广大党员再次进行了“思想入党”教育，增强了党的意识，这一点也还是应当肯定的。

与此同时，总政治部于1970年10月21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在古田会议41周年、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10周年之际，认真重温两个会议的决议，使之“在全军深深扎根，全面落实”。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组织学习，对加强部队建设具有指导意义。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尽管塞进了林彪的一些“左”的东西，但它总结出的一些具体经验，对部队仍然有借鉴作用。因此，当时总政治部组织部队学习两个决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李德生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把工作限制在“承办、批转”的范围内，没有对过去总政的工作搞大批判，给予全盘否定；没有继续砸“阎王殿”，纠缠历史旧账；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宣传贯彻林彪的极左那一套。这是实事求是的，是政治上稳妥的表现。李德生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符合毛泽东多次同他谈的总政治部的任务、工作方法等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