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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四届人大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时间:2022-08-21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参加四届人大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参加四届人大四届人大是1974年10月决定召开的。李德生说,毛主席这个指示,针对性是很强的。因为“四人帮”在党的十大取得重要权力后,胃口更大,妄图在开四届人大时取得组阁权。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12月23日,周恩来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

参加四届人大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参加四届人大

四届人大是1974年10月决定召开的。

10月11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李德生说,毛主席这个指示,针对性是很强的。因为“四人帮”当时就是不肯安定,不愿团结,他们还想借召开四届人大之机大闹一场。

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在党的十大取得重要权力后,胃口更大,妄图在开四届人大时取得组阁权。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排除由他们组阁的种种障碍。而当时最大的障碍,他们认为就是周恩来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及那些重新工作的老同志。为此,他们一方面坚持“批林批孔”,批周公,攻击周恩来,另一方面制造风庆轮事件,打击邓小平。他们认为,国产万吨轮风庆号制造者与使用者在质量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反映了在国家建设方针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他们便罗列了“刁难国产船,依靠进口船”,“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等罪名,朝使用者的头上扣,并由下往上追,以期达到打倒政敌、取得组阁权的目的。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权力贪欲也是有所戒备的。正当江青一伙把手伸向“组阁权”时,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总理,让他作周恩来的副手。“四人帮”一看,大事不好,急寻对策。他们在一份马天水等人搞的、新华社发的诬告交通部工作人员的稿件上纷纷批示,说交通部存在路线问题,崇洋媚外,必须严肃处理。10月17日,在政治会议上,江青质问邓小平:“你对风庆轮是什么意见!”邓小平回答:“我已经圈阅了。”江青以命令的口气说:“你要表态。”邓小平气愤地说:“那我还要调查。”邓小平与江青的直接交锋,使江青如鲠在喉。当晚,“四人帮”密谋后,决定让王洪文抢在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陪同)前,先到长沙去告状,争取毛泽东改变对邓小平工作安排的提议。(www.guayunfan.com)

于是,围绕召开四届人大,在江青一伙挑动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悄悄飞抵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和人事问题。江青一伙大概以为,当时毛泽东很器重王洪文,让王洪文去向毛泽东汇报,作用会大一些。

据后来披露的材料说,王洪文这次到长沙向毛泽东告了周恩来、邓小平的状。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们和江青同志商量了一夜,认为江青和邓小平关于风庆轮的争吵不是个人问题,看来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那种“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邓小平对我们有情绪,因为在讨论他当总参谋长的时候,江青和我们都不是太同意的,所以他就怀恨在心。王洪文在汇报中给张春桥姚文元说了不少好话,对江青进行了吹捧。

在攻邓吹江以后,又开始诬蔑周恩来。王洪文还汇报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四人帮”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已经胸有成竹。他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

江青将王洪文派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唯恐给毛泽东印象不深,又两次召见王海容、唐闻生到钓鱼台,要她们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前往长沙去见毛泽东后,再次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后来,在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上,王海容、唐闻生作证时也谈到了这一点。江青等人的这一举动,说明他们不把周恩来、邓小平搞倒是不甘心的。

与此同时,在305医院住院的周恩来,也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向她们讲了政治局会议的真实情况。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表示,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10月20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听取王海容、唐闻生的反映后,对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指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让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谈话中,毛泽东赞扬了邓小平,并再次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带病为开好四届人大紧张地工作着。12月23日,周恩来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前往。周恩来、王洪文飞抵长沙后,一起去见毛泽东。

从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过程中,多次同他们谈话。12月26日,周恩来又与毛泽东单独长谈。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毛泽东几次谈话的要点是:

(一)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

(二)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三)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四)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并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五)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表示,当前仍要继续强调备战。并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周恩来答:如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18]

12月2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话,谈到理论问题时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后,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也涉及李德生。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此时起,李德生正式离开了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岗位,不再过问总政治部的工作了。

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由周恩来带病主持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主要是讨论四届人大的召开问题。会议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讨论的《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提出的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周恩来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好。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19]

李德生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和他传达的毛泽东指示的八个字,思想认识更为明确。他警示自己,只要是有利于贯彻毛泽东指示的,自己就应坚决执行。尽管后来李德生在沈阳军区的领导工作中,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阻挠和困难,但他的这一信念和态度是没有改变过的。

周恩来继续当总理,邓小平职务的再次上升,意味着“四人帮”的组阁梦破灭了。在十届二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也就是1975年1月10日的深夜,江青跑到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去看望指战员,对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大加赞扬,说什么“吕后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家代表人物,她在刘邦重病时期和刘邦死后,执行了刘邦的法家路线,粉碎了潜伏在汉朝皇室里的反动政变,巩固了西汉的正确路线。”她要求指战员们“好好研究一下这一段历史”,以便准确了解现实的阶级斗争。谈话中,她还吟诵了唐人李商隐的一首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讲的是:汉代的孝文帝把被贬官的贾谊从长沙召回,在未央宫前殿一个名叫“宣室”的房间,向他咨询一些他所关注的问题,贾谊一一作答,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才能和风韵。孝文帝听得出神,在坐席上移膝靠近贾谊。可惜,孝文帝如此求贤礼士,并不是寻求治国安民之道,而是询问的鬼神之事。

李德生说,江青之所以要念这首诗,显然是在表示她对二中全会结果的不满,认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虽然很有才学,但他们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治国安民之道,只有以“吕后”自居的她才真正维护毛泽东的路线。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李德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周恩来虽然重病在身,但仍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7日,李德生和代表们一起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宪法,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会议还任命叶剑英为国防部部长。这就完全挫败了“四人帮”由他们组阁的阴谋。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情越来越恶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李德生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在参加四届人大会议时。上了主席台,周恩来见到李德生,转过身来走到他的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当时,李德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无言。这种情景,引起在场的代表们的注意和感动。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09页。

[2]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48页。

[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5页。

[5] 《叶剑英传》,第622页。

[6]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90页。

[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5页。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77页;《叶剑英传》,第622页。

[9] 《叶剑英传》,第623页。

[10]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111页。

[11]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111页。

[12]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111页。

[13]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66—67页。

[1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59页。

[15]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109—113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72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73页。

[1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86—687页。

[1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90—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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