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

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这些论著，按不同的时代要求，从不同的思想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今对哲学史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古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类的局限，哲学还与其他非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浑沦未分，被包容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之中。哲学史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哲学史的专门研究伴随着哲学的独立化而始于近代。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冲破了神学网罗而独立发展，曾被囊括在神学中的各个学术部门相继独立，于是有了哲学和哲学史的专门研究；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由黑格尔系统化的演述而总其成。黑格尔基于唯心辩证法所形成的哲学史观及一系列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被马克思赞为“开始奠定哲学史的基础”^[1]，并实际成为马克思主义创立科学的哲学史观所继承和改造的直接理论前提。在中国，近代是畸形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软弱，文化上落后，因而哲学发展极不成熟；但毕竟在广泛吸取西方近代哲学的过程中，逐步摆脱了封建“经学”等传统的束缚，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哲学史的独立研究。经过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的撰述，到“五四”前夕出现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嗣后，一些学者如冯友兰、萧公权、范寿康、唐君毅、钱穆等以类似论著，踵事增华，颇有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比之古代学术史论大有进步，为中国哲学史适应近代学术分工的要求而独立成科，作出了历史贡献。但是，他们在研究中所采取的哲学史观及其方法，却落后于“五四”以后整个文化思潮的迅猛发展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总的说来，这些论著，往往陷入浅薄的唯心史观，停留于对历史上某些学派分合、思潮起伏的现象形态的描述，谈不上对哲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规律的阐释，在方法上还未能达到黑格尔演述西欧哲学发展所显示的思维水平，也未能真正跳出中国古代学术史论的某些陈旧的窠臼。

“五四”以后，中国新旧文化思想的激烈冲突中涌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展开，首先在社会史领域，然后在思想史领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了巨大的开拓性工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无可辩驳的科学锋芒，解开了许多中国古史之谜。20世纪30年代起，吕振羽、杜国庠、侯外庐等发表的有关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一些论著，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初步结合，破除了不少封建传统意识用以解释历史的迷信，批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滋生的某些思想偏向和种种非历史主义的臆说，这就为中国哲学史走向科学化开辟了道路，奠下了基石。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这门年轻的科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过干扰，走过弯路，尤其“左”倾思潮的一再作祟，曾产生过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公式化、庸俗化、贫乏化等不良倾向。但三十年来，历史资料的整理，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重要考古文献的发现，研究成果的积累，科学体系的初步建立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迎来学术解放的春天，为拨乱反正而展开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许多学术问题的争论得以正常开展，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开辟，这一切，标志着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正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设起来。

