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敢问路在何方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敢问路在何方

王成福

逃往北平

东北沦陷之后，我在这民族危急之际，生活苦闷，前途暗淡无光。虽然我在奉天（沈阳）第二工科学校考取了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但我决心不再过这种亡国奴的生活，决心出走。听人说可以到北平求学或从军。父亲及祖母不放心，找人给我介绍熟人，写封求助的信。信写好，我放在贴身的衣袋里。因为要找的住在北平的人和我堂兄、九叔有亲属关系，他们怕被日本人查出来惹麻烦受连累，于是两人把我抱住将信抢了过去撕掉烧了。但我出走决心已定，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冒生命危险来突破。

父亲给我带上17块银元，缝在裤腰带上，一床半旧的被子包着两件衣服打成个小行李卷就上路了。那天是1934年6月间，父亲一个人把我送到火车站（即北市场火车站）。那时我生母早已不在了，我7岁丧母，继母对我很好，我走之前两年她也不在了。父亲目送着他心爱的儿子远走了，从此天各一方，也许就是生离死别。看着父亲伫立在站台上，我的泪水流下来了。别了！亲爱的父亲；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土地！别了！我的父老乡亲！车慢慢开动了，父亲的影子渐渐消失了。望着窗外，心情无限悲凉悽苦。一首古诗涌上心头:(www.guayunfan.com)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需桑梓地，

人间无处不青山。

后来想起来，感到我应该把第二句改为“不雪国耻誓不还”。

列车快到锦州了，车上立刻紧张起来，旅客们也都心惊胆战。车上来了一帮人，有日本人和锦州口音的中国人。对我们旅客一个个详查、盘问，对青年男子搜查得更是仔细，看脑门上有没有戴过军帽的痕迹，手上有没有拿过枪磨出来的老茧。对读书人就特别检查随身带的行李和衣服口袋，查有无携带秘密文件资料。就这样每隔十几分钟就过来查一次，从锦州到山海关短短三百余华里，也数不清多少人被他们拉下车去盘问、毒打、扣留，被拉下去的人都生死不明。真是过了一道鬼门关又是一道鬼门关。我对离开家乡这一过程的感受是终生难忘的。

火车一过山海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古老巍峨的天下第一关和万里长城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心情顿时舒畅开朗起来。我们情不自禁地欣然下了车，登上自己祖国的火车。终于逃离日寇魔爪的欣喜之情和对美好而苦难的家乡的思念之情交织在一起。

火车终于在北平火车站（前门火车站）停下了。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站来，见到关外的天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无法形容心情是怎样的快慰。可是，一下子又迷茫了，不知所措了。我站在大路上稳定一下精神。我向何处去呢？我在北平连一个亲戚熟人也没有。于是我就向行人们打听哪里有小旅店，人们看我这样子，当然指给我最便宜的小店了。我背着小行李卷向北平站西边西河沿街道打磨厂走去，在一个小店里住下，每夜住宿费三毛钱，算是暂时安定下来。白天就流浪街头，一个熟人也没有，无处投奔。见东北口音的人便上前说明身份，然后问哪里有东北人的组织、团体、同乡会以及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或是招兵的地方。一天天在街上徘徊，每天能吃三顿饭，大饼或面条，每餐用一角钱，一天六角钱食宿就够了。还要跑路，路不熟，要求“磨电车”去找去问，也要三四角钱，这样一来每天要花去一元钱了，而我手中的银元只能用上半个月。下一步怎么办呢？走一步看一步吧！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

忽然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到了我沈阳的同学杜勃然，真是令我欣喜若狂。各人互道情况之后，他说住在北城北锣鼓巷他舅舅家里，那里有闲房子，他可以介绍我去住。就这样，我总算有了住处，不用花旅店费用了。每天仍然吃三角钱的三餐饭，各处奔走找出路。有了同班同学给予的实质和精神上的支援、慰藉，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质量。在流亡当中这种社会力量给我的动力是无穷的。杜勃然的舅父和我非亲非故，能收留我，使我产生了在困境中苦中求乐的豪迈气概。事后想起来仍然是妙趣横生，苦难中仍有人生美好之感，这其中的感味非亲身经历之人是难以体会的。

考入东北中山中学

我到北平已是九一八事变两年过后了，这两年多逃到北平的东北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教员、学生、农民、军人和原来在东北工作的南方人很多。有些人陆续找到工作，有的投亲靠友，大部分东北学生、军人等组织起来，偷偷回到老家当义勇军抗日去了，如大我四岁的马俊杰（此人已故，受苦最多，新中国成立后为高级工程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邓小平复出后完全平反）、张连九等人。因为他们没有后援，没有一定的根据地，很快就被日本鬼子打散又逃回北平。一部分东北人士及学生组织起来，不断游行、请愿甚至进行卧轨斗争，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他们有的被冲散，有的被逮捕。这都是我逃亡北平之前的事。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减轻不抵抗主义的罪名，稳定社会秩序，避免青年学生投奔共产党去，就不得已成立了专门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我在北平流浪一段时间后得知有新成立的东北中山中学，这是抗战前成立的第一所全国性的国立中学。我报考后有幸被录取，考上的人是极少数，十里挑一吧！那些落榜的流亡学生有的投军，当时投的也是各路军阀的队伍，有的又偷偷逃回老家，各找出路。有些人的下场极其悲惨。

东北中山中学有总校、分校。总校也叫北校，即现在的二十二中所在地。我入的分校在广安门内的报国寺。此寺院是为纪念宋代爱国将领岳飞而建的。这里有初中、高中共六个班，250名学生，老师、学生都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分子，国难家仇之士。老师中绝大多数是有名的学者、大学教授、爱国人士。校长是原吉林大学校长李锡恩。大家同仇敌忾，勤奋读书，校风严肃、友爱、奋进，每日闻鸡起舞，在校园打拳、跑步、练操，砥砺心志。校钟挂在校园西南角的一棵老松树上。分校校长高星桥先生提议，起床钟共敲45下，分三节，每节15下，意思是:“警钟鸣了，时候到了，我们应该起床了。”提醒我们勤奋向上，勿忘国耻家仇。我们每人每月有四元钱的伙食费，每餐有糙米饭、窝头，菜是清水煮白菜、清水煮黄豆或者咸菜，偶尔每人能分上二两肉，都能吃饱。学校风气极好，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我邻床有个同学名叫赵金铎，他眼睛有病，肚子不好，屎尿都拉到床上，我和靳士光两人带他去看病、帮他洗被褥两个多月，我们的友谊是坚固的、纯真的。赵带病学习，成绩很好，后来成为翦伯赞的高才生，还替翦老师上过课，也是较有名气的学者。

