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

前言　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前言　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

齐红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首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沦陷之后，无家可归、流亡离散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深深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驻扎在平津一带。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起，沈阳的东北军政旧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等就纷纷逃往关内。1931年底，流亡到平津一带的东北学生就有万余人。此后，又有许多东北学生和民众不甘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陆续以各种借口逃往关内。到1934年初，流亡入关的东北学生达三四万人。七七事变前，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有四五十万之多。他们背井离乡，满怀国仇家恨，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重乡土讲义气，同时也因张学良“不抵抗”和西安事变的原因而受到一些人的误会和歧视。他们虽然政治信仰不同，但无家可归的命运是相同的，都具有赶走侵略者、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因此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1]。周恩来和董必武也多次指出，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存在，东北就很难被出卖。而在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中，青年学生是最年轻、最富有生气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史料和著作虽已不少，但关于东北流亡学生的研究成果甚为缺乏。仅有的论文主要依据政协文史资料刊登的回忆录，侧重反映东北流亡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这一个方面，而且下限仅止于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在进行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到大连枫叶教育集团和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的经费资助，组织专家学者对东北抗战流亡人士进行了抢救性采访。可惜的是为时已晚。当年的五十来万东北流亡人士在世者仅有少数当时处于青少年的学生而已；当年十来万东北流亡学生，我们所能找到的也仅有68位！在这68位幸存者中，身体、神志尚可以接受采访和本人、家属同意接受采访的仅仅只有50位！在这50位老人中，18人仅能述及大概，内容不够具体；8人又在访谈中途不幸去世，有的问题未来得及深问。我们的采访工作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也是在悲愤、惋惜、感动、愧疚等复杂的心情下进行的。所以，正像本书的内容不可再生一样，本书的许多遗憾也是无法弥补的。(www.guayunfan.com)由于口述历史是当事人站在自己的独特角度对所历、所见、所闻、所感进行主观性的叙述，为了使读者能够对东北青年学生的流亡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能够把每篇口述历史从各自的角度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收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整理出此文，以清全书之眉目。

一、东北学生流亡的过程

东北流亡关内的青年学生，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931年、1932年最为集中。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校学生虽然自行前往，但基本上是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结伙结伴而行的。他们进入关内之后，积极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也受到了全国人民和有关方面的欢迎和接待、安排。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机关和其他东北上层人士，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为收容安排流亡学生做了许多努力。除东北商船学校迁往天津外，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东北讲武学堂等，都借读在北平其他大学内。九一八事变后被掳去日本逃回来的冯庸（1901—1981）积极组织冯庸大学义勇军参加长城、淞沪抗战活动。1932年2月东北大学复校后，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先后并入东北大学。流亡关内的还有一部分是中学生和随同家人的儿童。如何解决流亡的东北中小学生就学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为使逃亡进关的东北青少年学生能继续读书，先后开办了由王化一为校长的东北学院（后来改为东北中学）和李梦兴为校长的东北难民子弟中学，由当时流亡关内的教师任教，一面组织教学，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同 时，流亡到关内的齐世英、周天放、高惜冰、臧启芳等东北籍国民党人士，多方奔走呼吁，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一次拨给约5万元，在北京设立了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同时还先后设立了行知中学、念一中学，积极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起初主要集中在这些学校里。

日本在东北遍设岗楼。刺刀、狼狗、鬼子兵——日本侵占东北14年给东北人民留下的历史记忆

伪满洲国地图（1937年）

东北流亡学生，是最早打起抗日救亡大旗的一支革命力量。1931年9月21日，3500余名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行集会，宣布成立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立息内乱，一致对外”。随后，辽宁、吉林、黑龙江留平同学会以及朝阳大学东北同乡抗日会、国民学院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等团体也纷纷宣告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正是在上述组织的基础上 由王化一等人联络成立的。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的“一二·九”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的是东北流亡学生，表现最为积极和勇敢的也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山中学的东北流亡学生。东北流亡学生对于促使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日渐严密，流亡的东北学生呈现自发的零星的状态。1935年华北形势吃紧，东北在关内的势力和政治派别被迫南移，陆续流亡到南方和西南、西北地区。东北大学、东北中学、中山中学也辗转西移南迁，走上了更为漫长的流亡之路。车向忱在西安不忍心东北军子弟流浪街头，借用废旧的厂房因陋就简举办了竞存小学，以后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增办了中学部和职业教育部。东北流亡学生升入其他学校就读的人数逐渐增多。一些东北流亡青年从军参战或走上其他工作岗位。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被肢解。因此，流亡到关内的青年学生在平津一带已经没有公开的机构来接应和收容，只好自找出路。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自动流亡去关内的东北学生人数已经很少，属于低潮时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线越来越长，精力、兵力严重不足，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者穷凶极恶地加紧了对青年学生的残酷镇压，陆续发动了“一二·三○”事件等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这时，流亡学生人数明显增多，一些东北进步青年纷纷逃往关内，寻找出路，投入抗日斗争。虽然其中有些学生逃往关内时相互之间有某些联系，但已经不再像九一八事变之初那样成规模和比较有组织有联系。这一时期，在东北沦陷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群众自发的爱国组织开始活跃，他们对东北学生入关起到了启发、引导的作用，华北地区也建立起几条秘密的联络线路，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也成立了“战干团”、东北青年接待站等机构，接待、收容和教育从东北来的青年。

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傀儡皇帝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等合影（1934年3月1日）

东北流亡学生中还有另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九一八事变之前在关内上学的东北籍学生，主要分布在北大、清华、南开、中央政治学校等校，其中仅中央军校就有二三百人。在东北沦陷后，他们有家难归，深感亡省丧家之痛，是最早投入到抗战救亡热潮中的热血青年。另一部分是，华北的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之后，日本殖民统治者为推行“日满华亲善”反动政策，伪满洲国“官方”陆续选派少数学生到关内上学，同派往日本的学生一样称作“留学生”。由于日本在关内的统治比东北松散，其中的一些学生进入关内以后，受到全民抗战热潮的影响，虽然本人不像其他流亡学生那样有生活、上学之忧，但在心理上也不同程度地形成国破家亡的民族认同感。

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要汉奸头目（1937年12月14日）

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主要汉奸头目（1940年3月30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

东北流亡青年学生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一部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国破家亡深受苦难的缩影。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精神面貌虽然各自有所区别，但从整体上来说，生存、求学、抗日救亡、徘徊苦闷，是东北流亡青年学生所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矛盾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民族矛盾、国家存亡是主要矛盾。但是东北流亡学生中的大多数并不处于抗日斗争的前线。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残酷侵略战争之中，他们也感受到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学习条件极为艰苦。另一方面，即使在国民党、共产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依然是充满了思想路线、主导权和利益的争斗，东北流亡学生往往成为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争夺和影响的重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前两种矛盾以派别、地域形式的反映和表现，也对东北流亡学生造成直接的影响。那就是东北流亡人士之间以及东北人与关内人之间，也时有误会、矛盾和冲突。所以，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生存矛盾和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之中，作为满腔热情、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学生，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苦难和矛盾，其深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区域图（1939年9月—1945年8月）及伪政府主要头目

日军历年侵占中国领土略图（1937—1945年）

二、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主要学校

据1943年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东北大学毕业生服务咨询部调查，东北大专以上流亡学生除东北大学比较集中外，分散在30多所大学，大约790人（男623人，女167人）；中等学校学生除东北中山中学（360人）、国立十八中学（302人）比较集中外，分散在80余所学校，计1171人（男727人，女444人）。1943年12月，东北流亡学生踊跃参加出国远征军，其中东北大学24人，国立十八中学三四十人。[2]这里，对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最为集中的几所学校加以介绍。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是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宗旨，冲破日本的阻力，于1923年4月在沈阳成立的。由辽宁省代省长王永江任校长。1928年8月，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继任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日本南满公学堂堂长来校，伪致慰问，劝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供给。全校师生悲愤已极，严词拒绝，被迫走上流亡之路。1931年9月26日东北大学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推动学校复校事宜，学生也成立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工作。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安排在北京大学等校上课的部分学生没有回来读书，仍然保留学籍，部分系科停办，同时增办边疆政治学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

