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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的战略变化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1]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对中国方面作战。因此,侵华日军的对苏战备主要是停留在计划上,并没有大规模实施。本文拟对抗战后期侵华日军的战略变化作一评述,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实际上,除了浙东作战外,侵华日军计划中的对美战备大部分没有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豫湘桂战役的结果直接加速了侵华日军的战略转变。豫湘桂战役后,战争局势对日军更加不利。

试论抗日战争后期侵华日军的战略变化

梁星亮 黄恩鹏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1]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对中国方面作战。但出于战略配合上的考虑,它也把美军和苏军作为设想中的敌人。抗战前期和中期,日本有过“北进”的打算,为此曾要求侵华日军进行对前苏联的作战准备。但由于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日本后来被迫放弃了“北进”计划。因此,侵华日军的对苏战备主要是停留在计划上,并没有大规模实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被卷入世界战争的漩涡中。从此,侵华日军在对中国军队作战的同时,也开始与美军发生了联系。但在初期,它主要负责为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提供人力、物力支持,还尚未考虑与美军直接作战的问题。抗战后期,战争局势对日本日趋不利:中国军队的实力迅速增强,美军不断逼近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前苏联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侵华日军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尽力拖住中国军队的前提下,开始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对美军和苏军的作战准备。本文拟对抗战后期侵华日军的战略变化作一评述,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

进入1943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苏德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德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北非地中海战场上,盟军攻占了西西里岛,意大利被迫投降。在法西斯盟友不断失利的同时,日本的处境也日趋艰难。在中国战场上,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粉碎日军多次“大扫荡”后,连续发起了卫南、林南等战役,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同时,中国空军的力量也逐渐超过了日军,开始掌握战场制空权。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攻。1943年2月,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歼灭日军2万余人。随后,又击毙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从5月中旬起,美军开始进行越岛作战,向日军防守薄弱的岛屿发起进攻。在美军新战术的打击下,日军处处被动,防不胜防,被迫放弃了阿留申群岛等战略要地。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日军大本营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于1943年9月提出建立“绝对国防圈”的设想,把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新几内亚西部和缅甸等地作为第一线防御阵地。这标志着日军开始对美军采取全面防御的策略。在日军的设想中,中国大陆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是“绝对国防圈”的后方基地;另一方面,一旦“绝对国防圈”被突破,它又是日军抵御美军的最后防线。因此,侵华日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坚持对中国军队作战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对美军的作战部署。

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一方面,它想通过这次战役打击中国军队的主力,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打通大陆交通线,加强中国沿海地区的防务,准备抗击美军登陆。在日军的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此次作战的目的,是想把1943年夏秋为应付美国反攻所设定的‘绝对国防圈’,向纵深加强的一项战略措施。”[2]由此可见,此时侵华日军对中美两面作战的战略设想已经初步形成。随着太平洋战场局势日益恶化,日军大本营于1944年7月制定了《陆海军今后作战指导大纲》,要求中国派遣军加强对美作战准备,“占据浙东沿岸要地,封死中美联络于未然,”同时“要极力加强华中三角地带(南京、上海、杭州一带)方面东面的空地战备,并与九州、冲绳、台湾相依相辅,在中国东海构成强有力的支撑力量。”[3]为此,日军第十三军从8月22日开始进行浙东作战,先后占领了温州、福州等地,在东南沿海一带构筑了一条对美防御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命令第二十三军在攻占桂林、柳州后,尽快返回广州,加强沿海方面的对美战备。但由于此时日军主力正忙于豫湘桂战役,无暇东顾。实际上,除了浙东作战外,侵华日军计划中的对美战备大部分没有付诸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豫湘桂战役的结果直接加速了侵华日军的战略转变。此次战役中,日军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在形式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仅在衡阳战役,日军就伤亡1.9万余人。由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的兵力极为空虚。八路军和新四军乘势发起了局部反攻,共歼灭日伪军22万余人。因此,豫湘桂战役后,侵华日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现在师团的战斗力,第一线的师团,只相当于1个联队的战斗力。”[4]从此,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日趋被动,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的主动攻势。同时,由于侵华日军主力在战役中深入中国西南地区,战线进一步拉长,这对其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对美战备是非常不利的。对此,后来日本方面撰写的日军战史指出:“太平洋美军已进迫中国南海东海,日本支那派遣军主力却深陷入中国大陆偏西地区,面对美军自东来攻态势,日军显已处于不利状况;故日军突进桂林柳州地区的意义何在?实在值得检讨。”[5]

豫湘桂战役是侵华日军自抗战以来发动的一次规模巨大的会战,其参战总兵力为51万人,战马10万匹,火炮1151门,坦克794辆,汽车15550辆。[6]由于兵力严重不足,日军还把原计划调往太平洋战场的第三、十三、二十二师团也留在了中国。[7]这样,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大为减轻,进行了更加猛烈的反攻。1944年2月,美军攻占了马绍尔群岛;6—8月,又相继攻占了塞班、关岛、提尼安等岛屿;10—12月,攻占了莱特岛,全歼守军7万多人。1944年底,美军逐渐逼近了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上也对日军发起了猛烈攻势,先后收复了密支那、腾冲、龙陵等战略要地,日军在滇缅战场上败局已定。

