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介入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最初的介入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最初的介入

李德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从1967年初开始的。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这年1月，先是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

安徽的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尖锐地提出了军队应当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问题。1967年1月21日，安徽省群众组织计划召开大会，批斗省委负责人，要求军队支持，保护会场。为此，南京军区党委于当天给中央军委写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22日到23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四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21日14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毛泽东当时判断说，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甚至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也睡在我们的身旁。因此，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初，“打倒刘、邓、陶”的大标语已经贴遍全国，造反派正在揪斗各地“刘少奇的代理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也被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揪出来批斗。(www.guayunfan.com)

在接到南京军区党委报告的当天，毛泽东就作了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并且指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1]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又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无是处，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2]

1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强调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同时，要求“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下达后，军队开始大规模地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从1966年下半年军队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由于“文革”造成的混乱，严重危及一些核心、要害部门和机要单位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对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工厂、重要仓库等单位，或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派出军代表（必要时派出部队），实行军事管制，进行保护。此后，毛泽东又不断地给军队增加了新任务。

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毛泽东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引者注），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3]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4]到了1967年，鉴于“文化大革命”可能影响即将开始的春耕生产，中共中央于2月20日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并且建议人民解放军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于2月23日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干部战士立即动员起来，协助驻地农村，抓好春耕生产。要求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

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布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的决定。在这以前，毛泽东曾提出，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后来又要求对电台、金库、监狱、粮食等部门由军队派干部去领导管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3月19日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暂告一段落，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从此，“支左”成为“三支两军”的首要任务，而且是其核心内容。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2军奉命担负起驻地苏北淮阴、盐城地区的16个县（市）、385个公社的工厂、农村、学校的“三支两军”任务。

12军是1961年10月奉命由浙赣线移防苏北的，担负的任务亦由机动作战变为保卫海防。

苏北是个老区，早在1927—1935年间，在中共淮盐特委和各县县委领导下，饱受压迫剥削的农民就进行了多次武装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下，经过新四军、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战，建立了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苏北地区广大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新的较量，作出了新的贡献。

12军在移防苏北的数年来，认真贯彻落实了上级关于“团结苏北人民，长期固守苏北海防”的指示，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和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军政、军民关系和战争年代一样，一直是良好的。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淮阴、盐城地区的红卫兵运动，由破四旧进入了全国大串连，由大串连进入了夺权，全国形势大同小异，存在的问题也差不多。“文革”初期，这些地区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仅淮阴一地就有1000多个组织。由于当时上面被认为有两个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群众组织也相应地划为两派，非“革”即“保”。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派，各组织之间互相争斗，唯我独革，以大欺小，打砸成风，抢权夺印，千方百计地要压倒对方。同时，这些组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把领导干部全部视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给他们戴高帽，衔稻草，挂牌子，搞喷气式，游街示众，似乎“谁的力量大谁就是左派，谁先捉住当权派谁就是左派”。在这种所谓的“革命”形势下，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堵塞，加上苏北出现50年来未遇的大旱，运河、淮河断航，社会秩序混乱。

作为军长，李德生的主要精力一直都放在如何抓好部队建设、加强战备、保卫苏北海防上，因此，猛一担负起“三支两军”的任务，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对于什么是左派，谁是左派，怎么个鉴别法，怎么个支持法，心中还无底数。可以说，那时他对“文化大革命”真的还是处于“很不理解”的状况。

1967年2月28日，李德生在南京军区召开的一次会议的小组会上，作了这样一个发言。

他说，“文革”开始以后，军区无力指挥部队，一打电话，上面就说简单一点，你们独立思考。部队不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可就是得不到上面的指示。他提问说，军事院校一些人对老干部仇恨那么大，斗争得那么残酷，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建议对阎红彦自杀要具体分析；对陶勇的死，要组织人去调查。他气愤地说，有的人指责陶勇过去搞人海战术，说他是杀害了多少万人的刽子手，那么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刽子手了？这是在替谁说话！

李德生在发言中，还对南京军区步兵学校一些人批斗郭兴福的错误行径进行了斥责。他说：郭兴福的那套教学方法贯彻了少而精、二百米硬功夫，贯穿了毛泽东思想，是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他摸爬滚打，吃大苦，耐大劳，在练兵中表现是突出的。现在一些人逼郭兴福游了几次街，走还不行，还要逼他爬着游街。太不像话了！

