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解放”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艰难的“解放”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艰难的“解放”

“九一三”事件后，“文革”中被林彪迫害的老同志，纷纷向中央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申诉自己的冤案。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老同志的来信，不断地有批示。凡是军队系统的，一般的都批给李德生办理，有的明确批示“李德生同志办理”，有的要求“李德生同志酌处”。李德生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根据政策规定，慎重而稳妥地一一进行了处理，并且将处理结果向上作了报告，有的是直接呈送毛泽东的，有的是经过叶剑英或周恩来转呈毛泽东的。在李德生上送的报告上，毛泽东有的划了圈，有的批示同意后，还特别注明退还“李德生存”。

还在林彪叛逃之前，庐山会议以后不久，李德生就注意到一些被“打倒”的干部，其“罪名”并不能成立，认为应予“解放”。

1970年11月17日，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张秀龙给毛泽东等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张秀龙是湖北沔阳人，1930年15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贺龙警卫班班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百团大战，从八路军转战到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任旅长、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军长、舟嵊要塞区政委、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等职。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秀龙身经数百战，因作战勇敢，本为铁匠出身的他更被人们戏称为“铁匠”。“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于1967年7月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张秀龙被免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职务，下放农场锻炼。

张秀龙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您1967年9月视察浙江时讲：张秀龙犯了错误应帮助他站出来。可是数年来我都在靠边站，现在湖北省军队农场锻炼已有年余。我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主客观原因很多，主要是自己跟不上您的思想，路线觉悟不高，世界观改造不好，有私心杂念，一切由自己负责。但我认为自己是好人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将我长期靠边站，不让过问政治，不准夫妻双方来往（我爱人有病，不准我请假去探望），我想不通，所以写信，请您要军委办事组了解一下我在此地锻炼的情况，指出我的努力方向，并允许我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探家走动。(www.guayunfan.com)

张秀龙的这封信，李德生看过以后，对他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并于1971年1月12日将其来信转呈毛泽东，以便得到他的批示。毛泽东批示：“交军委一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提出了如下处理意见：应住院治疗，准许与家人团聚，恢复组织生活并待分配工作。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这一处理意见。经总政治部承办，张秀龙后来复出被任命为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以后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25]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解放干部的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重视下，虽然开展起来，但却遭到江青一伙的严重干扰，仍然是步履维艰。

1971年11月，被林彪打倒的原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写信给叶剑英，要求听林彪叛逃事件的传达，信中没有讲他自己的事。叶剑英将他的来信批给李德生，李德生看后提出了“建议准允听传达”的意见。当时，李德生调阅了莫文骅的材料，觉得林彪一伙给他罗列的很多“罪名”都不能成立。所以建议先向他传达文件，将来再谈“解放”问题。即使这样，在当时也是个很敏感的事。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莫文骅和肖华、吴克华一起，被定为“三华反三军”（所谓三军指的是林彪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因此被关押，被劳改。还写报告要开除莫的党籍、军籍。1969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莫文骅是坏人，拟开除党籍、军籍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莫文骅似乎不是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得罪人不少。我不熟悉此人底细，因此，请军委处理。”但是，由于莫文骅在50年代曾批评过江青搞的电影《宋景诗》，江青一直记恨在心。在她的阻挠和纠缠下，莫文骅的平反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以后，莫文骅才得到彻底平反，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

如果说莫文骅的解放阻力重重的话，那么苏振华问题的处理则更为艰难。苏振华，原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海军政治委员，被林彪打成了“三反分子”。他于1971年12月13日从湖南一个偏僻的地区给毛泽东写申诉信，表示自己有决心“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此信由萧劲光转给叶剑英副主席。叶剑英批给李德生处理。李德生了解情况后，写报告呈送毛泽东、周恩来，建议解放苏振华。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26]李德生等看到这个批示都很高兴，因为林彪一伙为打倒苏振华而给他罗列的“罪状”很吓人，帽子很大，很有代表性。苏振华如果解放了，被林彪打倒的一大批干部的解放，也就有标杆了。于是，李德生先派人到医院去看望他，后来又把他接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交谈，并与海军商量他的工作安排问题。但是，批林整风时分工负责海军工作的张春桥却从中作梗，拖着不办。隔了一个月，海军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提出让苏振华到基层蹲点，避而不谈分配工作问题，这显然是给刚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工作的叶剑英出难题。这个报告在叶剑英手里放了9天后才转给李德生。他说：“我犹豫了几天，还是请你考虑”，他让李德生与张春桥商量。李德生数次找张春桥交涉，张春桥要么阴阳怪气地根本不表态，要么提出一些根本不是理由的“理由”，一直拖着不解决。后来又经过诸多周折，苏振华才恢复了工作。1973年1月，他被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8月，在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李德生布置将被关押在湖南省军区农场的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副政委胡荣贵、副政委张子民，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等同志先后接回北京或昆明，予以“解放”，分配工作。据时任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后“处”改为“局”）副处长刘岩著文回忆，1972年国庆后不久，李德生向他和另一位同志当面交待，要他们马上出发到湖南省军区了解一下胡荣贵、张子民、王蕴瑞、张力雄等6个人的情况；并明确他们的任务，一是代表组织看望他们，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刘岩等返京后，向李德生写了书面报告，李德生又以自己的名义将报告上送周恩来。1973年4月，解放6位将军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经总政治部研究决定，两位大军区正职先来北京，其余4人，凡是与原单位两派群众无瓜葛的回原单位，否则也来北京待命。4月下旬，总政治部通知广州军区责成湖南省军区派人，将秦基伟、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护送来京，通知昆明军区派人将胡荣贵、张子民接回昆明等待分配。不久以后，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李成芳为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张子民为铁道兵副政委，王蕴瑞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力雄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胡荣贵仍为昆明军区副政委。[27]

解放干部遇到的阻力，不仅仅来自江青一伙的干扰，而且还有群众中的极左思潮和派性的严重影响。

原炮兵司令员吴克华，1972年5月写信申诉，朱德、叶剑英收到后都批给了李德生。周恩来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询问，吴克华哪里去了。李德生派人几次查找，炮兵机关竟然说不知道，后来才打听到他被造反派关在一个密室里。为了防止造反派把他转移到别处，难以再查清他的下落，李德生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这样才将他从造反派手中要了出来，然后安全地送到京西宾馆。吴克华刚到宾馆时还以为真的是要“提审”他，直到李德生请他坐下，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请他吃了夜餐，他才心中释然。

原高等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文革”期间被“打倒”，准备解放他的时候，又因他的家乡有一封给中央的揭发信，说他有重大历史问题，从而拖延了一些时间。当时，明知有的事情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不查一下。所谓“花上八分钱（平信邮票钱），够你查半年”，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李德生专门派人调查了李志民的情况，直到197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才查清，否定了不实的指控。在向中央报告后，李志民被安排参加了五一节日活动，上了见报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