豫湘桂战役后,战争局势对日军更加不利。日军大本营估计,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只能持续到1945年中期,遂制定了以本土为核心的决战计划:即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冲绳、硫磺岛等岛屿作为外围防御线,对美军进行持久战,推迟其进攻日本本土的时间;在此期间,迅速加强本土防御,准备与美军决战。为此,日军大本营要求侵华日军进一步加强对美军的作战准备,明确提出:“中国大陆之作战,改变为以美军为主敌之作战。以上海及华南要域为准备之重点。”[8]而侵华日军由于长期身处中国战场,更加重视对中国方面的作战。因此,关于对华与对美作战的关系问题,日军大本营和侵华日军产生了分歧。

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判断,在1945年中期以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将得到恢复,美军也将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届时将受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夹攻。因此,它决定在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恢复之前向四川大举进攻,计划在3月下旬派第六方面军从衡阳和柳州向西进攻,在攻占芷江和贵阳后,向重庆、成都挺进,最后占领四川全省。同时,侵华日军还明确提出了攻占四川的作用:第一,可以切断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粉碎其进行总反攻的计划;第二,可以摧毁中美空军的基地,既能保证大陆交通线的畅通,又能防止中美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第三,促使中国从滇缅战场上调兵,减轻缅甸方面军的压力。但日军大本营鉴于太平洋战场局势日益恶化,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认为在西线战场上,在“不致惹起大影响之范围内,亦仅可以小部队实施对中国内地之挺进作战。”对于东线战场,日军大本营则格外重视,要求“迅速加强中国东南沿岸方面之战备,遇美军来攻之时,适时集中所需之兵力,以击灭之,极力摧毁其企图。”[9]为此,侵华日军从1945年1月下旬开始正式实施东西两面战略。在西面,尽力拖住中国军队,努力维持现有局面;在东面,加紧进行对美军的作战准备。

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侵华日军制定了一系列新的作战计划,命令二十三军于3月底以前完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对美战备;十三军于初夏以前完成长江下游地区的对美战备;华北方面军于初夏以前完成青岛方面的对美战备;第五航空军以主力负责沿海方面的对美战备;第六方面军确保现有战线,负责对中国方面作战。[10]其中,日军把长江三角地带和华南沿海地区作为对美战备的重点。在长江三角地带,第十三军以温州、杭州、福州、上海一带为第一线防御阵地。当时,十三军下辖五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和一个独立警备队,但仍感到兵力不足。为此,日军大本营把原属关东军的第六军司令部调归十三军指挥,同时,还计划将华北地区的七个师团、武汉地区的一个师团和南京地区的一个师团陆续调到上海附近。在华南地区,第二十三军将广州、香港、潮州、汕头一带作为重点防御地区,以广州为中心构筑了大量坑道式复廓阵地。同时,日军大本营将在国内临时编成的波潮、波雷等部队陆续运到了华南地区,还将原属第六方面军的两个师团调归二十三军。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对于加强华南地区的对美战备起了一定作用,但却给以后日军从该地区收缩兵力造成了一些困难。

为了加强中国沿海地区的防务,侵华日军又新成立了一批对美战备兵团。2月20日,在扬州成立独立第九十旅团;2月25日,在温州成立独立第八十九旅团,在福州成立独立第六十二旅团;2月28日,在杭州成立第一三三师团;空军方面,新成立第十三飞行师团,又从中国东北地区抽调一个飞行团司令部和三个飞行战队。

这一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了几次攻势,但受对美战备的影响,这些战役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在豫湘桂战役后,中美空军以芷江和老河口机场为前线基地不断出击,给日军的水陆交通线以重大威胁。因此,侵华日军决定摧毁这两个空军基地,计划由华北方面军负责老河口地区的作战,第六方面军负责芷江地区的作战。日军大本营虽然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极力限制战役规模的扩大,命令侵华日军“以长江下游重要地区作为重点,加强东面作战的准备;对西面作战在缩小规模的范围内可以实行。”[11]在这两个战役初期,日军用于进攻第一线的兵力都不是很多。豫西鄂北会战为35000人,湘西会战为50000人,这与豫湘桂战役时动辄使用几十万人的情况相比,确是相差甚远。

从1945年4月起,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时,侵华日军的战略方针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东西两面战略转变为东主西从战略。

首先,中国军队实力的增强是促使侵华日军进行战略转变的最主要因素。豫湘桂战役后,国民政府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整军备战,于1945年初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对西南各战区的部队进行统一指挥和整训。随着中印公路打通,大批美援物资输入国内,国民政府迅速建立了一批美式装备的军队,其火力要比日军强很多。中国空军此时也牢牢掌握着制空权。在湘西会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得以充分体现,陆军和空军密切配合,共歼敌2.8万余人,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敌后战场也发起了规模巨大的春季攻势,沉重打击了日军,自身力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45年4月,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拥有正规部队91万,民兵220万,控制区域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9950万。[12]随着中国军队实力的增强,日军再也无力发起主动攻势,不得不进行全面防御。