我们到北平不久的1934年冬初，正在读高中一年级，我们总校的训育主任曹重玉来到我们报国寺南校训话，说首先报告我们一个“好消息”:“共产党朱毛红军已被我们打垮了，从江西老巢逃跑了，从此我们中国一切都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三个字。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那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举世罕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决不是占领东北就算了事。在我们刚刚读了几天好书的时候，也正是爱国抗日将领坚持长城浴血奋战之时，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熊斌签订了《塘沽协定》。后来，日本人又和亲日派酝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中国汉奸雇用流氓、大烟鬼、社会渣滓等“游行”鼓噪“华北五省自治”，进一步侵占华北，使之脱离当时的中央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兵还在河北省政府门前随便胡闹，甚至拉屎撒尿。当时河北省政府在天津，省长是王树常将军。这时，日本特务还到我们学校抄录我们的名册、家乡、地址、父名。校方想方设法给挡了回去。

那时候，给家里写封信是一件天大的事。都是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哪能不想家？有时候就自己躲在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抹眼泪。但是不敢给家里写信，怕给家里添麻烦。家里有人参加反满抗日，有人逃到关内，日本鬼子知道了，就到家里要人。但不写信又怕家里惦记，实在憋不住了才隔个一年半载的写封信。我写家信也不敢写校名地址，地址都是写的我校购粮的粮店彰仪门里协泰玉粮栈，但也要辗转多日才能到我家人之手。信中未敢提读书，只说在商店当一名小伙计。为了让邻居相信，我还给家里寄了一张打扮成小伙计样子的照片。我家有个叔伯侄女的女婿，当了伪满的警尉，告密说我家有人在关内读书，逼得我家迁居两次。

我自从离家乡流亡关内，13年里只与父亲、弟弟妺妺通过不到十封信。互相想念只能是以泪水表达，尤其是年节。

王成福在中山中学读书时扮成商人的照片

在北平期间，我校参加了全国高中学生集中军事训练北平总队，副总队长是杜聿明，管我们的下级军官多为冯玉祥将军部下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下的编余尉官，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但爱国爱民的意识很强，对日本侵略行为极其愤恨，对我们学生严肃认真，热心爱护。同时他们也忠诚于蒋介石，一提到蒋委员长就马上肃静立正。我们也不了解真相，就把他们这种举动叫“来神了”。

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5年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到哈尔滨戏院参加一个东北同乡会，东北各界人士五六百人参加。大会一开始就有人上台介绍自己，台下有人就马上喊“嗵嗵嗵”，我们不明真相也跟着喊，把他轰下去，又上来一个又被轰下去，大会几乎散了。我们几个同学跑到后台，见到许多人在印选票。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派系斗争，我们不能盲从，就回校了。

回忆起那次不欢而散的集会，正是在国破家亡悲愤难平的时代，有人忘我牺牲抗日救国，而有人却争权夺利制造混乱。我对亲日派、投降派恨之入骨。正在侵略者和亲日派鼓噪“华北五省自治”之际，又出现了绥远百灵庙事件，鼓吹和策划内蒙古独立。整个中国风雨飘摇，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却百般曲意妥协退让，因而激起北平学生、青年及爱国人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2月9日发起了爱国游行大示威。我们中山中学学生早晨即向军训教官提出要求:我们要到市内示威。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凶残，我们要求政府领导抗日。由高三同学领队，刚走到校门，门外已由密密麻麻的二十九军人员封锁管制起来，几经交涉冲闯，也均被堵了回来。突围不成功，学校是一所大庙，墙很高，墙外也有人把守，我们冲不出去，就在学校绝食抗议。同学们唱起悲愤雄壮的歌曲《满江红》，又唱起“流亡三部曲”和《五月的鲜花》，还有吴佩孚（另有人说是冯玉祥）用《满江红》曲调填写的新词: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

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外寇任纵横，风尘恶。

甲午战，土地割，甲辰役，日代俄。

看江山如故，异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

待归来永作蓬莱游，念弥陀。

当时在北平城内还有各校集会游行，而地处清华、燕京那一带的大专院校似乎是西郊城门被军警封死而未得入城的。

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游行队伍

一二·九运动并未结束，延续至12月16日，史称“一二·一六”。我们学校秘密在早晨4点钟就起床集合冲向和平门外师范大学去集中。路过宣武门外燕冀女中会合她们时，见大批军警已将该校团团围住，一个不许出来。我们向军警劝说无效，即直奔师范大学。天还没亮，我们赶到时，校园已有近万人在那里集合了。天快亮时就有一些学校和市民团体送来大饼、馒头和咸菜，还有端锅送稀饭的。这时就有大会主持人宣讲日寇侵华暴行以及“华北五省特殊化”，反对《何梅协定》，反对日伪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等，并要求政府积极领导全国军民一致抗日。上午八九点钟，主持人考虑形势会发生突变就宣布这次游行暂时终止，我们只好听候通知。

学生在北平街头演讲抗日救亡

日寇的侵略行为更为变本加厉，就在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生又掀起了一个反抗日本侵略的高潮。我们学校同学的游行队伍从报国寺进入宣武门、西单而奔向西四。我们喊的口号与前两次有所不同。前两次除喊反对日本侵略口号之外，也喊反对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行动的口号，而这次改为欢迎军警加入学生的爱国行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样一来，我们游行的阻力就减少了。以后了解到这种做法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可是当我们队伍快到西四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的军警，使用皮鞭、木棍、枪托和高压水龙头疯狂地向我们袭来，乱打一气。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不知所措，有的同学已经受伤，流血了。木棒向我打来，还有皮鞭，我未觉受伤。高压水龙头向我们喷来，队伍被打散了，向四处躲闪，同学们也各自取道回校。我到校就站不起来了，这时，才发现我的两脚踝骨都受了伤，发热红肿，痛疼难忍，多日不见好转，不能走路。我也挂念总校的任恩海，他是我沈阳好友的表弟，我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来看看我。可他回信说他也受伤了，6月13日那天学校被围时，他跳越学校铁门时膝盖骨磕裂。又过了几天，我的伤稍轻些就借同学孙叔元的一辆破自行车骑上去看他，岂知这一行动更加剧了我双踝的疼痛，几乎几个月都疼。其余受伤的同学当时也都没有什么治疗，听天由命吧，也都渐渐恢复了。同学之间的互助互励使大家得到精神上的莫大安慰。学生的爱国行为非但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反而遭到无情镇压，当时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先安内后攘外”。记得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长杨立奎提出阻止学生运动的“三原则”是:一、遏止乱萌（即抓、打、捕）；二、扬汤止沸（即欺、骗、瞒）；三、釜底抽薪（即利用、收买、转移）。对这种阴险做法，同学们愤恨之极，齐声大喊大叫:“誓死不做杨立奎！”

同学们反日情绪特别高。我们班上的靳士光在一个夜晚悄悄骑上自行车，偷偷将土制炸弹放在日本的中原公司窗台上，即时砰然爆炸，他骑上车马上逃跑，忽然一个警察向他扑来，他不慎摔倒在地，将手掌的肉皮擦破有银元大的一块。在他摔倒时，警察上来抓他，他又把警察推倒，急忙逃回学校。也许是那警察尚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没再来追他。其后几个月，靳才向我们说出真情，那土制炸弹是由南京军官学校学生黎明秘密制作的，其前我曾见过黎明备有试管等化学仪器。

