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钱币博物馆 崔仁斌
1947年3—5月，华北财经会议在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邯郸市附近的武安县冶陶镇召开[56]。这次会议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会议召开期间，应各解放区要求，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在保障战争供给，协调华北各解放区财政、金融、贸易关系，加强交通、兵工建设，以及筹建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发行等方面，打破了地区分割，开启了统一进程。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55号，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史展”，记录了这段解放区财经工作从分散到统一、实现根本转折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直接推动了解放区货币走向统一，以及人民币的诞生。
一、中央非常重视的财经会议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全党，目前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由于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解放区财政陷入困境。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12万人，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日本投降以前，由于敌伪分割封锁，各地区间均难以相互联系，因此各解放区的财粮工作，大部分情况下均只能以行署为单位，独立自主，解决困难，敌情特别严重地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统筹收支。在财政体制上，各行署都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边区仅掌握政策方针，并进行适当调剂。
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之间仍存在贸易壁垒，采取对敌斗争的办法对付友邻区，如用禁令限制友邻区物资交流，并对友邻区物资征收出入口税，没收友邻区货币，强压友邻区货币比价，对友邻区采购不是采取协助态度，而是采取商人态度，企图从中取利。
冀中区靠近平、津，是晋察冀的富庶地区，市场活跃，物资丰富，不仅晋冀鲁豫去人采购，北方各解放区也都派人去筹集物资，致使冀中的物价多次波动。“1946年一年来物价上涨10倍以上，边法比值由1:4元下降为1:0.8元。”[57]由于外货倾销，走私严重，根据地的自办工业在此外货的压迫下，大都滞销甚至垮台，加重了财政经济困难。冀中区认为，“目前冀南、渤海对我区先后实行物资管制（如冀南控制煤、牲口换我区食盐，对我棉织品征税入境，渤海停止食盐出境，抬高盐价），我方贸易、金融、物价处于极端不利地位。”[58]为此1947年1月规定，东自泊镇西至赵、栾，建立一道新管制线。对冀南和渤海采购的军用器材、火硝、粮食、子弹，无特许证者，立即停止出境。为保护冀中棉农利益，对冀南棉花征税入境。
解放区内部也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在公营经济方面存在公与私，大公与小公的矛盾。财政实行分区管理，存在统一领导不足、分散经营有余的问题，导致小公得利，大公吃亏。甚至有些连队违反政策开办商店，既影响了内部团结，又干扰了经济秩序。
在货币发行方面，自抗战时期，各边区都建立了各自的银行，以边区银行发行货币为单一的本位币，对法币采取保护政策[59]，禁止法币、银元在市场流通，肃清地方流通券、土杂钞，打击伪钞侵入根据地，防止日伪利用掠夺的法币向根据地套购物资，进而影响边区物价稳定。
为保护本区经济，各边区也禁止友邻区货币在本边区行使，互不流通。同时在各大根据地内，也采取不同分区流通各自分区货币的办法，如晋冀鲁豫边区虽都使用冀南银行币，却在票面上加印太行、太岳、平原等字样，不能跨区流通。
在日伪币垮台后，晋察冀边区银行冀热辽分行为迅速占领货币市场，即发行了一期100元、500元的期票，和晋察冀银行币等值流通。太岳行署经济局发行“太岳区贸易流通券”，和冀南银行币太岳版等值流通。这样一些各区不同机关发行的票券，说明了当时边币发行分区管理的特点。
这种在分割封锁条件下，各区独立自主发行的办法，客观上起到了经济上的防御作用，方便了各根据地灵活采取斗争策略，避免了各战略区间的物价相互影响，且便于掌握货币的市场情况。抗战胜利后，地域上的分割封锁状态大体已打破，各解放区已能连结成片，这种货币互不流通的矛盾就凸显出来。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针对此种情况发出《关于各战略区货币流通问题的指示》：由于各战略区货币不统一，严重影响各战略区部队调动中的物资供应。要求允许部队到达新区所带货币兑换成新区货币，或者和当地政府协商，可以按一定的比值暂准通用。
这种各区之间存在经济封锁和贸易壁垒的状况有必要得到彻底解决。1946年12月30日，地处连接各大解放区中心的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报告，提出的四条理由是：“（1）因平汉、同蒲、津浦均不通，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区均在冀中采购大批物资，因此，必须统一。（2）各区出产不同，必须相互交流，但各区互相征税，不能畅通。（3）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4）统一对付国民党。”并建议会议“日期在1947年2月，地点以冀中比较适中。”
中央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1947年1月3日即发出了《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此提议甚好，召开这种会议甚为必要。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相互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中央也确定了华北财经会议的议题：“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相互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
