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展开书卷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我渴望展开书卷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我渴望展开书卷

高柏苍

决定跟姚志学去大后方

1943年夏，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校庭内静寂无声音。我正一个人躺在草垫子（榻榻米）上面看书。传达室的老头儿进来告诉我，说有一位姓王的先生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我。一位姓王的先生在传达室等着要见我?我一边穿鞋下地一边寻思有哪位姓王的先生大老远到锦州来找我呀?我走进传达室，看见这位找我的姓王的先生嘴上扣着一个大口罩。他摘下大口罩。我“哎呀”一声:“你怎么来啦?”

来人是我的好朋友、伪师大老同学姚志学。我钦佩的、坚强的、有毅力的好朋友姚志学。(www.guayunfan.com)我知道，姚志学走啦，到大后方去啦，他怎么来啦?如在梦中。姚志学抬起脚，给我看他皮鞋后跟上打的鞋钉子，鞋钉子是红铜的。他说:“是在洛阳打的。”

我明白了:他是从大后方回来的。

姚志学并不是那样的身强体壮，但是从不闹病，沉默寡言，手不释卷。有一次，他读《基督教的本质》，向我介绍说:“这本书写得好。”

有一次，在师大，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和一个姓吴的舍监发生冲突。姓吴的舍监要动手，姚志学奋起反抗，毫不畏惧。同学们一拥而上拉开了他们。这个姓吴的舍监是台湾人，娶的是日本老婆，说不好中国话，像日本人一样，“你的这个的有？”“你的这个的不行!”在同学们中威信极低:“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啦。”伪满师大教师中教音乐的也是台湾人，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回中国话，创作了一首《滔天胡沙吹去了》歌词曲，应征受奖。

姚志学是梨树县人。他、姐姐和未来的姐夫，还有他未来的妻子都已经到大后方去了，老家只剩下老母一人。他这次以战干团招生名义冒生命危险就是来接老母去大后方的。我决定跟他一起去。他同意招我这个学生，带我一起走。

祖国的大后方是个什么样子？洛阳是个怎样的地方？虽经姚志学多方介绍，但我仍然想象不出、更描画不出具体的轮廓。姚志学说，生活艰苦。一想到抗战救国，那艰苦早就被神圣崇高冲到九霄云外去了。

去沈阳没搞到“出国证”

临近暑假，我向校长请假，诡称回老家接家属来锦州，我的班长李崇臣和学生李永春帮助我把行李寄存在军事教官李庆同家。

姚志学说他的“出国证”由王春亭带回来给我用，他们在北京高升店等我和王春亭；但是王春亭带回的“出国证”上姚志学的照片和我的相貌相距太远，一经查对就会被人发现不是本人，不敢用、也不能用。我得知，沈阳维城学校的博问手里有伪造的“出国证明”，决定立即起身赴沈阳。

火车到达沈阳已经是晚上了，我住了一宿旅馆。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维城学校找博问。维城学校是皇族学校，校址在大南门。博问是我伪满师大同学，他可能是满族，不然怎么能够分配到维城学校呢?“博问”这个名字也像满族。我见到博问，他正睡在办公桌子上，刚醒。

我悄声说:“这里没有外人吧?”

博问揉着眼睛说:“没事没事，有话只管说。”

我凑到他耳根说:“我来取‘出国证明’。”

博问“哎呀”一声:“你来晚啦，人家两天前就走啦!”

我说:“你手里没有现成的吗?”

博问说:“哎呀呀，我哪敢留那个呀!人家带着戳子和证明书上哈尔滨去了。”

我要去哈尔滨。博问说，不行，人家行踪是保密的，没有告诉他哈尔滨的住址。

拿不到“出国证明”则我的所有计划全部落空。我连房子都未租，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接什么家属啊?暑假完了，得怎么回学校向校长交代呢?我要给博问叩头。博问说，没办法，你来晚啦。

没想到过山海关这么顺利

我不能回学校，更不能回家。想来想去，决定乘火车去绥中李志信家，找王春亭。前边说过，李志信是我伪满师大同学，家在绥中，分配到绥中中学，王春亭就是绥中中学的学生。

我见到王春亭。我说:“糟啦，没有拿到‘出国证明’。去晚啦，人家走啦，行踪保密，无处寻找。”

王春亭豁达开朗，笑声朗朗，嗓音洪亮，好像什么都不怕，都不在乎。他琢磨一会儿，说:“高老师，别愁，有办法。”他有一个同学当铁道警察，家住罗城。罗城在山海关外。住在罗城的人可以进关买布。如果我们赶上放布的日子就能当做罗城人进关。

火车票从绥中只能买到万家屯。万家屯就是“国界”了，罗城紧靠山海关。我说:“去罗城，若是赶不上放布的日子呢?”王春亭哈哈大笑:“那怕什么呀!我们就回来呗!我有学生证，就说是放暑假啦去看望同学；老师你呢，有教师身份证，去家访学生嘛!”

