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跨国公司参与政府“民主援助”的案例考察

美国跨国公司参与政府“民主援助”的案例考察_美国跨国公司与“ 民主促进”：一种国家— 市场— 社会关系分析视角

第三节　美国跨国公司参与政府“民主援助”的案例考察

美国大多数“民主促进”项目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和设计的。美国政府不直接实施，而依赖形形色色的非营利和营利机构或组织去完成^[76]。作为私人组织的美国跨国公司是美国“民主促进”项目诸多参与者之一。美国军事援助项目一般由国防部下设的装备处和工程处管辖，以合同的形式发包给美国军工类（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建筑类等类型（如比奇特尔公司）的跨国公司。^[77]经济援助类的项目一般由美国国务院下设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向私人机构发包。承揽国际开发署合同的多为营利性的公司。政治援助类的项目一般由“全国民主基金会”（NED）资助，参与的主体多为公民团体或NGO。

下面对“创新联合国际”公司（CAII）参与“美国国际开发署”民主促进项目进行案例分析：

美国“创新联合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由美国少数几位妇女所拥有的职业服务公司，创立于1977年。到目前为止，“参与、多元化和公平的公司宗旨推动了多个旨在谋求改善不下68个国家贫穷人口生活的工程”。^[78]

起初，CAII（一家私人营利性公司）以“创意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闻名，初创时的发起人为四名妇女，后更名为“创新联合国际”公司。到1985年，CAII成了一家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兼有政府和私人合同的企业。自那以后，它签订了400份海外合同，在11个国家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拥有300名员工，年收入高达5 000万美元。^[79]

CAII曾开展活动过的国家包括安哥拉、萨尔瓦多、海地、阿富汗、约旦、贝宁、危地马拉、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南非、秘鲁、塞尔维亚和门第内哥罗。它所运作的著名工程之一是1989年卷入“反尼加拉瓜政府游击队”，此种介入凸显了教育在咄咄逼人的美国外交政策干预中作用的连续性，这种外交干预是以有利于美国跨国资本的方式进行的。^[80]自从在“民主促进”上的“里根革命”以来，CAII涉足许多工程，这些工程被设计为“按照美国的利益，将教育启蒙工作融入拓展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的战略中去”。^[81]在1991年，CAII也卷入了反对民选总统杰恩伯伦德·亚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的军事政变^[82]自2001年9月以来，CAII一直从事援助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海外媒体和公民教育项目。^[83]

在美军入侵阿富汗（2001）和伊拉克（2003）后，CAII从美国国际开发署获得有关伊拉克教育重建的合同。举凡学校设施、教材、教师培训、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等所有这些项目全都由CAII直接承揽或间接承包。在2003年，公司因为没有通过竞标而获得其伊拉克的合同受到媒体和国会的密切关注和审查。^[84]从政府部门获得非竞标合同的公司不只CAII一家。比切特尔（Bechtel）、哈利伯顿（Haliburton）和其他美国公司也从政府给予的无竞标合同中获利。^[85]

“CAII于2003年接管阿富汗人的教育发展标志着美国私人部门在参与阿富汗教育项目方面所扮演角色的重大突破”。自1970年以来，公立的、非营利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通过创办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学校和编写教材参与到创建Mujahedeen工程中；Mujahedeen服务于美国将苏联人逐出阿富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利益。这些按照内布拉斯加教材训练出的Muja‐hedeen“好学生”以塔利班和“卡伊达”形式变成了美国的纳米西斯（复仇女神）^[86]。通过否定政治和培育诸如Ramak之类的私有化项目，CAII将教育机构的功能减至公共领域，从而使诸如兴建学校之类的真正的公民事业成为可能。尽管CAII没有通过其精心策划的项目来培育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意图，但它“促进民主”的方式确实体现了其对项目发起人的忠诚。CAII强调媒体应脱离国家控制而转移到营利的私人组织，这鼓励了目标国对美国所提供的昂贵设备和去政治化的媒体体制的依赖，在这种去政治化的媒体体制中，市场和对利润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新媒体的“神经”纤维。^[87]

