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决策_关于乾隆的事迹

错误的决策_关于乾隆的事迹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乾隆派遣大学士杨应琚从陕甘称督云南，开始征缅。

杨应琚字佩之，号松门，祖籍辽海。他是汉军正白旗人，初由荫生授户部外郎，然后仕途越走越宽。乾隆年间，他累迁两广总督，后调任闽浙总督，再移陕甘总督，拜东阁大学士。可以说，乾隆对他寄望很厚，希望他能够接替刘藻，肃清云南边境。

刚开始的时候，凭借运气，杨应琚打了几次胜仗。原来杨应琚刚到云南时，正好赶上缅甸境内瘴疠大作。为了躲避疫情，缅军只好渐次从边界撤退。缅军的“退”，给了杨应琚机会，他指挥清军趁机夺回了孟艮和车里等地。

随着失地的渐次收复，普洱地区开始平定下来。于是，杨应琚派出官兵正经界、集流亡、厘户口、定赋税，使这里的统治秩序渐渐恢复稳定。乾隆闻之大为高兴，颁下谕旨，下令加恩边地土司豁免钱粮。缅军滋扰边境的问题，总算是告一段落了。(www.guayunfan.com)前任总督刘藻至死没有办好的事，在杨应琚手中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这使杨应琚傲慢起来。回到昆明以后，他和下属官员一起商讨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他此时信心膨胀，很轻易地便听信了腾越副将赵宏榜的煽惑，以为缅甸首领势力孤单，容易征服，便决定出兵征缅。

抵御缅军和出征缅甸，根本就是两个层次的战争，必须要慎重。有些老成持重的将领劝他，认为“边衅不可轻开”。但是他却并不听取，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要博取更大的军功。于是，他向乾隆上奏，声称缅甸可攻取，并说有些土司怨缅王残暴，情愿归附。

杨应琚“缅甸可攻取”的依据，来自于腾越副将赵宏榜。可是，赵宏榜的依据又是什么？原来，赵宏榜年轻的时候，在缅甸做过波龙厂厂丁，对缅甸的情况略有了解，和当地的某部头人亦有往来。他的确知道一些缅甸的内幕，但所知却极为有限，毕竟是多年前的旧事了。这次他为了邀功，便极力宣扬缅甸容易战胜，极力陈述缅甸木邦等土司愿意内附。而杨应琚根本就没有做过调查，便轻信了赵宏榜的话。

战场上，消息的准确性，往往决定了战争的胜败。杨应琚的做法，已然犯了兵家大忌。

乾隆身在北京，自然不能对缅甸的情况了若指掌。他以为“杨应琚久任封疆，夙称历练，筹办一切事宜，必不至于轻率喜事，其言自属可信”，相信了杨应琚的奏报。但是，他还是慎重地告诫杨应琚：“但其地究属辽远，事须斟酌而行，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调发克期奏功，不致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时集事。倘必须劳师筹饷，或致举动张皇，转非慎重边徼之道。”他甚至再三嘱咐：“务须详审熟筹，期于妥善，以定进止。”

即便是非常信任杨应琚，乾隆还是有所保留。他是天生的军事家，知道一名将领在把握战机时必须做到慎之又慎，因为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就会面临失败的厄运。

但是，杨应琚显然没有做到“详审熟筹”，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兵立功了。他再次上疏，声称“不敢坐失事机，亦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自己并不是冒昧喜功，只是缅兵屡次侵扰云南边境，若不乘时办理，恐怕土司地区不得安宁。为了让乾隆相信确实是“事有可为”，他甚至在奏折中说，已经派木邦土司可靠属人，潜至缅甸，将其地方广狭道路险夷，暗中详绘地图，不日即可进呈御览。而且，预备调拨兵马等事，也早已秘密布置妥当。言下之意，只要皇上一声令下，出兵缅甸必定会胜券在握。

乾隆传谕，嘉奖了杨应琚，但仍然不敢贸然出兵。乾隆不是不敢下令出兵，也不是迟疑犹豫，他只是想稳中求胜。毕竟，征缅是件大事。

杨应琚立功心切，见皇上迟迟没有回复自己，便再次递上奏章。为了打动乾隆，他在奏章中特别谈到了缅甸人的现状，说缅甸土司早已解体，内部十分混乱。而且，准备归降的木邦土司已将缅王监视人杀死，希望清军能够迅速至境。他还声称，自己已经调拨了三千兵马，准备前赴木邦受降。为了使乾隆更相信缅甸确实好打，他居然捏造信息，说缅甸王见大势已去，欲悔罪求降，故特请旨办理。