当然，在科学的道路上，“直行速获而可以永终”的事情是没有的。目前，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还有待从多方面努力推进，特别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一些基本的理论、方法问题。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曾经注意到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论述的重点范围和史料的筛选原则，似应得到进一步的科学规定。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西方，经过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原被包容在哲学中的各门科学以及与哲学关系最密切的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都相继独立出去，并各有自己的专门史。哲学的概念逐步净化，使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也逐步明确。特别是黑格尔提出了“哲学史由于它的题材的特殊性质而与别的科学史不同”，必须把其他精神文明的材料排斥于哲学史之外，“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2]等思想，西欧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和史料筛选等问题，似乎得到了历史的解决。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和笼统的学术分类传统，近代又流行着所谓“中国哲学属于伦理型”、“中国古代哲学家缺乏逻辑思维”、“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类的似是而非的论断，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难定、对象不明，往往因人而异地把未经筛选的各种思想资料羼入哲学史，似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而且应当去分担政治、伦理、法权、宗教、教育等思想史的研究任务。这样，哲学史或仍被沉没在一般思想史、学术史之中，或由于研究的对象不明，承担的任务太广，从而模糊了自己的特定任务。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诸意识形态的分析，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具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简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区别于宗教、艺术和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是人们以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说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对客观世界能否认识和改造、怎样认识和改造的总括性认识。这种哲学认识，来自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实践中对各种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总结和反思；在古代，它常被混合在各种具体知识中，所以哲学史研究往往涉及其他学术史料，但就哲学认识成果的形式和内容而言，就其在人们认识和实践中的作用而言，都与其他非哲学的认识有质的区别，可以从古代学术思想资料中筛选出来。哲学史料的筛选，当然不能主观随意，而取决于对哲学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的科学规定。列宁通过对希腊哲学的考察，把哲学史简略地规定为“就是一般认识的历史”，即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的认识的历史，借以区别于“全部认识领域”中其他“各门科学”关于特殊、个别领域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史，但哲学认识并不与各种科学认识相脱离，也不是各种科学认识的简单综合，而是通过哲学的概括、总结和反思，抽象出“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等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整个人类的认识史（包括各门科学史，及儿童智力发展史、语言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包罗万象，无比宽广，而哲学史研究的则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道德，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按列宁的提示，即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3]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无疑应当以列宁这些科学的规定为指针，认真厘定哲学史研究的对象、论述的重点和思想资料的筛选原则。例如，中国哲学家们对社会政治问题所发表的许多议论，大量的应属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等研究的范围，但其中也确有一些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社会矛盾运动的哲学分析，则应筛选出来作为哲学史的对象。至于中国古代思想遗产中似乎关于人性善恶、道德理想以及“性情”关系、“理欲”关系之类问题的言论特别丰富，从哲学史的角度加以择取，确应重视历代哲学家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中有关人的本质、人性的发展和异化等属于历史辩证法问题的认识成果，而其余则理应由伦理学史、道德学史、教育学史等去进行独立研究，哲学史不必要也不可能去代庖。这是由于社会诸意识形态虽然互相影响，乃至互相渗透，但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而哲学史与各门科学史的分工，正取决于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在其发展中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中，最能表现哲学本质的特殊矛盾性，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引起的思想原则的分歧和对立。黑格尔曾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他认识到哲学在消除这种对立的做法上分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实在论的哲学论证，一种是唯心论的哲学论证。也就是说，一派认为思想的客观性和内容产生于感觉，另一派则从思维的独立性出发寻找真理。”^[4]费尔巴哈在考察哲学史时也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5]。恩格斯总结这些成果，进一步作出更明确的论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怎样？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6]这一科学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一个理论基石。它本质地概括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作为哲学矛盾产生的根据和划分哲学上对立阵营的唯一标准，并如实地指出了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丰富内容。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思维和存在谁是本原的世界观（本体论）方面的问题和思维能否反映存在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由这两个方面的分歧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是哲学认识中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而在回答世界的本原问题时必然联系到世界是否运动变化，统一的本原怎样发展为杂多的万物等问题；回答世界能否被人认识的问题时必然联系到这种认识是否具有能动性，是否有一个发展过程等问题。这就逻辑地蕴含了两种发展观的分歧，由此产生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贯穿哲学认识史的始终，也是根本性的矛盾。哲学认识中这些本质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因而具有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它们在各个民族及其哲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可以有千差万别的表现形态。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立发展，历史地形成一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和争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期的“天人”、“名实”之辨与“和同”、“常变”之争，后期的“理气”、“心物”之辨与“一两”、“动静”之争，就都是哲学论争的一些焦点，恰好是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所引起的哲学本质矛盾在不同侧面的展开，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

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按其逻辑进程，集中地体现在哲学概念、范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之中。范畴是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是理性思维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积淀、升华中的结晶。由普通概念精炼成为哲学范畴，哲学范畴的内涵由贫乏到丰富、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哲学范畴之间的联系、对立、依存、转化的关系由零散而逐步形成明确的系统，都标志着人类哲学认识一步步提高和深化的过程。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和在斗争中的互相联结、渗透、转化，正是通过对一些基本范畴的继承、扬弃或赋予不同的解释表现出来。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总结，也总是通过把以往各个体系中的重要范畴纳入一个新的体系而变为这一新体系中各个环节来实现的。不同民族文化系统中的哲学思维的特点和水平，可以通过范畴体系的异同对比而得到较好的说明。列宁指出：“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7]“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8]科学的哲学史应当分析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分析每个哲学家的中心范畴，分析一些重要的哲学家的范畴体系，特别要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矛盾运动中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才可能真正揭示出哲学思维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中国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合规律出现了一系列天道观、认识论和发展观的概念和范畴，有的公用，有的独用，有的时起时灭，有的长期流行，诸如“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消息”、“动静”、“常变”、“体用”、“本末”、“和同”、“一两”、“理气”、“心物”、“能所”、“知行”等较为通用的范畴，也都经历了复杂变化、曲折发展的过程，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对立的哲学体系中各有自己的规定，这些基本范畴的含义不断丰富深化，正反映了哲学认识螺旋前进的客观进程。所以，具体剖析和清理这些范畴在不同派别、体系中的特定含义和特殊应用，进而把握它们在人类哲学认识史上的逻辑意义和客观作用，无疑将大有助于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应当把研究哲学范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发展作为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以上认识，在本书的编写中，按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比较注意了突出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而对哲学家们的非哲学的思想成果则尽量删略。把围绕哲学基本问题所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作为论述的重点，而以认识论和发展观为重心。一方面，对历代哲学矛盾发展的普遍根据，即其社会阶级根源、自然科学基础和其他社会意识、时代思潮的影响等，进行必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另一方面，对哲学本身发展的特殊根据，即哲学本身作为思维运动的内在矛盾，试图进行同样必要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通过分析哲学范畴的历史演变来探索哲学认识发展的逻辑进程。为从事这一艰巨的探索，我们认为还必须充分重视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是多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解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方法，诸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比较鉴别的方法、实事求是的人物评价方法、系统周密的史料考订方法等，都是研究中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但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这是由于哲学史这门科学既属史学又属哲学这种特殊的性质所决定的。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作为辩证逻辑的科学思维的一个普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熔铸、改造黑格尔哲学史观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黑格尔哲学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把哲学史和哲学都看做“发展中的系统”，都是绝对观念的自我展现，两者具有本质的联系。所以，“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不会是别的”^[9]。由此导出了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并说：“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我们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个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10]黑格尔把抽象的理念自身发展的逻辑进程看做基础，把现实的哲学史看做不过是绝对理念自我认识的历史表现，历史从属于逻辑。他所强调的是“哲学在历史中的发展应当符合于逻辑哲学的发展”^[11]，从而唯心地颠倒了历史和逻辑的关系。但黑格尔的这一深刻的论述，却包含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这一辩证思维的合理内核，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赞扬，并被其改造和发挥，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方法“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12]。然而，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必须摆脱历史现象的外在形式和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干扰，“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3]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剥取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恩格斯还专就哲学史和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对黑格尔的思想作了发挥，深刻地指明：“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与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14]列宁也充分肯定黑格尔“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己发展和整个哲学史联系起来”对辩证逻辑的贡献，并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上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15]以唯物史观为前提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毫无疑问应当成为哲学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和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是唯物的统一，又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哲学发展的生动的现实的历史过程作为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的出发点、根据和基础；另一方面，也必须善于透过历史的现象形态，摆脱某些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因素，从历史上具体的哲学矛盾运动中去发现其概念、范畴演化发展的逻辑进程及其理论上前后连贯的诸环节。这样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对历史上前后更替、互相对立的哲学体系及其中心范畴，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揭露其中包含的作为人类哲学认识发展的必经的理论环节，这样，就能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总结出人类哲学认识史的逻辑。