由于在精兵简政方面和“组织起来”方面，晋冀鲁豫边区做得更出色。在1945年9月至11月初取得了上党、平汉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后，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1月11日在邯郸附近的峰峰煤矿召开了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决定统一边区财经，统一货币发行，对各区发行的冀南银行钞太行版、太岳版、冀南版和鲁西银行钞，从1946年起在全区等价流通。
1946年9月又在邯郸郊区的庞村召开财经会议，重点讨论解决了如何必须多养兵、必须提高兵员生活待遇、必须减轻人民负担三个矛盾问题，并决定核减全区全部预算1/3，成立边区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以实现边区财经工作的统一。
中央对庞村会议非常满意，将会议提出的问题与经验转发给各解放区，指出：“他们这个会议，从思想中又从实际上正确解决了财政问题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核减全部预算1/3而不影响战争的进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在战争中一个有重大价值的会议，望各地切实研究参考。”
根据中央一·三指示的安排，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地点确定在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邯郸附近的冶陶镇，由晋冀鲁豫中央局为中心组织主席团统一领导会议。晋冀鲁豫中央局即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成立华北财经会议筹备处，对外名称是“青岛”工作会议筹备处，筹备处从1947年2月2日正式开展工作。
二、解决各区财经联合统一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华北，抗战胜利后依靠华北夺取东北，现在应全力开辟中原地区，第一步应先占领大别山。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入鲁西南，向国统区展开大规模进攻，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财粮供应数量越来越大，部队转向外线后，新的兵团组成，为刘邓大军外线作战追加的预算，等于冀南银行10年货币发行总量的2倍。军需物资及基本的弹药，全靠解放区的军工企业生产，生产成本很高，一发炮弹就相当于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费用很大，运输艰难，外线作战带来的财政困难，越来越重。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仍是解决财政问题的适当方针。”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初，就预见到战争爆发后，我财政经济必然发生困难，指示解放区各地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纠正贪污浪费现象。
1947年2月24日，在会议筹备期间，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华东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邯郸中央局[60]电》：“华北财经会议，对于克服困难，支援战争，非常重要，务须使其有成就，各项问题务须获得解决。”解决各解放区财经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晋绥、陕甘宁区的代表未能通过封锁线，在汾河以西等候过河的机会。因此，原定3月1日召开的会议决定从3月10日起用10天左右时间召开预备会。整个会议分成三个阶段，即3月10日至24日为座谈阶段，25日至4月13日为报告阶段，4月14日至5月11日为讨论阶段。
参加会议的各区代表团负责同志分别是晋冀鲁豫边区杨立三与戎子和、晋察冀边区南汉宸、华东区薛暮桥、陕甘宁边区白如冰、晋绥边区陈希云、中原区刘子久与刘子厚。会议正式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薄一波担任大会主席。
图1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与部分解放区代表团负责人合影，左起：杨秀峰、南汉宸、戎子和、薛暮桥、杨立三
3月10日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先后有华东代表薛暮桥、晋冀鲁豫代表杨立三、晋察冀边区财办秘书长安志城以及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冀东等分别介绍各区的财经工作情况。接着会议分组讨论金融、贸易、财政、生产等专题，更加具体地说明情况和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建议。
通过交流各区财经状况，各区之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各解放区之间互相封锁。各战略区或分区在财经方面自立“家务”，各搞各的，在政治军事统一于中央的形势下，经济上的封闭割据局面必须改变。（二）各区分别发行货币、但互不通用，比价不固定，阻碍了货物流通，群众也蒙受了损失。如何在交接地区开设混合市场，依照比值兑换，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三）各区之间的税率是否能够统一，以及如何统一问题。大家提出各自主张，成为各区代表重点讨论的问题。（四）贸易困难问题。在敌人针对解放区实行封锁和倾销破坏政策下，出现了亟待解决的外汇问题、外货如何取得合理价格、统一对敌的步调如何取得一致问题。（五）物资交流问题。要解决各区生产的各类物资过境但不能自由贸易，同类物资竞争压制，扣留其他解放区过境物资等问题。（六）盐专卖问题。山东认为，管理大盐很成功，对各区的输出，只可以取消差额税（专卖利润），不应停止专卖。（七）对敌经济斗争问题。各区的采购政策不一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提出对物资采购实行采购委员会制度，由各区派人组成采购委员会实行管理。
