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并济_关于乾隆的事迹

宽严并济_关于乾隆的事迹

甫一即位，乾隆就以“宽”和“仁”赢得了全国臣民的欢心。在臣民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仁君。

但是，他明白凡事过犹不及的道理。他的父亲雍正治国过严，有“暴”的倾向。他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但却也明白，过于柔仁就会变成懦弱和无能了。他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形出现，否则如何管理国家？

即位之后，他对皇父的治国策略做了调整，提出了“宽严相济”的主张。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他认为，治理天下应该取“中”，也就是说有宽也要有严，宽严并济，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

可以说，乾隆的治国纲领是以“宽”和“仁”为主线，以“严”为辅线的。他翻旧案，释放了还在囚牢中的叔叔，使那些被雍正开除宗籍的皇室子孙恢复身份；他释放了一批获罪官员，更是免除了很多人的欠款，使他们不再受流离之苦；他颁布政令，采取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得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怎样看，他都是一位以宽仁治国的贤君。(www.guayunfan.com)雍正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六日，他下令将贵州苗疆用兵视为“紧急之事”。

雍正末年，贵州地方苗变。由于当地官兵剿抚不力，应变欠妥，以致变乱扩大。无奈之际，清廷派出钦差大臣，赶到贵州统筹全局。但是，钦差大臣张照行事乖张，不懂军事，而且气量狭小。他“挟诈怀私，扰乱军乱”，结果使得变乱更是难以收拾。天高皇帝远，雍正管不着，便有了“弃绝苗疆”的念头。

雍正死前，乾隆一直在以皇子的身份负责苗疆军事事务。他对于这件事的内情，知之甚清。他虽然不赞成“弃绝苗疆”，但却不敢违背雍正的意思。直至登基之后，他便“违反”父意，开始想办法解决苗疆之乱了。他知道，动乱一天不能平复，百姓就得继续受苦。

对于苗疆之乱，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认为，过去对苗疆用兵之所以会失利，除了文武不和、剿抚未定之外，主要是兵力没有集中攻苗，以致效果极差。计议已定，他任命张广泗为经略，让他拥有政军大权，率领六省支援官兵，直奔苗寨。乾隆元年（1736）六月，清军平定了贵州的苗变。

战争不是乾隆的目的，之所以出兵平苗，是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能够过上太平日子。贵州苗变平定之后，他免赋设屯，尊重苗俗，安定苗区，对待苗民施行了极为优厚的民族政策。结果，苗民生活是越来越好，自然也都遵纪守法。

即便是发兵平乱，乾隆还是不忘施行宽仁政策。他奉行儒家思想，决心以仁治国,以宽揽权。但是，他并非一味宽仁，对于那些胆敢反对新政的官员，他也能够严厉处理。

乾隆即位以后，户部尚书史贻直多次上书，陈述河南垦荒的危害。他说：“河南一带，因垦荒导致民不聊生，百姓卖儿卖女，就是为了应付国家的劳役。”乾隆听说后大为动容，遂下旨指责雍正苛严政治的积极执行者田文镜。他说：“河南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意思是说，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政策为主，实行高压管理。下属官员们，秉承了田文镜严苛的施政作风，使得当地百姓深受其苦。乾隆这几句话，尽显儒家仁政思想，官员们大多都能够揣摩圣意，改变施政作风。

河南巡抚王士俊认为，朝廷所谓的新政，其实就是推翻旧有的施政策略，以新充好。他并没有按照乾隆的旨意办事，督促州县开垦依然非常严厉。为此，乾隆把他调到四川任巡抚。

王士俊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贵州平越（今福泉）牛场渚浒人。他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考中举人，康熙六十年（1721）赴京会试，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任检讨。雍正元年（1723），他被雍正看中，到河南任许州知州，从此开始了官宦生涯。雍正年间，他以耿直闻名天下。