我和王春亭从绥中乘火车到达万家屯车站。

车上没有几个人，下车的也没有几个人，万家屯车站静悄悄的。我们得徒步走到罗城。我和王春亭没有一块儿走。他走在前边，我走在后边，中间留出一大段距离。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怕在我的身上出问题牵连王春亭。王春亭呢，泰然自若。他家在绥中，绥中中学里也有罗城的学生。罗城，王春亭常来常往。

我以为罗城是个多么大的地方呢!原来，看样子也没有多少户人家。走在前边的王春亭没有走出多远就受到了便衣的盘问和验证。罗城，满街是便衣特务啊!王春亭，理直气壮，根本就没有把盘问和验证当做一回事。相反的，一路上竟没有一个便衣特务盘问我，验我的证件。

我穿一身到学校后用配给的料子做的崭新的协和服，戴一顶新买的呢子做的战斗帽，背着一个军用的大肚子的水壶，提着一个去日本修学旅行时在东京买的最新式的能够防水的手提包，脚上穿一双油黑锃亮的新皮鞋，身高一米七二，年青，魁梧，健壮，气派，走路的作风也是日本式的。很有可能，罗城路上的这些中国便衣特务把我当成日本人了，或者至少也是把我当成二鬼子了。

我一路平安走进了王春亭的那位当铁道警察的同学家。两间民房，外屋是锅灶水缸，里屋是居室。夫妇二人，没有孩子，像是新婚；但是炕上地下没有新家具。男的，全副警装；女的，我估摸也不到二十岁。主人让我坐在炕沿上，王春亭出去打听消息。

这年轻的夫妇二人，情爱弥笃，调笑戏谑，毫无顾忌，好像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生人坐在炕沿上。我处境尴尬，不知所措。男的甚至在我面前用脚踢女的腚，女的尖叫。

我说:“很渴，想到外屋水缸舀口水喝。”女的可麻溜啦，赶快到外屋找水瓢给我舀水。这时候，王春亭回来了，说:“大喜大喜，今天放布。”

生死在天，别无道路可走，只有冒充罗城人进关领布闯这座天下第一关了。

关前，有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站岗:穿的不是伪满警察服装，徒手，没有武装。我们走来，走近，走到他们中间，他们两个只是随便站着看看，并未盘问和验证；连要盘问和验证的意思也没有。我们走过警察，走近关，走进了山海关，走进了天下第一关。看来山海关和罗城已经不是归伪满管辖之地了。

山海关门洞子里，风呼呼的，阴森森的。我一脚高一脚低，身不由己有些摇晃，脚下踩的是光滑的一大块一大块板石。

我们终于走出关门洞，走进关内。关前无岗，抬头远望，不远处高岗上挂着宪兵队的牌子，好像也没有发现有宪兵站岗。

我想，此时此刻，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过了山海关、走出满洲国、走进关内了，终于逃出满洲国了!虽说自家身上没有“出国证明”，只有一个伪满教员身份证，经不起盘问和检查，但心情也觉得轻松不少。汪伪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好像不像满洲国，关内不像关外。抬头看天，低头看地，街道房屋，车马人众，花草树木，虽只是一关之隔，但都有一点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差异。我长长舒口气:“现在，你那个洗脸擦脸说一口日本话的中国宪兵队特务要想抓我就不大容易啦!”

一路平安到北平

我们快步走进山海关火车站，想买票去北平。我们再也不是便衣特务检查的对象，而是山海关火车站人群当中的一员了。

售票口排着的队老长老长的，带拐弯的，看不着队尾。姚志学和他的妈妈在北平高升店正在焦急等待，人这样多，站队买票?我看不行，不能站队，只好对不起啦。我走近售票口，用日语“尻腊”一声，一下子推开排在排头的那位正要买票的同胞，把事先准备好的、不多不少、不用找钱、恰好是去北平的两张票款推进售票口，用日本话说:“Bei King ni mai”!声音刚落，两张去北平的车票就从售票口缓缓地推出来了，隐约地还听见售票员回应着“Bei King ni mai”的声音。这也是对日本人说话的一种尊重吧。

在山海关火车站我没有看见一个日本人，这就和在满洲国大不一样。在满洲国车站哪里都能看到日本人。我票已到手，遂向那位被我抢先了的同胞鞠躬，用中国话说:“有急事，很是对不起啦!”那位同胞却十分客气，连说:“没什么没什么!”