CAII 90％的资金来自USAID。2004年7月14日，CAII从美国国际开发署获得第二份伊拉克教育合同。合同金额为56 400 000美元，期限两年，内容是集中为伊拉克教育部提供技术援助。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教育重建的支持主要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与CAII签订的合同来完成的。CAII领导的是一个“崛起工程（Rise Project）”的联盟。该工程旨在为伊拉克学校发放设备、教材和其他教学物质。教育改革的努力将重点放在加速学习和提高教师和学校的办学能力，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曾是中东地区最完善的伊拉克教育制度。^[88]伊拉克的NGO伙伴将获得训练，以指导当地的资料收集员帮助迅速发放教学物资。

由CAII承揽的“加速学习引导工程”在中东五个国家发起，重点解决女孩子的教育问题。CAII团队负责小学和初中教师的训练，目的在于让当地教师承担起在伊拉克培训教师之责。在黎巴嫩、约旦、摩洛哥、约旦和阿富汗等国启动的“民主和教育”工程是CAII通过教育改革应对后冲突地区的发展挑战。在黎巴嫩和约旦，143个村子里超过390 000名公民得益于CAII的“桥梁”（Bridges）工程。该工程提供一种社区重建和复兴的途径。它首先满足基础设施、经济和环境需要，接着让公民在实施过程中起领导作用。若社区达不成共识，则工程无法实施。通过与两个国家的众多社区合作，工程明确集中在建立地方层次的有效自治上。在摩洛哥，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摩洛哥女孩教育的“MEG”工程正影响着该国农村地区女孩的考试、录取和维持工作。CAII正与当地教育部在试点省份和全国层次上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在叙利亚，CAII通过其“基础教育政策支持”（BEPS）活动，帮助后冲突社会检查教育在解散童子军，并使其回到学校，以及提出难民区教育需要中的作用。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阿富汗小学教育方案（APEP）下，截至2006年5月底止，CAII为阿富汗共印制和运送了超过1 000万本的新教材。在与其伙伴的合作中，CAII正在为阿富汗的大龄孩子设计和执行一项加速学习的方案，并将收音机作为提高教师技能的一个工具。CAII也已完全涉足一项新课程框架的开发。^[89]

从上述案例中发现，美国创新联合公司是一家非生产性的跨国公司。其活动的宗旨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多元化和公平”。如前所述，公众参与、公民社会、通过教育成为信息灵通的公民等，这些都是美式民主的一些基本内容。CAII通过其“崛起工程”、“桥梁工程”等项目实施培育中东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来实现目标国政治多元化的目的。其活动的方式是通过从美国国际开发署承包一些“民主促进”的项目或工程，促进目标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帮助后冲突国家重建社区公民教育，以此来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其活动方式明显带有自下而上和草根渗透的色彩。另一方面，由于它强调“去政治”的经济自由，因此，其活动有利于美国跨国资本的扩张和美国式市场民主的输出。简言之，CAII的活动是美国在中东“民主促进”总体工程的一部分。

下面再举几则美国跨国公司参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援助项目的例子：

例1：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建立“融资联盟”。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一些咖啡生产国建立了可持续贸易融资联盟（Finance 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Trade）。该组织将美国国际开发署与生态贷款社（Ecologic Finance）这样的非传统贷款机构和其他有社会责任感的进口商、咖啡烘焙商及独立的生态标签组织和社会监督组织结成合作伙伴。星巴克等美国跨国公司与咖啡合作社共同努力，帮助以有利于生态的方法种植、收获和加工产品的农业合作社及时获得贷款。贷款直接提供给与采购商签订了合同的合作社，合作社在农民交货之后立即向农民支付现金。这一商业视角不仅为合作社提供融资，而且将他们与青山咖啡烘焙公司（Green Mountain Coffee Roasters）和星巴克（Starbucks）等终端购买商联系起来——这些公司致力于确保这一为发展中国家千百万人民提供生计的全球性商品的持续供应。

