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援助”种类的多样性

一、美国“民主援助”种类的多样性

美国政府的“民主援助”项目包括“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后来的“政治援助”三类。前两类自“二战”以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促进民主”的主要工具。从“二战”结束到90年代期间，美国在对外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方面耗资约4 000亿美元（按照90年代美元币值算则超过了一万亿美元）。^[54]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支持当地独裁政权对异议人士的压制和对社会控制的维持。美国的经济援助项目除追求促使受援国民主化的政治影响外，也意在将它们的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1975年三边委员会的报告又将“政治援助”（political aid）纳入“民主促进”工程。引进“政治援助”项目不是为了削弱军事和经济援助项目，后两项仍是美国民主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三个项目互为补充。但是，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民主工程”的高级顾问道格拉斯和其他学者所争论的，“民主促进”的关键因素是要系统性地引进第三种手段和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来管理“政治援助”项目。^[55]道格拉斯在其书中细化了关于如何引入“政治援助”项目的建议。他说，正如经济援助突出经济欠发展一样，政治援助“应该突出政治不发展”。^[56]他认为克服政治不发展需要“移植机构”来达到在第三世界国家确立多元政治制度的目的。^[57]他的建议包括：创立一个专门的在全球促进多元政治制度的机构（后来按此创立全国民主基金会，NED）；私人部门参与在海外的“民主促进”；调整现存的政府机构和项目以使整个外交政策与政治援助同步；等等。在道格拉斯研究后的20年，他所呼吁的“移植机构”和“隔离装置”体现在美国新的“民主促进”项目中。几个致力于政治援助的专门项目和实体在八九十年代得以设立和发展。最有名的是“全国民主基金会”和“国务院民主治理中心”。由NED和其他渠道管理的政治援助已成为向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社会进行草根渗透的精巧工具。NED主席卡尔·杰西曼将政治援助项目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旨在促进“长期的民主政治发展”的项目，涉及两种“稳定和巩固多元政治制度”的方式：其一是在已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公民社会里培植精英势力；其二是孵化为新的政治干预实践和理论认为是多元“政治文化”的东西。90年代的这类项目包括被视为“民主国家”的大多数拉美国家及苏联集团国家。

第二类是“向民主转型”项目，美国决策者确定了两类转型：一是从威权主义政体或右翼专制转到精英主义者的文官制度；二是从被认为对美国敌对的左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权转向与美国领导的跨国精英结盟的精英政权转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智利、海地、巴拉圭和菲律宾的转型属于第一类，许多非洲和几个亚洲国家的转型也属于这一类。尼加拉瓜属于第二类，对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阿里斯蒂德总统统治下的海地及古巴实施的项目也属此类。这是一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向自下而上的社会控制的变化，意图是管理变化和改革，预防任何对社会秩序的自然挑战。

“政治援助”的目标不是目标国政府本身，而是诸如工会、政党、媒体、妇女、学生和其他群众的组织的公民社会。“政治援助”项目支持目标国公民社会现存的组织，或新创立的组织，并与美国对该国政治社会层次上的干预同步。实际的项目内容涉及教育、培训、机构建立、社会工程、资讯分享、访问交流、政治行动，等等。这样，在美国“政治援助”项目实施的对象国，公民社会是实施渗透的靶标。正如两位“设计民主”的顾问所解释的，“新的政策手段——对国外友好政治组织的援助……有助于在他国建立起政治行为体而非仅仅寻求影响现存的政权”。^[58]

可见，作为美国“民主促进”的重要项目，“政治援助”特别强调通过向目标国草根层面的公民社会渗透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达到影响对象国政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