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有抓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有抓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有抓

清查“五·一六”（“五·一六”组织或分子的简称）被称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战略部署”，它要清查的是所谓把矛头“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然而其结果却是伤害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和群众，制造了难计其数的冤假错案，后患是无穷的。

在贯彻执行这一“战略部署”过程中，李德生表现出政治上的稳重和独特的智慧，那就是在他主管的地区和军队单位中，既开展了此项工作，清查了“五·一六”，又没有抓一个“五·一六”分子。李德生这种政治上的勇气来源于思想上作风上的实事求是和出以公心。在他看来，实事求是是我们从事任何工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所谓“五·一六”，原指北京市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群众组织。他们从1967年1月起，就打着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多次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发生后，社会上一些人又开始“炮打周恩来”，诬其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在江青一伙的煽动和操纵下，1967年社会上刮起的一股“反周风”，一度有愈演愈烈之势。

5月17日，即《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第二天，江青把南开大学红卫兵从旧报纸上弄下来的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江青此举矛头所向再清楚不过了。为此，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说明此事纯系敌人伪造。毛泽东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时隔8个月，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又明确指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9](www.guayunfan.com)

“五·一六”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67年5月29日，他在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反映社会上攻击周恩来情况的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10]反周活动也遭到了广大红卫兵群众的反对。5月24日，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发表声明指出：不要对周总理有任何怀疑，攻击周总理将被视为反革命行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做工作。陈文达解释说：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五·一六”仍我行我素，活动频繁。6月30日至7月1日，他们召开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并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武汉七二○事件后，他们又到处散发“20个为什么”、“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等攻击周恩来的传单。与此同时，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八·七讲话”，挑动外交部姚登山等人夺外交部的权，导致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大使馆等严重的涉外事件，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这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红旗》杂志第12期借纪念建军节之际，发表了林杰起草、关锋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在这篇社论的影响下，全国立即掀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恶浪。

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中，“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刘少奇等“走资派”。这个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就又冒出来了“打倒周恩来”和“揪军内一小撮”，这无疑是乱了套。不听招呼的王、关、戚和“五·一六”，显然已蜕变为异己力量。

为了抑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毛泽东决定批判和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集团。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在文章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干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人民解放军的罪恶勾当，应予彻底揭露。后来毛泽东在1970年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进一步明确指出：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天下大乱，全面内战，到处分两派，相互打。这样一来，少数坏人就暴露了，“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关、戚和“五·一六”首要分子被抓了起来，各院校“五·一六”组织也被全部摧毁。应该说，到这时，原本意义上的“五·一六”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江青一伙狡猾地利用了毛泽东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指示。1967年9月5日，她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的会议上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他们对我们一些好人都整了黑材料。这个“实际上”，这个“一些好人”，表明他们把反对林彪、江青和对当时的革委会有所怀疑和持反对情绪的人，都视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们的这种做法，还可造成错觉，使人们以为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周恩来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做铺垫。这个中央领导的“九五讲话”，在安徽全省到处散发和张贴，影响很大。李德生看了江青等人的讲话后陷入了深思，这样搞要牵扯多少人啊！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控制和导演下，一个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李德生告诉笔者，当时有的地区抓了一二十万“五·一六”，甚至有的大军区副司令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这位副司令气得拍了桌子，发了脾气，质问有关领导为什么把他打成“五·一六”？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李德生时刻关注着安徽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当他得知霍邱、皖南等地，不从本地实际出发，不听统一布置，对清查“五·一六”闻风而动，搞了扩大化，就立即召开全省会议，坚决予以制止，防止了这种现象的蔓延。

这时，安徽省负责清查的有关部门，几次向李德生请示，说是别的地方行动快，已经抓了多少多少，有的地方从下到上都抓出了“五·一六”分子，我们怎么办？

李德生答复说：要认真细致地清查。对反党、反周总理的“五·一六”分子，一个也不放过。在没弄清事实以前，一个也不能抓。后来，经过给少数头头和活动分子办学习班，搞内查外调，结果发现安徽没有“五·一六”分子。

这时，又有人问李德生怎么办？他回答说：没有“五·一六”就是没有“五·一六”，还抓什么“五·一六”？

就这样，在李德生的指导下，安徽省有关部门从实际出发，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抓。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时隔两年，到了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对抓“五·一六”又作出新的指示，强调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要彻底清查“五·一六”。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在全国清查“五·一六”运动。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把类似“五·一六”那样的反革命秘密组织都清查出来。通知指出：清查“五·一六”分子时出现了两种偏差：一方面是“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是清查“五·一六”出现的扩大化倾向，“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李德生参加了讨论这一通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清查“五·一六”要防止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他的“特别警惕和注意”。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以统一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决定》强调，在清查中，要防止扩大化，要重罪行，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认真执行“给出路”的政策，清查的重点在北京。毛泽东还曾指出：“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11]

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对清查“五·一六”分子出现偏差的批评，使李德生更清醒地认识到掌握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对如何把握清查“五·一六”的度心中更有了数。因此，在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李德生自始至终地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不看风向，不赶浪潮，严防扩大化。做到有一个就抓一个，没有就一个也不能抓。身兼军地多个领导职务的李德生，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在整个运动期间，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抓。总政文工团在恢复工作中，还吸收了被诬为“五·一六”而未作结论的文艺人才入伍。有关同志感慨说，如果不是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李德生不仅在清查“五·一六”中，而且在整个“三支两军”工作中，凡涉及对人对事的处理，他都特别慎重，坚持严格掌握政策，实事求是，凭事实说话，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随意下结论。本着这个精神，李德生在自身的权限内，既没有定性一个“走资派”，也没有抓一个“叛徒”、“特务”。即使被江青点了名的，他也没有跟着跑，没有随风倒，而是最终让事实来作结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在1972年7月2日批示“照发”的关于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中说：煽动极左思潮的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这就清楚地表明，不能随便把对某领导有意见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李德生从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严格掌握政策，是稳定局势、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前提，是万万不可疏忽大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