例2：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培养企业家”计划。“INJAZ‐Arabia”是一项由民间部门主导的培养和引导阿拉伯世界下一代企业领袖的行动计划。一些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大公司、美国国际开发署、中东伙伴计划（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和各国教育部联合出力，由公司高层志愿人员向阿拉伯青年传授经验、知识以及成功的经历。学生们了解到银行部门如何扶持工商企业，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务和跟踪股票，以及企业如何运作。他们甚至建立一个模型企业，然后完成从制定业务规划至破产清算的全过程。本国公司和跨国公司对参加INJAZ的兴趣日益浓厚，把参加这类活动当作良好企业公民的一种实践。

例3：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创建“企业家发展联盟”活动。在2002年签署和平协定后，安哥拉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向雪佛龙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戴维·奥赖利（Dave O’Reilly）提出了一个难题，即作为安哥拉的最大投资者和雇主，雪佛龙公司在几十年后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作为回应，奥赖利创建了“企业家发展联盟”（Enterprise Devel‐opment Alliance）。雪佛龙通过这个项目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各自承诺出资至少1 000万美元，用于资助建立农业企业以及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加强金融部门的能力建设以扩大信贷服务，向良种培育和作物多样化等农业企业活动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雪佛龙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探索进行第二代合作的可能性，以便继续给安哥拉经济注入活力和实现安哥拉的发展潜力。^[90]

上述案例体现了诸如星巴克、雪佛龙等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国际开发署一道，在受援国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和经济改革、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上述建立融资联盟、培养企业家和创建企业发展联盟的合作行为虽然都属于经济领域，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宗旨就是通过对受援国提供经济援助，来促进受援国经济和市场制度的发展，进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培育支持民主的中产阶级力量。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参与或支持政府的经济援助项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促进民主”的间接方式。

【注释】

[1]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郑须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86页。

[2]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里根年代》，张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05页。

[3]同上书，第2—5页。

[4]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549页。

[5]Peter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and Theda Skocpo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Massachuset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6]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第135页。

[7]同上书，第143页。

[8]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75，p.142.

[9]Dennis M.Ray，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03，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ep.，1972），pp.80—92.

[10]Dennis M.Ray，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03，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ep.，1972），pp.80—92.

[11]Richard J.Barnet，“The National Security Managers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Politicsand Society，Febru‐ary 1971，p.260.

[12]同样，戴维·T.斯坦利及其合作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86％的美国陆、海、空三军部长要么来自商界，要么来自通常有过从商经历的律师。见David T.Stanley et al.，Men Who Govern，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1967，p.141。

[13]Michael T.Hayes，Lobbyists and Legislators：A Theory of Political Market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New Brunswik，1981.

[14]托马斯·戴伊：《谁统治美国——里根年代》，张维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15]Graham K.Wilson，“Business and Politics：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third edition），Macmillan，Pal‐grave，2003，p.43.

[16]托马斯·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鞠方安、吴忧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17]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八十年代的看法》，沈泽芬、郑须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37页。

[18]李寿祺：《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6页。

[19]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卡特年代》，梅士、王殿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20]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八十年代的看法》，沈泽芬、郑须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74页。

[21]同上书，第83页。

[22]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卡特年代》，梅士、王殿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23]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卡特年代》，梅士、王殿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24]David S.Mclellan and Charles E.Woodhouse，“Businessmen in Foreign Policy，”Southwes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Social Science Quarterly），35（March 1959）.

[25]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八十年代的看法》，沈泽芬、郑须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15页。

[26]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沈泽芬、郑须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89页。

[27]Testimony of Alan Tonelson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S.Houseof Representatives，February 14，2006.

[28]Testimony of Alan Tonelson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S.Houseof Representatives，February 14，2006.

[29]G.William Domhoff，“Who M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5—1963？”in Horowitz，Corporations and The Cold War，and based o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57—1958.

[30]Morton H.Halperin，“The Gaither Committee and Policy Process，”World Politics，（April 1961），p.360.

