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空军首脑机关的清查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对空军首脑机关的清查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对空军首脑机关的清查

空军机关是林彪控制很严的单位，是受林彪破坏的“重灾区”，理所当然地是清查工作的重点，李德生给予了特别关注。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空军成立了曹里怀等同志组成的五人小组，协助李德生开展工作。总政派往空军机关的工作组也迅速进驻，立即开展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李德生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同志一起，对几个小时来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研究。李德生说，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三叉戟飞机不经过正常手续，居然能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北戴河；总理追查的时候，竟然没有人知道。李德生提出：“这么大的事，谁能够有权放飞？”经过分析，大家认为有几个人是关键人物：一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他可以直接向西郊机场发命令；二是胡萍，他是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师长，可以直接向该师下达命令；三是林彪那里，因为这架飞机是林彪专用的。李德生决定，要把几个方面的线索，一一查下去，特别是胡萍那里要搞清楚，因为无论是谁动用飞机，要避开他是不可能的。李德生强调，要指定可靠的人负责，既要迅速，又要保密，把问题查清楚。李德生当即果断决定，在空军机关，将直接放走256号飞机的副参谋长胡萍、主持制定南逃广州行动实施计划的副参谋长王飞等人收审。经过请示周恩来，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进驻34师，负责查明情况。

9月19日下午，周恩来当面向吴法宪、李德生交待，由李德生负责，把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那份名单上的人都送到亚非疗养院去监管起来。翌日凌晨3时，李德生把吴法宪、梁璞找来，辨认名单上的人。这些人梁璞全认识，都是空军司令部的。李德生指定梁璞具体承办这件事，他自己则先到亚非疗养院去作准备。在李德生的组织和督促下，名单上的这些人很快都送到了疗养院，被监管起来，周恩来交代的这件事就这样连夜办妥了。

周恩来还指定，空军机关传达林彪叛逃事件，由李德生和吴法宪共同负责。9月20日上午，空军召开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大会，由李德生传达了中共中央57号文件，吴法宪传达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和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最后，李德生还表示，吴法宪多次向他作了自我批评，他都报告了周恩来。20日下午，在李德生、杨德中参加下，空军开始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与此同时，各大部也分别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文件，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的阴谋活动。李德生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还和吴法宪一起，先后找正在北京301医院看病的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泉、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刘懋功谈话，让他们迅速回去主持工作，掌握好部队，遇有问题，多请示、多报告。(www.guayunfan.com)

李德生在找空军党委的几个常委谈话时，与林彪的干将吴法宪也进行了直接交锋，加上进驻空军机关总政工作组的查证，以及空军机关干部的揭发，林彪、林立果和吴法宪的阴谋活动，逐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越来越清楚了。

吴法宪为效忠林彪，背着毛泽东、党中央，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年初，叶群找到吴法宪提出：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吴法宪却表示，把林立果放到空军司令部则更好一些，以便让他直接管理和照顾。应叶群的要求，吴法宪将林立果安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了秘书，其科长正是那个后来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骨干的周宇驰。吴法宪、周宇驰还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让他入了党。不久以后，在叶群的授意下，吴法宪又将参军仅两年的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与此同时，为了讨好林彪夫妇并在姐弟之间搞平衡，吴法宪还将1965年到《空军报》社工作的林立衡任命为该报副总编辑。为了配合林彪在庐山向党发动进攻，吴法宪让林立果在空军“三代会”上作所谓“讲用报告”，其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吴法宪狂热吹捧这个报告是“放了一个政治卫星”，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更有甚者，总政派到空军机关的工作组在查看空军党委会议记录时，发现1970年7月6日的一次常委扩大会，有“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

工作组还查到，1970年7月14日，空军政治部党委竟然搞了个“讨论空军党委常委7月6日办公会精神纪要”，提出了“五条措施”：（一）对林立果、林立衡必须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二）必须向林立果、林立衡请示报告；（三）坚决执行林立果、林立衡的指示；（四）向林立果、林立衡学习；（五）抓紧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李德生看到这个材料后立即将它报送周恩来。周恩来要求将此事真相查清，后来他还指出：空政纪要中提出的这“五条措施”，是最封建、最买办、最法西斯的。[7]1972年8月，周恩来、李德生等在找林立衡谈话时，曾提到这个“五条”。林立衡当即说明：“他们搞那个‘五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知道，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那个‘五条’的。”当在场人员证明确有其事时，周恩来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嘛！”

正是在吴法宪等人制造的封建法西斯气氛中，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小皇帝”。他网罗了一批骨干分子，组成代号为“联合舰队”的反革命别动队，成为林彪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核心组织。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不久，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按照林彪的旨意，研究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计划。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这个计划整理成文稿，这就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查获的那份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3月31日深夜，他们又召开了有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上海空4军原政委王维国、杭州空5军原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571工程”纪要》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