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五・一九”讲话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林彪的“五·一九”讲话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林彪的“五·一九”讲话

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的任职命令公布后不久，1970年5月19日下午，总政突然接到林彪办公室的通知，说是林彪要接见总政领导和各二级部长。李德生和黄志勇、田维新两位副主任，以及各二级部长，按照规定的时间，一起坐大交通车来到林彪住地毛家湾。秘书、警卫员都没有让去参加。

当李德生带领大家到达林彪住地时，黄永胜、吴法宪早就到了。这是林彪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接见李德生和总政其他领导干部。

在接见一开始，林彪逐一询问到会人员的姓名、年龄后，以一连串“新”字说了一番赞扬总政的话。他说：“总政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是个新班子，是新气象，已经看到了新的做法，将来会有新的成就，部队里头会出现更新的面貌。”

在接见中，林彪仍然是大肆兜售他的把“政治”推向极端的那一套“突出政治”的货色。(www.guayunfan.com)

林彪标榜自己一贯对政治有兴趣，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他说他在东北首先也是搞政治的。他主持军委工作十几年，重视的还是政治。他说：“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对政治有兴趣。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之所以这样做，他说他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主席一贯搞政治，我是学毛主席的。他的法有效，我也学他的法。地方是搞群众的政治，军队是搞军队的政治，首先是搞思想革命化。”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政治要摆在第一位，不能摆在第二位，也不能平均一样摆，你们要把这个思想扎下根来。”

林彪以政治工作权威自居，大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方法。他说：“上面就是抓政治，全部工作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跟上面，就是跟毛主席，跟毛泽东思想，这是搞政治的办法；抓底下，就是抓基层，抓典型，也是搞政治的办法。还有个中间的问题，本身的问题，就是搞自身革命化，自己要革自己的命。要不断求进步，不要停止，不要后退，这样子才好。”

林彪告诫与会者说：“你们可不能认为搞政治是老一套，没有味道，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卖‘狗皮膏药’，不要上当，不要听他们那一套。就要像吃饭一样，饭要天天吃，像呼吸一样，一个人离开了空气几分钟就憋死了，就没有生命了。要把政治当空气一样不能离开，军队才有生气，才有创造，才有战斗力。可不要认为老一套没有用。”“老一套很管事”。

林彪在标榜自己是坚持搞政治第一的同时，却别有用心地攻击别的军委领导同志是搞军事第一，搞技术第一。他还批评说很多问题不找他，不走正道，不走合法的组织路线。他不满地说过去总政保卫部有人专了他的政。

在接见中，林彪再次以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名，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在大讲“顶峰论”之后，又创造出“中心论”。他说：“对部队无关的问题，对全国无关的问题，对世界无关的问题，向后排，要放在第五等的地位，一等不行，二等不行，三等不行，四等不行，都不能放，稍带一点可以。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其他不能放在首位。”“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部队的灵魂，是活生生的灵魂，是万古长青的，我们要一代一代地永远传下去。”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林彪在接见最后说的一句话是：“那好，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成就。”但叶群退回来的总政整理的记录稿中，却煞费心机地将这句话改成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林彪的上述表演，充分表明林彪一伙真不愧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手”！

联系到后来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演，不难看出，林彪提出的“中心论”只不过是他后来抛出“天才论”的序幕而已。从“顶峰论”到“中心论”，再到“天才论”，都是唯心论，都是林彪一伙为篡党夺权而制造的理论。

在接见中，林彪还暗示，李德生当总政主任，是他选的，是他要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一个丘八管秀才。黄永胜、吴法宪、叶群也在一旁帮腔吹捧。林彪说：“什么人当主任？我想来想去，要搞一个军事干部。”“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要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司政后都要这样，军事干部为什么不可以？当然，政治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无论军事干部、政治干部，都要靠毛泽东思想做工作，靠政治做工作。”“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他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听毛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跟毛主席走。他们上的是革命大学，上的是毛泽东思想大学。”

作为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与总政干部见见面，讲讲话，应当说是完全正常的事，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对于就任总政主任不久的李德生来说，林彪是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而且他提出的“四个第一”曾受到过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这一段当年广为传颂的语录，在李德生的头脑里打有很深的烙印；而对林彪在暗地里搞阴谋活动，妄图抢班夺权，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李德生当时对林彪是很敬重的，对他的讲话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的。在林彪讲完话后，他出于下级对上级应有的尊重，作了这样一个表态：“林副主席的接见，是对我们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在林彪接见时李德生讲话的全部内容。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把李德生的这一表态说成是“上了林彪的贼船”的证据，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撇开当时的历史条件，用后来的眼光去批判先前的认识，那是“四人帮”诬蔑他人的惯用手法。

尽管如此，李德生对林彪讲话的某些内容还是有感觉的，认为林彪对总政治部的要求，同毛泽东讲的不完全一样，但又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需要讲得多一点、具体一点的缘故。李德生认为，对于这些差异，不敏感不行，过于敏感也不行。因此，他当时想得并不多，也不深，更不可能去想其背后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但是，至少有一点他觉得不大对头，这就是他当总政治部主任，在半年前刚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就同他本人谈过，讲得非常明确，而且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了解也是很具体的，谈话中也未提及林彪对此事的态度。李德生不由得产生了疑问：我当总政主任怎么突然成了林彪选的呢？

后来揭发的事实表明，林彪是很看重“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队政治思想战线上最高指挥员的位置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先后向毛泽东提出由黄永胜、关锋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但终因毛泽东没有同意而未能得逞。总政治部被“砸烂”、被“军管”以后，林彪又想从吴法宪、李作鹏中任命一人当总政治部主任。如能这样，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掌管总参谋部，邱会作掌管总后勤部，吴法宪或者李作鹏掌管总政治部，这样三总部就全由他控制起来了。然而这样的大事林彪也还不敢公然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议论此事时，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谢富治表示，“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你就合适？”此后，林彪一伙又一再拖延，直到1970年4月30日，才向全军公布了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

在林彪接见后的第二天，5月20日，李德生在总政整理好的林彪讲话记录稿上写了“请叶群同志阅示”几个字，报送林彪办公室。5月21日，经过李德生批准，总政治部向军委办事组上报了《学习林副主席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同志时的重要指示的报告》。7月3日，总政治部又向军委办事组上报了《关于贯彻落实林副主席“五·一九”重要指示的几项措施的报告》，提出了五条措施：一是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永远坚持“老一套”；二是抓基层，了解下面情况；三是深入考察，了解干部，配好各级领导班子；四是加强对解放军报社的领导，认真办好解放军报；五是以林彪为光辉榜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自身的革命化。

鉴于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一再要求，不准随意印发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林彪的“五·一九”讲话，党中央、中央军委也未批准以“红头文件”正式下发，所以李德生和总政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后，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于6月15日通知各大单位，林彪的“五·一九”讲话，“口头传达给军、省军区和相当于军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并组织大家学习，贯彻执行。学习和贯彻情况不要出简报，可用电话或写信的方法向总政反映”。6月26日，总政治部再次电话通知全军，重申了“不出简报，不发电报”的规定。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李德生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事的，是光明磊落的。但是，在林彪反革命军团覆灭后，“四人帮”竟然利用林彪的这次讲话大做文章，大批李德生，硬说他上了林彪的“贼船”，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