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抓组织重要”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还是抓组织重要”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还是抓组织重要”

这时，李德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党与“四人帮”的决定性斗争在所难免。这将是一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斗争。李德生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去探望了叶剑英。

叶剑英在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工作时，李德生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毛泽东去世以后，叶剑英和李德生又都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因此，李德生决定前去拜访叶剑英乃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毛泽东逝世前，叶剑英已被迫“养病”，处于“半打倒”的境地，但他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国家和军队的大事。在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叶剑英依然显示了“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风采。他决心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对毛泽东逝世的最好悼念。为此，叶剑英与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局委员，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听取意见，商讨对策。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直接找叶剑英谈过，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聂荣臻也通过杨成武向叶剑英提出了对“四人帮”“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看法。甚至代理叶剑英职务的陈锡联也与他保持联系。叶剑英还与华国锋、汪东兴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看法完全一致。汪东兴认为，如果有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本来在政治局就没有多大威信的“四人帮”解决起来就好办。

李德生驱车来到了军委领导人驻地叶剑英的15号楼，叶剑英热情地接待了他。(www.guayunfan.com)

坐下之后，话题自然谈到了“四人帮”。叶剑英向李德生介绍了“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情况，谈到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

在李德生对调到沈阳以后，因为京外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参加得较少。所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有些李德生原来就知道，但也有一些是不知道的。通过这次交谈，李德生对毛泽东的有关批评指示，有了更多的了解。

叶剑英对李德生说，毛泽东对“四人帮”心中是有数的。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特别是去年4月对他们的批评够厉害的了，要不6月我们开军委扩大会议讲整顿，他们怎么会憋着气一言不发呢！

李德生静静地听着叶剑英介绍完有关情况后说，毛泽东生前对他们进行了那么多的批评都不起作用，现在毛泽东去世了，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的。

叶剑英说，他们已经野心毕露！千方百计地在争夺最高领袖地位。江青手中已经有不少“劝进书”了，这是她的“嫡系部队”写的。

李德生说，毛主席曾说“四人帮”迫不及待，看来一点也不错。

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等人拉大旗，作虎皮，伪造并大肆渲染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遗嘱，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在谈话中，叶剑英还询问李德生，有没有听说过毛泽东的这个临终遗嘱。李德生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得知，叶剑英不仅向李德生查询了这个情况，而且还向政治局的许多同志做过调查。一次，叶剑英在与江青面对面的对质中说：“我不晓得这个临终遗嘱的来路。”“我问过许多人，先念、徐帅、聂帅，还有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没有一个清楚的。我们这么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都不晓得，岂不怪哉！”江青虽然像泼妇撒野一样，大闹了一通，但在叶剑英的凛然正气面前还是被镇住了。

这时，叶剑英沉思了片刻，伸手打开了身旁的收音机，看着李德生说：“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

为了听清叶剑英的话，李德生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叶剑英随即又将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事实上，“四人帮”对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已进行监视。叶剑英曾发现他的电话机被电话线绕着，明显地是一种记号，胆大心细的他用完电话后，照原样放好，不露痕迹。

接着，叶剑英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明白，叶剑英是在用这种方式征求自己的意见，向他打招呼，要果断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会意地点了点头，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还是先抓组织”。

李德生告诉笔者，叶剑英除了同驻京部队的各大单位领导人打招呼外，还与京外的一些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同志也谈过话。叶剑英要求这些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以备万一。

9月18日，李德生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即回到沈阳。李德生时刻注视着北京的政治动向，观察着江青等人的种种活动：

——9月19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说是要讨论重大问题，并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要参加常委会；

——9月29日，江青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妄想当党的主席；

——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诬蔑邓小平迫害毛泽东，鼓吹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10月3日，王洪文到平谷县讲话，说什么：“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

——报刊上还发表了一系列“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硬说毛泽东有个临终遗嘱，似乎应该由“四人帮”来接班。

李德生所听到的、看到的这一切，都不禁使他暗暗替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着急、担心。

“四人帮”在上面活动频繁，他们的小伙计们在下面也紧锣密鼓地加以配合。在沈阳部队所在地区也不例外。那位在1973年大学恢复招生时交了白卷而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的张铁生，专程从铁岭跑到了沈阳。

张铁生，本是1968年10月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落户的一名知识青年，表现一直较好。1973年6月，经推荐报考大学。在文化考试时，成绩不好。在理化考试时，他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在信中诉说了自己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专门去复习功课，所以成绩考得不好的情况。毛远新得知此事后，立即调阅这封信，并决定拿张铁生的信做点路线斗争的文章。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以及后来全国各地的报刊都纷纷转载了张铁生的信，一时间张铁生被炒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李德生说，“四人帮”本来就对国务院1973年批准大学招生时进行文化考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信号。张春桥说：“这样搞是复辟，把我们寄于希望的人都卡住了”。毛远新也附和着说：“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

张铁生被毛远新推上政治舞台后，到处发表文章，到处作报告，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毛泽东去世后，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省知识青年办公室发表谈话，把矛头指向华国锋、邓小平。他说，四届人大，他是以工农兵代表的身份进入常委会的，但却和一些进常委会的走资派坐在一起。去年7月至9月，鼓吹奇谈怪论的不仅是邓小平，“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他说：“邓纳吉是不是有人支持他，邓纳吉会不会再上台？”他还为毛远新叫屈，说：“远新政委长期以来，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真叫人不好理解。”

张铁生还跑到沈阳军区某部发表演说，危言耸听地说：“党内资产阶级、军内的资产阶级是当今世界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党内的资产阶级呀，在部队尤其厉害。”他煞有介事地宣称：“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担心。”

李德生说，“四人帮”一伙把手伸向军队时，军内也不是平安无事的。有人反映说，毛远新通知孙玉国，要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叶剑英得知这个异常情况时，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毛远新为什么不通知军区而通知孙玉国呢？孙玉国原是珍宝岛边防站副站长。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时，珍宝岛成了一个军事斗争的焦点。同年3月，苏联边防军连续三次侵犯珍宝岛，我军奋起反击。孙玉国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当上了党的九大代表，并代表军队在会上发了言。1973年，32岁的他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年，又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从此，他与毛远新交往密切。据称，王洪文还曾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当解放军副总长。

李德生认为，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要闹一场政治地震。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继续容忍他们倒行逆施了。李德生在稳定部队的同时，静静地等待着来自北京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