李德生对“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即使“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如果生产提不上去也要变成政治问题、大问题。

尽管李德生当时还有不理解的地方，但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总体上却是从正面认识的。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现象，他认为只要坚持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也是可以解决的。

因此，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前后，李德生十分强调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的指示统一思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12军及时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他在会上强调，要把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进一步加强革命化建设，真正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967年1月9日至17日，12军又召开了团以上三级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大多数团以上干部在会上都作了发言。李德生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认为，“这次会议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有助于今后“把团以上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李德生对群众工作一直是很重视的。12军担负“三支两军”任务后，他把“三支两军”任务当作军队支持地方工作的传统的继续和发展。1966年底，12军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李德生在会上指出，群众工作是我军的一项最伟大最光荣的政治任务，是我们军队的一项根本职责，是我军的“老根本”，如果“把老根本都丢掉了”，那是不行的。他强调：“各级党委要把群众工作提高到我军的根本任务的位置上来，要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真正地既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又帮助驻地群众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是我们的总方向，总目标。”

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结合苏北的情况，12军确定了进行“三支两军”工作的思路：（一）做宣传，搞调查；（二）支持左派；（三）保卫重点单位；（四）支农救灾。

在部署工作时，李德生要求团以上领导干部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认清形势，跟上形势，经常保持清醒头脑；二是大力搞好正面教育，千方百计地稳定部队，绝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出问题；三是解决好对突出政治与完成各项任务的关系的认识问题，把各项业务工作做得更好；四是切实加强行政管理教育工作，严格组织性、纪律性；五是大力加强党委本身的革命化建设。

在苏北的“三支两军”工作中，12军认真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就“支左”而言，要“支左”，就必须先要识别出哪一派是“左派”。如何识别呢？按当时的标准，就要看哪一派“紧紧把握了斗争大方向——批斗‘走资派’”。但是，谁是“走资派”呢？这一派群众组织揪斗的“走资派”，另一派群众组织则认为是“革命派”，谁说了算数呢？因此，12军明确规定，所有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一定不要轻易表态，在没有弄清谁是“左派”之前，不能只支持一派，更不能支一派压一派，而要深入两派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消除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坚决制止武斗。

在支农工作中，12军把救灾作为重头戏来抓。当时淮阴地区遭受了50年来未遇的旱灾，灾民达50万之多。12军派出工作组到农村了解情况，并组织干部战士帮助灾民恢复生产，进行生产自救。当时，苏北地区没有铁路，交通运输是以水运为主，约占75%，公路运输占25%。由于出现了50年没有的大旱，江河（运河、淮河）断流，而公路又被造反派所控制，连客运也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为救济灾民，先后派出60辆汽车运输粮食，30辆汽车保证淮阴发电厂发电，从而保证了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要。

同时，12军还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保证了人民和国家的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67年5月下旬，12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对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进行了总结。会议进一步学习了毛泽东有关的指示，传达了军委扩大会议、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并且紧密联系“三支两军”的实际，采取自己想问题、摆问题、自己回答问题的方法，认真讨论了部队在“三支两军”中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5月31日，李德生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搞好“三支两军”工作，一定要深入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的智慧。“三支两军”人员，要甘当群众的勤务员，虚心向他们学习，遇事同他们商量。对待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团结、协商，求大同、存小异的方法来解决，不能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同时要求部队既要抓好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又要“千方百计地带好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

为了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李德生提出要建立抓好“三支两军”和抓好部队本身工作的两套班子。各级党委与同一地区的友邻单位，一定要加强沟通。对支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必须用讨论研究的办法求得解决。绝不可自行其是，各树一帜，把分歧暴露在群众之中。“三支两军”的部队要作适当调整，相对集中，保证重点。支农部队以公社为点，要加强城镇的支左、支工、军管、军训，着重加强学校工作。“部队生产、施工、训练等任务也要抓紧抓好，力争提前和超额完成”。

在军党委的有力领导下，12军的广大“三支两军”人员，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绝不轻易为群众组织定性，没有走把“支左”变成“支派”的那条路，因而在苏北没有出现严重的派性和武斗。部队本身也在“三支两军”的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加强了团结，取得了经验，没有陷入到社会上的派性中去，从而为稳定苏北地区的形势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承担新的艰巨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