1933年2月，教育学院院长姬振铎辞职，方永蒸继任。3月，张学良校长出国。宁恩承秘书长、代校长辞职，北平政务委员会委任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务。刘百昭院长辞职，聘曹国卿为文法学院院长，兼代理交通学院院长。6月，流亡北平的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并入东北大学，其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国民党的军委会拨为东北大学总校校舍，彰仪门校舍为第一分校，南兵马司校舍为第二分校。7月，学校第五届学生231人毕业。9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部根据宋子文关于拨给东北大学补充经费的提议，并据行政会议通过的议案，开始按月拨款2.5万元，学校恢复招收新生145人，并初设补习班，招生180人。外国文学系改为边疆政治学系。哲学系、物理学系、建筑学系和公民史地专修科停办。10月，重组东北大学委员会，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令备案的东北大学委员会成员是:委员长宋子文，副委员长张学良，执行委员王克敏、王树翰、刘哲，常务委员于学忠、王卓然、王树常、李石曾、何应钦、周作民、胡适、张伯苓、黄郛、汤尔和、宁恩承、万福麟、刘尚清、蒋梦麟，委员于右任、孔祥熙、吴稚晖、吴铁城、沈鸿烈、陈公博、陈立夫、张群、张静江、章士钊、蔡元培、罗文干、肖纯锦、朱霁青、朱家骅等。

冯庸大学系由冯庸以其家产于1926年创办于沈阳西郊。该校为“造成新中国的青年”，“以精神的锻炼和体格的养成为宗旨”。东北沦陷后，冯庸遭日寇逮捕，逼降不成，掳至日本。冯庸大学被迫关闭，教工和学生均转入关内。在长城抗战、淞沪抗战中，冯庸大学均组成学生义勇军前往。

东北交通大学校址在锦县（今锦州），初称唐山交通大学锦县分校，为东北培养交通方面人才而设。张学良兼任校长后改名为东北交通大学。流亡关内后并入东北大学。

1934年4月，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派潘佑强到北平，检阅专科以上各校军训情况，东北大学成绩获第一名。7月，农学院农艺系、园林系、垦牧系，工学院纺织系，理学院生物系停办。文学院添设史地学系及女子家政专修科。9月，学校租东总布胡同10号旧俄文专修馆址，为补习班学舍。文、法两院分设，以方永蒸兼任文学院院长，曹国卿为法学院院长，杨毓桢院长兼任交通学院院长。10月，大学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专聘张伯苓、王维宙、刘哲为执行委员，又公推刘哲为执行委员代表，计划学校事宜。11月，国民党政府第174次政治会议通过补助东北大学设备费每年2万元，以10年为限。

流亡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学生组成抗日义勇军，图为在南苑机场举行誓师大会（1931年11月1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孤军出动，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交民巷，他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阎述诗）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他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谱曲，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化作悠远的旋律:“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争不惜……”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迅速传唱。

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大学于是纷纷准备外迁。1936年初，张学良校长在西安西门外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2月24日，西安分校正式上课。

1936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西安一万多名青年学生，举行了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中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高唱救亡歌曲，向临潼进发，向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下令堵截学生，武装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校长深恐学生遭到伤害，驱车追上学生请愿队伍，劝阻学生返回校园。

参加上海自卫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女战士在射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失去自由。193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臧启芳为代校长，根据国民政府南迁东北大学的指令，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东北大学迁到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6月，开封学生迁到西安，集中办学。

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北大学不得不再度迁校，由陕入川。1938年3月中旬，流亡西安的国立东北大学南迁入蜀，以三台县城东街唐代杜甫客居的“梓州草堂”和清末潼川府属八县联立中学为校舍。迁川东北大学辖文、法2学院5系，教职员86人，学生283人。臧启芳于1939年7月继任校长，几经扩建，1942年有文、理、法、商4学院11系，学生713人，教授38人、副教授9人、讲师8人、助教21人、客座教师8人，职员84人。有著名学者蒙文通、高亨、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萧一山、董每戡、姜亮夫、金毓黻、丁山、叶丁易、陆茂德、杨向奎、杨荣国、姚雪垠等。东北大学首创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东北问题研究社，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台分会（后扩为川北分会）。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授予硕士学位。这一时期东大编印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内容广泛。学校学术研究风气浓厚，学生活动蓬勃开展。学校通道两旁一直延伸到大门口的壁报都是学生的创作，以宣传抗日，抨击腐朽政治，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学声”“黑土地”等社团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进步学生成长的摇篮。学生剧团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出校门，举行义演，所得款物，捐赠前线，支援抗战。

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东北大学度过了8年时光，在物力、财力窘迫的岁月里，师生们直面困苦，笑对艰难，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那段日子因此而熠熠生辉，三台小城，因而平添万千气象。

1945年8月14日，东北大学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抗日战争中，有60位东大人奋勇向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授予烈士称号。

1946年东北大学师生从三台陆续返回沈阳，1947年2月在北陵原校址复学。1948年6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命令东北大学再迁北平。1993年，东北大学在沈阳恢复原校名。

东北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东北各界爱国志士于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北京社会局在西单皮库胡同设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逃亡进关的东北同胞。救国会当即商请张学良决定在难民收容所成立东北学院，安置一批流亡学生求学，并进行抗日骨干力量的培训。张学良兼任董事长和校长。学校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后因大学部迁走，恢复东北大学，乃于1932年将东北学院改为东北中学，学生按学历分编为初、高中共10个班，共400多人，全部免费入学，并聘请流亡入关的中学教师任课。东北中学属于私立学校性质。学校设董事会，张学良任董事长兼校长，王卓然为副董事长，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李孟兴、卢广绩、王化—、孙恩元为董事。学校内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由于学生全部住宿还设有舍务处。从1932年建校到1942年停办的10年中，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张学良（兼）、王化一、孙恩元、马廷英、王汉倬、杨予秀。

学校不但设有文化课，还有军事课，军事与文化并重。张学良给学校配备了九七步枪600多支，重机枪6挺，轻机枪11挺，手枪若干支，子弹10余万发。每人在军训操练时可领得步枪1支。学校设有武警、校警，门卫森严。刚开始时，男女学生一律穿着灰色军装，戴大檐军帽，扎皮带，打绑腿。后来改为浅黄色军装和军帽。男生一律剃光头。无论起床、就寝、吃饭和上下课，都以军号为令，军事管理十分严格。那时睡的是钢丝床，还挂有蚊帐，可臭虫、蚊子还会常来肆虐，有时使人不得安睡。同学们将内务搞得特别整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一日三餐，早餐是咸菜或黄豆、玉米大 子粥，午餐、晚餐多为米饭、干粮、一碗菜。每周都先公布食谱，有时也会改善生活。师生感情比较融洽，每到9月18日同吃高粱米饭，共饮黄连水，卧薪尝胆，誓报国仇。

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争夺学校领导权，遭到有些同学反对。一天早晨突然有同学告诉大家不要去上课，于是，全部同学集聚在宿舍里，不敢外出。校门、旁门都有人把守，不准出入，连炊事人员也不能外出采购。过了一天一夜，一切恢复正常，闹事的同学另起炉灶，在报国寺办起了知行中学。后来知行中学成为中山中学的南校。

学校经常对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3年，同学们曾节食一顿饭，用伙食费铸造一口警钟。钟上刻着万里长城，长城外刻着东北三省地图，图上刻着“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和“卧薪尝胆”的警句。这口警钟挂在校内操场上。开始，当每月18日到来，全体师生集合举行国耻纪念会，升旗，默哀，唱校歌，然后敲钟，按九一八日寇入侵的月日，先敲9响，再敲1响，后敲8响，并且还按日寇占领东北的月份来敲钟，如1933年日寇已占领东三省26个月，则还要再敲26下，用以警告同学们家乡失陷的日子。后来这种纪念会改为一年一次。

每次纪念会都请东北知名人士如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马占山、苗可秀等来校，讲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和东北父老兄弟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使同学们觉悟不断提高。在此期间，学校当局也常组织大家上街游行，一路喊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且高唱抗日歌曲。

1935年华北吃紧，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凡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撤出北平。当时正值张学良从意大利考察回国，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员。他为了照顾继续流亡的东北子弟学习，决定于1935年将东北中学从北平迁往河南鸡公山。

1936年下学期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成员多为“民先队（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队员。抗日救亡活动大都通过自治会进行，非常活跃。同学们举办各类读书会和时事讨论会，成立流动图书馆，在校内外出墙报、黑板报及油印小报，开文艺晚会，组织海燕诗歌社，成立歌咏队。《五月的鲜花》的作曲者阎述诗常常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世界进步名曲。同学们尽情歌唱，把抗日歌曲送到山下，送上街头，还远到信阳和孝感等地做募捐宣传，支援绥远前线；并且沿京汉铁路各个车站，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同学们下山到京汉铁路新店车站散发传单标语，隔窗向乘客宣传。