3月23日，中央对会议做出了具体指示：“财经会议用介绍情况提出问题并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进行很好。许多具体政策，希望充分交换意见，提出大家认为适合可行的解决办法，做出决定，再提中央审查。”对于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特别强调指出：“（一）由于战争扩大与延长，应对如何节约使用财力、物力、人力以支援长期战争，怎样紧缩村开支，配合战争的人力动员，使之不太妨碍生产，究竟每一野战军需后方动员多少人力配合才适当（包括担架运输、民兵动员等）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二）主力出击到国民党区域行动时应采取的财经政策和办法（过去五师到鄂陕豫和皖鄂边筹不到粮是难以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将来大部队反攻出击也会遇到困难，必须事先加以研究拟出一些办法，讨论时可吸收五师和参加陇海路南战役同志参加）。至于发展经济（农业、手工业、工业），达到解放区经济上基本能够自给这一基本问题，应充分注意，并能座谈出一些意见和办法。”
3月25日，华北财经会议正式开幕。会议由薄一波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有：薄一波、杨立三、戎伍胜[61]、南汉宸、栗再温、薛暮桥（西北、中原的代表还未到）。薄一波讲：“前一阶段会议交流了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有成绩，下一阶段，大家要研究解决问题。我看今天不是谁找谁的便宜问题，而是要准备吃点亏，只有吃点亏，才能使整个解放区有利。因此应该加强统一，相互支持，用全力支持解放战争的胜利。”南汉宸在接下来的讲话中说，我们已经一天比一天互相了解了，能够逐渐为友邻地区想问题，这是个进步。
3月26日，各大区正式向大会作报告，系统介绍经验。薛暮桥作了题为《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南汉辰作了题为《晋察冀边区的财经概况》、晋冀鲁豫财经办事处作了题为《晋冀鲁豫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4月初，陕甘宁、晋绥、中原解放区的代表先后到达冶陶镇。陈希云作了题为《晋绥财经工作报告》、陕甘宁的情况南汉宸比较熟悉，还由他报告《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刘子久报告了中原区的情况。
4月14日，会议开始讨论问题。薄一波提出两点：第一，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目前我们正处在空前规模战争的时候，摆着150万军队，打的是现代化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与国民党比赛克服困难，困难克服了就是胜利。我们现在的矛盾是以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加上手工业经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进行一场大规模、现代化的运动战，如何取得胜利是个大课题。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何建设。尤其是土地改革后土地更分散的情况下如何建设？土地改革后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
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会议期间随时将会议的进行情况报告中央。在4月25日的第18号电报中说：“（一）根据十来年的财经工作经验，提出财政、经济各种不同政策，如财政、华北人民负担政策、整理村财政、开源节流、贸易、税收、金融货币等均有详细规定，正在讨论中。（二）大家根据这次长期战争供给的观点，拟建议将银行发行、各区脱离生产人数、人民负担标准以及可以调剂贫富的几种统税、专卖收益归中央，以便中央斟酌各区财经情况适时给以指导，又能机动调剂贫富，如补助晋绥、陕北或其他临时开支。（三）各区相互关系亦进入解决阶段，办法：自行提出困难和要求，由大会研讨解决办法。如晋绥、陕北提出70万匹布150万斤棉花，大家认为这个小得很，由太行、北岳完全负担起来，用货换或干脆帮助均可。”
5月4日，中央的复电指示：“（一）同意会议产生一个正式决定，确定各区财经和各种政策，今后各区银行发行权、各区脱离生产人数比例，人民负担标准、各区贫富间的调剂等，可由中国解放区财经办事处在中央领导下去统一计划和规定。（二）由财经办事处直接管理几种统税和专卖收益来调剂贫富为好，还是只由财办处统一筹划指定富裕区域来协助贫困区域为便利，这两种方式尚望你们再加考虑提出意见。（三）决议文字和调剂办法望电告。董老不久可到你处，如来得及，最好待他到达后才做最后的决定。各战略区应派办事处代表（副主任），人选尚未得各区电告，你们也可考虑应有哪些人参加才便于今后工作，并电告我们及各区，以便作最后决定交你们通过。”
会议在完成各项议题后，推选薛暮桥起草了《华北财经会议综合报告》，5月初定稿。5月上旬董必武到达会议，开始领导会议的工作。他审阅了《华北财经会议综合报告》后，认为向中央的报告应该短小精干，以便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在他的指导下形成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草案》，6月5日正式报告中央。
图2 董必武参加会议。左一为董必武，右一为南汉宸
华北财经会议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中央提出议题，各区代表充分发表意见，采取座谈、汇报、讨论的方式，反复透彻地交流介绍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和讨论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各解放区摒弃地域思维，用整体的观念统一各战略区和分区财政经济工作，制订统一的财经工作政策措施的会议。华北财经会议是一次带有全解放区性质的会议，是为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大反攻、克服巨大困难、积蓄巨大力量的会议，是协调、推动解放区财经工作从分散走向联合统一的会议。
三、开启统一财经的历史进程
