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办公_关于乾隆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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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乾隆十六年（1751）巡幸江南的原因。他讲述的原因大致有四点：第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第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第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第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不管这些理由是否属实，单从提前两年安排南巡事宜这件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乾隆对南巡的重视。或许，他是想让自己的人生在南巡中更加精彩吧！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乾隆从北京动身，第一次下江南。临行之前，他对天下百姓发布了一道谕令：允许沿途百姓观瞻。他在谕令中说，除了那些“确实属于险峻危险”的地段外，其余地方一律不准阻碍百姓观看圣容。他的第一次南巡，是在“普天同庆”的氛围下展开的。

当然，这次大张旗鼓的南巡，乾隆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了很多实事。进入山东后，他便陆续开始颁布减征赋税和赈灾的谕令。他宣布免除山东州县本年额赋的十分之三；宣布山东省因灾借出谷食，从乾隆十五年（1750）起分五年带征，但邹县、平阴等县重灾，带征欠谷九十七万余石概行免除。同时，他还宣布山东受灾的兰山等七州县追加赈济灾民一个月。离开皇宫，近距离地接触百姓，使他深刻地体会到了百姓之苦，而非仅凭官员们的一面之词就做出判断。这些使得他的政令更加贴近民意，加上沿途百姓的宣扬，他在民间的威望空前高涨。他在皇宫之中，是无法获得这些的。(www.guayunfan.com)虽然是第一次南巡，但他很快就奔向了主题———巡视治河工程。进入江苏后，他就立即派遣大臣分别祭祀已故治河名臣靳辅、齐苏勒和嵇曾筠等人的祠堂。他是在明志，是在告诉百姓自己要彻底解决治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随后，他开始深入地调查了一些水利工程。比如，他亲自视察了高家堰水利工程，并且发布谕令：“朕途径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都是水。虽然有土堤为河防，但是在人烟密集之地，一旦河水暴涨，土堤又如何能够阻挡洪水的冲刷？朕甚为忧。朕以为，将土堤改造成石堤，方能阻挡洪水冲刷，万无一失。”其实这些问题，地方官员并不是看不见，只是在没有出事之前，所有人都懈怠了。而经过乾隆的指示，这些问题自然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在巡查的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他总能及时地责令当地官员进行处理，从而减少了水患发生的可能性。乾隆在位六十年，早期江南地区水患频繁发生，但是到了后期越来越少，这些都与他下江南巡视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乾隆六下江南，为江南的水利工程做出了很大贡献。自然，也为江南百姓办了实事。

在江苏期间，乾隆又多次降旨，赈济该省灾民，减免赋税。虽然乾隆十五年（1750）江苏省部分地区受灾时，朝廷也进行了赈济救助，但是朝堂上听到的汇报和实际情况总是有一定的出入。所以，当进行实地调查之后，乾隆当即决定，对去年受灾极重的宿州等九县和稍重的凤阳等九县，分别追加赈济灾民一个月，并豁免宿迁、桃源等县所借的籽种银两。谕旨颁布后，乾隆命令地方官员立即执行，不得延误。

这一系列的赈济措施，虽然看起来并不显眼，但却实实在在为江苏百姓带来了实惠。尤其是，那些受灾严重的百姓，更是亟须这样的帮助。自然，乾隆的仁慈爱民形象，也在百姓心中无限放大。

一国之君都能这样，那些眼巴巴瞅着皇上的封疆大吏、地方官员，以及富商大贾，又岂肯失去表现的机会？他们一个个积极踊跃、捐钱捐物，使得救灾物资一增再增。乾隆见了有趣，又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进行奖励。那些官员自不必说了，表现好了可以加官晋爵，前途无量。就是那些商人们，乾隆也各按他们的本身职能，赏给顶戴，同时特准“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斛，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俾得永远霑受实惠”。如此一来，江苏民间赈灾之风日盛，百姓自然受惠多多。