“一二·九”学潮的胜利，使学校规章制度逐步健全，运行机构正常，秩序井然，教师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同学勤奋学习蔚然成风，“打回老家去”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进步思想广为传播。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由于张学良是董事长兼校长，豫皖绥靖主任刘峙电令鸡公山驻军:“搜捕东北中学，将该校学生押解出山海关。”后经孙一民校长据理力争，上告至武汉行辕主任，才免于出关。但政府当局竟派出两个团的士兵，将东北中学团团包围，不管寒风刺骨，竟把只穿衬衣的同学们从被窝里赶到操场集合，将所有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并且搜查宿舍，不少师生上了黑名单。一些进步师生迅即逃离鸡公山，奔赴北平、上海各地。在白色恐怖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已不能公开进行。当局视东北中学如赤祸之地，山上除原有驻军外，刘峙并增派清剿总队一个营将其巡逻包围，搜查警戒，并开除了11名进步同学，民先骨干已被迫离去，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学校开课亦成问题。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于1937年迁往湖南邵阳桃花坪。在桃花坪上课期间，教育部派来军事教官文诚和训育主任白伯坚，对进步学生进行暗查和迫害，加上学校伙食很差，同学更是怀恨在心。有一天，当傅茵波老师去高九班上课时，教室空空没有一个人来上课。教官、训育主任等闻讯，到处追查，声言要处罚这班同学。同学们即以此为导火线，闹起了学潮。全体同学罢课，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贪污，改善生活！”1937年7月，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周天放对东北中学进行整顿，派赵雨时担任校长。全校师生闻风而动，立即停课，日夜站岗放哨，将赵等拒之门外。赵即采取分化手段，在山上南岗觅房，挂上“东北中学临时办事处”的牌子。同学们更为愤怒，几次将牌子摘下，并高呼“赵雨时滚下山去”。同年12月底，驻军又重重包围学校，强行护送赵雨时入校，占据了校长办公室。第二天适逢山中大雪，同学们三五成群，乘雪夜抄小路，从驻军岗哨的缝隙中冲了出去。一百多人奔赴武汉，多次派代表向湖北省教育厅请愿。学潮持续数月之久。1938年4月，教育厅被迫撤换了赵雨时，另派地质学家马廷英为东北中学校长。从此学校由国民党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东北中学。

是年秋，又因长沙大火，日寇入侵湖南，东北中学在桃花坪只待了四个月，于1938年冬奉命往四川静宁寺搬迁。从桃花坪到静宁寺，行程长达10个月。4月份，学校命令徒步到芷江。师生凭着两条腿走曲径，爬高山，风餐露宿，走走停停。有趣的是，桃花坪的校舍是国民党丁廉将军借出的，当时只收一元法币，作为象征性的房租。当东北中学迁离桃花坪时，留下很多家具和图书等无法带走。丁家即以东北中学所赠，在原址办起了另一所东北中学（初中），直至邵阳沦陷才停办。直到该校毕业生后来在重庆谈及，才知东北中学曾有过双胞胎。

芷江是湘西较大的一个城市，是湘黔的交通要道，建有飞机场，常有敌机来轰炸。学校只得尽快离开芷江，到达贵阳。贵阳不能久留。学校包了二十多辆汽车，经过息烽、遵义、娄山关、桐梓，到綦江、重庆、自贡，然后才到四川威远县静宁寺。从湖南桃花坪出发至四川威远的静宁寺，越湘西，穿贵州，走川东，行程数千里，耗时半年余。在这段旅程中，东北中学师生历尽艰辛和磨难。

东北中学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女同学都剪着短短的男式头发，穿绿色的军装，戴军帽，穿草鞋，俨然和男同学一样。每逢9月18日，举行纪念九一八国耻日活动，表现了东北中学同学抗日救亡的决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同学们都要吃高粱米饭，喝黄连水。流亡到西南方时没有高粱，就只喝黄连水，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粱叶子青又青……”每到年三十，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包饺子。分班包饺子，十分热闹。在等饺子吃的时候，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唱起“爹娘啊！爹娘啊！……”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

1939年学校迁至川北三台自流井，校址是当地一座破龙王庙改建的国本中学旧址，与静宁寺相比，条件相差很远。东北中学成立了三青团支部，解聘进步教师，开除进步学生。进步师生发起罢课，把三青团头子驱逐出校。1942年冬，国民党当局调来一个营的保安队包围学校。学生们赤手空拳，掀砖揭瓦与之拼争，一直坚持3天，终因过度疲劳，又值天寒衣食不济，保安队趁夜爬墙强行进入学校，旋即宣布解散东北中学，将师生并入川北三台县的国立第十八中学。

东北中学在敌寇侵扰下，颠沛流离，苦苦支撑，最后被解散，但它培养出的大批人才分散在海峡两岸，世界各地。

东北中山中学

东北中山中学是在国难当头、家乡沦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由以国民党人士齐世英及周天放、高惜冰、臧启芳等为首的东北协会多方呼吁奔走，由行政院一次拨给约5万元，于1934年3月26日在北平为东北流亡学生建立的，是以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全国第一所国立中学。由曾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李锡恩担任校长。原吉林大学教授傅仲霖任教务主任，中央军校上校教官王先清任训育主任。北新桥原警官学校旧址为东校，为高中部和职业科，交道口顺天府衙旧址为西校，是初中部。创校之初只收东北四省流亡青年，共约600人，寓抗日于教育，全部免费入学，而且供给食宿，每月尚有伙食节余可作零用。每年春秋两季各发给制服一套。1932年成立位于彰仪门里报国寺的知行中学于1934年秋季成为中山中学的南校。知行中学校长为梅公任，训导主任是曹德宣。学生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等救国活动，在北平学生军训中成绩优秀。

1936年11月，北平危急，学校于11月12日撤离北平，南下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继续办学。

1937年11月11日，上海失陷，危及南京，学校又于11月19日撤离板桥镇，抵武汉再南下，于次年1月5日到达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永丰镇的璜璧堂。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告急，学校于11月12日撤离璜璧堂，入广西，经桂林，徒步跋涉八百里，抵达宜山怀远镇，在此复课三个月。此后，学校化整为零，教师、学生分散至贵阳集中，再从贵阳至重庆，至泸州，至自贡，在经历了非凡的磨难之后，于1939年5月22日到达静宁寺。

静宁寺位于四川省威远县向义镇静宁村，建筑面积22100平方米，是川南最大的庙宇之一，曾在川东、川南乃至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享有盛名。来自白山黑水的流亡学生，无限眷恋长白山和黑龙江。学校的校旗、校徽、校歌表现的均是不忘白山黑水这一主题。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师生们以校为家，国难家仇形成了学校极强的凝聚力。刚入静宁寺，学校就为在重庆“五三”大轰炸中罹难的两位老师和三个同学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全体师生悲唱挽歌:“你们安息吧在荒原上，星寒兮月冷兮凄凉！抗战的旗帜正在高涨，报仇的担子让我们承担！”家乡沦陷，家园破碎，师生以歌咏、演剧、壁报等形式积极开展各种民主进步活动，传播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山中学师生借歌抒发复土还乡的情怀和激发抗日救亡的斗志。在课余、在节日、在假期，歌声此起彼伏。《松花江上》《保卫黄河》《大刀进行曲》《游击队队歌》《毕业歌》等歌曲激荡在校园上空。每年的9月18日，全校师生都要整齐列队，面向东北，满怀悲愤地唱《松花江上》，充满了对失去的壮丽江山的怀念和对颠沛流离生活的控诉。《校歌》由语文教员郝泠若作词、马白水老师谱曲:“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锁尾流离，以三民主义为归向，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荫长，爽荫与太液（指北京的北海），秦淮（指南京的秦淮河）相望。学以知耻兮，乃知方。为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方兮，回北方！”表达了以校为家、抗日必胜的信心。郝泠若老师所作的《九月秋》:“我有恨，在九月秋。我有泪，向腹中流。我有仇，报仇！报仇！报仇！三千万同胞等我们救，千万方的失地等我们收。父母、兄弟、庐舍、田畴，不堪回首。说什么功名富贵，说什么好景难留，一切都非我所有，一切都非我所有。起来！起来！把敌人打退；起来！起来！把强盗赶走！”与《离家》《上前线》异曲同工，激励同学们担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

演剧是中山学校的传统。每逢元旦、春节、校庆日，学校就会上演一些剧目。如《雷雨》《以身作则》《宦海春秋》《升官图》《小人物狂想曲》《血祭九一八》《米》《毒酒》等。剧目也有大有小，有传统的，也有自编的，展示东北抗日军民反汉奸场面的《毒酒》，就是高中生自编的。