在华北财经会议召开期间，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为着争取长期战争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同志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62]、太行[63]、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人选望即由各区提出电告，正副主任均由此次财经会议选举。”
5月9日，会议将选举薛暮桥、方毅（华东）、南汉宸、姚依林（北岳）、杨立三（邯郸）、白如冰、陈希云（西北）参加办事处人选报告中央。
中央在批准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中，就有了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的设想。会议进行期间应各解放区代表的要求，中央批准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的设立。因此，这一财经工作领导机关的设立，是推动解放区财经工作走向统一局面的重要的组织措施。会议经过讨论形成的《华北财经会议综合报告》《华北财经会议决定草案》（需报中央批准），就是即将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的纲领性文件。1947年5月被会议秘书处编入《华北财政经济会议文献》,内容简要概述如下：
图3 中共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
(一) 确定各解放区统一的合理负担政策及标准。华北财经会议“根据各解放区的材料研究结果认为：人民负担能力，可占其生产量的15%—20%；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解放区）人口的1%—1.5%；一个士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16石左右。这个比率一般不能变动。”提出“国民党的财政政策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旧统治者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
（二）提出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只要保证部队的必要供给（衣服、粮食、菜金、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及炮兵、工兵的建设费用）以及必要的生产建设费用，就是完成了财政任务，其他事情可不办的不办，可缓办的缓办。提出解放区“财经工作不能仅从几百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计出发，必须从一亿九千万人民的生计出发，民富即国富，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同之点。”号召后方人员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提倡艰苦奋斗，一切为了前线，向农民生活看齐。
（三）独立自主地发展解放区的生产建设，达到经济上基本自给。指出解放区的生产建设，仍然具有“战时的”和“农村的”两大特点，只能以农业为主，依靠手工生产，应当适应战争需要努力发展生产，奖励人民发家致富，壮大解放区经济。实行奖励生产和经济保护政策，保护解放区幼稚的手工业生产，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工业品的进口，用合作社来组织手工业者，保护生产者的应得利益。
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这三者所组成。在这三种经济形式中，公营经济应在金融事业、对外贸易、交通事业和重工业中占领导地位（并非独占地位）；但公营经济还不能在解放区经济中占主要地位，今天主要还是发展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公营经济应当扶助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不应利用特殊地位阻碍私营经济的发展。在私营经济中，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是应扶助的、奖励的，它在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实现后，将有更大的发展。”
（四）实行精兵简政，节约使用民力。部队可占脱离生产总人数的3/4，地方占1/4。精简部队后方机关人员充实前方。保证野战军占部队总人数的1/2到2/3（能集中起来机动作战的）。提出整理村财政，杜绝开支无度。村财政负担，每人每年不超过小米6斤。提出调整战勤，节约民力。战斗部队要精确计算，做到平时不超过3兵1夫，战时不超过1兵1夫。支用民夫应有严格制度，除抬送伤病员和运输粮食弹药等战争必须外，其他当严厉禁止。
（五）贸易和金融货币工作应为发展生产服务。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争取有利交换，对内调剂供求，扶助生产发展。必须管理对外贸易，奖励土产输出，限制外货输入（奢侈品、消耗品及妨碍生产发展者应禁止输入），争取出入口平衡或出超。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摆脱蒋币涨落对解放区的影响。调节本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防止物价波动。为促进群众生产顺利发展，还应采取各种方法来促进土产运销，调剂农村信用。
（六）加强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财经工作队随军行动，为保证战争供给，管理接收没收资财，掌握政策指导，避免混乱浪费。取消机关部队的商店，归工商管理局统一经营。机关部队生产，应以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业为主，反对投机贸易。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统一的财经机关，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各区经济政策和对敌经济斗争。
1947年10月24日，中央在审查“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草案”和研究该次会议中各种报告材料之后，在批准会议决议的指示中要求，“华北财经会议对各种财经政策都做了具体的决定，这些决定应即坚决实行。”因此，以华北财经会议为开端，开启了统一财经事业的历史进程。