苦中取乐

其实，在日寇侵略时期中国老百姓包括军警大部分是爱国的，军人是奉命行事的。有一次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两三元钱“伙食位子”（即节余钱），我们高兴极了，整天整日在大庙里学习的年轻人也想出外看看，到旧书店买本便宜书，挤到人群里听听相声，到市场看看卖东西的。无意中遇到一家包子馆，店里坐满了吃饭的，包子也不贵，我们几个人就进去坐下吃上了。正在这时，店员过来说:“你们这几位学生的饭钱已被旁边两位先生开了。”那两位说东北话的人就向我们笑笑点点头，我们愣住了，不知怎么办。对方说:“看出你们都是东北流亡关内的学生，背井离乡，举止文雅，生活一定是很清苦的。我们是你们的乡党，比你们大一点，能够挣钱。请你们吃点东西，略表一点乡亲情义吧！”我们都很腼腆不敢说话，还是靳士光胆大，走过去说了一些道谢的话，我们几个人也都站起来表示感谢，心里觉得热乎乎的。

这种在当时国难家仇之际遇到过的真挚情谊也有过好几回，令人终身难忘。又有一次，大概是中秋节前后，又发了节余的两元钱，我们又想出去逛逛，当然全是步行了。北平的秋天是美丽的，我们走得高兴，就过了宿头，到了晚上快9点了，见有几户人家还有微弱的灯光。见到这样安详的人家，不由得想起家乡。可是当我们走近时，灯光全熄了，鸦雀无声。时局不太平，人家听见外边有人走路，以为是坏人，所以都熄了灯。我们无奈只好继续往前走。黑暗中突然听到一声:“口令！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又惊奇又恐惧，连忙大声回答:“我们是学生。”他们听出我们的东北口音，马上说:“你们是不是东北日本人派来的特务？”我们说:“我们是东北流亡学生，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不愿做亡国奴而跑出来的。”对方叫我们派一个人过去答话，还是靳士光胆大，走了过去，说明白之后，对方又问我们为什么穿军装，我们说正在受军事训练，一边学习一边练兵，准备打回老家去。对方相信了我们，和气地问长问短:有饭吃吗？想家吗？老师给你们出题考试吗？害怕吗？当这些年轻的士兵知道我们受日本压迫的情况后，对我们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同情关怀是纯朴的。我在参加一二·九游行时挨过警棍打，那也是士兵无奈的行为。后来，我们都把“害怕吗”当做玩笑话，互相讲讲取乐。

我们离开这个哨所，又消失在黑暗里，没有手电，没有任何照明。我们终于走进了一个叫北辛安的村子，它坐落在北平西郊四五十里处。村庄不大，有百十来户人家，大道旁边有个车马店，有马棚。因是淡季没有多少人住，我们就住进了大一点的房子。屋里有个土炕，可以住十几个人，就由着我们哥儿几个人住了。没钱租用店家的被褥，只好打浑身睡（穿着衣服睡）。没有枕头，靳士光捡了个过去装铜钱的旧竹筒子当枕头，满意地睡下。孙叔元受到启发，发现墙角有个破马鞍子，虽说高了一点，也可以将就着枕。我和石世纯到院子里摸黑找到几块砖头，也不管它脏不脏，就凑合了。秋天的深夜还是很凉的，我把在山野里捡的红叶连同包袱皮盖在肚子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店家又给我们吃些面汤、大饼子，继续上路了。我们又走到了大灰厂、戒台寺、门头沟、石景山。在过西直门时，看到不少骆驼驮着煤炭，赶驮人边走边叫卖。然后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我们心爱的巢穴报国寺。这个时期，我们只要手中有两三元钱，就要跑出去游览一番，完全是徒步行走，忍饥挨饿是常事。只要不冻死饿死就得去欣赏祖国的大好山河，饱览名胜古迹。旅行所见增加了我们爱国爱乡的情感，体会到农民的疾苦，也锻炼了我们不怕艰难困苦、吃苦耐劳的品质，增强了我们在困难环境中保持乐观情绪的情操。这些美好的人生情趣是那些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和养尊处优的阔少爷难以想象和体会的。

学校南迁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日趋加紧，肆无忌惮地进一步侵略华北。日本人在丰台、香河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北平也危在旦夕，人们愤慨地说:“华北之大，容不下我们的课桌。”我们学校决定南迁。

我们都是东北学生，思乡之情难于自抑，可是家乡却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就要与住了两年多的第二故乡告别了。想到远在东北的亲人都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就是长出翅膀也难见上一面。这时我们想起在通州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那里有日本兵，于是我们几个人就跑到通州看看日本兵，就可以联想到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东北了。我们观察日本兵的服装、行为、表情，这一幕幕的情景又把我们带回到多灾多难的家乡。

别了！可爱的北平，我们居住了九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北平，美丽的古城。我们怀着悲戚惆怅的心情又踏上了南去的火车，我还是背着从家乡出来时带的小行李卷。车厢里全是我们学校的师生，大家胡乱挤在一起，火车走走停停，用了两三天时间，才到达南京。没到南京之前，听说长江上有轮渡载着火车过江，我心想看一看长江，看看轮渡，可是由于疲劳却睡着了，不知道是怎样过的长江。我睡醒时火车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板桥镇，这一天是1936 年11月12日。车停在铁道上，旁边有一汪湖水。虽然已是冬季，北方已是冰天雪地，江南仍是青山绿水。我第一次看到南国的旖旎风光，伤感和舒畅一起涌上心头。

南京板桥镇中山中学校门

南京板桥镇中山中学学生参加校区劳动

我们来到位于南京南部的镇上，队伍经过镇上街道时，听到锣鼓喧天，只见大横幅上 写着“欢迎东北学生来我镇上读书”“欢迎同学成长打回老家去”“南下读书北上救国”的标语，欢迎队伍还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爱国歌曲。在一片欢迎声中我们走进了新的环境。学校坐落在一个小山头上，离当地的居民很近。我们在课余饭后，经常和村民交往。这里虽是鱼米之乡，可是老百姓生活极为困苦。男人的头上几乎都是一片片裸露的头皮，像是长了秃疮又不是，稀稀拉拉的头发没有一点光泽。无论男女老少眼睛都不好，好像烂眼边。衣服上补丁摞补丁，但是却洗得干干净净。农妇很爱护我们，特别是对女同学很亲热，有的女同学还拜她们做干娘。我们下晚自习回宿舍要走几百米的水田道埂，常有同学不慎掉到水田里，半截身子都湿了，这时就会有农妇主动来帮我们洗衣服。