在苏州，乾隆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他派遣官员给三吴各处先贤祠堂送去自己的亲书匾额，以示尊敬。他给周泰伯祠匾为“三让高踪”，言偃祠匾为“道启东南”，范仲淹祠匾为“学醇业广”，韩世忠祠匾为“中兴伟略”，越王钱祠匾为“忠顺贻庥”，陆贽祠匾为“内相经纶”，岳飞匾为“伟烈纯忠”，于谦祠匾为“丹心抗节”，等等。乾隆这么做，自然是为了笼络江南地区的文人。自古以来，江南人就爱惜英雄，尊崇先贤。乾隆对先贤的尊敬，无形之中拉近了江南人与清廷间的距离，这对调和社会矛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浙江嘉兴，乾隆采取的笼络手段更为高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谕令大学士傅恒、梁诗正等人，会同江苏、安徽、浙江总督、学政，详细讨论对三省进献诗赋士子的考试选取办法，然后择优录用。原来乾隆南巡路上，绅士大都以文字献颂，在道路边连绵不绝。面对此种情形，乾隆灵机一动，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命题考选，给江南士大夫们一次做官的机遇。谁有才能，都可以尽情展现出来，只要通过了考试，就能够做官。不得不说，这其实是一种很聪明的变被动压制为主动对话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他将大量的江南士大夫笼络到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让他们为国家效力。当然，也减少了滋生矛盾的土壤。

在杭州，乾隆也是从“重文”入手。他赐给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刊本“十三经”、“廿二史”各一部。同时，他还派遣官吏祭祀钱塘江神庙、南镇之神以及明臣王守仁祠，赐王守仁祠匾“名世真才”。在这期间，他还颁布谕旨，特赐浙江省进献诗赋士子谢庸、陈鸿宝、王又曾为举人，授予他们内阁中书学习行走的官职。他的这些行为，牢牢抓住了杭州士子的心，为清朝政权的稳定和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

进入南京，乾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隆重地祭祀了明太祖的陵墓。我们知道，明朝是被满清所灭，乾隆这么做意欲何为？一直以来，江南地区各种反清思想最为活跃，反清斗争也是层出不穷。为了彻底消除江南地区的反清势力，清廷曾一度用过一些非常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甚至屡兴文字狱。但结果却是，江南地区的反清斗争反而愈演愈烈。乾隆这么做，其实是用一种怀柔手段告诉江南那些反清势力：我们满人建立的朝廷跟汉人建立的朝廷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百姓服务。虽然明朝被清朝所灭，但那已经过去了，因此大家不要总是以敌视的目光对待朝廷，就像我不会以敌视的目光对待明太祖陵墓一样。他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江南地区那些反清势力。

首次南巡，乾隆主要带着这几个目的而来。在巡视了一遍，达到了想要的目的后，他再次来到了黄河边上。对于他来说，其他事情都可以慢慢进行，唯有水利工程刻不容缓。江南地区每发生一次水患，都会有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他不愿意再见到水患造成的人间惨剧。

乾隆同随行大臣商议，筹定了洪泽湖五坝水志，以期通过这些完善水利工程，减少水患的发生。他提出的第一点要求就是，永远禁止开放天然坝。不得不说，他是个细心人，观察入微。在南巡中他发现，洪泽湖在汇聚清河、淮河、汝河的水流之后，水量变得极大，而能够起到保障作用的，则只有高堰一个河堤。天然坝是洪泽湖的尾坝，常常被治河大臣们用来泄洪，这导致下游许多州县，都受到这个泄洪坝的危害。了解到这些情形让他十分生气，他曾质问当地的河工大臣：设立堤防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的，但是为什么老百姓仍然受到灾害？那么设立这些堤防又有什么用？上游开闸放水以求自保而让下游百姓深受其害，根本就是自私自利的行为，要坚决杜绝。

《五坝水志》的第二条，是确立仁、义、礼、智、信五坝开放原则。通过考察，乾隆制定了一系列开放“仁、义、礼、智、信”五坝的原则。具体是，要等到“仁、义、礼”三坝已经过水到三尺五寸，但还不足以减缓湖水上涨时，才能开挖“智”坝土堤。如果这样做还不能减缓湖水上涨，则再挖开“信”坝土堤。乾隆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尽最大限度地保证百姓的安全。

还有一条是，把“信”坝北雁翅以北的土堤一律改为石堤。乾隆在他处视察水利时，已经这样做过了。土堤换石堤，可以提高堤坝的坚固度，防止水患的发生。

事实上，《五坝水志》只是乾隆视察江南水利的一个缩影，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完善水利。他曾经告诫当地的治河大臣：“河臣管理治理河漕，是几千里沿岸百姓生命的维系，因此大意不得。每一名河臣，都必须任劳任怨地管理好河道，方才不负朕之所托，不负沿岸百姓厚望。总而言之，河不可不治，而无循其虚名；工不可不兴，而必归于实。”这些，其实是乾隆的心声。

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四日，乾隆从南京返回北京，第一次南巡结束。这次南巡，往返行程水路共计五千八百里，历时五个多月。

应该说，第一次南巡非常顺利。通过这次巡视，乾隆为江南地区的管理做了一次大梳理，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很显然，这对于他的治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