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化和多元民主

第三节　美国化和多元民主

一、多样性与统一

就这样，可以想见的是在美国的多元主义自身的源流当中，完全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在政治决定形成的过程当中已经包含了赋予少数者以积极位置的意味。正如大卫·H·埃瓦松（David H.Everson）后来所指摘的那样，“古典的多元主义（以及据此形成的最近流向）对三个主要问题所持的基本关心是：①对少数者集团权利的维护；②政治稳定的保持；③回避对于大众社会和全体主义政治的极端性行为等内容”^[44]就是与此相关联的。进而，联系到在20世纪初期以后的在美国政治学当中占据了主要位置的有关对集团研究的方法以及针对压力团体研究的显著发展，也就是在上述这样的古典多元主义文脉当中形成壮大起来的。其实有关这一点，即使在戴维·B·特鲁曼的《政治过程论》（1951年）里面，也是对《联邦主义》第十号当中的有关玛蒂松“惊人的分析”做了普遍的、肯定的“频繁引用”^[45]，据此使这一理论的基础也变得愈加坚固起来。

但是，所有这些却并不意味着在美国政治学当中其作为支配性理论的地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地被维持的。确切来说，多元主义是在与位于美国社会当中的“于多样性之中的统一”（unity amidst diversity^[46]，unity in diversity^[47]）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相互关联，并在不断受到挑战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例如“自认是多数者决定主义论的民主主义者”（avowed majoritarian democrat）^[48]的E·E·沙奇奈德尔所坚持的不仅是“政党政治比没有责任地被组织起来的少数者以及基于其他一些特殊利益的政治要好得多”的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而且还坚持了从“不管基于什么模式的民主原则，作为多数者的动员者的政党，比仅只根据了对少数者进行动员的压力团体所主张的内容对于公众来说更持有妥当和优越的要求权”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对压力团体的批判理论^[49]。

在类似这样的文脉当中，最为值得注意的应是20世纪初期，在对政治的集团基础以特别明确的形态表示出的完全来自于政治学方面的最初关心的同时，另一方面，更多地表现出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强有力的着力点方面，恰是集中在“统一”理念之上的有关“坩埚理论”（meltingpot theory）的抬头，以及进而被提起的所谓美国化的这一论点。根据A·马恩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而言，辞典编辑者们把表达“人种的坩埚”的“meltingpot pot”这一专业术语最初收录到英语辞典当中去的时候，准确而言就是《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辞典（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第二版（1934年）刊行之际，该辞典对这一用语也是以“作为人种的以及习俗的融合场所美国”来加以说明的。进而该词典还以“作为处理移民问题的戏曲（1908年）的剧名，恰是根据了被伊斯雷尔·扎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所采用过的用法”为基础，专门就此作了附带性地说明^[50]。

特别是根据马恩在这一点所作的详细叙述来看，在1961年被刊行的该辞典的下一版本里，按照扎格威尔用法的部分被取消掉了，据说至今有关这一用法到底最初是由谁率先使用已经无法得到确认^[51]。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如马恩所论述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里曾博得了普通市民欢迎的扎格威尔的以人种之间的婚姻为主题的四幕话剧，把人种坩埚作为美国化过程中最为具体的表现，至少是依然没有人能够否定的事实。”^[52]顺便说一下，威廉·萨弗尔（William Safire）在1968年刊行的《新政治用语》当中，是把这一用语当作来自于扎格威尔本人来看待的，并且为了证实这一论点还做了如下说明，即“这一用语是在世纪之交首先从扎格威尔所编的戏剧里出现，并且一经出现就作为能够表现出美国移民传统中最值得瞩目和最值得夸耀的意识被迅速接受了下来。”^[5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由扎格威尔创作的《人种的坩埚》剧目，自从在1908年10月5日首次在首都华盛顿的哥伦比亚剧场被成功地演出之后，概括其后来的轨迹，是首先在芝加哥巡回演出了半年之后又转而到纽约，并在那里上演了一百三十六场，在以后的差不多近十年的时间里，接连在美国本土的数十个大都市里进行过演出^[54]。马恩在评论该剧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成功时，是以戏剧本身所具的意义为主要着眼点。

扎格威尔把至此所进行的过程，并且想必在今后仍将会进一步持续进行下去的过程，选用了通过戏剧形式表现的手法并获得了成功。毋庸置疑，不同人种之间的婚姻已经成为美国的传统。但是仅就《人种的坩埚》的作者而言，其想借此表达的真正含义并不见得仅限于此。作者事实上想说的应该是，真正的、最善的、并且完全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必须是那些从混血家系出生的美国人而不是其他。可以说，这正是扎格威尔想通过该剧目而向世人揭示的位于人种之间的婚姻的真正意义^[55]。

二、美国化理论的展开

与“移民被美国化的过程”这一认识相关联，刺激了在同“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坩埚理论”兴起时的扎格威尔，其《人种的坩埚》在获得了演出成功的最高潮期间完全可以说恰好与社会背景互动，刚好是与这一态势相对应并且不断发展起来的人们对于美国化的关心。

有关这一方面的最显著社会表现，想必是面对必须被称为推进美国化而描绘成强化日的设定美国化日期（Americanization day）的运作。这一日期最初所以能够被设定，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该以1914年7月4日的俄亥俄州的科瑞布兰德为起始，此后相同的作法则从科瑞布兰德扩展到了全国的多数领域，到了十五年之后，至少在美国有一百五十多个都市均设立了美国日。另外，就是在1915年，同样是基于了美国式的对多样人种的统一而促进了的美国化运动的目的，且在得力于美国移民委员会（Committee for Immigrants in America）的努力之下，全美美国化委员会（National Americanization Committee）被正式组织了起来^[56]。