上车，我和王春亭就没有见面，我不知他坐在哪节车厢，我们俩权作互不相识。我是有意避开他的。我身上没有“出国证明”，担心一旦发生问题会连累到他。

我一个人霸占了三个人的座位，把上衣脱了，特意露出纯棉的衬衫；把皮鞋脱了，特意露出纯棉的“军足”（gun sou ku）。“军足”，日本军用的纯棉白袜子，不分底背，往脚上一套即可，便于急用。纯棉织的东西当时是珍贵的。我把军用的大肚子水壶和上衣挂在窗侧的衣钩上，然后用提包当枕头躺在三个人的座位上读日文杂志《中央公论》。《中央公论》是日本东京出版的高档次的大杂志，一般人是不能读的。

车厢里黑压压满满登登，过道上摩肩接踵，洗脸室和车门外面全是人和包裹行李，没有一块多余的立足之地。我呢?一个人霸占三个人的座位躺着，没有一个人敢碰我、问我、管我!我把《中央公论》扣在胸口上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陡然醒来，人声鼎沸。车好像已经过了天津，车警正在对乘客大检查。他们已经从我的座位走过去了，没有叫我、碰我，当然更谈不到什么检查啦。妇人梳髻都要解开，袜子也要脱下来，包袱、行李、口袋等就不用说了，认为可疑就翻、就抽、就扔，车厢里充满恐惧混乱。我已经醒了，闭着眼睛装睡。

我一路平安抵达北平。

没出车站直接去新乡

我到北平车站下车没有出车站，也不敢出车站。身上没有“出国证明”，只有一个伪满的教员身份证，出检票口害怕被检查。

我在北平车站给于敬修教授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在北平。于敬修教授，绰号叫于大虾米或于大教授，是伪满师大中国人教师中唯一会说日本话的。有一个时期担当过二班的班主任，他还是舍监。有一回，他值宿，就便在阅览室召集第二班的学生开会座谈，我们把门关上问:“于老师，请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于敬修教授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连连说:“我们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他也没敢把这件事向校领导反映。他当时是锦州省督学官，我在锦州曾去过他家，住五间大瓦房，雇的老妈子正给他炖鸡；他的只有三四岁的小儿子会说流畅的日本话。给他写信也是想给他制造一点麻烦，估计他也不敢告发。

王春亭去高升店通知姚志学。我们当即买票去新乡。

上车时我们就分开了，我不知道王春亭、姚志学和姚志学的妈妈坐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也想不起这趟火车是只有一节车厢呢，还是有好多节车厢，也不知姚志学他们坐在哪节车厢。只知道这次开往新乡的火车是重油车，不是蒸汽机车，从我坐的这节车厢里就能看见司机坐在前头开车。车厢里乘客寥寥。有两个穿皮靴的铁道警察腰上都挎着短枪，短枪套着崭新的发亮的牛皮套。一个像是日本人，另一个像是中国人。两个武装的穿皮鞋的车警不停地在中间通道上来回踱步，只听得皮靴后跟敲击车厢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咔咔的声音；在窗外，铁路两侧是挖得相当深的相当宽的壕沟，隔不远就是一座炮楼，隔不远又是一座炮楼。看得见炮楼下边有士兵进进出出活动。我们乘的重油车就是在壕沟和炮楼夹在中间的铁轨上行驶的。

与日本宪兵谈文学

车厢外边的壕沟和炮楼，车厢里边的皮靴和手枪，重油车行驶的机车轧轧声，车警踱步的皮靴咔咔声，加上乘客的寥寥和车厢里的寂寂，这种景象、音响、心情就造成了一种令人感到凄凉和恐怖的气氛。我身上没有“出国证明”只有一份伪满的教员身份证，一经盘问，则万事俱休。我好像走在陡壁悬崖之上一旦失足则葬身万丈深渊，我好像走在一条高架钢丝之上一旦失足则粉身碎骨。我无力估计在我面前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

我走进车厢，看见一个日本宪兵的对面座位无人。我用日本话问那个日本宪兵:

“打搅您啦。这个座位没有人吧？”

这个宪兵满客气:“没有人，没有人，请，请。”

我抽出日本杂志《中央公论》，把去日本修学旅行时在东京买的崭新的高档的能防水的提包放在行李架上，把大肚子军用水壶挂在衣钩上，脱下上衣协和服也挂在衣钩上。然后，我环视车厢大声用日本话自言自语说:“哎呀，车上乘客不多呀!”

日本宪兵搭话:“去新乡?”

我说:“是啊，您也是去新乡?”

日本宪兵说:“对，我们同路。这回嘛，就不会寂寞啦!”

我那时还不会抽烟。日本宪兵抽烟，金枪牌的:“怎么样?来一支吧?”

我说:“谢谢，不会。”

这个宪兵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是故意要让全车厢都能听到以显示他的身份地位。他注视车窗外边的壕沟和炮楼，说:“气味很坏!”

