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伙歪曲“批孔”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江青一伙歪曲“批孔”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江青一伙歪曲“批孔”

批孔是毛泽东讲的，讲的时间也比较早。把批孔与批林联系起来，则是在批林整风深入发展之后。而在批林整风中他讲的关于批孔的那些话，却被江青一伙用来攻击周恩来了。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善于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为现实服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往往不囿于定论而要作出自己的新的分析。孔子是儒家的鼻祖，在许多朝代都是被皇家推崇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孔子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并且常常把这一态度贯穿到现实政治斗争中。毛泽东认为，孔子作为封建文化的代名词，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的刘少奇身上是有体现的。1967年3月，毛泽东在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把它与孔子联系起来，说它宣传了孔孟之道。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又讲到了他对孔子的态度。这是李德生第一次直接听到毛泽东谈论孔子。当时，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时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我偏向这一方面。我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他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毛泽东还列举了一些学术界的名人，说某某某是崇孔的，说某某某是赞成法家的。李德生是工农干部，对这些并不太感兴趣，也不太懂。好在毛泽东当时也说了“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这一套啊”。因此，李德生在贯彻会议精神时着重考虑的是政策问题，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对孔夫子问题则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

“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清查林彪的材料时，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语录，床头上还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又多次谈到过批判孔子的问题。(www.guayunfan.com)

1973年5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中央工作会议各项议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后讲了一番话，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他还指出，不能只注意抓生产，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7月4日，毛泽东找王洪文、张春桥等谈话，从批评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谈到几位文化人，说他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但反对他尊孔、骂秦始皇。还说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8月6日，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头一天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和他写的两首诗。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时，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1]

江青传达的毛泽东写的两首诗，一首是1973年5月毛泽东在召见江青时顺口念的批郭老的“五言绝句”，实际上类似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第二首是8月5日毛泽东再次召见江青时令其手记的诗，即《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2]

毛泽东的这两首诗都是批评郭老即郭沫若尊儒反法的。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是个大学者，大知识分子。抗战时期，他写了《十批判书》。书中讲过，焚书坑儒打击了思想自由。毛泽东认为，现在是对这种论点进行批判的时候了。他指着为他排印的大字本《十批判书》说：这是供批判用的。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是不能“崇拜孔二先”的，否则，连唐代的柳宗元也不如。他认为，对法家秦始皇应该充分肯定，即使对他的焚书坑儒也应重新“商量”，不能一概否定；而名声很大的孔子学说，只不过是一些“秕糠”而已。

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同埃及副总统沙非的谈话中，再次讲到了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强调要“熟读唐人《封建论》”，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是肯定了秦始皇推行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郡县制，肯定了秦始皇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

毛泽东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论批孔，自然有相信他们能担负起批孔任务的意思。有了毛泽东的这种信任，江青等人也就开始忘乎所以、胡作非为起来了。1974年1月下旬，江青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为名，两次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指定要疾病缠身的郭沫若参加。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当众点名批判了郭沫若。说他的《十批判书》不是好文章，他和林彪一样都是尊孔的。1月31日，周恩来在主持讨论“批林批孔”的政治局会议后，与张春桥一起将毛泽东所写七律、柳宗元的《封建论》及注释等材料送给郭沫若。周恩来对他说：你那些书要清理清理，但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还说不清楚：你们大家都读书，我回去也读你的书，读完后再说，不要急于写批判文章。[3]张春桥锋芒毕露，指责郭沫若：你在重庆写的那些书，攻击秦始皇。张春桥的这话，显然是在搞“一箭双雕”。因为他知道，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活动都是得到周恩来支持的。他这样向郭沫若提问题，既是把矛头指向郭沫若，更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对张春桥的发难，郭沫若当场回答说：这是针对秦始皇的！这样，张春桥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郭沫若是很尊崇毛泽东的。他在“文革”开始前夕，就表示自己写的几百万字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应该烧掉。表示要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孔，郭沫若立即抱病提笔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心迹。2月7日，他写了一首《七律·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过了三天，江青又亲自窜到郭沫若家，纠缠了两小时之久，露骨地要郭写批判秦始皇的“那个宰相”的文章。郭沫若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但对江青的颐指气使却看不惯。他以沉默相抗争，未予置理。在这种氛围下，气愤和担忧两种心情的交集，使郭沫若的病情加重了。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1972年12月31日，即他肯定林彪思想是极右之后不久，还提出过高级干部要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他举例说，三国时吴国的武将吕蒙，文化不高，后来下决心学习，结果很快就能武能文。“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他读书之多，见识之广，超过了那些老的知识分子。在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找张春桥、王洪文批评外交部工作、提出要批孔的时候，他还在给高级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的讲话中，经常引用《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讲的“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话，并布置人把《史记》中陆贾、灌英、黥布（内讲了随何的事）、周勃等人的传记注释出来，供有关人员阅读，以便做到文武双全，防止上知识分子的当，受知识分子的骗。

毛泽东对批孔问题如此看重，自然引起了李德生的认真思考。他意识到，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和他所写的两首诗，并非只是从学术上探讨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而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是古为今用、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意在强调要从思想根源上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并借宣传法家重变革、儒家反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但是，江青一伙不这么看。他们在听了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谈话和毛泽东批评郭沫若的两首诗以后，他们在得知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对周恩来有些不满以后，欣喜若狂，自以为攻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打倒一批老干部的机会又来了。因此，江青在1973年8月6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将毛泽东讲的这些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意在使他们妄图清除对手的反党夺权活动合法化。周恩来识破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巧妙地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4]江青的意见得不到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也只好暂时不吭声了。

党的十大使江青一伙取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于是，他们便对纠左进行疯狂反扑，大张旗鼓地批孔批儒。9月，江青指使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擅自召开教育战线上批判孔子的座谈会，公开打出“批孔”的旗帜。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又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那些地方就属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样，在批林的同时，他们又加上了一个批孔。把原来的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而他们的“批孔”又是有特定含义的。对迟群的这一番话，周恩来进行了批评。但“四人帮”并未因周恩来的批评而有所收敛，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由此可见，在“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展之前，在批孔问题上便存在着这样的分歧：有的认为批孔是为了进一步批判林彪；有的则认为批孔是要再打倒一些人。而后者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竟一时占了上风。其主要表现是“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量登载所谓批孔的文章。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发表了《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的文章。此后，其他一些报刊开始登载有关批孔、批儒的文章，使“批林批孔”愈演愈烈。

李德生在听了毛泽东关于批孔的一些谈话，特别是军队干部要武也要文的指示后，十分注意学“文”的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认真读了不少书。凡是毛泽东讲到的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叫工作人员查清楚历史事实，反复琢磨毛泽东为什么要引用这个典故，从中汲取丰富营养。曾在李德生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向笔者介绍说：爱学习是李德生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他不会下象棋，不会打扑克，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学习，就看书，看新闻片。他不看故事片，因为工作、学习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看电影。通过学习，李德生对毛泽东所讲的批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在批林中联系批孔，是符合毛泽东的思想逻辑的。但把批孔歪曲为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那只是江青一伙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