其次,前苏联对日态度的变化也促使侵华日军转变战略。1945年初,在德国败局已定的形势下,前苏联逐渐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前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在对德战争结束后2或3个月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4月5日,前苏联发表声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从而为对日宣战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前苏联开始积极进行对日作战准备,“至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苏俄即开始自东欧方面,由西伯利亚铁道,向东运输兵力。苏军之向东运输,至五月左右,据悉已逐渐抵达西伯利亚铁路平时运输力之最大限度。”日军大本营判断前苏联“于本年初秋对日发动武力之公算颇大。”[13]因此开始大力加强中国东北地区的战备,决定将原属中国派遣军的四个师团调归关东军指挥。这样,中国派遣军的兵力大为减少,处境日趋艰难。

再次,日本本土决战计划也是促使侵华日军进行战略转变的重要因素。进入1945年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攻势更加猛烈,迅速逼近了日本本土。3月,美军攻占了硫磺岛,4月,发起了冲绳战役。同时,美国空军加紧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海军则对日本本土进行封锁。日本的战时经济遭受重创,其炼油工业生产下降了83%,飞机引擎生产下降了75%,飞机骨架生产下降了60%,电子装备生产则下降了70%,600多家主要军事工业工厂不是被毁就是遭到严重破坏。[14]1945年春夏之际,日本的军事、经济力量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它决定顽抗到底,准备与美军进行本土决战。随着冲绳作战的开始,华南方面在保卫日本本土上的价值急剧下降,日军大本营遂命令侵华日军从该地区收缩兵力,将对美战备的重点转移到上海和山东方面。

1945年4月下旬,侵华日军开始正式实行东主西从战略。在西面,对中国军队采取全面防御态势;在东面,从华南地区撤兵,集中主力于华中、华北地区,在准备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配合关东军加强对苏军的作战准备。从4月27日起,华南地区的日军开始陆续北撤。为加速撤退的步伐,日军大本营于5月28日发布了《大陆命第1335号》,命令中国派遣军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等省的兵力,进一步加强华中、华北方面的战略态势。为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又制定了一系列新的作战计划。在华南地区,命二十三军集中兵力确保广州和香港,在完成对美战备的同时,迅速将其余兵力调到南京附近;在华中地区,命十三军迅速撤回驻在福州和温州的兵力,以主力确保华中三角地带,在7月底以前完成这一地区的对美战备;命第六方面军确保武汉周围地区,应付国民党军队的总反攻,以利于派遣军主力的对美决战;在华北地区,命华北方面军撤回在河南和山西南部地区的兵力,集中主力加强山东半岛的对美战备,同时与关东军相策应完成对苏作战准备。[15]

前苏联对日宣战后,侵华日军东线战备的重心由美军转向了苏军。8月9日,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支援关东军。8月12日,日军第一一八师团从南京附近开始向北进发。同日,华北方面军下令撤出在河南和山西南部的兵力,用以支援关东军。第十三飞行师团也计划将主力北调,协助华北方面军加强对苏战备。与此同时,华南地区的日军也加快了北撤的步伐。在濒临失败的前夕,侵华日军不得不采取收缩战线的策略,准备同时与中国、美国和前苏联三方作战,以策应“本土决战”的实施。但由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这一系列战略设想大部分没有实现。日本宣布投降时,从南方地区北调的日军大多没有到达目的地,滞留在武汉地区的部队就达5万余人。

在侵华日军加紧进行东线战备的同时,中国军队则发起了猛烈的反攻。敌后战场军民先后进行了夏季攻势和全面反攻,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扩大了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闽浙边境追击战、赣江追击战和桂柳反攻战等战役,收复了广西全省和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部分地区。中国军民的英勇奋战,极大地加速了日军失败的步伐。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侵华日军的东主西从战略也随之破产。

综上所述,抗战后期,由于战场形势日益恶化,侵华日军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方针。虽然每个阶段战略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其总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即在尽力拖住中国军队的同时,积极进行对美军和苏军的作战准备。但由于此时日本大势已去,侵华日军的这种设想注定是要失败的。当时,中国军队的实力迅速增强,美、苏等国的战略重心也开始向亚洲战场转移。在这种形势下,侵华日军自不量力,竟然准备与几个大国同时对抗。为此,它不得不在几个战场之间频繁调动部队,造成兵力严重分散,战略态势异常被动。在中、苏等国军队的猛烈攻势面前,侵华日军很快土崩瓦解,战略计划彻底失败。

【注释】

[1]本文中的侵华日军专指日本中国派遣军。

[2][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湖南会战: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1.

[3][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1卷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56.

[4][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1卷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105.

[5]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1册.杭州: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1985:288.

[6][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湖南会战: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6.

[7]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982.

[8][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29.

[9]同上,第46-47页.

[10]同上,第47页.

[11][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35.

[12]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375.

[13][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181-183.

[1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562.

[15][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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