流亡到南京板桥镇的东北中山中学学生上军训课休息时情形

东北中山中学搬迁到南京板桥镇后高中七班部分同学（1937年冬）。后排左起第三人为王成福

安定下来刚刚一个月，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了。宣传队到我们学校来做宣传，领头的人名叫王导，他声泪俱下地讲:“张学良、杨虎城背叛祖国，勾结共匪劫持领袖。”有些小报上也登出“长安城头红旗翻，毛泽东披发入长安”，有的小报还把张学良印成“张学狼”。军人也戴上了写着“领袖不回誓不生还”的袖标。当局积极号召我们参加国民党，并称之为爱国行动。我牢记王化轩对我说过的话“什么组织也别参加，心里想爱国不爱国表现在打不打日本，不在于参加什么党”。我们东北丢了，华北也不保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要求政府抗日反而挨打被抓受压，我不理解是怎么回事。

当时政府对我们学生很是重视，陈立夫、教育部长段某某、邵力子、肖一山都先后到我们学校来讲话，又组织我们参拜中山陵。有一次组织我们参观一处展览，在中央军校一个大的玻璃柜内，有一个站着的红军战士蜡像，穿的破衣烂袜，身体羸弱，面部表情困惑无光。我看过之后心中好难过，不知怎么回事联想到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伤兵的样子。

我到南京后又改个地名给家写过信，才知道我可怜的父亲思念远方的儿子，带领我弟弟借了些盘费冒险到北平找我，找到那家粮店。这时，我早已到了南京，粮店也不知我的去向。父亲住在一家小店里，晚上就被日本人抓劳工带走了，留下弟弟一个人在店里，店主人看到国破家亡留下的小孩，就很有同情心，留住几天，父亲冒死逃回小旅店，领着弟弟回家了。

突患盲肠炎

我们学生又分到两三元钱的伙食余额，我们就乘火轮四等舱去寻古运河。穿行至瓜州，我们齐声朗诵陆游的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泣如山。

楼船夜雪瓜州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又谈起日本人，谈起家乡，谈起我们的国仇家恨何时报。船经过扬州到达镇江，我们下船拜访了初中时最受我们爱戴的老师董翰生先生。一见面互道流离之苦，他忧国忧民感慨万千，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发愤图强，报效祖国。他那时在一个学校当教务主任，以后我们仍保持着联系。

1937年毕业在即，我报考了空军航空军官学校，体检各方面都合格，只因色盲被刷下来了。离校后怎么办？和孙叔元一商量，决定报考上海铁路局车务人员学习班，一下子就考取了。考前我们住在一个最便宜的旅店，一间大房子，房内有三张分上、中、下三层的床，可以住九个人。和我们一起住的有红黑面孔头包白布带子的印度人，有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人，有被我们称为“高丽棒子”的朝鲜人，大家都很和气，他们也会说几句中国话，见面还笑笑。室内什么难闻的气味都有，我们住了几天，学习班开始，我们就进了学习班。不到一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了。

七七事变可不像九一八事变那样把沈阳恭恭敬敬地让给日本人，而是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但终因我国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武力不足及其他原因而败下来。又过了不到20天，日本军舰开到吴淞口等地寻衅，我国空军立即给以抗击，击沉日本的旗舰，舰长被炸死，“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我方空军英勇善战，高志航是当时有名的空军战将，他是东北籍人。我们的学习班在战事发生前就解散了，我和孙叔元不得已又返回南京板桥镇母校。我们虽已毕业离校，但在困难时期我们无处去，学校还是收留了我们。

时局进一步吃紧，南京已成为全国流亡人士和学生的密集场所，于是就成立了疏散流亡学生分会，我也参加其中，并被责成为疏散学生申请车皮。我每天要从学生会办公地到民政机关再到南京火车站。来回跑路来不及也跑不动了，我就想个办法讨几个车钱吧！我在车站交通来往人多之处，向过路人讨钱，说明理由行个礼。有人不理而过，有人真的给好多钱，有给五角二角的，还有给一元的。困难当头，我比较容易地讨够了车费，但因过度劳累，又饥一顿饿一顿，患了盲肠炎，疼痛难忍，不能进食，一人流浪街头，无依无靠，只好忍着疼痛步履艰难地回到母校找任恩海，他是我好友的表弟，仍在中山中学读高三。他向学校说明我的情况后，学校出钱并责成他将我送到南京八埠塘中央医院治疗。我是一个毕业离校生，而又生了病，学校尚能爱心资助我，在当时困难时期更是使我感恩图报，也使我认识到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应该爱国爱人的。我住进医院后，日本飞机不断地轰炸，手术无法进行，连消炎药物都没有，病号都转入地下室，大夫采用冰冻的办法在我腹部盲肠发炎处用冰口袋冷冻。一共冰了七天，炎症消了。胃部以下都僵了，两腿像木板一样僵直，不能弯曲，也没有知觉，只靠喝水维持生命。任恩海把我接回板桥镇的母校休养，略好一点之后，我就去报考军校，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学生。报到时主考官对考入的新生谈话，对我说:“你是东北流亡学生，用本名报上是危险的，改个名吧！叫王乘孚或叫王乘富，家庭住址也改过来，这样就安全些。”我都同意了。可是他又说本期学生马上要上船开到武汉去接受训练，船上人特别多，看你身体这样弱，恐怕连船都下不了就完了。他也是个东北人，劝我退学。在国难时期人们总是互相关爱得多。

逃奔西安

这时已是1937年的9月上旬了。淞沪抗战因日寇并未讨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又向无锡、苏州一带进犯，南京受到威胁。这时我和靳士光又相遇了，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一同逃奔西安。那里有东北大学和双十二事变后散留下来的东北人，考不上大学再作打算。靳士光向他叔父要了三元钱，因我病刚好，需要大量喝水，就用7角钱买了一个铁水壶，背着行李由板桥镇到火车站又用去6角。我们乘坐难民的闷罐车，不用花钱，在车上吃点大饼子喝水，我用水量大，每到停车时，老靳就跑到火车头上跟司机说好话，每次都能要到水。火车时走时停没有定点，老靳冒着危险给我跑水。火车到了徐州站，见车站附近很多人住在茅草棚子里，四壁也是茅草，不能挡风雨更不能御寒，这种房屋在上海附近也多见过。大家称这种人家为“棚户”，室内用品极为简陋，破烂得不能再破了，饮食、睡觉的艰难是人间少见的。七七事变之后，从北平、华北逃出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沿途这种草棚很多，有些难民甚至连一个掩身的棚子都没有。

这时日寇的侵略已经日甚一日，保定、沧州、平型关均在激战之中，国军的抵抗也是有限的。以后我才知道平型关打了胜仗，但当时没有报道。各列火车上难民拥挤不堪。国军撤退，难民扶老携幼扒火车，上不去车厢了就爬到火车顶上，有人就由火车顶上滚下来死伤不明。有一个妇女，一手抱个孩子，一手抱个包袱，挤车时实在挤不上就把包袱丢下了，挤进后才发觉丢的不是包袱而是孩子，她号啕大哭，立刻昏了过去。可是车已经开动，她是否跳车就不知了。