我吹嘘日本皇军的武威，说:“只要有皇军在，那就什么都不在话下!”

日本宪兵抽烟，注视窗外，没吱声。

我提包里带有两本日文书:一本是但丁的《神曲》，另一本是梵乐希的《艺术论》。《中央公论》看腻了，想收起《中央公论》看《艺术论》。

日本宪兵看着我收书取书很感兴趣:“喜欢文学哇?”我说:“是啊，只是爱好。”我的话外的意思是:我可不是作家。

日本宪兵说:“我学生时代时也喜欢文学。现在呀，哎，满脑袋尽是打仗啦。”稍停，问:“日本作家，喜欢谁呀?”

“森鸥外!”我毫不迟疑。

日本宪兵说:“森鸥外原本是学医的。”

我说:“是。森鸥外留学德国的时候，就能为东洋人争气，就是德国人也甘拜下风。”

日本宪兵明显地表示惑疑:“是吗?”

日本法西斯最佩服德国法西斯，说墨索里尼只能作狮子吼，称希特勒为哲学宰相。

我说:“不是么，就是。我读过森鸥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做《大发现》，写他留学德国时有一次做实验，一支试管掉在水槽里，他就用另外两支试管像用筷子夹东西那样把掉在水槽里的试管一下子就夹出来了。森鸥外的这个用另外两根试管一下子就夹出了掉进水槽的试管的动作，被德国教授发现。德国教授马上叫森鸥外重做一次。森鸥外重做一次，一下子又夹出来了。这位德国教授随即集合全体学生前来观看森鸥外表演用两支试管把掉进水槽的试管夹上来，认为这是一个‘大发现’。”

我继续往下说:“森鸥外在字里行间就露出嘲笑这位德国教授的少见多怪。我们吃饭早就用筷子夹东西嘛!”

日本宪兵对我的说法表示理解，说欧美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接着说:“您说的太对啦。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听理学博士阿部襄教授讲过:‘我们先人用筷子是跟雀儿学的；欧美人用刀用叉子是跟野兽学的。’用筷子，像雀儿啄食，稳、准、狠，一口一粒，干净利落，敏捷文明；用刀子、叉子，就像兽类吃东西，用嘴撕咬，撕咬不下来就用爪子蹬，连撕带蹬，头摇尾巴晃，把吃奶的劲和拉屎的劲都用上啦!”

日本宪兵哈哈大笑，连连说:“Souda Souda!（对对!）”

谈到日本的樱花。日本宪兵说樱花中有一个品种叫杨贵妃，杨贵妃是中国古代美人，这个品种是日本樱花中最美的。我不知道樱花起名还叫杨贵妃。我称赞日本宪兵知道的东西真多，学识渊博，我这是有意奉承。

我请日本宪兵吃桃，是水蜜桃。在哪个车站、怎么买的桃呢?现在使劲想也想不起来了。日本宪兵连说:“真甜真甜。”

中午时分，车抵新乡。我和日本宪兵同行下车。

我看见车站有两个出口:一个是中国人走的，一个是日本人走的。中国人出口有一个收票的，旁边还站着一个武装警察，虎视眈眈，盯着每个出站的人及其所持物；日本人出口则只有一个收票的，给票就收，看都不看。我从日本人出口走出站台。

走出车站，又走出好远，我才长长地出了口气:“哎呀，总算从虎口里逃出来了!”可是并没有鸟出笼展翅高飞的心情。高兴是有的，高兴中却掺杂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悲哀，悲哀由淡转浓，由浓转化为无奈，转化为切齿愤恨。我这算是什么呢?狗仗人势吗?狐假虎威吗?为虎作伥吗?得不到正确解释，反正是想来想去只能如此。不如此，我大概早就完啦。

这时候，我看见了姚志学和他的妈妈，看到了王春亭。他们也都平安抵达新乡。

西安战干团

到新乡城内一家木材铺找联络人，人不在，坐在屋里等。一会儿聚了七八个人，都是找联络人的。我们见人越来越多，怕情况有变，便步行去小骥车站李福记饭庄，联系兑换法币和过河。

我们被人领到屯子里圈在一间房子中间，不许外出。说是屯里驻有“皇协军”（汪伪的军队），出去危险。住这里每天要交饭钱、水钱，房、被、席甚至枕头钱，近似勒索。十天左右把我们护送到黄河岸，还要钱。一般从沦陷区来的不能带多钱，所以我带的一点钱早已花完，旅行兜、皮鞋、水壶、钢笔都顶钱了，捡了双破胶鞋穿上。

夜间走到黄河岸等船。黄河岸上是个野渡口，周围没有人家。好容易来了一只木船，只见一些人急忙慌乱地往船上搬运食盐袋子，不让我们上。盐装上就开船走了。据说这是走私船，我们得再等来船。

