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解放干部的步伐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加快解放干部的步伐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加快解放干部的步伐

由于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解放干部的工作进行得相当费劲，速度非常缓慢。正如叶剑英讽喻的那样：“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据称，毛泽东很欣赏这首打油诗，当时还交给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传看。

与江青集团的做法相反，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积极贯彻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因势利导，有步骤地、稳妥地大力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特别是从1972年开始的批判极左思潮中，解放干部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72年周恩来主持办理的两件大事，对解放干部工作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件事是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了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这篇社论经他亲自修改、审定后，于1972年4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阐述了党的干部政策和优良传统，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并且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www.guayunfan.com)

另一件事是周恩来严肃认真地贯彻了毛泽东对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1972年10月20日，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刘建章在监狱中受虐待的情况，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其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12月18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气愤地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35]当日，周恩来即批告李震、杨杰、吴庆彤办三件事：(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子女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他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批示要求各事办好后，分别报来。[36]

上述社论的发表和毛泽东批语的传达贯彻，在全国、全党、全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大推动了全国、全党、全军解放干部的步伐。

叶剑英在筹备军委扩大会议过程中，就同办公会议的成员一起，把解放干部、整顿领导班子，作为对部队进行整顿的重点。叶剑英认为，军队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是军队的“上层建筑”，而基层部队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基础”。“上层建筑”的作用能够巩固、促进基础，也能破坏、衰变基础。军队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狠抓政治思想教育，提高班子成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二是进行组织调整。他布置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各军区了解领导班子的情况，同时要求大军区负责摸清军、师领导班子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调整。

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李德生十分重视解放军队受迫害干部的工作。1972年年初，李德生主持总政治部召开了干部工作座谈会。会议批判了林彪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破坏，郑重地提出了落实政策问题。全军认真贯彻了这次会议精神。各部队积极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被“打倒”的干部，分配他们的工作。

1972年6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空军的批林整风时，问到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被迫害的问题，提出可以派人去访问，了解林彪对空军破坏的历史情况。这意味着原来由吴法宪控制的对象，总政现在也可以过问了。于是，李德生立即派人找到刘震，了解到他在1967年被吴法宪立案停职审查，下放到农场劳动，到1972年6月才回京治病。李德生把了解的情况向周恩来、叶剑英写了报告，并建议应当让他穿上军装，戴上帽徽、领章。叶剑英阅后呈周恩来。周恩来批上“拟同意，呈主席批示”。第二天，即8月21日，毛泽东圈阅后，用红铅笔批示：“退李德生照办”。退字下面还画了一个圈。当天李德生很高兴地当面请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看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李德生还派人查询了成钧的情况。成钧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已在秦城监狱被关押近5年之久。1967年1月13日，江青在京西宾馆召开的造反派大会上，给成钧的头上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他是贺龙伸向空军的黑手，企图夺空军大权搞政变，是埋在空军的定时炸弹，“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后来又将他升级为“三反”分子，要彻底打倒。专案组对他进行了七八个月的折磨后，仍然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就抓住他的“活思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设法置他于死地。从吴法宪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吴法宪在给林彪的信中说：“成钧于10月13日借口交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思想活动，大肆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和毛泽东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敬爱的江青同志，内容反动透顶，完全暴露他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刘少奇、邓小平、贺龙死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37] 于是，1967年10月27日深夜，成钧被他们投进了秦城监狱。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李德生布置总政机关并通知空军将成钧从秦城监狱接出。成钧的妻子周月茜向笔者介绍说，1972年9月，由总政保卫部长和空政保卫部长一同前往，用成钧原来乘坐的吉姆车将他从监狱接出。在途中，他们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话：成钧受苦了。成钧听了极为感动。在这以前，在李德生的安排下，周月茜及家人是7月由贵阳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的。这样，成钧一家人终于重新团聚了。为表示对总政治部的感谢之情，周月茜还托笔者向李德生转交了她亲笔签名的《百战将星——成钧》一书。

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的平反，也是李德生具体负责承办的。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说，廖汉生自1967年1月8日被隔离审查，至今已经5年多了。“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的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毛泽东于7月7日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38]周恩来阅后，于8日派专人将此信送给叶剑英和李德生，以及李先念、纪登奎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将廖汉生从石家庄接回北京，解除监护，住在京西宾馆，等待分配工作。

周恩来常常把一些重大节日当成解放干部的好时机。办法是让一些受迫害的老同志参加节日活动，并在报刊、广播上公布他们的名字。叶剑英指示李德生也采取这种办法。1972年八一建军节，总政治部负责安排了许多被“打倒”的同志，其中包括廖汉生，参加了节日活动。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原任副总参谋长的杨勇，亦于1972年5月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2年国庆节，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国庆招待会，一个大名单见了报。陈再道的名字也在其中。受迫害干部的名单见报在当时就意味着得到了解放。

1973年1月1日，军委炮兵副司令员苏进写信给叶剑英副主席，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下，获得了解放。”他要求面见叶剑英，反映情况。叶剑英立即派秘书去看望了他，并在秘书整理的谈话纪要上批示：“德生同志，苏进同志是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的同志，请分配他的工作。”李德生接到这个批示后，立即与总政干部部研究，按照组织程序和手续，尽快地分配了他的工作。

1973年年初，周恩来指示总政治部，派人调查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的问题。他们是因“文革”初期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所谓“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制造出来的。由于他们支一派压一派，使两派群众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1967年7月20日，一些群众涌进王力等人的住所进行责问，以后又用汽车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这件事被江青等人说成是陈再道搞的所谓“反革命兵变”。在李德生主持下，经过总政甄别，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提出要为他们两人恢复名誉并安排工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总政对他们的审查报告时，江青一伙从中作梗，说什么：“陈再道和钟汉华的问题可以讨论，但不能忽略了陈再道搞兵变的罪行，更不能一风吹了。”叶剑英和李德生都在会上对有关情况作了说明，用以批驳江青一伙的不实之词。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作结论说：“根据多数同志同意通过总政审查报告的意见，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的事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