中山学校还非常盛行壁报。早在西迁途中，鄂广居老师就在《中山周报》上作东北十二月风物画，每月一幅，描绘家乡景物，以唤起学生对沦陷故土的思念。到静宁寺时，已有《圣火》《路》《维他命》《静宁风》《希望》《激流》《青年文艺》等十余种壁报，主要张贴在寺内考仙院的黄庭、清音两阁的墙壁上。《路》以鲁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来启示人们探索国家和个人的路该怎么走；《维他命》则以维护他人之生命，不惜做出个人牺牲为宗旨。《青年文艺》壁报上刊登过仿陈毅《梅岭三章》写成的诗:“国破家亡奈我何，少小离家苦难多。投奔中山为救国，誓除倭寇斩阎罗。”高年级学生常常用自制的收音机，把收到的最新前线战况消息记录下来，登在自己办的壁报上。“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便是由学生最先获悉后，当即用大字书写张贴在壁报栏里的。

歌咏、演剧、壁报也锻炼了同学们的才干。百花齐放的壁报孕育了郭小川（诗人）、孙辑六（报告文学《欧阳海》作者之一）、丁耶（中国满族作家最高奖获得者）、杨犁（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星火（军旅诗人）、关尔佳（《智取威虎山》等剧导演）、萧向阳（编导）等一批文艺界优秀人物。

中山中学的悲惨流亡是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个缩影。学校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10月迁回沈阳，在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举办的南满中学堂旧址复校。1948年随着国民党败退搬迁并停办于北平。后来沈阳校址改为沈阳市三十九中学，1996年恢复东北中山中学校名。

东北竞存学校

东北竞存学校是车向忱为东北流亡儿童少年创办的一所简易学校。

1935年夏天，车向忱在陕西省西安街头看到东北流浪儿童失家又失学，无人照顾，于是，用当时身边仅存的两元钱作开办费，在西安东关索罗巷内，借了几间旧房子和破桌凳，创办了私立东北竞存小学。后来迁到南门湘子庙内。办学校的目的是“抗日”，是“打回东北去”。一切课程都围绕着抗日，课外还找些与抗日有关的书籍给学生们看，并给学生们讲些抗日救亡的故事。学校成立不久，学生便由3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

1936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东北竞存小学首先响应，在东关外率领小学生数百名准备进城参加纪念活动。途中，被西安特务警察开枪阻止，枪伤小学生数人。学生继续前进，在义愤之中冲入城内，会合西安各中小学学生，直奔蒋介石的住地临潼请愿，要求抗日，要求惩办无故枪伤小学生的凶手。蒋介石布置镇压，张学良闻讯乘车追赶学生请愿队伍，进行劝阻并答复了学生们的要求。两天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车向忱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监视，还主张要争取思想有自由，救亡有自由，出入有自由。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西北行营的监牢里，经阎宝航、杜斌丞等营救出狱。

车向忱出狱后，在1937年夏天又增办了东北竞存中学。后来因为日寇飞机轰炸，学校从西安迁到陕西省凤翔县城郊纸房街的玉皇庙、火神庙内。当时，学校的一部分教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学生中也有地下党的组织和“民先队”的组织。《松花江上》的作者、地下党员张寒晖就长期担任着学校的教务主任。在教学中，使用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课本，但一些教师在讲授中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另外，还增加了一些军事课（游击战术）、中日问题等。进步的学生在课外秘密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与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其他进步书刊。学校的经费除靠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募捐外，师生们自力更生，开荒种地，造纸，养猪，“居住在破庙，饮食在露天”，大树下讲课，小河里饮水。师生们为抗日复土，“用自我批判的精神来学习”，同时，还利用课外时间深入农民群众中办夜校，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扫除文盲，教唱救亡歌曲。

东北竞存中学学生国民公约宣誓典礼

在学生工作方面，组织各种课内、课外的研究会，如抗日救亡研究会、学生自治会等，训练学生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提倡尊师爱生，同时主张学生也可以给各科的先生提意见，或集体评论先生的教法。在教育学生的工作中，一方面倡导以抗日救国的利益为重，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注意从感情上团结学生。

国民党当局要求派人到东北竞存中学做“训育”工作，监视、限制师生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还时常出动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然包围学校，逮捕教师与学生。东北竞存中学虽然几遭浩劫破坏，但还是在“艰难困苦，狂风暴雨”中坚持下来了。10年间培养了学生5000多人。当时，就有百余名师生先后偷越封锁线投奔延安，数十人参加了八路军。

三、东北民众抗日救亡团体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抗日救亡团体，辗转流亡至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进行了抗日复土斗争。东北民众抗日救亡团体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9月27日—1933年8月31日）；第二阶段为复东会（1933年9月18日—1934年5月17日）；第三阶段为四维学会（1934年5月12日—1936年11月3日）；第四阶段为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1936年10月4日—1937年3月3日）和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1936年12月20日—1937年6月20日）；第五阶段为东北救亡总会（1937年6月20日—1942年5月30日）。这些救亡团体对东北流亡学生的生活、学习特别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教育界知名人士阎宝航等爱国人士，于1931年9月23日抵达 北平后，立即联络已先到北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人，召集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界代表和爱国人士共40余人，商讨发动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问题。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召开成立大会当天，与会者达400余人。选举产生了会员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31人，推选出常务委员9人。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军事、政治三个部，各部正、副部长均由常务委员兼任。总务部部长金恩祺（后为卢广绩），副部长卢广绩（后为高崇民）；军事部部长王化一，副部长彭镇国、熊飞；政治部部长阎宝航，副部长车向忱、李梦兴（后为杜重远，杜未到职由霍维周继任）。[3]

东北救亡总会会徽

救国会的任务是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东北人民抗日武装，驱逐日 本侵略者，收复失地；而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推动其他方面的抗日活动。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方面，除了组织宣传队去平汉线宣传外，以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为重点，先后由王化一、徐靖远等人到天津各大学，阎宝航到南京、上海，宣传东北人民抗日活动及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斗争情况。同时，还创办了《救国旬刊》《覆巢月刊》《东方快报》《东北通讯》等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

开办学校，培养抗日救国干部，是救国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了军事训练班、报务人员训练班，毕业后派回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工作。为了收容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开办了东北学院（后改名为东北中学）和东北难民子弟中学。东北大学后来也在北平复校。

1931年10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由东北逃难至北平的各大学学生及旅平的东北各民众团体，联合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到南京、上海请愿，督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当时，国民党宁、粤两派正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请愿团预定先至上海向国民党和平会议请愿，再转向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请愿代表团推选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并发表了《请愿团宣言》。11月5日，请愿团600余人齐集北平车站，准备出发南下。但在国民党政府的指使下，铁路当局拒不挂车，张学良将军也奉命来“劝阻”。请愿群众极为愤慨，纷纷卧轨阻止一列旅客列车开行，并向乘车旅客进行抗日宣传。全体乘客深受感动，主动让出列车，还有乘客表示愿意一道去南京请愿。11月7日，请愿团抵达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群众热烈欢迎。这时，在上海召开的和平会议已于请愿团到达的前一天结束了。请愿团决定推选高崇民、卢广绩、阎宝航等为代表去会见胡汉民、汪精卫。其他的人在王化一率领下，在上海举行游行示威。11月11日，请愿团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蒋介石出来讲话，等到午后3时半蒋介石出来接见。首先，高崇民向蒋介石呈递了请愿书，接着高崇民又慷慨陈词，请蒋介石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

1932年在北平出版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会刊

为了抛弃原救国会委员中的“复兴社”分子，东北抗日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于1933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两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成立了秘密的抗日救亡组织——复东会，先以王卓然后以阎宝航任理事长，高崇民为秘书长。誓词为“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复东会积极发展坚决抗日的东北民众入会。第一批会员仅31名，以后逐渐扩大。复东会被迫在地下活动，继续在各界人民群众中大力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与组织工作，还利用其领导人与东北军将领知交故旧关系，加强东北军中的救亡工作，成为联系东北军与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纽带。

复兴社分子提出取消复东会，合作组织新团体四维学会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和张学良的同意。1934年5月12日，在汉口银行学会举行了四维学会成立大会。选出的15名理事中，蒋介石方面的有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后改曾扩情）、丁炳权、袁守谦等7人，张学良方面有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等8人。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四维学会会章为“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四维学会成立后，在各地发展组织，吸收会员，成立了武汉总会，南京、北平、上海、杭州等区分会；在东北军军师两级中设立政训处；原复东会的东北爱国民主人士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复兴社和中统特务蓝衣社之间，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1936年9月18日，西安的各群众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联合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以进一步发动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到会，张学良即席发表讲话，明确表示决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一定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会后经过东北各界代表协商，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

