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想谈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专业队伍上来看，今天在座的人，只是全国从事中国哲学史工作的一小部分，恐怕比旧中国这方面的总人数还要多，可见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其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不再是什么“为学术而学术”，明确了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古为今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为今后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其三，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一批有一定水平或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专著，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第二，我认为过去在研究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但这是次要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一则确实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是少数，如1957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多数同志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发言的。通过这次讨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工作继续前进了。再则是简单化的问题，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一种是抽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言只语，当作棒子打人，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个别野心家干的事;还有另一种简单化，就是不少人在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还不很熟悉，初步应用起来，理论还不能很好地结合实际，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哲学思想和哲学家的批评，难免发生偏差，有的地方说的对，有的地方说的不对，这也是一种简单化。但这两种简单化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具体说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行。我们要研究新情况来发展马列主义，因为不发展的马列主义只是僵死的教条，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来篡改马列主义。
第四，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普遍性，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具体形态问题。它主要表现在天道、形神、有无、理气等上面。我们赞成通过中外哲学史的比较研究，吸收国外可以吸收的东西，但决不能把我们好不容易丢掉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及其方法论的糟粕重新捡回来。有些人利用青年人缺乏经验的弱点，拾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东西来标新，明明是谬误，可有人偏为他叫好，说是新鲜。其实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已领教过的错误的旧东西。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
第五，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现状来说，我们现在多数专业工作者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但对那些困难的课题能够深入研究的人似乎还不多，因为这需要较高的理论水平、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广博的有关其他学科的知识。我们现在就是要突破这种状况，知难而进，使整个研究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第六，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就，科学地总结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这种指导思想，不能以任何封建、资产阶级的哲学来代替。因此，必须吃透两头，一是努力学好马列主义，二是大量掌握经过批判审查的思想资料，然后才有可能对中国哲学史进行科学的研究，避免过去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个重担就落在目前一切专业工作人员的肩上。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这篇文章是石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社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摘要，该会议专门讨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定义及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据此情况，将本文改为现在的题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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