等船时间，突然下起大雨，人们分头找地方躲雨，我和姚志学母子、王春亭跑散了。一路上都是姚志学弄吃的分给我。因为他是西安战干团的招生委员，能找该团联络员搞路费。我是他招的新生。这一失散，我身无分文又无任何关系，大雨中我走了好远，只见一处大屋，房门加锁，马棚里有马无人，人可能躲起来了，天黑我就在马棚地下睡了。次日找到一位农家老大娘，我向她深鞠一躬，说:“我是东北来的，您家有吃的没有？给我一点。”她上下打量我一阵，脸色忧郁地说:“我们也没有粮食，只有点芋头在锅里。”说着就到锅里盛了一碗给我。我已经饿了一天，就不顾一切狼吞虎咽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乞讨的滋味，感受劳动人民的心地善良，而我当时只能用三鞠躬来表达我的敬意和谢忱。

第二天晴了，我发现一片成熟的西瓜地，没有人管，我就摘下一个往空中扔，摔开几瓣，啃着瓜瓤和瓜子充饥。

再到黄河岸等船时，就与姚志学他们会合了。这次上了船，渡河到郑州。姚志学找联络员搞到四百斤小麦当路费，我们乘火车到洛阳，去战干团招待所。进招待所首先要填登记簿:姓名、年龄、性别、简历、介绍人。介绍人我填写姚志学。他让我填他。因为他主要是回家接母亲，再带一个国高学生王春亭，不能进战干团，而我举目无亲，战干团有吃有住，毕业能分配工作，是“抗战干部”做抗战的工作，不是夙愿可遂了吗？我在洛阳就决定上战干团，就在招待所住着，等别处再来的一批大约几十人，乘“闯关车”（闷罐式火车），闯过潼关对岸敌人的炮击，到达西安战干团。

战干团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据说1938年是全盛时期，好几处有训练团。重庆第一、西安第四，另两个不知何处。所以西安战干团也称“干四团”，名义团长蒋中正，一进大门就见他的巨幅油画照；副团长胡宗南，实际负责的是教育长葛武綮，他也很少露面。团部除机要室、通讯处、《战干》编辑室外，主要是特科总队，即学员队。根据学员的学历编队，都是从沦陷区来的。总队长包介山，指导员徐熙农。中学生分到学生队。校外还有个少年工作队，简称少工队。总队下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李家勋，第二大队队长解某。

1943年9月，经过简单的入团考试，我被编入学员八期三队，二队刚毕业还未走完，三队已有先来者，只是没有正式训练，因为还不足一百个学员。一个队相当一个连。人数够了再正式编队，队长陈振海，指导员王泽涛，他有病以后换为贾中正。助理员张孟卿，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男学员每班十人，有一个女生班十一人。一、二、三班属第一区队，区队长崔天慧；四、五、六为第二区队，区队长魏某；七、八女生班为第三区队，区队长韩洪荫。队长、区队长主要负责军训、队列操练，也讲点陆军礼节、步兵操典、兵器解剖之类的军事常识。训练结束时还举行过夜行军，排头往排尾传达命令。在大地里进行作战演习，还实弹射击过三发子弹，都像游戏似的。

转入政治课学习，上午老师讲，下午有时讨论，晚上自习。课程有:国文讲《楚辞》，历史讲西安的考古，音乐教唱岳飞的《满江红》。此外还有“总理遗教”，摘录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领袖言行》摘录蒋介石的言论、哲学，讲陈果夫的唯生论、“抗建纲领”。教员说话听不懂，只讲了一两次，他讲“一个汤，一块豆腐，左边腰子病”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听说他是从延安回来的叛徒，讽刺攻击一个党、一个政府、“‘左派’幼稚病”的。每天早晚两次点名，主要是清点人数。防备有开小差的，但也挡不住。不过点名时唱的歌是《满江红》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万山丛里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总在激励着这些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青年，不忘打败日本侵略者，还我河山!

有一次晚自习时，队长、三个区队长和张助理员突然来到教室，崔区队长说:“大家注意啦，现在宣布一件重大事情。大家平时不大在意，这回要注意集中起来，日寇进逼西安，情况紧急，上级指示立即采取措施，组织敢死队上前线，报效党国的时候来了，现在报名!”当时空气十分紧张。生死关头，都在考虑。我想起在师道大学如果被特务抓走，我可能早就死于非命，现在为打日本鬼子还怕死吗？东北同学刘国泰，首先报名了，我是第二个。接着李百、朱炎、戴大为，包括我们拜把的八兄弟高桂林、李甦生、李化成……大约二三十人，大多是东北来的。报名完了，崔轻快地宣布:这是一次忠勇测验，日寇没有逼近西安。当时心里有种被愚弄的苦涩和悲哀感。有个北京来的没有报名的同学竟讽刺报名的都是“敢死”的!李百气得抓起砚台向他扔过去，总算没有打中。下自习回宿舍，人们当笑话议论。