1936年10月4日，在西安市东关外八仙庵竞存小学礼堂召开了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东北四省留陕民众车向忱、洪钫、金锡如等150余人，其中还有西北“剿总”的秘书长吴家象、政务处处长卢广绩，以及刘澜波、宋黎和工人、学生代表等。推举车向忱为大会主席，车向忱报告了成立救亡会的目的和意义。决议案规定:“本会以团结民众，互助互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扩大民族解放运动为宗旨。”[4]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东救”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是从东北大学毕业的宋黎。“东救”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下，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西安事变后，其分会多达几百个，在发动群众，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协助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释放政治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使流亡同胞不忘收复失地，由泰山石刻集字

1937年春，东北军东调，原在西北从事抗日救亡的知名人士纷纷回到北平。他们到北平后又酝酿以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为基础成立东北救亡总会。1937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正式成立，选出30余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又推选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5人为常务委员，栗又文为秘书处主任，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训练、联络4部和军事、政治、经济、救济、教育5个委员会。中共北方局东北特委还成立了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东总”党组。

随着全国战事向南推移，“东总”由北平迁往上海、南京、武汉，再迁往重庆。“东总”在武汉时期，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在重庆时期，由南方局领导。“东总”党组在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大后方工作，扩大了“东总”的影响。“东总”在西安、成都、云南、山西、洛阳、郑州、华北、冀中等地建立了分会，还在延安、汉中、晋察冀等设立通讯处。在进行东北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和组织抗日武装参战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七七抗战爆发，“东总”在北平派出人员到二十九军和五十三军进行慰问。1938年春在武汉组成战地服务团，由“东总”常委张庆泰任团长，由武汉出发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对抗日军队进行慰问。先后在北平、武汉、西安等地开办军政训练班，学员毕业后输送到敌后进行抗日工作，并且主办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宣传坚持抗战到底，收复一切失地。1939—1941年间，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日的“东总”遭受到严重破坏。1942年5月蒋介石勒令取消包括“东总”等原有东北救亡团体，另组由国民党把持的“东北抗敌协会”。

“东总”在形式上被取消后，他们又以合法注册单独创办的原“东总”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社为阵地，由高崇民接办，以王卓然、王化一的名义继续出版，一直战斗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于同年9月18日宣告停刊。

四、对东北流亡学生影响较大的人物

流亡关内的东北著名人物政治见解不同，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以万福麟、莫德惠为首的东北元老，担任辽、吉、黑流亡省政府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他们虽然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充当了蒋介石政府的装饰品，但也以此向世人宣示了一个事实:东北的土地虽然沦入敌手，但是行政区划和政权机关仍然存在，这就使国人和国际上看到了中国收复东北的愿望和希望。原本实力强大的东北军系统，在张学良被软禁后被分化瓦解，有的投靠蒋介石，有的被撤去实权担任闲散职务。齐士英等国民党CC[5]系统人士，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一直争夺势力。以高崇民等为首的左派虽受学生拥护，却遭到国民党的排挤、镇压。总之，东北各派流亡上层人士各自为政，互有矛盾和斗争，无法把流亡到后方的东北人民团结起来共同驱逐日寇，光复故里。但是，虽然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整体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却以其各自的地位、威望、人格、思想、学识、言行等，在不同范围从多方面对年轻、热情、迷茫的流亡学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主要有[6]:

刘尚清（1868—1945），字海泉，辽宁铁岭人。19岁考中秀才，开始设馆授徒。1911年赵尔巽再次出任东三省总督时，被选派到度支部任职，并被送入奉天法政学堂甲班深造。1914年从法政学堂毕业后，出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曾与王永江等组织东三省兴利公司，经办东北森林、矿产、实业。1916年，张作霖执掌奉天军政大权时，留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后相继出任奉天财政厅厅长、黑龙江财政厅厅长，兼任鹤岗煤矿公司总办、吉林永济官银号总办。张作霖掌控整个东北大权后，他出任东三省银行总办、中东铁路督办。1927年9月任奉天财政厅厅长兼代省长。继任东北大学第二任校长后，将文、法、理、工四科改为四个分院，并进行人事调整。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刘处事镇定，使奉天局势保持稳定。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后，出任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代表东北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后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安徽省主席。1937年9月，写信敦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1941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

宁武（1885—1975），原名宁志良，辽宁海城人。毕业于盛京医科大学，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响应辛亥革命。1913年，任同盟会北方革命行动委员会副理事长。1919年秋，受孙中山委派促成与张作霖的合作，任粤军总司令部工程处少将处长。1922年起，先后任张作霖副官、张学良顾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辽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支持东北流亡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多次劝说张学良收复东北失地。抗战胜利后，与东北民主人士一起成立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发表《呼吁和平，制止内战》宣言，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协进会。1949年9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分部主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辽宁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副省长、政协辽宁省副主席，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高崇民（1891—1971），原名高健国，辽宁开原人。1910年入奉天省立甲种学校（农林学堂）学习。1911年加入同盟会辽东支部。1914年毕业后赴日留学。其间，曾回国参加倒袁（世凯）反日运动。1919年回国后在北平当编辑。1922年回到奉天，联络吴家象等人成立东三省民治俱进会，任总干事，以“促进民主，唤醒民众，团结东三省的爱国志士，共同反日救国”为宗旨，反对日本续租旅顺、大连。1925年2月，被逐出省境，解散东三省民治俱进会。1927年，回到奉天，发起组织奉天全省商工拒日设领外交后援会，出任《商工日报》社长。1929年6月，与杜重远等人成立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九一八事变后，入关专门从事救亡工作。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总务部副部长，为抗日义勇军筹措经费和物资，发动和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宣传等。1931年11月，率领请愿团南下请愿。1933年8月，救国会被迫解散。9月18日，高和原救国会负责人秘密成立复东会，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撰写出版《三民主义的真谛》《东北魂》。1937年，东北各救亡团体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当选执行委员。后来先后参加华北抗敌后援会、西北战地动员委员会等组织，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奔走。1941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后，继续坚持“东总”工作。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1月，回到东北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王卓然（1893—1975），字回波，辽宁抚顺人。少时家贫。1907年，入抚顺县城官立第一两等小学堂。1911年，入奉天省城两级师范学校，参加基督教青年会。191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21年，任奉天省教育厅视学。1923年，官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其间与陶行知等陪同美国教育家孟禄到奉天和全国各地游历讲学，著有《中国教育一瞥录》。1928年7月，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国际问题咨议。不久，任张学良子女的家庭教师，为张学良出谋献策。东北易帜后，赴欧美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合作。1929年6月，去日本出席太平洋问题国际讨论会，揭露日本侵华暴行。1931年5月，参加南京国民会议。九一八事变后，住在北平张学良家，带领和照顾张的子女，并任东北大学和北师大教授。参加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东北外交委员会秘书主任，出版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材料。张学良下野后，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创立边疆政治学系和俄文专修科。1933年9月，当选为复东会理事长。次年初，任四维学会理事长。1936年6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去陕甘宁边区采访。西安事变后，连夜赶写《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书，为张辩护。1937年6月，当选为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成员，担任《反攻》杂志社社长。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参加了宁武、阎宝航等人成立的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与许德珩等科技、文化界名人发起成立了九三学社，后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内战爆发后回到沈阳，经商未成。1947年赴日本经营工商业。1955年回国任国务院参事。

卢广绩（1894—1993），号乃庚，辽宁海城人。1914年入奉天省城两级师范学校博物科，其间参加声讨袁世凯活动。1922年3月代表奉天教育界出席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先后任锦县、营口县视学，奉天省立第一小学校长。1926年出任杨宇霆创办的奉复印版石矿公司经理，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常委。1929年，就任奉天商会副会长、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常委。1930年与辽宁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成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宣传抵制殖民者的贩毒行径。1931年7月，就日本挑起的“万宝山事件”，与王化一等赴朝鲜慰问受害华侨，回国后出版《朝鲜访问记》。九一八事变后，当选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参加南京请愿团，出任东北难民教养院院长，提出发行爱国债券。1932年4月15日，与王化一等向国联调查团介绍九一八事变真相。1933年2月，出任东北热河后援会财务组副组长。1934年任四维学会理事。1936年任甘肃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西北总部第四处处长，不久参与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后，随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撤到上海、武汉。1938年担任赈济委员会西宝运配难民总站主任、陕西省灾童教养院院长、西北战干团高级军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东北，与阎宝航等组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1948年被选为沈阳商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民盟东北总支部委员、民建沈阳市委员会和民建辽宁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副市长、民建辽宁省委员会主席。

高惜冰（1894—1984），名介清。辽宁岫岩人。192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公派美国麻省罗威尔理工学院，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26年被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27年任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1931年东北沦陷后，会同有关人士向南京政府请求拨款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创办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1933年5月，出任国民党新疆省建设厅厅长。西安事变后，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铨选部育才司司长、宋子文的私人秘书及中棉公司常务董事。七七事变后，出任国民党大本营第四部轻工业组组长、湖北省纱布丝麻四局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员驻会委员。1946年10月出任国民党安东省主席、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去台湾后，创办彰化纱厂，被聘请为台湾纺织建设公司董事。1973年移居美国。