车速很慢，四天之后，也就是1937年9月13日，才到了西安。下了火车已是半夜，天下着瓢泼大雨，我们的衣服行李几乎全湿了。我们没钱去投宿旅店，饥肠辘辘，浑身湿冷，我又是病后极度虚弱。我心想，如果不是陪我，老靳不会受这多罪。我们央求一辆架子车送我们到东北新村，车夫见我们乞丐似的，是东北学生，也就送了我们。一路上夜深昏暗又是下雨，道路泥泞又是碎石，我们真是死里求生啊！车到了东北新村，我们又无钱付车费，还是老靳进去向东北老乡说明情况借了钱付了车费，也特别感谢人家。可是我们已经没钱吃饭了，只好饿着吧！

考入东北大学

第二天，我们赶到边家村东北大学去报名，说明身份，交上了高中毕业证书和有关证件，学校经研究先指定我们可以在校食宿，等候考试。我们返回东北新村拿行李，第二天就搬到学校，第三天才吃上饭，有了住所。等到考试完了，我俩都合格，正式成为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

我们在东北新村了解到了双十二事变的真相，本来是蒋介石命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去打刚刚立足的陕北工农红军，东北军攻入陕北时，遇到红军的夹击，东北军失败，师长何立中丧命。东北军也受到红军的教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该一致抗日。当时流亡到西安的老百姓、青年学生也都一致提出请求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御敌，张学良更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就与杨虎城联手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促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绝不像我在南京所听到的那样。

西门外东北新村原是东北军留守办事机关和眷属聚居地，因为双十二事变的关系，这里也没有什么留守作用了。东北军内部为营救张学良而意见分歧，其中激进分子将老资格稳健派的王以哲杀害，以致东北军十几万军队分崩离析，这就更便于蒋介石分化瓦解东北军。因此，东北军眷属大为减少，而其编余离队的东北军人处境更为凄惨，少数有办法的开个小饭馆、军服店，士兵们有的拉洋车做店员当劳工，有些甚至沦为不法分子。眷属则到处流浪街头，有的为人做用人，有的沦为娼妓。东北人的生活悲惨多种多样，回到故乡的希望更是渺茫。

日本飞机在西安狂轰滥炸，西安市民伤亡惨重，有名的清真寺也落下炸弹。苏联支援我们2000辆载重汽车，老百姓叫它“羊毛车”。驾驶室前的内燃机部位是立方体的罩子，边缘线都是直角的。其运输路线是由苏联出发经新疆、甘肃再到西安、重庆。抗战初期苏联的支援对我国抗日斗争起到很大作用，那时美国还和日本作军事物资交易。苏联空军在西安驻有战斗机和运输机，驾驶员在当时均在机舱内待命等候起飞。抗日战争后期也有美国飞机来我国助战，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员却很闲散无聊，甚至有的跑到开元寺住宿。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苏联运输机在西安遇上日寇空军袭击，而我方地面防空设备很差，苏联运输机不得不低空飞行躲闪，机身重量大，响声震耳。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心里又难受又沉重又感谢。日寇的凶残在世界各国中是少见的。在武汉空战中，苏联飞行员铁木辛克在飞机受损后跳伞降落，被日本飞机围击，铁木辛克身中179颗子弹身亡，为国际和平事业壮烈牺牲。按照国际法，驾驶员在跳伞后已丧失战斗力，不应射击。日寇无视国际法，残忍至极。

当时外国援华飞行员跳伞时一落地，常被村民误认为是日本人，也有误伤的事情发生。后来政府规定来华助战的飞行员都穿上背心，后面写上“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的字样，飞行员也理解这种情况，就主动显示背心上的文字而得以保安全。

我们考入国立东北大学之后，解决了学习、住宿和吃饭问题。学校从东北退到北平之后又购添了一点点实验仪器带到西安。老师教学认真，同学努力向上。不久又听到一些传说，就是我们离开南京后，大约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防守南京的汤恩伯、唐生智在日本向南京进攻时急于撤退，双方争夺浥江门而互相搏斗，有所死伤。之后，南京失守了。南京城内剩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日本侵略者就对这些毫无抵抗能力的老百姓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当时我们不太了解详情，以后得知真实情况，惨死在日本屠刀下和被活埋的中国人多达30万。

1938年春天，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国军队两次在临城、枣庄、台儿庄一带打了胜仗，消灭敌人两万余人，挫败敌人想用三个月占领中国全境的罪恶美梦。我们欢欣鼓舞，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不久又有从华北一带来的流亡师生挤进我们学校，有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等十来所院校。那时，把他们编成一个学校叫西北临时大学，其后不久又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大家都挤进东北大学校舍，由于人多，一个教室上下午两班轮流上课，后来又加上晚上一个班，就变成了一个教室由三个班学生轮换上课学习。伙食和在中山中学差不多，住宿条件就更差一些，同学们都互相帮助。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断绝了生活来源，只得靠吃救济金、贷金来维持学习。

难民与伤兵

那时从华北几个省逃到陕西来的难民日增，他们缺衣少食满街乞讨，有的搭临时棚子暂住，也有些人把西安土质的城墙挖开一个洞住进去以避风雨。当时物价飞涨，也有人发国难财，社会治安顿成问题。西安当时还有两个不安因素，一是到处随便“拉夫”，军队上缺人服劳役时就抓人去干活，家人也不知去向，人心不安。再一个是伤兵闹事，吃饭不给钱，看戏时如不高兴就“砸园子”，官方无奈就在各公共场所设“军警弹压席”，准备随时镇压闹事的伤兵。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街上常见到服装破烂不堪、缺臂少腿瞎眼的伤兵，又好打架又好骂人。起初我对伤兵的行为很反感，后来又转为同情。他们的家乡在哪里呀？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又在何方？他们为什么受伤？为什么得不到好的治疗？他们为国打仗，受了伤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心理不平衡，有怨气无处发，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关于伤兵的事，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和体会。那是1937年的冬天，我们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同学被分配到西安西门外一个大庙里给伤兵服务。我们的上课班次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晚上就到大庙里来义务服务。我们的任务是给伤兵换药打饭洗衣洗脚，还要替他们写家信。就这样，我们每天吃完饭就赶快跑去服务。有的伤兵手指打断了，有的耳朵掉了，腿脚伤了，差不多都是轻伤号。我们有胆大手巧的同学如郎宗毅、马俊杰等人就管上药换药清洗伤口。当时缺医少药，洗伤口只能用盐水。我手笨就只能做些粗活，洗脚洗衣服。伤员的病也不见好，不能痊愈，有些人的伤口甚至感染化脓越来越严重。有的叫我们替他们写家信，只知道住的村庄叫什么名，连所在的省名县名都不知道，真是可怜！