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充满了矛盾，经历着曲折，有其大体依存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思想起落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由问题的提出，矛盾的展开，范畴的演变，争论的深入，到思想的总结，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的进程，由于它所反映的客观过程的矛盾性和反映过程本身的矛盾性，必然经历着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而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这个“圆圈”的比喻是黑格尔提出的。列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16]。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按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对西欧哲学发展的“圆圈”，曾勾画出一个简明的纲要，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应当把列宁的这些提示作为指针，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

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史，并不是什么“百家往而不反”^[17]的可悲战场，也不是什么千古心传的“道统”记录，而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在艰苦曲折中发展的合规律的必然历程。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似乎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8]，“皆有所明，不能相通”^[19]，所谓阴阳、儒、墨、道、名、法等各家蜂起，互相攻讦，争论的问题又涉及许多方面。但如果筛选出这些争论中的哲学认识的积极成果，又剥掉其外在的形式和特殊应用，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哲学认识的矛盾运动，有其符合思维规律的固有的逻辑进程，并形成特定历史阶段上哲学发展的一个“圆圈”。早期稷下道家保留在《管子》一书中的思想资料，早被筛选出“精气说”的宇宙观和“静因之道”的反映论，可说是这一时期哲学运动的逻辑起点。孟轲和庄周继之而起，都试图克服这种消极反映论，从不同角度论述和夸大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构成哲学认识的必要环节。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惠施合同异、公孙龙离坚白、庄周齐是非，各以其片面性和直线性而陷入谬误，却又分别展开和加深了关于事物的差别性和同一性、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等客观矛盾的逻辑认识。后期墨家通过科学实践，注意到同和异、兼和分、一般和个别、相对和绝对在认识中的辩证联结，对名辩思潮中的谬误倾向有所纠正。这些都表现了哲学认识在对立斗争中的螺旋发展，准备了战国末期必然出现的批判总结。荀况以“解蔽”的方法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把百家争鸣中的哲学劳动成果都作为一个个必要的认识环节而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并明显地以他的“天行有常”、人道“能群”、“天命可制”的天人关系论和“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的认识辩证法，在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上，扬弃了孟、庄、公、惠而向稷下道家的“静因之道”复归，逻辑地标志着这一时期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