臧启芳（1894—1961），辽宁盖平人。留美回国后，于东北大学初创时任法科学长（法学院院长）。是把欧美经济理论最早介绍到中国的经济学家之一。系国民党CC派分子。1929年9月张学良继任东北大学第三任校长后，在选举中张指定的国民代表候选人王卓然、王化一落选，张以臧等四人为幕后煽动学潮者拟枪决之，幸得张学良秘书王树翰劝阻，但被免职。1935年任天津市土地局局长，1936年10月代理天津市市长。次年就任江苏省第二区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1937年5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大学校长，东北大学从此改为国立。1940年7月10日，日寇飞机轰炸四川三台当日，主持三台县防空委员会采取救济抚恤措施。1947年离职后赴台湾，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教授。

阎宝航（1895—1968），字玉衡，辽宁海城人。少年时为富户放猪。1918年秋，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举办奉天贫儿学校，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1920年上半年，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受到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回到奉天后任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组织了奉天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5年6月，创办奉天暑期大学，讲授“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学生运动”“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史”等课程。1929年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完成学业回到奉天任青年会总干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还主持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进行抗日宣传。1929年秋，被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会主任，将通过秘密手段获得的“田中奏折”在东京会议上散发，使日本政府十分尴尬。被日本视为“反日巨头”。九一八事变后，与高崇民等人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7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长期从事统战工作。1941年从有关方面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机密情报，为苏军迎击德军的进攻争取了时间；还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境上的军事部署资料，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线提供了情报。1946年6月代表上海群众赴南京请愿，遭特务殴打致伤。同年8月赴东北解放区，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杜重远（1897—1943），原名乾学，吉林怀德人。1911年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毕业后回乡当小学教员。1917年官费留日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22年冬，毕业回国，在奉天城北购地100余亩，建立肇新窑业公司。1926年，被选为奉天商会副会长。与日商竞争，宣传抵制日货，走独立自主发展民族工业之路。1927年8月，领导成立了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外交后援会，被推选为委员长。1928年冬，因和高崇民领导商民反附加警捐税斗争，被奉天当局解除商会领导职务。不久，张学良委以他司令长官公署外交秘书职务，协助张处理对日交涉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肇新窑业公司被日本人掠夺。杜入关在天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参加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常务委员兼任政治部副部长。“一二·八”上海事变前后由平津南下去上海，参加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查禁后，他出面注册登记创办《新生周刊》，继续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遭日驻沪总领事抗议，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他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1936年1月，他建议张学良实行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出狱后，赴西安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合抗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东北救亡总会主席团成员，奔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初新疆军阀盛世才聘他为新疆学院院长。11月被解除院长职务，遭软禁。1940年5月被捕入狱。1943年9月被盛世才秘密毒死。杜殉难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他为“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车向忱（1898—1971），原名车庆和，辽宁法库人。在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学习期间，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1925年，到沈阳兴办平民夜校，开展平民教育活动。1929年夏，被推举为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主任干事，被誉为“东北甘地”。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与张希尧、苗可秀等奔赴北平，联合东北大学同学100多人，组成东北学生军。同时，被选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委、常委，兼任政治宣传部副部长，并参加军事部的工作。同年11月，率领6名青年代表“救国会”赴南京求见蒋介石，陈述“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等七项要求。1932年2月至1933年，潜回东北鼓励义勇军将领抗日到底，在哈尔滨开设大同疗养院，秘密为义勇军战士治疗伤病，率领东北大学同学前往长城前线慰劳抗日部队。1934年3月撤回北平，接管了原“救国会”领导的东北难民教养院。1935年夏携眷属去西安，劝说王以哲“东北军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办起了私立东北竞存小学，收容东北流亡儿童。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当选为执委、主任委员。西安事变发生后，车向忱代表“东救”参加了14个救亡团体的紧急会议，并共同联合署名发表《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遭到扣押后，车又和“东救”执委向南京发电要求“允许张副司令返陕主持一切”，慰劳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战士。1937年1月，在中共陕西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建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当选为执委。1937年8月末，以莫须有的“汉奸”罪名，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出狱后，依靠共产党办学，东北竞存学校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交通站。抗战胜利后回到东北，发起并主持了保卫和平促进会。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齐世英（1899—1987），辽宁省铁岭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先在沈阳教育界工作，后在东北军郭松龄部做文职幕僚。他赞成郭松龄反对内战、实行民主的主张，支持郭松龄回师奉天。1925年11月，郭松龄开始反奉时，齐被任命为外交处主任。齐主张将到秦皇岛劝阻郭松龄的张学良扣下，因而与张积怨很深，郭兵败被杀，齐避难于日本驻新民领事公馆，后经朝鲜、日本到南京，投奔正在北伐的蒋介石，被安排到党务情报机构工作。张学良东北易帜时，齐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是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东北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后，发动在东北的国民党各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入关后，主持东北教育救济处，为成立中山中学多方斡旋。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举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时，阎宝航、高崇民、王卓然等曾撮合齐世英与张学良合作。陈立夫也从中斡旋，终使张学良与齐世英在汉口会面。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在东北国大代表提名上意见不一致，导致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延期。1936年冬，蒋介石利用齐世英与张学良的矛盾，令他秘密探察东北军动态。当齐从王以哲部得知张学良的东北军与红军达成局部停战的情报后，密报给蒋介石，蒋率在洛阳为其祝寿的国民党大员奔赴西安，亲往督促张学良全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遂发生西安事变。抗战时期，齐还和梅佛光组织东北协会，联络东北人士，对抗东北救亡总会。1942年齐和吴焕章等在国民党政府指令下出面组织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将东北救亡总会与东北协会一同并入。到台湾后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王化一（1899—1965），曾用名王若愚，字德华，辽宁辽中人。在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本科读书期间，与阎宝航等创办贫儿学校，从事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1924年当选为奉天教育会社会教育部部长、事务主任兼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干事。1926年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其间参加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1928年任京师学务局视学委员。张学良主政期间，任辽宁教育学会副会长、汉卿教育基金董事会常务理事、辽宁外交学会主席团成员。“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赴朝鲜慰问华侨。系国民党军统少将，军统系统东北地区主要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前曾劝说张学良将东北军撤回东北，防止日军进犯。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主持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安排流亡学生食宿，又与高崇民、阎宝航等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组织东北义勇军。此间兼任东北中学校长。1935年筹组四维学会，为五人小组成员。西安事变发生后，奉戴笠指示赴西安交涉释放蒋介石。“东总”成立后，以他的名义出版了《反攻》半月刊，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起着组织和领导作用。抗战初期，曾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议员。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发动东北难民回籍和救济青年工作。1948年返沈，发动沈阳国民党军队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城。1953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专员，后改任参事。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台安人。1928年，日本人将张作霖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在主持东北期间，大力倡导“东北新建设”，努力在整军经武、振兴实业、修筑铁路、建设港口、提倡教育、推广体育、发展科技、开垦农业等诸多方面有所作为。宣布“易帜”统一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1931年9月18日夜10时许，关东军炸毁柳条湖地段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人所为，以此借口进攻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时居北平的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遵循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做出“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的错误决策，致使一夜间沈阳沦陷。不久，长春、吉林相继失守，东北大好河山被日军占领。张在东北沦陷后做了大量局部抗日战争工作。同情和支持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指挥东北军进行了长春突围战、江桥抗战、平定天津暴乱、锦州退兵之战、双城阻击战、热河保卫战等，揭开了东北军14年抗日史的光辉一页。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到欧洲考察。1934年2月7日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1935年1月，蒋任命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由于全国抗日呼声的高涨，张逐渐觉悟到只有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全面抗日，蒋介石同意后，始获得释放。12月1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判有期徒刑10年，遭到软禁55年。

五、东北流亡学生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状况

东北流亡学生走过的道路崎岖复杂而又各不相同。

他们当中，既有成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杰出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希尧；有投笔从戎，回东北参加和领导抗日斗争的苗可秀和参加八路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王振乾；还有奔赴延安，成为革命作家的雷加和马加；也有壮烈牺牲、战死在抗日前线的烈士，比如空军英雄高志航、阎海文。东北流亡学生中，不论是参加共产党还是跟随国民党，都不乏慷慨悲歌、以身许国之士。同时，也有大批青年在历史旋涡中，苦闷彷徨，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挣扎。

