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趋势及我国对策

一、21世纪初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趋势

（1）国际货币体系必将进行改革和重新修订，国际货币制度呈现多元化和区域化的特点

从现实可以考虑的方案来看，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有3种选择。一是建立全新的国际性统一货币，按照国别性中央银行的模式，建设一个国际性的中央银行，以某种确定的价值基础为依据。借用现代银行制度，发行世界通用性的国际货币。这是一种长期的理论化的理想目标模式，但在21世纪初是不现实的。二是重归金本位货币制度，以黄金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货币或主要货币基础。这一构想虽有很多赞同，但在21世纪，金本位时代的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基础已一去不复返了，重归旧途是不可能的。三是在维持目前国别性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手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即增加作为国际货币手段的国别性货币的数量，强化市场对于各种国别性货币价值稳定的信息传递，强化各国之间货币管理的同步协调，特别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别货币国家之间的协调。我们认为，第三种可能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改革的方向，也是具有现实和经验的可能性。

欧元的诞生，将对美元形成挑战，并逐步部分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将使国际货币格局产生新的变化，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多元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将逐步形成国际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三元化”的格局，尽管在这个三元格局中，各自的地位是不对称的。但在未来更长时期，如21世纪中后期，也不排除“2+1+1”（即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多元化的格局。或者说，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出现一种以美元货币区域、欧元货币区域、日元货币区域这3大货币区为核心，以其他货币区域为补充（如人民币货币区域，人民币货币区域也可能成为第4大货币区域），不同货币区域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的局面。这种货币的区域性特点，来自于欧元的出现为国际汇率制度变革提供的实践。也就是说，通过区域内成员国的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来实现区域性的货币稳定，从而使多元化的国际汇率体系中出现局部的固定汇率回归。这一区域内货币的统一，对其他地区货币联盟必将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可能成为21世纪经济区域联盟中货币联盟的引发器，如北美货币联盟、东亚货币联盟等。

（2）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势不可挡，但可以是渐进的，政府的有效干预也是必要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动荡，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有了新的认识。东亚受灾国痛定思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较为一致地主张加强对资本特别是短期流动资本的管制，认为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是循序渐进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慎重对待自由化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引起重大争论。美国金融和财政当局历次政策都刻意回避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反其道而行之，即强调资本交易自由化的好处，迫使东亚受灾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应该说，发达国家将金融全球化视为21世纪的生命线。尽管发达国家考虑到了游资对本国市场的反作用力，但基于投资自由化对其利益更大，因而日益倾向于推动资本自由化。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改革的主线是，美联储顺应金融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放宽对金融限制，其监管思路朝减少于预、促进竞争及灵活反应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21世纪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趋势不可改变。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金融变革和金融创新将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21世纪现代金融产业的发展态势初见端倪。

但是，面对金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巨大冲击带来的负面效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和有关专家学者也似乎深深感受到，金融自由化也要视各国金融市场的发育条件和具体情况而实行渐进的开放战略。普遍的认识是，国家对金融的有效干预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应当加强国家在促进市场机制有效和公平运转中的积极作用。如世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称，国家应当更好和更加强对市场活动的监督。也就是说，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诸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以市场规律为基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抑制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破坏性的改革观念。

（3）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快速，实行有效监控势在必行

随着金融手段现代化，特别是国际信息网络化和电子化，极大地加快了全球资金流动的速度。外汇交易可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大大地提高了各国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加强了各市场间的互相依存度，也增大了国际投机活动的频率和危险程度。一旦某个市场或局部地区发生金融动荡，很快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市场。面对日益增大的国际游资冲击，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政府绝不能掉以轻心。引进外资，必须采取适宜的管制和有效的监控政策。目前无论在东亚还是发达国家，都有相当多的人士主张对外汇借贷征税、限制投机交易等措施，建立起限制短期资本进出入市场的机制。持这种观点的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也包括IMF的一些官员，他们主张逐步收回对交易所和货币的控制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IMF都主张限制对冲（套利）基金的活动。这就是说，面对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的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快速扩张，各国都在积极寻求监控措施，使之有序流动，以保持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的平稳发展。

（4）“网上银行”、超大规模的跨国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地位的上升，将成为21世纪初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

21世纪是知识和信息的社会，信息技术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龙头。在信息技术的直接推动和强力支持下，以通过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频道或因特网上做保险、交电话费、银行储蓄、结转账等为主要业务的“网上银行”时代即将来临。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要求银行必须不断增强经营实力，通过合并、兼并和收购来降低成本，优化业务和机构组合，提高竞争实力。因此，金融服务机构中超大规模的跨国银行，将成为21世纪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并在未来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此外，随着商业银行作为、筹措资金的主要媒介地位进一步削弱，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投融资主导地位的确立，传统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金融零售集团不断涌现。在市场准入障碍的消除和自由竞争机制增强的前提下，各类金融机构将重新确定它们的战略地位。