另外，伊莫瑞·S·博加德斯（Emory S.Bogardus）从1910年代初期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以“美国化和移民”为题所作的讲演开始，在整整经历了大约七年之后完全以该讲义为蓝本而在1919年公开发行的《美国化要论》，说它正是基于了这样一个时代潮流所衍生出的产物，大体应该没错。实际上，该书是由“美国化和美国的特性”、“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和美国的特性”、“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和美国的特性”以及“美国化的方法”等四个部分组成，并且在其附录当中也包括了来自于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政治家、思想家的有关美国理想一类的“名言录”，以及“对有关美国化的讲演者的忠告”等内容，浸透出的完全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对美国化的时代需要给以回答的浓郁色彩。在“名言录”当中，还收录了作为“最初的最伟大的美国社会学的戏曲”的《熔化的坩埚》其中的一节^[57]。

不过，根据博加德斯所言，所谓的美国化意味的则是“在完全支持自由和团结以及民主政治和兄弟之间友爱的原理这一基点之上，把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和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教育过程。”^[58]在这里，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和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所包含的意思是：①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②土生的美国印第安人；③黑人；④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域的住民；⑤欧洲出生的移民；⑥东亚的移民；⑦墨西哥移民。博加德斯在强调了使所有这些人或区分为人种集团的人“能够得以理解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自然是对通常的态度以及行动不断地注入美国主义的这类教育，”^[59]而在这一工程的进行之际，发现的恰是美国化的意义这一点。

可是，博加德斯的美国化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对美国人的国民生活当中不可欠缺的部分，即多样人种的公平同化以及融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60]甚至也并非要据此而将其作为政治学领域中的美国化研究而加以提起。就此博加德斯继续论及的是，“想要对美国的特性更加明确和具体地加以理解，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在行动当中将把美国的理想向我国的全体居民——从青年到高龄者，再从美国本土的出生者到外国的出生者——明白地说清楚，而这样的鲜明说教的教育运动已经到来了。也就是说，集多种多样要素而成的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一经出现，向一个统和国家（a Unified States）转变的美国化必须加以实施的时代就已经到来了，”^[61]强调对美国化时代的需要。

客观来看，由这里被牵引出的，恰是博加德斯面对美国化实践所作的积极保证和承诺。博加德斯作为使政府里拥有相关的美国化计划程序的最直接的发言人，不仅积极游说在联邦政府之内设置教育部的必要性，还特地强调了在该教育部里面也应该设置专门的美国化司局一类机构（Bureau of Americanization）的必要性^[62]，而另一方面，在作为实施美国化的方法上，则强调了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为了移民的所有实施方策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必须给予移民的是能够使他们认识到使用英语的重要性的机会”^[63]等内容，这些方面应是最明了不过直接反映出的正是博加德斯在美国化方面的取向。

三、“多样性”和“统一性”的互通性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应无须回避美国化的浪潮并没有持续地席卷美国社会上的事实。意即与美国化相比，不如说“多样性”和“统一性”在时代的洪流当中被赋予了更为显著和优越的地位。最普通地观察，可以说穿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期间的应该是“统一”占据优势地位的时期，而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这一时期的着力点又刚好是与“多样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进而在接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其着力点又移动到了“统一”方面，而从60年代到70年代前半的这一时期里却又是“多样性”占据了优势地位，如我们已经体验过的那样，即过渡到80年代，没人能够否定从这时开始面向“统一”移动的力点又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起来。其实在卡尔·W·多伊奇着手把多元主义和人民主义（populism）作对比的同时，通过以下的论述所表达出的意思应该说也恰是基于了这样的来龙去脉，才变得更加易于理解。

普通公民中的多数者意志，在包含了科学、艺术、道德等所有的问题方面应非常广泛地实施，即无论是专门家还是少数者集团，如果背逆了这些，则任何有效权利都不应成为其所持有的思考方式，这是十九世纪在美国政治当中的人民主义而被广为人知的。据此完全可以说明的是1890年代的人民主义以及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所以能够急速地衰退下去，权且作为如实表示出玛蒂松理论的具体事例，当然是完全可以提示出来相关的内容^[64]。

另外与此相关联，在第八九届国会（1983～1985年）上所进行的围绕着双语教育的废止，以及根据两种语言制成的选票和专门提供给有权者使用的有关选举相关的资料也应废止等诸多提案的讨论，凸显出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确实蕴含了极深的意味。另外，在参议院里作为类似这种主张的积极支持者瓦尔特·D·赫德雷斯顿（Walter D.Huddleston）议员（民主党、肯塔基州）和在众议院里面也持同样主张的诺曼·D·舒姆维（Norman D.Shumway）议员（共和党、加利福尼亚州）都是基于这一角度，对此作了如下这样的论述。

赫德雷斯顿参议员所作的论述是，“我们大家为了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而选用了熔化的坩埚哲学，而这也使我们得以继续在过去两百年间里横贯跋涉过了的同样道路上继续前进下去，甚至可以说这使我们宛如面对了另外一个通天塔（Babel），在接近目标方面又选择新的道路。”

舒姆维众议员也就此论及说，“类似多种语言的选票以及像现在这样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教育那样的、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计划，虽然动机是非常杰出的，但由此招致的也是鉴于有了语言方面的阻碍，使美国愈见增大的移民人口在同化过程中必须面对障碍。”^[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