张希尧在东北大学理工学院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和车向忱领导的平民教育活动。1931年9月21日，投奔位于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12号的奉天会馆，参与筹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受救国会和张学良将军的委派，与车向忱等一道物色出关特使，联络组织东北各地的义勇军武装抗日。张希尧受救国会委派，负责学生军工作，为东北培养抗日斗争干部。他还以东北大学为据点，组织联络北平的东北流亡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张希尧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中共东北大学特别支部，担任负责人。1933年5月26日，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以驻守长城的部分抗日军队、东北义勇军为基础，组成察绥抗日同盟军。张希尧等即动员平津一带的东北流亡青年学生参加著名的“张北抗战”。为了鼓励抗日将士英勇杀敌，张希尧还同车向忱等赴张北前线慰问。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被国民党以“扰乱治安”罪逮捕，获释后，与阎宝航等于1933年冬秘密筹办了西山东北青年训练班，为东北培养抗日斗争干部。1934年10月，北平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将张希尧逮捕。经组织营救于1935年初获释，到西安帮助车向忱办竞存小学，安置流离失所的学生。鉴于北平东北流亡学生较多，张希尧受党的派遣由西安回北平，继续主持北平流亡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孙达生一起输送了一批先进青年学生参加地下党的军运工作。从1936年2月开始，张希尧通过党组织先后向西安派去三批人，其中有东北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有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力量，实现了学生抗日运动与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1935年7月前后，张希尧受张学良指派，从北平到上海邀请孙一民任鸡公山东北中学校长，以改组东北中学。到沪后，张希尧去上海漕河泾监狱探望了因“新生”事件被捕入狱的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高崇民因国民党政府通缉，也由武汉潜来上海，并探望杜重远。张希尧把张学良对内战动摇的思想变化情况告诉了杜重远和高崇民，请他们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施加影响。后来，张学良赴沪秘密访杜，高崇民也赴西安见张学良，经杜重远、高崇民等人的多方劝导，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更大了，终于走上了积极抗日之路。1936年春，中共北方局决定将东北特别支部改为中共东北特别委员会，张希尧任群运部部长，三人组成东北特委。特委下设社会、东北大学、东北中学三个支部，还设有一个东北特委上层工作委员会，主要从事张学良和东北军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张希尧作为中共东北特委的负责人之一和北平东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与特委和其他党员同志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由他分管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到1936年7月间，先后成立了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妇女抗日救国会、东北人民抗日会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也多为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青年学生。这些团体的成立，不仅改变了过去流亡北平东北学生缺乏组织领导的混乱状态，而且加强了党对东北流亡学生的团结和领导，为党和抗日救亡大业培养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这些团体在中共东北特委和张希尧等人的直接领导与帮助下，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张希尧在北平东北流亡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东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1937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成立，张希尧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同时成立了中共东总党组，刘澜波任党组书记，张希尧等为党组成员。全国抗战爆发后，“东总”总会被迫迁往南京、武汉，张希尧仍任党组成员。1939年6月，“东总”西安分会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东总”的工作转入地下。张希尧赴延安，协助刘澜波主持“东总”延安分会。[7]

苗可秀是东北大学文学院学生，九一八事变后随师生流亡北平，被推选为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和东北学生军大队长、东北学生赴南京请愿团负责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打破了他的幻想，决定返回东北，组织民众武装抗日。1932年春，苗可秀潜回东北，参加了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任总参议，创办军官学校，自任教育长，培养青年军官。苗可秀机智勇敢，指挥有方，屡立战功，在军民中享有很高威望。1933年春，苗可秀组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别动队，1934年2月改名为少年铁血军，同时创建少年铁血团，决心“用黑铁赤血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苗可秀被公选为铁血军总司令和少年铁血团总裁。同年9月，邓铁梅遇害，苗可秀将自卫军余部编入铁血军，稳定了辽南三角抗区的抗日局面，率部以哨子河、三道虎岭一带为依托，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打击日军。铁血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作战勇敢，战斗力强，迅速发展为2个联队，下设4个大队，成为三角抗区抗日的主力。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因坏人告密，被日军抓获。苗可秀被捕后，被秘密囚禁在凤城警务局地下室，敌人以高官厚禄相诱，以死亡相威胁，苗可秀毫不动摇，大书“正气千秋”，表明以死报国的决心。1935年7 月25日下午，日军将苗可秀拉到所谓“建国六勇士”碑前祭灵，日军要苗可秀跪到墓前，宣读祭文，苗可秀忍着伤痛，昂首挺立，面对死亡大义凛然，借机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号召民众奋起斗争，围观者无不悲愤。日伪军警惊慌失措，急忙把苗可秀杀害，时年仅29岁。[8]

王振乾1927年入奉天市私立文华中学，1929年到北平文汇中学读高中。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考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参加救国救亡运动；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科科长、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治委员兼主任。

雷加1929年在冯庸大学中学部读书。九一八事变后，随学校流亡关内，和广大爱国青年一起到南京请愿，随冯庸大学志愿队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1935年赴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读书，1937年春回国。回国后与北洋文学青年写作会和救亡团体发生联系，曾做过救亡报社的记者和编辑。1938年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四期）学习，后随延安文化协会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二组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宣传工作。1939年回到延安，写出了反映前方战斗生活的短篇特写《一支三八枪》《鸭绿江》《黄河晚歌》等作品，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担任文艺小组委员会工作。1942年1月发表小说《沙湄》《躺在睡椅里的人》。1942年3月到陕北农村参加减租减息运动，任乡文书、乡指导员。此时写出了一组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女儿坟”最后一代》《揽羊人》《沉默的黑怀德》《路》等。

马加1928年入东北大学，同年开始新文学的创作活动，并主编进步文学刊物《北国》。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并参加了北平“左联”，创作了长诗《火祭》、长篇小说《登基前后》等。1938年到延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创作的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

在抗日战争中，击落第一架日本侵略者飞机的中国飞行员高志航，也是东北流亡学生。他出生在东北通化的一个贫苦家庭里，自幼勤奋好学，1925年被选为飞行员，并被派往法国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他和一群爱国军人积极请战，要求起飞杀敌，得到的却是“不准抵抗”的命令。高志航心中一气，第二天就登上火车去北平请战，但他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高志航当天就乘车南下。他决心一定要找到一条报国之路。此后，他曾在上海参加游行、捐款等抗日活动。在东北流亡学生集会上，他曾跟大家一起流着眼泪吟唱《松花江上》。他曾义愤填膺、激动地挥舞着拳头演讲:“同胞们，眼泪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生存，我们要战斗，要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他跑到杭州，进入中央航校，后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

另一位中国空军英雄阎海文也是东北流亡青年。他在攻击上海日军陆战队司令部的作战中，驾驶的2510号战机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失去控制后向地面坠去。阎海文被迫跳伞降落，因风向不顺，被吹到日军的阵地上。大批日军冲过来将他团团围住，狂叫着要他缴械投降。阎海文面对敌寇，毫无惧色，从容地拔出手枪，击毙了5名冲在最前面的敌兵，然后大笑着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头部。阎海文在出发前曾说:“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打回老家去，要为东北三千万同胞复仇！”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国高学生抄写的宣传标语（1942年）

东北流亡学生虽因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信仰三民主义、追随共产党还是跟随国民党而政见不同，存在矛盾和分歧，但在打回老家去、抗日救国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同时，还有大批流亡青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备尝艰辛，思想苦闷，彷徨无望，陷入困顿与无奈。

曾随东北中学流浪并因闹学潮被开除的郎人骏在回忆中，对自己当时的思想苦闷做了深刻的剖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我在东北中学读书多次迁校，辗转流浪，当时处处打败仗，国土日渐为日寇所占领。个人情况是经济极端困难，生活十分艰苦，又没有一个正常的学习秩序，而且北望家园相距万里，归期渺茫，因而感到前途无望，生活苦闷乏味，我时常低吟‘生味萧条嚼蜡同’的诗句。在路经湖南晃县时，曾一度萌发厌世之念。在东北中学流浪到四川自流井后，学校反动势力抬头，进步势力与之坚决斗争。我虽然也参加了这些斗争，但在思想深处是厌烦这些斗争的。这时我爱读曼殊的《断江零雁记》，欣赏他身世飘零，人生暗淡的情绪。我也爱读屠格涅夫的《烟》。我赞赏他说的这一切都像烟一样的弥漫，烟一样的缥缈，烟一样的消失。我常常感到人生无常。我常低吟‘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当我被东北中学开除后流落到重庆，为了生活我开始了小职员生涯。小职员收入微薄难以糊口，且要受尽白眼忍气吞声。小职员的生活使我接触社会的黑暗腐败。我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江山日小。我看到一方面纸醉金迷，极尽奢华糜烂；另一方面是啼哭号寒，贫无立锥。我也看到尔虞我诈，相互吞食排挤。这些现象使我感到这个社会无望，没有出路。这就进一步发展了我对人生暗淡萧瑟的情绪。在我的思想上逐渐形成四大皆空，对待生活我学会了冷热无情，得过且过，麻木不仁。但我毕竟不能轻生，即使是生味萧条，也还得生活下去。在东北大学学习期间，我接触了老庄的一些作品，我很容易地就感染了老子的清净无为、没世而无闻的思想。我也爱读李后主的词，陶醉在他那两性怀恋衮郁缠绵的意境中。我也爱读陶渊明的诗，欣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悠闲情趣，欣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淡泊、自在，向往真的有一个世外桃源，好一避人事的纷纭。尽管外面的世界如水在沸腾，我的内心却万籁俱寂，有的是逍遥游。”[9]

