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府投资领域有一种呼声，呼吁“民主参与”，特别是对投资决策的民主参与。后一种“民主参与”的潜在含义是，由于政府投资涉及公民的权利实现，并有可能损害到公民的现有权利，民主参与可以更充分体现公民的意志并降低可能对公民带来的危害。前者是信托关系的构成要素，而后者是信托结构的外部因素。正是由于公民的这种弱势地位和民主参与的不可行性，合理而有效的制度才显得尤为重要。
在政府投资领域有一种呼声，呼吁“民主参与”，特别是对投资决策的民主参与。[8]如果说这种呼吁强调的是政府决策机构内部运作机制的程序民主，那不失为一种好的建议。但是，如果强调的是公民对政府投资过程的直接或间接参与，那就是对信托的破坏、对制度的误解、对民主的庸俗化了。
后一种“民主参与”的潜在含义是，由于政府投资涉及公民的权利实现，并有可能损害到公民的现有权利，民主参与可以更充分体现公民的意志并降低可能对公民带来的危害。这样的出发点固然很好，但是从信托结构来看并不可行。
公民的身份有两种：一是公民的受益人身份；二是公民的权利主体身份。前者是信托关系的构成要素，而后者是信托结构的外部因素。作为受益人，公民已经将权利通过共同体让渡给政府，使政府享有了信托所有权。按照信托原理，在信托关系存续期内，公民只享有受益权而不具备参与管理的权利。这是保证政府投资专业性与效率的基础。公民的权利主体身份由于是信托关系的外部要素，更不具备参与管理的依据。因此，无论公民的哪一个身份，其参与政府投资管理都不具备合法性。
在前述信托结构的外部关系中，有一种关系我们尚未讨论：公民的权利主体身份与受益人身份之间的关系（R2b—R2a）（图6－10
）。公民的权利主体身份（R2b）所追求的利益不一定与政府投资的信托利益一致。如果允许公民的R2b身份通过受益人R2a身份向信托关系施加影响，就是对信托稳定性的一种削弱。而且是鼓励公民走向创建政府初衷的反面。
当然，公民相对于政府的弱势地位是一种事实。正是由于公民的这种弱势地位和民主参与的不可行性，合理而有效的制度才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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