（5）国际金融组织改革迫在眉睫，其职能分工更为明确和合理，调控能力得以强化，从而建立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呼声不断，已提上议事日程，关键是形成怎样的框架。改革的方向应是调整IMF、世界银行的职能与分工，完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6）建立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机制，是未来各国努力的重要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金融市场相继开放，金融国界正在逐渐消失，金融监管已不仅仅是某个国家内部事物。因此，加强各国金融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以缓解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和冲突，是极其重要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使金融发展与实际经济发展不对称，而使国际金融运行处于高风险运动状态。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和协调，才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同时，只有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才能使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尽早度过难关，并为国际金融和经济更健康地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关键是要提高信息透明度，及时和准确地公开披露市场信息，以利于投资者明了和回避市场风险。对此，国际社会和有关方面已形成重要共识。

二、中国的对策

（1）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游戏规则”的制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应通过参与保护自己。既保护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也维护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整体合理性。现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已提出的各种构想，涉及到资金筹措、融资方式等，都与各国有关。比如，增加货币基金份额的规定将加大我国缴纳特别提款权的压力，就需要认真研究。我们一定要力求权责对等。在增加贡献的同时，也要增加权力。又如，IMF临委会正面临变动，一些国家正在争取进入，我国也应有所对策和作为。

事实上，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到足以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时，中国才能在这些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之前，中国可以提出和同意以下建议：在资金、职权和人力等多方面加强IMF，更新该组织的机构和职能，使之更加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迅猛发展的需要。提出IMF在决策时，程序要更开放，透明度要更高，对有关国家经济和金融情况的评估要更有系统性和符合客观实际：在国家、地区和国际3个级别分别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逐步形成全球性的预警网络。在对付国际金融危机方面，要逐步把重点由应付危机转变为防范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要大力推广和应用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管理和操作方法，以提高其金融系统的运作水平。特别是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制定一套符合国际金融运作高标准的财会制度、审计制度和统计制度，形成更为严密、科学的金融监督制度。

（2）谨慎对待东亚区域货币联盟和亚元问题，积极构建“大中国区”的人民币区域货币，以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21世纪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多元化趋势的同时，货币区域联盟和区域性的特点也日益明显。特别是欧元诞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使这一趋势得以强化。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北美货币联盟，阿根廷提出了在南方共同市场建立美元区，日本也在积极推动东亚经济圈等。为此，有关学者也提出东亚货币联盟和建立亚元的倡议和主张。我们认为，对此主张和提法需要慎重。这不仅因为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的差别比欧洲大得多，建立东亚区域货币联盟的“趋同”动力不明显，即使想建立，也必定比欧洲货币联盟要漫长得多。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其货币日元一直被认为应起到领导东亚各国货币的作用，即所谓的东亚“日元圈”之说。早在80年代中期，日元就开始了其国际化的进程，并出台了一系列开放金融市场的举措，如加大日元筹资力度，积极推进欧洲日元市场，稳固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亚洲金融危机和欧元的诞生，更加促使日本朝野重新考虑日元的前途问题。最近一段时期，日本国内又出现了鼓吹“日元国际化”的论调，并配合日本推行的“金融大改革”而走出了日元国际化的实质性步伐，即提出日本金融的国际化、透明化和自由化等改革原则和方案。如果改革成功，日本的资本市场更加国际化。有论点认为，改革后的日本商业市场可采用日元和美元两种标价。这一举措的意图是野心勃勃的。它使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真正联系在一起，让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强国的金融市场重新规划整合。若如此，日本就会成为亚洲真正的最大“金融站点”，就可以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它在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市场的领先地位，从而使国际金融格局改变为美—日区、欧元区和其他区等。

因此，我们要谨慎对待，并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及时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快拿出对策，以迎接日本的挑战。为此，我们提出积极构建“大中国区”（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等，有可能还包括周边的东盟国家）的人民币区域货币的想法。因为在21世纪，中国是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的一个金融体系改革的“站点”。我国内地经济快速增长，金融改革长抓不懈是“大中国区”的坚实后盾；香港是重要国际金融中心，自由化程度最高，有丰富的经验；台湾也已积累了相当的资本、技术和经验。三地各有优势，互补性较强。只要包括澳门在内的两岸四地能够精诚合作，加之与东盟地区建立紧密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大中国区”极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新格局中的一极，从而构成美—日区、欧元区和“大中国区”的格局，提高和发挥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应有的作用。

（3）沉着应对金融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挑战

第一，积极响应WTO要求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并掌握好对外开放的时机、步骤和领域。