[31]Richard B.Lillich，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Six Procedural Studies，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5，pp.117—146；Emilio Collado，“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Private Enterprise，”Foreign A f fairs，41（July 1963），pp.708—720.

[32]Dennis M.Ray，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pp.80—92.

[33]斯科特·R.鲍曼：《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法律、权力与意识形态》，李存棒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312—313页。

[34]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414页。

[35]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141.

[36]Ibid.，p.142.

[37]Ibid.，pp.146—147.

[38]Jacob Viner，“Poli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The Journal of Busin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April 1928），p.170.

[39]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148.

[40]据皮特森（Peterson）报告：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的收入超过了新的资本流出，而且，赢余在增加，参见U.S.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hanging World Economy：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Vol.1，A Foreign Economic Perspective，the Peterson Report，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p.36.赢余在1960年是7亿美元，到1970年上升到16亿美元。而且，如果考虑所有美国私人在海外各种投资的收益，包括债券、股票和短期资产，则美国海外毛收入在20年内扩大了四倍还多，从1950年的15亿美元到1970年的8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1970年的25亿美元的再投资的收入。因此，尽管美国跨国公司在1961年至1970年间向海外投资288亿美元，支付利息13亿美元，但这一数额远被同期投资所获的418亿美元的收入，再加上专利权使用费和其他费用353亿美元超过，参见Susan Foster，“Impact of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by United State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Monthly Review，July 1972，p.170.到1980年，按照《财富》杂志（1973年8月）的说法，外资收入（股息、费用和专利使用费）的年返回率大约将达到200亿美元。参见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157。

[41]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149.

[42]William H.Meyer，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ird World Nation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Foreign Aid，and Repression，Praeger，1998，p，73.

[43]William H.Meyer，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ird World Nation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Foreign Aid，and Repression，Praeger，1998，p.75.

[44]Ibid，p.76.

[45]Page，Sheila，“Developing Country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Investment，”In Vincent Cable and Bishnodat Persaude（eds.），Developing with Foreign Investment，New York：Croom Helm‐Methuen，pp.28—43.

[46]“Enterprise for the Americas Initiative，”Gist（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21，1990.

[47]Ibid，p.76.

[48]Conteh‐Morgan，Earl，American Foreign Aid and Global Power Projection，Brookfield，Vt.：Gower，1990，p.26.

[49]Ibid.，pp.26—27.

[50]Jeffrey E.Garten，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Foreign A f fairs，May/June，1997，p.71.

[51]指被克林顿政府认定的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最有前景的国家或地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波兰、土耳其、印度、东盟成员国、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南亚。

[52]Jeffrey E.Garten，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Foreign A f fairs，May/June，1997，p.71.

[53]Thomas Cart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Washington，D.C.1999，p.331.

[54]Thomas Cart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Washington，D.C.1999，p.331.

[55]诚然，“政治援助”在20世纪60年代已在诸如智利、巴西之类的国家运用，但它没成为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政策的一般性特征。相反，许多这样分散的政治援助从属于旨在确保威权主义政权稳定的计划，如对反阿连德组织和后来支持军事政变的巴西反对党组织的政治援助就是例子，参见Douglas.William A，Developing Democracy，Wash‐ington D.C.Heldref Publications，1972。

[56]Douglas.William A，Developing Democracy，Washington D.C.Heldref Publications，1972，p.16.

[57]Douglas.William A，Developing Democracy，Washington D.C.Heldref Publications，1972，p.43.

[58]Michael A.Smauels and William A.Douglas，“Promoting Democracy，”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 1981，pp.52—53.

[59]J.艾捷尔主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610页。

[60]William I.Robinson，“Globalization，the World System，and‘Democracy Promotion’in U.S.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Society，Vol.25，No.5，Oct.1996，p.634.