乾隆看到这道奏章后，龙颜大悦。既然缅甸王都“悔罪求降”了，那么大清王朝岂有不允之理？他颁发谕旨，称赞杨应琚“所办甚好”，对其进行了赏赐。当然，他也同意了杨应琚的请求。

三番五次上疏请旨，终于得到允准，杨应琚喜不自胜。他匆忙整顿军马，率军离开了普洱，前往永昌接受木邦土司投降。他以为，凭借清朝国威，出兵缅甸自然是手到擒来。

为了保证征缅更加稳妥，出兵前，杨应琚派人在缅方传说，声称天朝已经集结了陆路兵三十万，水路兵二十万，大炮一千门，驻扎于边境以待缅军投降。如若不降，则五十万大军将大举进攻讨伐。他是想以此来震慑缅人，使其不战而降。实际上，当时清军仅仅集结了不足两万人陆路兵，至于水路兵和大炮，则属于虚张声势了。

这招虚声恫吓，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军很顺利地便入了缅境，进据了蛮暮、新街等地。杨应琚窃喜，以为大功即将告成。可惜的是，缅王并没有“悔罪求降”，他得知清军进据蛮暮、新街的消息后，立即大举反攻。

缅王共集结了三万精兵，兵分四路，大举反攻，清军败退，后又乘势分别从边境的五个关口进行奇袭，声势浩大。清军兵弱，又加之准备不充分，仓皇应战中纷纷溃散。坚守新街的副将赵宏榜也遭到了缅军的强烈进攻，大败而逃。之前响应清军的土司见缅军势大，也只得随着清军残兵逃回云南境内避难。

杨应琚又惧又忧，犯了痰疾，他向乾隆报告了自己的病情，但却没敢如实报告战况。乾隆不疑有他，非常关心他的身体，调两广总督杨延璋去云南暂代军务，同时让杨应琚长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去云南探视父亲并为监军。乾隆以为杨应琚是劳累所致，故派人为其分忧。为了能使杨应琚早日“康复”，乾隆甚至让大学士傅恒之子福灵安带着御医千里迢迢去云南为其“治病”。

但是乾隆万万想不到，杨应琚的痰疾根本不要紧，他患的是“心病”。

一战惨败，让美梦中的杨应琚彻底惊醒。之前在乾隆面前已经夸下海口，此时战败使他忧心忡忡，这该如何交代？为了挽回败局，他迅速调集一万五千余军马，分路出击，希望能够击退缅军。

但是，缅军却并不像他想象中那样不堪一击。永北镇总兵朱仑出铁壁关，攻楞木，企图进击蛮暮，收复新街，但是却在楞木失利。水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带兵攻打木邦，同样功亏一篑。相反，缅军却趁着清军败退之际，一鼓作气，先后攻下了铜壁关、万仞关、户撤、陇川等处。更使杨应琚心惊的是，清军游击马成龙、班等以及都司徐斌、守备高乾等人，尽皆在混战中身亡。

清军一路败退，杨应琚刚刚升起的希望又破灭了。他不敢、也不能向乾隆报奏实情，他清楚地知道乾隆的性子。那么怎么办？无奈之际，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谎报军情。照理说，杨应琚不至于这么大胆，可是在兵败的打击下，他竟然愚蠢地以为，山高皇帝远，谁也不会知道真相。

于是，他向乾隆呈上“捷报”，声称清军大捷，斩杀缅军万余人，并说有缅军头目来营，恳请罢兵归降。杨应琚毕竟不傻，知道谎言就是谎言，终究会被拆穿，可是如果能够“议和”，那么就能很好地掩饰之前的谎言了。

可是，杨应琚还是低估了乾隆的智慧。带着御医来给杨应琚治病的福灵安，其实肩负着另一项使命，那就是探查前线战况。乾隆虽然信任杨应琚，但却还没有到偏听偏信的地步，他喜欢派出自己的“耳目”，眼见为实。结果，福灵安的奏报同杨应琚的“捷报”完全不同。乾隆知道，自己被这位信任的大臣欺骗了。

了解到实情之后，乾隆大为震怒，下令革杨应琚大学士与云贵总督职，将其逮捕入京，廷讯后赐其自尽。至于云贵一带有关与杨应琚一同造假欺罔的官员，都革职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