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

1970年12月19日，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打到了安徽，要李德生立即回北京，说是毛主席要找他谈话。李德生这次回安徽，是为了总结1970年的工作，部署1971年的工作，研究准备召开安徽省第三届党的代表大会。李德生这次到安徽已有一个多月，到了一些地区，召开了各种座谈会，了解到不少情况。

李德生接了电话后，改变了原定的活动计划，第二天即乘中央派来的飞机，从合肥返回北京。下了飞机，直接乘车到达毛泽东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

这次李德生去见毛泽东，心情已不那么紧张了。因为他到北京工作后，与毛泽东已有过多次接触。毛泽东渊博丰富的学识，热情和蔼的态度，幽默风趣的谈话，使李德生切身感受到，他不仅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

毛泽东简要地询问了李德生去安徽的活动情况后，对他说：(www.guayunfan.com)

“中央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当司令员。”

对这一任职，李德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心想，我现在担任的职务已经够多的了，再管一个大军区的工作，恐怕精力顾不过来，担心完不成任务，有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

于是，李德生请示毛泽东：“总政的事还管不管？”他的本意是想说总政的事是否可以不管了？可是急切之中，没有措好词，说成了这个样子。

毛泽东非常干脆地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

李德生望着毛泽东，聆听他的交待。

毛泽东再一次重申，总政主要是搞好“承办批转”。毛泽东还向李德生具体地谈了总政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届总政主任的情况。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使李德生明白了如何去“兼管”总政的工作。

最后，毛泽东说：“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后，就到职上任。”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李德生回到了总政机关的办公室。坐下不久，中央办公厅就送来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请示的批示》。

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是12月19日送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昨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38军报告的批示，参加会议的还有华北地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负责同志。会上，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黄永胜、李作鹏找38军到会同志谈话，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了推动作用。在会上，要通过揭发批判来达到团结。

毛泽东当天看了这个报告后，写了如下批语：

“照办。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18]

毛泽东批示中所说的“两个包袱”，指的是当时在部队中存在的“打仗有功”、“三支两军有功”的骄傲情绪。

李德生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反复领会它的精神。李德生觉得毛泽东强调华北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说明开好这次会议，事关重大；毛泽东指定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显然是在敦促他们作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挽救他们。

华北会议（内含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从12月22日开始，至翌年1月24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449人。开会的地点是京西宾馆。毛泽东指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三人领导会议。后来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说这是一个军队的会议，没有军委办事组的人参加不好。于是，毛泽东又批准黄永胜、李作鹏参加，组成了五人会议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负责。

这次会议以小会（北京军区、天津市、河北省委负责人参加）、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参加）、大会（与会全体人员参加）三种形式进行。会议按照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围绕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活动、华北组第2号简报等问题，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

周恩来对这次会议抓得很紧。会前，他找华北地区的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吴德等同志谈了话，要求他们作检讨，揭发陈伯达。

陈伯达的问题涉及李雪峰。因为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过河北。陈伯达在唐山讲话说冀东党有大问题，使许多人受到迫害，制造了一起大冤案；再加上庐山会议时陈伯达又是在华北组讲话并出了简报的。因此，会议开始的几天里，因深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而严厉批判了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郑维山、李雪峰、刘子厚、陈先瑞等同志的所谓严重错误，对他们作了不适当的、过火的批判。后来，郑维山于1979年7月13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申诉，要求对此给予澄清。经过查证，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6日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问题的实质”是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千方百计地要把过去曾在华北工作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打倒，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中央的这个《通知》，澄清了北京军区的一个重大是非问题，解决了遗留多年的一桩大冤案，为李雪峰、郑维山等人平了反，卸掉了压在一大批老同志肩上的包袱。

1970年12月21日和2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李德生和纪登奎及黄永胜、李作鹏的汇报，将会议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政治局会议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的批评和彻底的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12月25日，周恩来就华北会议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认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同时，汇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毛泽东阅批：同意。

在华北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周恩来及时给予指导。李德生当面聆听了他的指示，并与其他会议领导人一起认真贯彻落实。1971年1月1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转告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要他们两三日内将华北会议开会经过和揭发情况作一系统报告送阅。1月4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他们四人的汇报。会议认为，华北会议已进入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需注意加强领导，减少对立，以利团结。当夜，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进一步提出：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不合主席对‘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的要求。”[19]