[61]在1984年至1992年，“全国民主基金会”（NED）和其他美国政府部门在全世界109个国家实施“民主促进”项目。这些项目的对象国有30个在非洲，24个在亚洲，24个在中东欧，8个在中东，26个在拉美和加勒比，参见NED Annual Reports，1984—1992。

[62]The Plot to Annihhilate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Nations of Iberao‐America，EIR News Service，Inc.，1994，p.15.

[63]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64]理查德·克罗卡特：《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65]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66]当然，西方国家参与美国“民主促进”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与美国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

[67]NED Annual Report，1992，p.9.

[68]See，e.go.，“the entire special issue of the NED；squarterly public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4，No.3，July 1993.

[69]Robinson.W.，Promoting Polyarc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70]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71]Larry Diamond，“Promoting Democracy”，Foreign Policy，No.87，Summer，1992，p.41.

[72]Ibid.，p.33.

[73]FACT‐SHEET：U.S.ACTORS PROMOTING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www.Carnegie Endowment.Org.

[74]Kill Dill，“Taking it to the Foreign Streets：U.S.‐Style Democracy Abroad”，The Voice of Mid‐Missouri Peaceworks，Spring 2006，Vol.21，No.1.

[75]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76]FACT‐SHEET：U.S.ACTORS PROMOTING DEMOCRACY IN T HE MIDDLE EAST，www.Carnegie Endowment.Org.

[77]例如，多年来，美国政府将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和毒品走私视为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威胁哥伦比亚民主和危害美国公民健康的障碍和“毒瘤”。在克林顿争取对哥伦比亚政府提供军援的讲话中，他将在哥伦比亚发生的政府军与游击队之间的斗争描绘为民主与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之间的战斗。克林顿告诉出席演讲会的公司经理和智库官员时说，“击败哥伦比亚的游击队对于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是根本的。这一贸易区将于2005年从阿拉斯加延伸到阿根廷。我们不得不赢得在哥伦比亚的战斗，不得不与恐怖分子战斗，我们将证明自由与自由市场并肩前进”。2000年7月，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价值13亿美元的对哥伦比亚的军事援助计划，军事援款用来为哥伦比亚军队购买大约30架黑鹰直升机或60架Huey直升机，帮助哥伦比亚训练三支人数约2 800人的擅长丛林作战的军队。生产黑鹰直升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其中的一部分订单。参见Patrick Martin，“Clinton begins final push for passage of Co‐lombia aid bill”，4 May 2000，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0/may2000/colo-m04.shtml;BillVann，“US Con‐gress approves＄1.3 billion military package for Colombia”，30 June 2000，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0/jun2000/colo-j30.shtml。

[78]“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Inc.”， http://www.caii.net/News/Iraq_news.htm.

[79]“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Inc.”， http://www.caii.net/News/Iraq_news.htm.

[80]Dr Kenneth J.Saltman，“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Corporate Education and‘Democracy Promotion’in Iraq，”The Review of Education，Pedagogy，and Cultural Studies，2006，Vol.28，p.26.

[81]Dr Kenneth J.Saltman，“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Corporate Education and‘Democracy Promo‐tion’in Iraq”，p.28.

[82]Ibid.，p.40.

[83]See http://www.publicintegrity.org/wow/bio.aspx?act=pro＆ddlC=11.

[84]See http://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1149.

[85]See http://www.thenation.com/docprint.mhtml?i=20040830＆s=parenti.

[86]Dr Kenneth J.Saltman，“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Corporate Education and‘Democracy Promo‐tion’in Iraq”，p.28.

[87]Dr Kenneth J.Saltman，“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Corporate Education and‘Democracy Promotion’in Iraq，”p.46.

[88]See http://www.caii.com/CAIIStaff/Dashboard_GIROAdminCAIIStaff/Dashboard_CAIIAdminDatabase/CAIIAdminFieldOffices.aspx?WADSurveyID=28.

[89]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Inc， 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title=Creative_Associ-ates_International%2C_Inc.

[90]《全球发展联盟：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合作扩大外援的影响》（Global Development Alliance：Expand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Assistance Through Public‐Private Alliance），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es/0805/ijec/usai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