被调往四川后，王士俊不服，于是便上疏指斥时政。他说：“最近的一些奏折，都意图翻前朝的案，甚至有传言说，只需要将世宗皇帝（雍正）时候的事情翻案就是好的奏折。如果这个言论传到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几句话说得很严重，所涉及的面极广，暗指乾隆即位之后实行的一些新政。乾隆即位之后，实行新政，以宽仁治国，确实翻了一些前朝旧案。王士俊的胆子的确很大，他以指责群臣翻驳前案为名，影射新君，甚至暗指乾隆翻案实为不孝。

实际上，王士俊是一个好官，但是他的思想却有些过于守旧了。他完全否定了乾隆以宽代严、革除弊政的施政理念。更要命的是，王士俊为官耿直，而且久享盛誉，他的言论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不加制止，让他的言论流传开来，那么新政不仅难以继续实施，乾隆也会成为“不法祖德”的不孝子，支持新政的大臣们也会变成“趋炎附势之徒”。王士俊还是一个耿直的好官，只是他看问题的眼光过于狭隘了。

乾隆看到王士俊的密奏，十分震怒。他马上在奏折上严批申饬，将奏折发于大臣们传阅。随后，他在养心殿召见王士俊，将其痛骂一顿，称其言论是“欺君悖理”。乾隆对大臣们说：“新政的施政方针与前朝并无二致，祖父、父亲与我的想法，原本就没有丝毫的差别。之所以要翻一些旧案，是因为任何政策实行久了，都会产生一些弊端，造成一些错误。因此，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有效性，这是自然规律。但是这个王士俊，分明在指责我别有用心，他到底是什么居心呢？”

这一段话，显示了乾隆内心的愤怒。他确实应该愤怒，违反祖制，这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之行！乾隆即便再宽容，也不能容忍这种指责。他是真的发怒了，准备严惩处王士俊。在大清律法里，王士俊的确构成了犯上之罪，仅这一条，他就有被斩首的资格。

不过，乾隆始终是一个宽仁的贤君，他免了王士俊的死罪，将其驱逐返籍为民。

尽管乾隆一心推行新政，但朝廷中的阻力还是很大，像王士俊一样反对新政的官员还有很多。他们已经习惯了雍正时期的严政，一时间很难更改过来。甘肃巡抚许容反对新政，也视乾隆的谕令为无物。

甘肃发生旱灾，庄稼歉收，乾隆闻之立即下令赈恤灾民。这本是件好事，但事情从许容身上往下执行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许容恪守雍正时的旧规，仅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每日三合，小口每日二合。合是古时的计量单位，一斗为十升；一升为十合。按每升一点五公斤计算，那么一合就约重一百五十克。大口人家，每日仅有三合救济口粮，确实有些太少了。乾隆知道后，十分不满，下谕说：“宽政莫先于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为国踊跃捐粮。现在遇到粮食歉收，国家应该加恩赈恤，怎么如此刻薄呢？你做事有些太过斤斤计较了。”他实在无法重罚许容，因为其是按照雍正旧规在办事，只是略加警示，希望其能以百姓为重。

然而，许容并没有按照乾隆的谕示办事。当然，他并不是故意抗旨不遵，而是认为自己做得没有错。

这又是一个顽固的守旧大臣！

乾隆恼火了，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横亘在新政的路上。于是，他决定严惩许容。他先是降旨痛斥了许容，然后又暗示大学士查郎阿弹劾许容隐匿灾情，祸害灾民。在过去，暗示大臣进行弹劾，是皇帝惯用的伎俩。借着这个由头，乾隆下令将许容押解来京，并交由刑部治罪。他虽然并没有处死许容，但却凭借着雷霆手段，重重地警告了满朝文武———谁再敢抗旨不遵，阻碍新政，将绝不容情。

乾隆说，对那些“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此则拂人性、逆人情者”，要严以查办。这几句话，显示出他宽仁施政的决心。在他的坚持下，朝廷中一大批官员因“严刻”而被处置。

事实上，乾隆以严厉手段处置那些反对新政的官员，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独揽大权。通过这一系列的严厉惩处，前朝大多数官僚越来越惧怕他，再也没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当那些顽固守旧的大臣们被肃整之后，他对手中权力的运用，便越来越顺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