有一天快深夜了，一位伤号对一个同学说:“请你把你们同学多找几个人来，我有话说。”我们来了几十个同学围着他听。他说:“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白天上课，晚间来给我们服务，明天还要上课，我们感谢你们。可是这后方医院只有你们学生来给我们服务，你们能把我们的伤病治好吗？我们原是杨虎城将军的队伍，驻扎西北的第十七路军，我们是在中条山、雪花山抗击日本侵略而受伤的。我们都是轻伤号，重伤号就退不下火线了，也不救他们了。可是我们到这里来治病，病情一点没见好转，我们怎么再上前线呢？你们都是学生，这里没有一个大夫，也没有护士，西安也有省立、市立及伤兵医院，都不收我们，国家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前方战士如果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们怎能安心打仗呢？……”又说，“同学们，你们年轻不懂国家大事，你们要好好用心研究研究……”说这话的好像有些文化知识，是河南口音，我们听了之后觉得他说得很对，心情也很沉痛。我也深思: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从那以后，我的思想情绪有了一个很大的震动和变化，再加上我们对国家社会又多有接触，又遇到有政治思想觉悟的人的指点，我改变了人生态度。对伤兵的种种遭遇，其后在宝鸡、成都、贵州、独山及都匀等地也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也见过把抓来的兵用绳子拴成一串，过河时如有一人掉下去就都掉下去了，一个跌倒就都跟着趴下。

尤其悲惨的一次是在湘桂黔大撤退之前的1944年夏天，在贵州省独山县火车站前面的一条小河里，有一二百块大河卵石，我看到上边坐着几十个伤兵正在洗澡，他们双眼都是瞎的，一看就知道是在战场上被日寇用毒气毒瞎的，他们边说边洗边聊。令人吃惊和目不忍睹的是，他们有的坐在鹅卵石上手淫。这种情况是任何人都难以想到的，更不用说见到了。当时我心里一方面觉得这些人怎能集体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种事呢？是他们没有廉耻吗？可是我又反复思索，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假如他们没有受伤，假如日本不来侵略，他们有正常人的生活条件，他们愿意这样“无耻”吗？这是怎么形成的？只有苍天能够理解人生理解人性吧！我的思想深处对社会对人生又增添了一层新的认识。

1937年末，东北大学又分配我们到陕西东部的朝邑、澄城等县做抗日宣传工作，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可是上边未给我们系统的宣传资料，我们是抗日流亡分子，对日寇的侵略暴行是相当了解的，我们都是大讲特讲日寇的凶残，而未讲如何组织起来和加强团结澄清吏治改善民主来长期抗战等策略。因此我们的宣传效果很有限，没能和广大群众融合起来。再加上我国的民众和“官府”人员一般是离得越远越好，因而甚至有的民众说我们是“吃洋教的”。我们也没能和当地学校的师生很好地交朋友，互相共同前进，但我们对当地农民生活之苦还是有了初步了解。

就在我们离开西安之后不久，日寇又将渡过黄河进攻黄河以南地区。国民党政府即采取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挖开黄河堤岸放出河水以阻止日寇进攻并水淹敌人的手段。此一举措虽也取得一定的效果，可是却对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的40多个县近2000万人民造成极大灾难。这是日本人进攻侵略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政府抗战不力被迫挖开黄河造成的历史大悲剧。

迁往四川三台

在1938年春天三四月间，教育部决定把国立东北大学从西安迁入四川三台县城内的杜甫草堂寺。我们在行程中看到秦岭、剑门关的雄伟壮丽，嘉陵江、白龙江的百舸争流，又见到“张良庙台子”“曹操的滚雪”“张飞古柏”。当我走在秦岭之巅，下望山坡一片片金黄色菜花和绿色的山野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锦绣山河”的美妙意境。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怎能容忍外敌的侵略！我又看到山民们用土法造纸、榨油，用水车灌溉土地，水磨磨面，又看到山民用背斗背木炭、盐巴……多么勤劳又能吃苦的中国老百姓！当时我听说剑阁、巴山一带的农民对国家上缴的土地税已经缴到二三十年之后了，就是在民国27年（1938年）就已经把此后二十多的租税都预缴了。那时的四川军阀兼行政长官是刘湘、邓锡侯，其捐税之重即可见其民主程度和贪污腐化的情况了。军阀互相混战打了几十年，社会上娼妓、贪污腐化、吸毒、抓兵、拉夫等比比皆是。

我们住进草堂寺，窗户没玻璃，是用土纸糊的。不久我们又全体参加了四川新都县在宝光寺举行的全国大学生军事训练总队的军训，课程还是拥护领袖蒋委员长。在军事训练中我们东北流亡学生是经过多少磨难和长途跋涉的，军训对我们来说是小菜一碟，太不费力了。而四川当地大学生在训练完了之后就躺下乱喊乱叫:“格老子硬是安逸哟，先人板……”我和靳士光从重庆奔往三台县国立东北大学时，是在嘉陵江和涪江两条河流之上“拉纤”到三台的。那是逆水行船，每个纤夫上身穿衣下身光着，拉着绳索，喊着号子。船上装着货物，货物上还有旅客，重量有四五万斤。到水流湍急地段，我们也和纤夫一样四肢着地，像狗像猪像老鼠那样爬行。还可以听到船底擦着河底卵石发出的咔咔声，起初我们不懂，这种声音听起来很吓人。纤夫们在这苦役之中努力协作，团结友爱，同时也非常喜爱我们，叫我们为“毛人”，意思就是“门外汉”。

重返陕西

我们在四川三台时间不长，于1938年底又被调整分配到陕西汉中府城固县古路坝村，校舍是一个大天主教堂。迁校时有的同学搭乘烧木炭的大卡车，我和同学马俊杰抬滑竿徒步上路，滑竿上装着我俩的行李和二三十本书。我个子高，马俊杰矮我一头，上下山我俩就轮换前后来抬。山路崎岖路滑，我们小心翼翼，特别是有的地方是陡峭悬崖，我们不敢往下看，也要好奇地看上几眼。有时见到汽车翻到山谷里，四轮朝天，走不到两三里又发现这种情况，叫人看了心惊胆战。那时候，汽车有两怪。一是没有汽油烧木炭。驾驶员旁边有一个一人高的大铁筒，里面装着木炭。冬天里四五点钟就起来摇车把子，把木炭点着，燃烧出一氧化碳，用它作动力，所以速度很慢。二是汽车爬山时，有一个人跟在后面，一看车爬不上去，就赶紧把“掩木”塞在车轮子后面。不然的话，汽车滚下来，就会翻进万丈深渊，车毁人亡。