在实现财经统一问题上，要求货币统一呼声更高，且协商签订了1947年底发行统一票币的协议。董必武在1947年12月11日《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关于统一发行票币之议，在邯郸开华北财经会议时，各区代表原订有一项协议，准备在本年年底实行。”他到会后，考虑到当时财经统一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在《华北各解放区目前财经关系调整办法》中，暂把这项删掉了。
各区在货币统一问题的协商中，形成了在发行统一票币之前先固定比价、相互流通（如晋察冀边币与冀南银行币和北海银行币为10︰1︰1，西北农民银行币与冀南银行币兑换比价为20︰1、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兑换比价为2︰1）的过渡性措施，并上报中央批准。在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报请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这份文件中明确指出，“按照以上兑换比价，各解放区货币，可以互相流通。”这次会议为今后实现货币统一奠定了基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1947年10月，华北财经办事处在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夹峪村成立，分别由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兼任财政组、经济组、军事供给组组长，王学文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同时为准备统一发行货币，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由南汉宸任主任。开始谋划人民币票版设计、准备金筹集问题，开启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进程。
华北财经办事处1947年颁发了《1948年供给标准》《关于华北各解放区1948年几个财经问题的决定》，1948年对各地印流通券和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区货币实行固定比价及互相流通等做出统一规定。建立和扩大了一些利于经济统一管理的专业机构：渤海盐业公司、卫河临时委员会、石德铁路管理委员会，扩大了冀中采购委员会及永茂公司。先后召开了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交通会议和金融贸易会议。推动了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军工供给、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的统一。
1947年12月在董必武向中央报告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时说：“直到今年，关内五大解放区才先后从过度的分散经营的状态转变过来，各区财办才统一领导了本区的财经工作，而统一的程度仍有差别。在统一的过程中也遭遇若干有形无形的抵抗。现在以战略区为单位的分散经营，只要我们注意领导上的统一，逐步加强统一性，财经工作还是在发展，所受的阻碍还不算顶厉害。其中发生的毛病，如各区间相互建立的关税壁垒，各区票币相互压抑抵制，商业上的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等等。这些毛病自华北财经会议后已大大地改善了。有些残余，我们正在用力调整，不久是可以完全割除的。”这是对华北财经会议作用的一个基本的正确估价。
四、结语
内战初期，统治着全国约76%的面积、3.39亿人口，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拥有几乎全部的近代工业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国民政府，为保证战争浩大的开支，陷入收不抵支的窘境。1946年的政府开支即为1936年的4388倍尤多，物价为战前水平的3785倍，而税收在同一时期只增长了1075倍。在钞票发行方面，1945年8月，发行总额为5,569亿元，而1937年6月仅为14亿元。到1945年12月增加到10,319亿元，1946年12月增加到37,260亿元，1947年12月增加到304,810亿元。急速的通货膨胀不断促使国民政府发行巨额票面的钞票，更加重了人民心理恐慌和助长了不法商人的囤积货物坐等涨价行为。
基本上处于经济比较落后农村的解放区，内战初期只占国土面积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面临的财政困难更大。由于自抗战时期根据地就坚持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民富即国富，保护人民的应得利益，不断壮大根据地经济。大力实行精兵简政，数次精简脱离生产人员，尽量减轻人民战争负担。1946年以后实行以小米为单位的财政预算，货币发行有物资作保证，这些财政、货币上的政策措施无疑是有效的、成功的，使得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的货币除较少时期因政策失误增加发行量引起物价波动外，大部分时期要较法币及伪币稳定得多。
1948年在国统区农村，人民拒用蒋币的现象早已遍见各地。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的上海及广州，市场上亦逐渐排除蒋币，而改用比较稳定的美钞及港币作为计算商品价格的标准。在城市中蒋币作为价格标准和支付手段的作用正在消失，信用迅速破产。在这一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11月22日发布命令，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948年12月1日发行人民币，作为华北各解放区的本位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终结了旧中国经济“货币割据”的混乱局面，为全国经济的真正实现统一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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