1月5日下午，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就开好华北会议、团结全军方针问题讲话，并要求予以落实。当夜，周恩来又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第二天，周恩来先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华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开好华北会议的意见，并就落实毛泽东的意见、扩大华北会议范围等事作出安排。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召开批陈整风座谈会，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军委直属院校负责人和有关业务部门143人参加会议。自1月9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全体成员均参加华北会议。从此，已经开了一个月的军委座谈会与华北会议便合在一起开。

在华北会议进行期间，有两件事出乎李德生的预料：一是黄、吴、叶、李、邱五人一直不讲话，既不批陈，也不揭发问题。二是江青飞扬跋扈，两次到大会上去发言。

在讲话中，江青主要不是揭发批判陈伯达，而是大讲特讲“华北山头主义”，胡乱点名，横加指责。说什么：“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紧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她诬蔑聂荣臻“从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她还以“莫须有”的罪名，点了北京军区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的名，甚至让军区一名副政委和一名军长站了起来，搞得气氛很紧张，以致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犯了心脏病，有的还送进了医院。李德生虽然感到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做法，但作为大会具体负责人的他，还有纪登奎，对于江青这种特殊人物的胡搅蛮缠，都苦于一时找不到对策，只好将有关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1月9日就江青的讲话稿写信给她说：“我勾掉的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对点名问题，周恩来指出：“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但江青不听，引起了与会者的反感和不满。后来，毛泽东看了根据录音整理的江青两次讲话稿后，批示：“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这样，才制止了江青讲话恶劣影响的扩散。直到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以后，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制造的混乱才得以澄清。

在华北会议开了一段时间后，李德生与黄永胜、纪登奎于1月12日向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华北会议的情况，并一起商定了召开大会及结束会的安排。1月19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会议问题。大家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今后两天内拟续开小组会，再听取大家意见，但也要大家注意自我教育的整风作用。最后，需要人代表中央作会议的总结讲话。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还研究了华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调整安排的设想，提出了由李德生去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职务。1月20日，周恩来将上述讨论情况向毛泽东和林彪写信汇报，强调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也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所谓“反党集团”。

为了保证华北会议善始善终，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搞好会议的总结，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是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负责组织起草的。先后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审改和政治局讨论修改。1月23日，毛泽东再次邀约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和李德生前去谈话，商定《华北会议讲话提纲》。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对《讲话提纲》作了修改，并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最后还召集了华北会议及军委座谈会各组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征求意见。这个《讲话提纲》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李德生参加了这个征求意见的过程，并积极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1月24日，华北会议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听取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华北会议所作的总结讲话。周恩来评价华北会议说：这次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讲话系统地揭露并批判了陈伯达，对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作了部署。最后，周恩来说：“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以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他同时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1972年10月改任第一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此外，周恩来还宣布了中央关于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任职。周恩来要求，华北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师以上党委，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都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和影响。

周恩来总结讲话后，虽然华北会议的主要议程结束，但李雪峰、郑维山仍在1月26日召开的全体大会上作了检讨。

从1月26日起，军委座谈会转入原定议程，继续进行批陈整风，并分析全军的工作形势，研究1971年的主要工作，于2月14日结束。

在华北会议结束以后，李德生又进一步了解到一个情况。2月4日，郑维山送给他和纪登奎一份材料。那是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谢富治于1967年8月6日给林彪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说：“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协助，建议在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林彪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同年8月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又宣布了中央分工的决定，即：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会上表示：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正是根据这一分工，陈伯达与郑维山等人才有了较多接触。在此以前，他们并无多少来往。李德生了解这些情况后，不禁想到毛泽东为何要批评“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呢？他认为，毛泽东批示的基本精神是要解决当时的政治路线问题，是要查清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跳出来背后的阴谋活动问题，而不仅仅在于中央是否分工他“管华北”的“文革”。不管怎么说，华北会议使李德生又一次体会到，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是非常复杂的，自己应当以周恩来为榜样，保持清醒头脑，行端言正，谨慎从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为党的事业多做些有益的工作。

华北会议以后，各大军区及师以上党委都先后召开了“批陈整风”会议或“批陈整风”干部会议，全军部队也进行了“批陈整风”的教育。北京军区则在春节（1月27日是正月初一）过后，2月2日，以军、省军区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军区党委召开机关全体干部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传达华北会议精神，深入批陈整风。会议开了40多天，3月23日，李德生按照华北会议的调子精神作了总结讲话。这个讲话稿，事先经过毛泽东审阅批示“同意”，并以中央文件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