有一天，我俩正在抬着滑竿往山上走，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一辆卡车发出“昂昂昂……”的声音，是卡车上坡时费力的表现，我们走到近处就有人喊我们外号，“白眉毛、王老汉……”，声音在山谷回荡，我们也发现车上有我们同学，他们乘车不比我们快。我们也大声高喊，在那一刹那，真是高兴极了，不比王军霞得世界冠军时的激动心情差。在那国破家亡亲人离散的岁月，我们同学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互帮互助，他乡遇故知，那种欣喜之情，事后想起来真是人生一大快事。想起中山中学时的一位要好的同学孙叔元，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考大学，他人特别聪明，多才多艺，会唱歌拉琴，会修自行车、手表，为人和善有趣，他参加了成都抗敌宣传队，职务是修理电影放映机。他在成都抢救被日本飞机炸伤的人员时，自己也被炸牺牲了。那年他20岁，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毓文中学初中毕业，比金日成低四年级。我们知道他有一亲属在南京行医当大夫，其他情况完全不知。

汉中府紧靠汉江，是刘备、诸葛亮休养生息图谋建国的地方。汉江流域土地肥美，人文昌盛，可是当时交通不便，官吏贪污，抓兵拉夫、买兵卖兵、吸食鸦片成风。士兵多数害有疥疮。另外盗匪横行，有著名匪首叫五三春，军方官方也对他奈何不得。我在那里生活整整四年，是我在关内流亡求学时间最长的地方。

西北工学院土木系二年级甲班全体同学于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1940年）。后排左起第四人为王成福

天主教堂里有好几个流亡学校:明德女中、北平师大附中，等等。我们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名为西北工学院。可是全校仅有二三十台经纬仪、水平仪，四五个破旧的万能电表，教学用品极度缺乏。

一次在湖北老河口的天主教堂发射的电波中，有向日本提供军事情报的电文被我国破译而被惩办。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学院的同学自发地拥到天主教堂，到处搜查，找电台、枪支，也没得到什么结果，反而遭到对方抗议。学校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国立西北工学院由华北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和我们原东北大学工学院组成，四个院校合并9个学系。有的科系人多，仍然开双班上课。各校领导之间也有纷争之事。建校初期正当国共合作开端，院内政治空气尚属开放。记得那时有位湖北口音同学名叫曾昭伦，给同学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苏联国歌》和其他一些苏联歌曲。有位从山西来的小胡同学和东大的厉汝尚同学在走廊里定期张贴很多杂志上的简报，大家特感兴趣，特别爱看。

西北工学院成立时，正是全国抗战一年之后，国内舆论尚属自由。当时有进步人士主办的《抗战三日刊》和《十月》等刊物，在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启发教育、认识日本侵略本质、揭露贪污腐败、建立全民抗战民主生活制度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在这时，我们学院由陕北来了一些同学。如电机系的周肇选，是陕北延安抗大学生，比江青高一班，经刘少奇同意，由党组织派到西北工学院做地下工作的，后被校方驱逐。他随时和我们有共同思想的同学如李恩德、王肇焮、郑家琴等十几个人进行爱国、民主、抗战的讨论。我是其中一员，我们也和另外一些同学有思想上的交流。

我们学校的同学们艰苦求学，校风良好是主流。在大学期间，我得到国家贷金1700余元。此项金额记在毕业文凭上并注明定期归还，否则拿保证人是问或将文凭作废。在校期间我除得到校方供给外，尚有许多同学资助，如任恩海、马俊杰、金长铭等人都给过我资助。有时候给买张邮票，换件衬衣，请我洗澡、下小馆。同学中也有不良分子。我们有个同学，他父亲是国民党元老张继，他曾用手枪杀害有妇之夫。学校后期风气转为禁锢，思想言论转为收敛，有的同学遭到放逐。至于对抗战形势如百团大战、新四军被围歼等，我们在新闻媒体等方面都很少见到真实情况。

No news is good news.

我在西工读书时还听到两件大事:一件是1939年初，汪精卫等一伙国民党要员途经越南而沦为叛国逆贼，令人十分惊讶、痛恨。另一件是五一前后日本轰炸重庆造成的隧道大惨案，闷死两万人。那时重庆市长是四川军阀杨森，日本飞机轮番轰炸重庆，有一个很大的隧道防空洞，洞内躲避轰炸的人一二十个小时不能出洞，以致窒息、饥饿、拥挤踩踏，死伤惨重。军警和防护人员打开山洞时已死伤过半，而此时外面人员又乘机搜摸死伤人员的财物细软，更加延误抢救。军政当局无奈，就用各种大小车辆往外运尸体送到远郊处。外界声称死伤两万人，当局初称两千多人，后又说三千多人。

在那个时候社会人士偶尔见面常常问一句话:“有什么消息吗？”答曰:“没有。”而问话的人则打趣地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其内中含义是说“一有消息，那一定是坏消息，不是某处失守，就是某地情况不明，或是某地在军事转移”。那时我们知识分子常常用简单的英语互相问:Have you any news？答:No news.对方就说:No news is good news.其悲愤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日寇步步进逼，我们退到何方才是头？那时我们经常唱“流亡三部曲”，一唱起来，就止不住泪流满面。

谁使我们流浪？

谁使我们逃亡？

我们已无处流浪，

也无处逃亡，

哪里是我们的家乡，

哪里有我们的爹娘……

我们在古路坝天主教堂时的生活很清苦,能吃上饭，但常吃不饱。当饭吃光时，有的同学盛不上饭来就敲饭桶，大家一听，就说“拉警报了”，就再不去盛饭了。我们生活中更缺盐少油，那时的盐是由青海用驴驮来的，很贵，是大米价钱的57倍。同学们都经常胃酸，就到街道上的小商店里捏两三粒放在嘴里，真鲜美呀！店主人问:“你买盐吗？”答:“我尝尝。”就这样都去尝尝，店主人一见同学们就把装盐巴的簸篓收起来了。学校晚自习没有灯，就发个带捻子的油灯，有的同学实在馋急了就偷点油买个鸡蛋煎上吃。学校发觉油不够用就把桐油兑到菜子油里。又有人偷油吃，结果拉肚子多少天也不见好转。我们那时冬天穿的棉衣是学校发的，几年都是那一件，棉花都掉出来了，也不会补，也没法补。当时有一组漫画，第一幅是一个学生穿着一件棉袄；第二幅是学生的棉袄背后有一个口子；第三幅是那个口子里露出了棉花；第四幅是棉花掉在了地上；第五幅是小孩捡起棉花喊“你的棉花掉了”，那个学生连头也没回地说“不要了”。我连续四个春夏秋冬都穿草鞋，当然没有袜子，冻得我的双脚至今仍是紫色的。那时农民更苦，虽然是好山好水好良田，可是农民有的在稻米成熟之前两三个月就“卖青苗”，以“挖肉补疮”的办法去应付眼前发生的困难。

王成福的毕业证书（1942年7月）。孙中山像两侧的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和王成福戴学位帽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本人剪去