这次是在队里的测验，是欺骗队里的学员。另一次是战干团对学者名人的欺骗甚至是对我国乃至世界舆论的欺骗。这是1944年春。

学者林语堂、名人于斌到西安，参观战干团并向全国讲演，题目是《青年和梦》。他们精通英语，不时插点英语，主要讲青年应该有梦、有理想。要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然后去潼关参观胡宗南河防驻军修筑的河防工事。战干团事先就把我们队的女学员组织起来，由姓马的女区队长带队到潼关工事里，有四五名装扮餐厅女招待，有两三人当给伤员包扎的护士，有一名去给士兵写家信，总称为战地服务队。临时向当地老百姓借来旗袍之类的女装，练了好几次。最后林语堂、于斌在胡宗南陪同下很快走过去了。但是报纸上大肆报道，“固若金汤”的河防工事，军民一家亲的战地服务队是如何热情地为军队服务，为胡宗南贴了不少金。

临近毕业，眼看着一些围着助理员转的人又在活动毕业后的安排问题。一些没有关系卖苦力的，一天三个馍，吃不饱饭，睡在地下铺草的炕席上，没有被，盖件旧棉大衣，头枕块砖头，阴天下雨，冷冷清清，形影相吊。对抗战前途、个人前途，不免感到茫然无绪。这种苦闷、抑郁、感伤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上晚自习，大家狂掀桌盖打节拍齐声高唱:“红蜡将残，瓶酒已干，相对无言、无言！……（擦干腮边泪，脱去绣花衫，）温室不是我们的家，要那漫天的风沙！”[1]崔区队长似乎也有点受感染，没有严厉制止。

1944年4月，指导员贾中正、助理员张孟卿忙起来，利用下午上课时间，一批几个人，分批把学员叫到指导员办公室，办理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手续。记得第一次叫到我的名，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进指导员办公室，让每个人填两张表。一张是加入国民党表，一张是加入三青团表，然后带到团部另一个屋里举行宣誓仪式。贴到证上的照片是统一由伙食节余的钱找照相的到队上来拍的。毕业时，也是两个证与毕业同学录一起发的。所以大家无所谓，反正早晚都一样。

据说1938年西安战干团成立，就是为了拦截大批青年去延安的。传说带女生假装战地服务队去潼关的女区队长，就是当年被截回的。现在还设有内外禁闭室，也是关开小差的人的。彭敷瑞要开小差去城固西北大学，金素兰、宋迪去送她，被从大街上抓回来关了内禁闭，金的罪名是“知情不报，积极帮助”，与彭同样被关十天，宋被关三天。如果往延安跑，恐怕就得关外禁闭，处罚更重了。

战地督察队

1944年5月八期三队毕业了，面临分配工作的困难，十三名女生只分出不到一半，一百来名男生怎么办？还有新编的九期一、二队哪儿去？不知是上次的“忠勇测验”启发了团部，还是日寇真的逼近西安，战干团要拿出全体队员去拼个死活！在1944年5月，一声令下，把全体男学员、学生组成“战地服务队”，按原建制赴河南前线阌乡一带胡宗南部队驻地。不多时，说是前线要临时组织一个“战地督察队”，从战地服务队中抽调了二三十人，然后一、二、三报数，我报二，就分为第二小队，其余分一、三小队，互相毫无联系。我们二小队有个排长姓卢，带一排士兵。小队长是康副大队长兼的。没见过大队长。队部设在阌底镇。全称是“第八战区战地督察队”，似乎直属第八战区，但具体归谁管，不清楚。我们第二小队大部分是东北人，有两个关里来的老实人。平时围着助理转的人一个也没有。他们留在队部安全，督察队接近前线，危险。

我们身强力壮，有的会日语，说是准备抓日本俘虏进行审讯的。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既然真的开到抗击日寇的战场，能够亲自“挥戈勘落日，跃马定中原”，为了抗日，生死也难以顾虑了。本队女同学彭敷瑞、胡雁、杜蕴韬偷偷躲进火车厕所里跟随男同学一起到了前线，违犯了禁止女同学去的“纪律”。但念其精神可嘉，留在服务队队部协助工作。

“督察队”开始的工作主要是调解军民之间因要粮草秤高低、斗大小引起的纠纷。有一次在下边解决不了，曾以战地督察队名义找到师部才解决。

大约一个多月后，胡宗南吹嘘是铜墙铁壁的城镇先后沦陷，据说日寇并未占领阌乡，只来五个骑兵在城里绕一圈就走了。可是国军既然撤退了，再开上去就不容易了。我看到炮二旅的大骡子不拉炮，却运走私盐。偷上前线的女同学杜蕴韬来“督察队”看我们，被姓龚的看见，说是要介绍给队长当媳妇。后来又听到许多关于国民党河防部队为非作歹的情况。