明清之际的思潮激荡，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又一次社会动荡、哲学繁荣的局面，并具有思想上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的时代特点。这一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标志着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及其传统思想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尚未达到“崩溃时期”，但已“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20]。一大批思想家几乎同时涌现出来，各以自己的批判武器去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各不相谋地在时代潮流中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再经过明清易代之后18世纪的思想洄流，在当时所谓王学和朱学之争、汉学和宋学之争等历史的外在形式的掩盖下，似乎难于理出他们的各具特点的哲学思想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但是，就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哲学运动说，通过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出，王夫之的哲学通过扬弃朱熹和王阳明而复归到张载，完成了宋明时期围绕“理气”、“心物”关系问题展开的整个哲学矛盾运动的大螺旋。而且，从李贽的“童心”说和“是非无定”论对封建独断论怀疑、否定的逻辑意义，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哲学启蒙的实际起点。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卓然成家，正好从自然史、社会史、学术思想史等各个侧面去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开拓哲学认识的新领域。王夫之更从哲学上总其成，他在理气（道器）、心物（知行）和天人（理欲）等关系问题上多方面的哲学贡献，把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预示着新的哲学启蒙即将来临。稍后，颜元重“习行”、倡“实学”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倾向和戴震重“心知”、察“分理”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思路，开始从不同侧面酝酿着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理论动向。但由于中国近代的长期难产，这个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未能达到它的理论终结，而到19世纪初叶历史地转入了另一个时代。

以上是我们对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的一些粗浅理解，在本书的编写中，试图贯彻这一原则而作了一些探索。这些探索显然是初步的，一些具体论断，尚待今后在研究和教学中进一步推敲。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提出的哲学斗争的党性原则和哲学发展的圆圈思想是统一的，不应作任何割裂的理解。当我们强调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时，毫无疑问应当坚持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坚持哲学矛盾运动依存于社会矛盾运动而又对社会运动有其反作用的观点，坚持人民群众的三大实践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哲学发展又有其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坚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一般原理指导和具体分析的统一，等等。一句话，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而科学性又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础。全面理解和坚持这些原则，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

把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发展着的思维科学来研究和学习，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而最主要、最根本的意义在于：（1）通过对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把历史上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才获得的哲学劳动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重新反刍一遍，总结和吸取其中理论思维许多典型的经验教训，可以锻炼、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这与我们民族当前面临的时代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四个现代化，急起直追，勇攀现代科学和现代唯物主义的高峰，就有着直接的联系。恩格斯指明了这种联系，他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1]但理论思维的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没有别的手段”。^[22]恩格斯还从反面指出：轻视理论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思维道路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以致“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23]不久前历史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不是还记忆犹新么！（2）通过中国哲学史的学习，特别是对历史上独立形成的哲学范畴的体系、哲学斗争的焦点、哲学发展的“圆圈”进行认真的分析，揭示其规律和特点，解剖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文化系统中哲学创造的这一个历史类型，继承这份珍贵遗产，可以充实唯物辩证法对人类哲学认识史的概括。这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哲学史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从欧洲哲学史的总体上，已揭示出了朴素形态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古代阶段，到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辩证法交错发展的近代阶段，再进到科学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阶段这一人类哲学发展的大圆圈；除希腊阶段外，列宁对欧洲近代充分发展的哲学矛盾运动更勾画出三个小圆圈，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而开辟哲学发展的新纪元。这是结合欧洲历史特点所总结出的人类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我们应当结合中国历史特点总结出人类哲学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客观规律，诸如夏殷周奴隶制时代的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东方大国在战国封建制形成过程中哲学矛盾运动的展开，长期封建社会得到充分发展的哲学斗争转化的两大阶段，中国近三百年的哲学启蒙在历史洄流中的两个螺旋；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毛泽东思想产生，中国哲学跃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些典型规律的总结，不仅可以丰富对人类哲学发展的总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贡献的划时代意义，也有助于我们预见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3）在研究和清理哲学遗产中，必然涉及两种民族文化、两种思想传统的问题。哲学区别于一般文化思想，而又总是与某种文化思想相依存并成为其核心。中国哲学遗产中，历史既保存下不少真理的颗粒，作为哲学认识的积极成果，应当加以发掘和总结；同时，历史也遗留下不少谬误的种子，作为认识史上的赘瘤，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某些糖衣裹着的思想毒素，至今还起着腐蚀、毒害人们的作用，必须加以批判和揭露。当然，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这些糟粕毒素的批判，只能是科学的解剖，解剖其历史的根源和作用，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指出其将被人们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必然性。

我们想，明确对象，突出重点，掌握方法，认清目的，中国哲学史这门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必将取得某些新的成绩。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注释】

[1]马克思：《博士论文·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贺麟麟译本作：“哲学史是从它开始。”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14页。

[3]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9页，译文略有订正。

[4]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3卷、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20页。

[5]列宁：《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

[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9－221页。

[7]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5页。

[8]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8页。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页。

[1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37页。

[11]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2页。

[12]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0页。

[1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1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4－545页。

[15]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5页。

[16]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1页。

[17]《庄子·天下》。

[18]《汉书·艺文志》。

[19]《庄子·天下》。

[2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2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67页。

[2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2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