在黔桂铁路

1942年5月，我从陕西城固县古路坝村国立西北工学院毕业，在国难期间奔向社会，奔向新生活。

这时，珍珠港事件发生刚刚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酣烈时期，也是我国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我毕业报考就业的志愿是“滇缅铁路”，这是一条国际线路。其后得到通知，铁路已被日军切断，我又改报“黔桂铁路”，即由广西桂林经由柳州、金城江、独山等地而达贵阳市。我被分配到该路第四总段河池县上达村。战时紧张施工，技术标准很低，木材、炸药、水泥、钢材等最主要的施工材料都极为稀少，施工困难重重。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筑路民工的外伤是很严重的，那地方时常下雨，民工们穿着草鞋，脚和腿部很容易碰伤，得不到治疗而又阴雨连天，他们腿脚多半溃烂成疮，不易治愈。再有就是许多人肠胃不好，长期消化不良和打“摆子”（疟疾）。我到广西后也患疟疾十几次之多。老板经常拖欠和剥削工人工资，民工苦不堪言。

1942年底，我被调到黔桂铁路铺轨工程队，从广西南丹向贵州独山县、都匀县方向铺轨。当时是珍珠港事件一年以后，日寇疯狂进攻菲律宾、缅甸、泰国（那时叫暹罗）等东南亚地区，而美、英海军力量尚未发挥最大作用，因而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日本海军战斗力量是很强大和凶猛的。我们铺路队工程已到达贵州省独山县城了。

1943年间，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一带的海军力量逐渐增强，日本海军在东亚逐渐形成孤立无援的态势。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就想从中国华北打通一个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直达越南、新加坡的直达铁路交通线，成为避免在太平洋被美英袭击的陆上通道线，以求长期占领缅甸、安南（越南）、印度等地区。在日本此种战略方针指导下，我国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区交通要道在1943年、1944年先后被敌人攻占，直到1944年夏秋季，桂林、柳州失守而导致“湘桂黔”大撤退、大失败的惨剧发生。在他们打到桂林、柳州之后，只用一个骑兵团2000人的力量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到贵州省境内，在1944年12月29日打到独山县城，当日放火烧城之后即行退走。这可见日本兵力匮乏，这可见中国军队抵抗乏力，一任敌人猖狂进攻。

在日寇攻进独山之前多日，即见有难民陆续逃来，每日都有几千人之多。饮食住宿都成问题，汽车交通拥挤“抛锚”，饭馆旅店高价杂乱，火车时走时停而且全是闷罐车。车上人特别多，火车顶棚也有人扒乘。也有人在隧道之内被刮下车来，当即死亡。当时火车器材不全，在两个车厢的顶端用一个胶皮管连接起来能通气以使火车停车的“气管”缺少很多，因此，列车也就不能通气而刹车，造成火车下坡时在铁轨上狂奔、滑行。逃难人员随车死伤无数，无人救护无人管。

我在老家有一位好朋友于凤鸣，他姐姐于凤来也是九一八事变后逃难出来的。这时，她在广西柳州旁边的百朋火车站居住，她丈夫是锦州交通大学毕业生，在该车站当站长。百朋沦陷之后，他们一家四口人到独山去投奔我，一路上情况极为悲惨。从百朋去独山，仅300公里的路程，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坐棚车（闷罐），用了20天才到达。在车上吃不好，睡不好，车棚顶又漏雨，他们的一个孩子肚子不好，又是拉又是尿，睡在湿褥子上，一连二十来天，皮肤都沤白了，背上的皮肤一块一块地粘到褥子上粘掉下来了。过几天那个小孩子也就死了，还是我抱着掩埋掉的，孩子母亲撕心裂肺般悲伤，可是他们在当时还是难民中较有办法的，可以住棚车。

1944年12月29日，日寇进占独山，是在下午进城的，我和张泗洋在中午逃离独山。逃难的人群挤满了公路，有些军队也夹杂在人群当中。汽车和难民拥挤不堪，笛声乱鸣，人声嘈杂。而弱势人群扶老携幼，挑着担子，背着行李……其悲惨之状难以言表，令人不堪回首。路上时而有掉队死亡者。高我两班的学长杜克强一家也在逃难人群之中。我给他们背了多日烧饭用的黑铁锅，一起行走逃亡。沿途食宿极为困难，公路边上的饭馆、旅店、商店都被逃难人占据。因为难民太多，饭馆主人也没有办法卖饭了，旅店里挤满难民，老板也就无法收费了。难民多得就像田野里落满地的蝗虫，又有谁能有办法呢？公路两边的商店房屋当然没有床铺，有人到两边的农田弄些稻草铺在地上来充当床铺，可是过不了几天那些稻草就潮湿得无法再用来睡眠。为了做饭和笼火取暖，还常有稻草失火导致火灾殃及难民的事发生。有些体力太差的难民背着被褥行走时就把棉絮扒出来，改为背着被单逃难，可是睡眠御寒就成了问题。也时常见到有些人背着两捆稻草行路，以求夜间“床铺”干燥。当然也有人因贫病客死路边成为孤魂野鬼了。

逃到重庆

我和张泗洋以难民身份终于在1945年1月末逃到战时首都重庆。见到战时首都灯红酒绿，入夜在街上走时看到辉煌的建筑物里面有人唱歌，有人跳舞，而我们难民却是吃不上饭，住不起旅馆。重庆物价飞涨，那时群众中有一些流行话，比如:“三个月可以找到工作，三年才能找到住房”；“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都是当时形势和民心的写照。在重庆的二三十天，我们到处奔走寻找熟人了解社会情况。我俩几次在晚间奔走十几里路去观看郭沫若任主任的政治部二厅所领导的抗战宣传队演出的《重庆屋檐下》《重庆二十四小时》和其他一些话剧，其内容多为抗战情况和战争后方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军政界的有关情况。我们也爱唱《茶馆小调》，这对我们来说教育和启发很大。我们多是在深夜12点才能徒步走回到寓所，这是战时知识分子常有的情况。

1945年2月23日，我和张泗洋到中苏友好协会去参加苏联建军庆祝大会。大会由于斌主教主持，演讲人是冯玉祥将军。冯玉祥高高的个子，讲话的内容是:苏联红军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惨烈情况和日寇在太平洋、东南亚和中国战场已经陷入泥潭，我们更要坚定信心奋力抗战。前往参加大会的多为要求进步爱国的人民群众。

我们那时也曾到民生路新华日报社去要求帮助我们到解放区去，但是受到婉辞谢绝。

修建鄠县飞机场

在那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我几次到交通部联系，要求解决我在黔桂铁路疏散之后的下一步工作岗位，最后他们把我介绍到当时军事委员会的工程委员会。那个机构又把我分配到陕西省鄠县飞机场工程处。

1945年3月初，我即乘汽车从重庆赴鄠县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批飞机场的修建工程。那时日本的海、陆、空军都已非常被动了。在欧洲战场意大利早已投降，德国屡战屡败，而美、英、苏及我国战争情况则大见好转。这时，我们新修建的飞机场工程业已竣工，可以起落中型轰炸机B25型飞机了，每日都能执行任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也发挥了相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