记得是当年的中秋节前一日，我们第二小队的学员正在杨家湾渡口查户口查行人，河防驻军和督察队的队副兼二小队队长姓龚的都悄悄走了，连驻阌乡战干团“战地服务队”走剩下的学员都被带回西安，我们才随后追回西安团部。胡宗南部队溃败，他统治的机关单位也所剩无几。如宝鸡“工合”，战干团所属的少工队教师都塞不进去了，只好给一些像我这样举目无亲、毫无办法的毕业学员发点路费“自谋出路”。以后不久，整个战干团都解散了。1947年听说有人看见当年学员（特科）总队队长包介山在沈阳街头，成了一个干瘦的小老头。

在国立东北大学

在西安战干团毕业前后一年多，所见所闻胡宗南的军队贪生怕死、望风而逃。战干团教育长不办事，打麻将用大张钞票点火抽烟；有某个官员的老婆是手枪逼来的等等，都令人失望。但西安城内有个“沦陷区青年学历办事处”（名称不准确）只有一位教育督察员和一位做具体事的。我进屋先填申请书，然后笔试，填写大张的详细调查表:我是申请证明伪满师道大学的，就填该校校长、班主任是谁，教日文、汉文、英文的老师各是谁，甚至要填学校所在地的神社是什么神社，宿舍叫什么寮。不是真正上过这个学校是难以填上的。然后到督察员跟前面试。

他问我:“学过《楚辞》吗？”

“学过。”

“你能背《九歌》吗？”

“能。”

我张嘴即背开头的《东皇太一》篇: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督察员夸奖说:“好，你是学过《楚辞》。你在伪满受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作为中国人要懂得中国的古典，只懂得外国和现代，那只是半截中国人。你合格了。”

其实是我幸运，因为《九歌》是《楚辞》中较短的，而《东皇太一》又是《九歌》中最短的，如让我背《离骚》，就不那么顺利了。不过，他也只是要证明我确实是伪满师道大学二班毕业，所以签字了。我就是靠这位督察员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廉洁奉公的作风拿到了伪满师道大学二班毕业证明书，到四川三台县考上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插班生的。按照常理，我在伪满大学四年已经毕业，插班三年级或四年级，未必不可以。但是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知道太少，必须从头开始补课。

三台东北大学体育场

1944年11月，我进入东北大学，在徐放、高擎洲、朱廷芳、高桂林等同学帮助下，参加了进步壁报团体黑土地诗社，徐放负责，主要成员有:冉欲达、汪玢玲、吴若子、许行、金素兰、李葆家、商为东等。东北研究社由贾锡武、刘光炎负责，后分裂为祖国社（拥护国民党的）、学习社（拥护共产党的）。学习社成员由朱廷芳、高桂林负责，主要成员有:安民、田华伦、侯昭玉、李宝善、丁淑媛、战师媛、战师明等。时事萃报社负责人有高崇朴、郭辛白，成员有:李治彭、李秋平、邹勇策、翟瑞林等。还有有“东大的新华日报”之称的“学声社”，负责人:张展、田华伦，成员有李秀剑、李葆家、陈微尘等。

我一方面积极参加进步社团活动，通过阅读座谈集会，提高思想觉悟，并直接投入到校内与以祖国社为首的反苏反共反民主进行斗争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去。另一方面把学习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专著上，诸如《诗经》《易经》在伪满没学过，《庄子》连书都没见过。《论语》《李杜诗》现在由老师讲一遍，而且除赵纪彬先生综合讲授《论语》外，其他老师都是一篇一首地讲授原书原文。如金景芳老师教《庄子》，不讲庄子的哲学思想和文章的美学审视，只讲《逍遥游》《齐物论》等篇的文本，我非常喜欢这种讲法。因为我自认为连《庄子》的原文章句都不明白，又何谈哲学与文学呢？因而我对古典文学知识如饥似渴，课课都听，全神贯注，句句都记。有的段落或篇章强制自己背诵，如痴如狂。

三台东北大学教师在办公室工作

王照先生讲授《李杜诗》声音很小，学生听不清楚，有意见。王照先生干脆不来教室授课了。他声明愿意选修《李杜诗》的，就来本人宿舍听课，若是无人来宿舍听课，则辞职走人。王照先生体弱，他好像认为学生坐着听而先生站着讲，这已经是不合尊师重道之礼了，还嫌声音小!我和翟瑞林、赵悦、王宾等七八个同学还是选修了《李杜诗》。我们到先生宿舍听课首先得把墨研好，把先生的书本打开放好，把椅子摆正，然后鞠躬行礼，请先生入座讲授。王照先生讲李白、杜甫的诗也是一首一首，按照全集的顺序，一首不漏地讲解。先生认为敢这样讲授是需要相当的功底的。王照先生讲授难字难句和全诗意境或佳句时，不用黑板和粉笔而用毛笔，在毛边纸上疾书。先生工诗且工书法，先生讲课写的墨迹，讲课完了即被我们抢收一空。