关于东北流亡学生的困顿与无奈，从郑新衡著《一二·三○事件始末》中可见一斑。

1941年5、6、7月间，参加筹备成立全“满洲国”反满抗日进步组织“左翼读书会”的骨干分子李金山、陈树满等先后怀着抱负进入关内，他们虽然幸免于“一二·三○”事件[10]，却困顿在万里之外的国统区。陈树满、李金山走到西安，发现寻求祖国支援投诉无门，只能化为泡影。他们又被特务跟踪，只好南下四川东北大学。二人到了宝鸡，为找去四川的汽车，陈树满去见县长、东北人董学舒。汽车未找到，董为他写了给重庆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会长于斌的介绍信。虽然备尝艰苦，他们总算到了重庆。在重庆又停了80天，于10月31日转到东北大学。来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后，李季若根据他的《沿途简记》补充整理，写成约25000字的《沿途日记》。他们在重庆寄住的东北协会[11]宿舍楼下小学教室，正是国民党政府委托东北协会救济东北流亡学生考大学和就业的临时住所。沙坪坝又是重庆的大学区，所以有条件接触、了解国统区的东北流亡青年和重庆的大学生。李季若对东北流亡青年做了这样的记述:关于大学生:“如重庆大学，校舍宏丽，适于读书，也适于恋爱。有钱的可以混大照（毕业文凭的贬称），又是清高的享乐场所。他们的生活，是泡茶馆、恋爱、打牌、看小说、吃冰糕、下小馆……很阔气。好一点的学生，就是读死书，以完成其将来当大官发大财之准备，其他更重要的事是不过问的，没有为学术的，也没有为理想而预备学识的。所谓身负未来社会重任的青年如此，真是不堪设想！”关于街头所见各业社会青年:“如像商店里的店员的娇气，是难以想象的。另外还可以看到一些麻木偶像似的青年在街头做工，或面黄肌瘦、腿细如麻的青年当兵，还有炸断了腿的废人和腿肿为乞的年轻人，随处可见！”关于流亡国统区的东北青年:“我们的最重点是愿意知道流亡的东北青年。他们知道我们是刚从东北来的，有人要询问一切，有人竟不问，还拿异样眼光看我们，其一怕你是汉奸，其二觉得奇怪，为何冒这么大危险跑过来!渐渐和他们熟悉了，当然可以畅谈。”“他们之中的大学生都非常世故；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也比较世故，东北中学的学生比较直率、热情，容易接近。但一个学校的学生也各有立场，如学校的卫士和其他等等，所以他们的见解也各有不同。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知道得更多。七七事变后张氏（学良）下台，东北大学即由臧氏（启芳）接收为国立。当时意见分歧，故臧氏将办事处设在开封，后迁西安，欲入学者定期入校，否则除名，由此经过一个时期接收了。东北中学同样在鸡公山被接收，中山中学因原即国立者。所谓接收，乃势力争夺而已。现在各校内职员多为齐氏（即东北协会负责人、国民党中委）之人，而大部学生十分反对，原因盖非为学生之领导，且不以学生之利益为前提，反之毫无父老之情且鱼食其血肉也。每个学校里都有复杂的势力关系。一部分学生为正义而斗争，结果是没有学校了，没有书读，没有饭吃和睡觉的地方。还有一部分青年的良心已为势力屈服，他们做的是蹂躏为正义斗争的人的工作，因为这样他们能过得舒服些。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幕啊!”那些“良心”不为“势力屈服”者“当救济费快要吃完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选派代表向权威的所谓父老请求再继续几天，但所得的答复是不行，而且给他们加以封号:摇尾乞怜！他们很有把握考上大学，然因没有饭吃而停止了，最惨的是考上了很难考的大学而没有路费去”。“他们读书是为了升学，有的人是为了吃饭”。“他们对一切都感到失望，对自己的人生也觉得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常常看到他们乖谬的主张和暴躁的性格”。“如果你对他们提及东北问题和我们的责任，他们会笑你，如果你过于认真，他会怀疑你，当你征服了他们这两个观点之后，他们才热烈而真挚地说了实话”。“他们受的教训太多了，看到的黑暗也太多了，应该想的他们都想过了，应该做的也已试探，但都使他们失望。你太热烈会出毛病的，尤其是为了一个事理的争执，会让你吃极大的苦头。现在我们要学得聪明些，守住自己的饭碗，一方面防备不要做了别人的枪。回家吗?我们不敢想，这远大的问题究竟不是我们的现实，它不能解决饿和遮雨蔽寒”。“他们的实话充满了憎恨、不满、悲哀、失望”。“确如他们所说，他们是真挚的，但一种力量使他们不得不如此”。“东北学生对复土还乡之念虽甚殷切，但为眼前问题已使其不敢想了。时间渐长，则意志消磨，大有不能一振之势……因之，对青年是感到失望的”。[12]以上的文字作者系根据本人1941年5月至1944年底的日记、信件，于1988年写成的。是当事人写当时事，应当是比较真实可信的。特别是作者系刚从东北出来的伪满洲国青年爱国运动的领导者，思想之敏锐，观察之真切，是一般人所不及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社会情形、青年思想是何等的糟糕和无奈！

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青年学生当中，还有少数人，由于四处碰壁，走投无路，贫困交加，前途无望。他们由于无法承受困难的压力和对前途失去信心，不得已返回到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伪满洲国，重又过起了亡国奴的生活……

总之，东北流亡学生是东北沦陷、抗战救亡时代的产物，也是东北沦陷、抗战救亡时代的缩影。在他们身上，既闪耀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伟大精神的光芒，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一些阴影，表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大敌当前中华民族的弱点。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深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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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第990页。

[2]见东北政务委员会编印：《东北要览》“教育及文化事业”，民国35年出版。

[3]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45页。

[4]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52页。

[5]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国民党派系。

[6]本文所介绍的人物以其出生时间先后为序。

[7]辽宁省铁岭市政协编：《辽北文史》，第六辑。

[8]沈阳文史馆编：《东北人物志》，2005年。

[9]见本书郎人骏的口述历史。

[10]“一二·三○”事件是日本在侵占东北后期对学生思想影响最大的一次残酷镇压活动。1941年12月30日，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警佐、原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叛徒宋一夫化装成“中共中央特派员”，以召开会议为名，在哈尔滨曲线街41号铁路局俄式宿舍诱捕了东北进步青年反满抗日地下组织的代表。此后，在整个东北地区对爱国反日青年和学生进行了大搜捕。许多青年学生如惊弓之鸟逃往乡下，一些爱国者逃入关内。据日本宪兵队上尉土屋芳雄供认逮捕500人，另据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中佐课长吉房虎雄供认抓捕700余人。据中国回忆者估计，实际人数远不止于此。关于这次事件，中国台湾多数亲历者和研究者认为是为了侦破和打击国民党地下组织。原台湾“立法院长”、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回忆录《大是大非》（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和纪刚影响很大的历史纪实性作品《滚滚辽河》（在中国台湾出版繁体本、美国出版英文本后，延边出版社出版的简体文本书名）均持此种看法。内地的亲历者和研究者郑新衡（李季若）《一二·三○事件始末》则认为“一二·三○”事件的起因是日本侵略者对青年学生自发的反日爱国组织和活动的镇压。同年11月的“田白事件”和1942年春侦破国民党党务专员罗大愚系统的“贞星事件”，也都捕杀大批东北爱国青年学生。本书许承购、赵兴武、赵家实等人在回忆中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11]东北协会是九一八后逃亡到关内的东北上层国民党人士齐世英（字铁生）、梅佛光、周天放、臧启芳等人组成的东北民间团体。齐任总干事。

[12]李季若：《东北大学四川三台时期学运知之录》。此文约56000字，存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转引自郑新衡：《一二·三○事件始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72—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