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于4月12日、1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具体安排和会议文件，主要有：印发黄永胜等五人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印发陈伯达罪行材料及各地有关批陈文章。在与会人员中，毛泽东还特地指定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也参加。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共99人到会。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汇报交流了批陈整风的经验，进一步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系统批判了陈伯达一伙在庐山散布的种种谎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黄、吴、叶、李、邱书面检讨上的批示，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帮助，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在4月15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对于毛泽东批评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自己督促、帮助不够的责任，希望在庐山会议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联系实际，搞好自我教育。周恩来强调指出，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周恩来对犯错误者的循循善诱和严于律己的高风亮节，给李德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在各小组会上，与会同志发言热烈，一致表态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一些同志还联系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骗上当的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表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的愿望。(www.guayunfan.com)

只是在上述情况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才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

李德生说，这种做法是符合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的，有利于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但黄、吴、叶、李、邱几个人，对他们在庐山会议上表现的幕后活动，并没有讲清楚，一些问题仍有待揭露和搞清。

4月19日，林彪回到北京，周恩来当即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送给他，但林彪仍不表态，实际上是拒绝出席会议。

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解决一些地区的团结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张春桥等人插手浙江的运动，南京军区与浙江的主要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关系比较紧张。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南巡时，亲自给许世友打过招呼，做过工作，对他也有所批评，而且有的话说得比较重。8月31日晚上，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时，就问许世友：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毛泽东批评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还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许世友听了这些话后，有点紧张，当即向毛泽东提出：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后来，毛泽东到了杭州，9月3日在与南萍、熊应堂、陈励云谈话时，又提到了上述矛盾问题。

“舟山还武斗不武斗？”毛泽东问南萍。

“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南萍回答说。

“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毛泽东真是一语破的。

“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颇为流行的一句话。在这里，毛泽东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他虽然没有点名，但却是既批评了许世友，又批评了南萍。[27]

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4月19日深夜，毛泽东找李德生去交待说，你去找许世友谈谈，请他出面，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的团结问题。做做他们的工作。

4月20日上午，李德生在京西宾馆先向当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许世友，转达了毛泽东请他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的团结问题。许世友听了很高兴，表示不管多么困难，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指示去办。

许世友诚恳地对李德生说，过去不是没有看出这两方面的问题，没有去抓主要是为了避免嫌疑。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是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想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

许世友的话讲得很坦率，他所说的避嫌的两条理由中，两个“别人”，明显的是指张春桥等人。

李德生等许多老同志都知道，许世友对张春桥等人在“文革”中的恶劣表现，非常不满，而且他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敢于当面批评张春桥，义正词严。一次政治局开会时，李德生就听到许世友毫不留情地对张春桥说：你是戴眼镜，夹皮包，会总结，会提高，打起仗来往后跑。还有一次，他对张春桥半开玩笑地说：哎，张秀才，你能指挥打仗吗？给你一个连试一试。本来就是叛徒的张春桥听了这些特别刺耳的话，如坐针毡，六神无主。许世友是个敢说敢当、敢作敢为的传奇式将领，连江青他都敢于当面批评，何况张春桥呢？一次政治局开会时，许世友对江青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焰实在看不下去，当即狠批她：你一个戏子有什么了不起！正因为这样，“四人帮”一伙，对许世友是既怕又恨，一直想把他打倒，但终因许世友在全党全军的威望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他们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许世友向李德生表示：只要毛主席让我过问，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去办，凭党性处理好它。他还提出，希望李德生找浙江的同志也谈一下。

接着两天，李德生找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分别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许世友的态度。李德生对他们提出要求说：许司令是我们的老首长了，我知道你们对许司令是尊重的。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主席的期望，在许司令的领导下，解决好驻军的团结问题，进而解决好浙江问题。他们听了之后，表示很受感动，欢迎许世友来抓浙江问题，认为先解决好军队的团结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地方的问题。

许世友的谈话很诚恳，南萍、熊应堂的态度也很真诚，这就有了搞好团结的基础。许世友他们不怕困难，不再避嫌，李德生觉得自己也不应当避嫌！

李德生和许世友、南萍、熊应堂三人谈完话后已到深夜，随即连夜向毛泽东写报告。他把许世友谈到的避嫌理由以及各人的态度，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李德生的报告于4月24日凌晨5时送出，隔了两个小时，早晨7时，中央办公厅就送来了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在李德生的报告上批道：“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毛泽东还批示：“林、周、康阅后，退李德生同志存（可转许世友诸同志一阅）。”[28]周恩来的批示是：“请德生同志先阅，再请许世友、杜平、张春桥、南萍、熊应堂同志传阅……然后退李德生同志存。”李德生即将毛泽东的批示转给许世友等同志阅看。这就是“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这句具有深刻哲理的名言的出处。第二天早7时半，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德生：“昨日至大会堂参加四个小组会，都未遇到你。听说你在西北组，我赶去，你们已散了。现将主席批示给你一阅，并将批示抄三份，一份送张春桥同志，一份送许世友、杜平同志，一份送南萍、熊应堂同志。许告我，他们已谈了，照主席指示办理。门算开了，还要继续做工作。”

“原件退你存。”[29]李德生即将毛泽东的批示转给许世友等同志阅看。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成为当时解决一些地区和单位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九一三”事件后更好地解决浙江问题打下了一个好基础。

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9天后，周恩来于4月24日给毛泽东写报告，汇报了会议情况。报告写道，从总的方面看，会议加深了认识和检讨。拟从今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报告还说，在结束会上，拟由政治局出面讲一讲这次会议的收获，归纳几个问题，好向下传达。毛泽东批示：“已阅。基本同意。”4月28日，周恩来又将起草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讲话提纲送毛泽东审查。毛泽东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以。”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周恩来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总结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周恩来指出：“对同志间的不同意见，有些隔阂，大家都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顾全大局，不计较小事，主席说：‘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不应当避嫌，当事人也不应当避嫌。主席指示的办法有两条，‘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总之，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

周恩来还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严肃指出，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最终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他说，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他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会上，还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