既然要加入WTO，又想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中发挥作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国际环境大背景，我们就要积极响应WTO的要求，在享受相应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中国银行业必须对外开放，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实现对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的统一国民待遇。这样做，既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国际化中分享利益，又能提高和积极发挥在东亚和亚洲区域乃至国际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何况对外开放，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银行业高度垄断，提高服务和效率，增强金融业整体水平和竞争能力，对我国经济发展是十分有益和迫切需要的，何乐而不为？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只有勇于挑战的人才能把握机遇。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面对现实，迎接挑战，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特别是要在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建立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和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上下功夫。

金融对外开放，引进外资银行，必须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积极而稳妥地进行。其关键问题是怎样开放，如何把握好对外开放的时机、步骤、领域和金融监管。

一是开放的时机。中国的金融开放要作中长期打算，分阶段推进。比如，从1999年到2005年，金融业以改革为主、开放为辅，重点抓好国有商业银行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改造、国内利率的自由化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及金融监管的建章建制；与此同时，有条件地向国外金融机构开放。从2006到2010年，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重点抓好金融监管手段的完善和资本项目开放。

二是开放的步骤。宜先外币后人民币，先中国企业后中国居民；先一般业务后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先银行业务后非银行金融业务；先长期资本后证券和短期资本；最后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

三是开放的领域。国际化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将从对外引进资金和金融机构逐步扩大到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就今后一个时期的侧重点来看，首先是扩大金融开放的地域，改变目前大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平衡分布状态，注重在全国均衡发展；其次是适当增加引进外资银行的数量和种类；最后是逐步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从而建立一个统一规范、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的金融体系。

四是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任何一国的金融开放都是相对的。美国对外资银行机构的进入也有许多准入条件和监管措施。日本也是如此。中国应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保护国内金融安全的金融监管规则，建立一套对外资银行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和防止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进和流出的措施，如严格外资银行的市场准人，建立早期风险监测、识别、预警、控制系统和风险管理体系，制订《外国银行法》，全面规范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等。

第二，渐进地开展金融业务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与金融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一国的金融危机正是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推动而加深加重的。因此，注重和防范金融开放的政策也同样适用于金融自由化。实际上，与金融开放相比，金融自由化对一国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和金融监管体系、监管能力的要求更高。目前我国远不具备这些条件，如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证券与保险的经营自由化，衍生工具的投资自由化等等。在这些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未成熟和完善之前，是不能贸然推进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其实，金融自由化，在发达国家也是走过了很长时间与历史过程的。而且是与经济发展的成熟、技术和企业竞争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而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过程，过早过快参与金融自由化，很容易产生金融和经济危机或被转嫁危机。因此，中国开展金融业务自由化和国际化只能是渐进，至少要有30—50年的战略规划。当然，在主观上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包括衍生金融产品，开展多元化经营业务和金融创新业务，以提高效率、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金融自由化并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管，而是要重新建立新的规则，使政府能够监控整个金融交易，以避免金融风险。我国应根据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方向，及时建立起符合国际标准的市场基础设施，按照国际金融监管的要求加强自律和提高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根据国际惯例改革会计制度，以保证金融机构提供可信和优质的会计报告，从而提高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

此次亚洲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发展中国家提早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放松对资本项目管理，提前实现本国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从而导致了国内宏观经济调控重大杠杆货币政策的失效。我国到1996年底，已成功地初步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没有急于很快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因而在亚洲危机中幸免过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中资本市场的扩大，对资本项目还需加强管理。在稳步推进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与金融资产实力，采取循序渐进的逐步放开资本市场战略步骤。特别是在国际金融体系变化莫测、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我国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更应该谨慎抉择，有步骤地推进。我们也要防止采取“关门大吉”的办法来消极对待国际金融风险。中国要想在21世纪的国际金融领域有所作为，就应该在严格规范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开放力度，尤为注意引进国外金融业先进的经营方式和优良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并不断创造各种条件，积极向这一方向努力。

第四，加大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控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特别是网络化、电子化使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快速，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产生和对冲基金等国际基金管理公司巨额资金的投机冲击，极大地提高了一国金融监控和风险防范的难度。但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业务国际化的趋势下，将国际资本拒之门外，显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只能迎接挑战。在21世纪，中国要以更加开放的姿势对待，并不断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加速中国经济发展。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改善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资金期限结构，使长期资金与短期资金、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等结构合理；要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协调和风险防范；要建立和完善金融内部风险控制系统和风险监督机制。二是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活动。在日益全球化的未来金融市场，大规模和快速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仅靠一国的监管力量和调控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与各国央行或政府以及国际金融组织通力合作，共同协调，对市场进行国际性管理，以约束非理性的投机力量，才能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防止和解决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

（此文发表于《中国投资》杂志，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