佘雪曼先生讲授《楚辞》。他从不迟到，也从不压堂。到点即来，下课就走。按《楚辞》文本顺序，逐篇逐字讲解，声音洪亮。从不看学生一眼，也从不在黑板上写一个字。

高亨先生讲授《诗经》。先生认为《国风》句多重叠，容易理解。虽逐篇讲，但进度极快。先生认为重点是《周颂》，他从文字学角度切入《诗经》，一次为讲解茶壶的“壶”就是“葫芦”的“葫”，旁征博引，钩玄探微，用了一课时而状似意犹未尽。讲课语言，多用浅近文言，语速较慢，我能记录不漏。期末考试我得了98分。但是正如冯沅君先生经常教训的:做学问不能急火煮要文火温。应试急煮是不能得到真知的。

我跟从这些学有专长的中文系老师学古典，扎扎实实补了做中国人应有的一课。

还有赵纪彬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课，我们在课堂上学，在进步社团的活动中学。他常用简单的日常事例说明抽象的哲学概念。记得有一次社团活动在茶馆，他看到房檐有片瓦活动了，他问:你们说这块瓦能不能掉？掉下能否砸着人？大家议论后结论是活动的瓦片早晚得掉（必然性），何时掉、砸不砸人、砸谁是偶然性，我至今犹未忘。

三台东大时期是抗战极艰苦的时期。但是，从沦陷区特别是东北去的学生能享受食宿公费，又是学生自己选举的伙委会办伙，不仅能吃饱大米饭，而且还可以吃米粉肉“打牙祭”，只是没有零花钱。每晚上自习常两人共用一盏桐油灯。而这一盏灯油50元法币，还要靠给学校出版组刻写讲义的蜡纸挣。生病吃药要申请教会的“学生公社”救济。我曾用“余有虞”笔名在重庆《商务日报副刊茶座》上发表过散文《我吃了一堆花生》《我们在粪臭中》反映当时的生活，后一篇受到冯沅君先生的肯定。

还记得1945年参加黑土地社举办的春节晚会。许行（离休前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穿着灰布长袍，在黑土地社（中文系办公室）门前接待。三十来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生，各自准备一件小礼品:书籍、笔记本、钢笔……用纸包好，通过抓阄交换，我准备的烟斗不记得谁抓到了，我得到冉欲达的自订白纸笔记本，比起平时用黄纸订的笔记本珍贵多了。

晚会用击鼓传花来指定出节目人，鼓声停在谁的面前，就由谁朗诵自己的新作或出别的节目。鼓声经常停在小沫和徐放面前，大家欢笑鼓掌。掌声中跳跃着青春的灿烂霞光，也荡漾着纯洁热烈的情与爱的歌颂。徐放的《妈妈的黑手》新作第一次发表，邹荻帆的《致尼赫鲁》肖野第一次朗诵，中间还穿插一些关于解放区大后方文艺动态和走向的漫谈。不知不觉，流光飞逝，东方渐白。最后女同学用小砂锅煮一小碗面条算作吃“晨宵”不是“夜宵”。

晚会开始，中文系主任陆侃如教授和冯沅君教授亲自参加表示祝贺和支持。

后来，抗敌文协川北分会成立，黑土地社作为集体会员参加庆祝大会，筹备委员赵纪彬、冯沅君先生讲话，陆侃如、董每勘、霍纯朴、叶丁易、姚雪垠先生出席。刘黑枷同学朗读了姚先生的小说《差半车麦秸》、冉欲达同学朗诵了艾青的诗。还出版了铅印杂志《文学期刊》，其中多篇皆为黑土地社员作品。

我当时也曾写过一首诗《散章——给徐放》:

窗外边凉风起，

伤心你重掀往昔。

我怕一个人独步向落日，

看青春的花衫褪色呀！

既走出乡家，既走出苦难的园圃；

我不会倒念历史书，把头发雪白了，

只琢磨自个的幸福壶。

我渴望展开书卷，

像酒饭后叼起一支烟。

我渴望倾盆雨，

青春的草哇，在旱年。

这首诗表达了我在三台时期的心态，一方面如饥似渴地要从中文系的著名饱学的先生扎实学习文学专业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又盼望经受革命的风雨在斗争中成长。

【注释】

[1]关于这首歌，请见本书第三部《上前线》赵家实的回忆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