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东北中山中学流亡记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随东北中山中学流亡记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随东北中山中学流亡记

李梅林

李梅林，男，汉族，1922年10月出生。辽宁省辽中县人。1927—1931年9月，奉天大东门小学学生；1931年底—1936年7月，北平知行小学、广安门大街小学、东北小学学生；1936年9月—1942年7月，东北中山中学（北平、四川自流井）初中、高中学生；1942年9月—1947年7月，考入流亡到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1947年8月—1948年9月，陕西省蔡家坡西北机器厂副技师；1948年10月—1949年11月，上海市中纺第三机械厂技术员；1950年9月—1991年，沈阳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

流亡到北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以后，我跟随外祖父、外祖母和姨母由沈阳流亡到北平。当时我只有九岁。那时，大批学生与百姓不愿做亡国奴，纷纷乘火车沿北宁铁路（辽宁至北平的铁路）逃到关内。经过山海关可是个“鬼门关”，鬼子在火车上挨个检查，一不高兴，就将人拎下车去甚至把人打死。这使我小小的心灵备受惊骇！到了北平生活也十分艰苦，经常吃的是包米 子、包米面，每天两餐只有清汤或咸菜吃。而我母亲早年丧夫守寡，为别人带孩子或做保姆，母子分居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www.guayunfan.com)我小学四年级是在知行小学上的。北平知行中学与知行小学是著名东北人士梅公任（号佛光）所创办，专收留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中学校址在北平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大庙内，建校在1932年，于1934年3月26日并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那时我很淘气，经常与北平的娃娃打架。这是因为他们常叫我们东北孩子是“亡国奴”，使我十分生气。记得有一次我用袖箭刺伤了一个孩子，事后在知行中学任教的姨丈王天民不仅为这孩子包扎伤口，还向这孩子的家长说了很多道歉话。我原以为这下子可闯了大祸，非得挨打挨骂不可。但姨丈只说了我几句，教育我今后不要打架，没收了我的袖箭，并没有惩罚我，也没有告诉我的母亲。

姨丈对我很好。1934年3月26日知行中学并入新成立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改名为中山南校。姨丈继续在中山南校任历史教员。此时我是广安门大街小学的五年级学生，这一年是我儿童时期最为活跃的一年。我不仅学习上名列前茅，还受姨丈的鼓励，参加了多项课外活动。例如我参加了球类比赛、广播电台的童声合唱和电台的讲演。姨丈那年送我一辆自行车，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姨丈经常领我去观看各种球赛。

一次是姨丈领我去北平东交民巷美国租界看中美篮球赛。只见东交民巷内处处是外国兵站岗，壁垒森严，令我十分紧张。姨丈边走边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租界是外国对我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把本来属于我们的地方让给外国人占用九十九年。”球赛开始了，中国队里有一个名叫牟作云的前锋，打得非常出色，投篮特准。姨丈告诉我他是师范大学的学生，也是国家队的。这场球中国队胜了。直到现在这场球赛仍铭记在我心中。

另外一次是姨丈领我到中山公园观看中日排球赛。当时中国的排球技术胜过日本，特别是前排打的“快拍”（如今称为快球或“短平快”），令日本队防不胜防。但当时中国到处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规定中日球赛必须由日本人当裁判，因此明明中国队打出一个漂亮的界内扣球，日本裁判把它吹成界外。中国观众气得直喊“倒好”，这也无济于事。最后中国队以二比三失利。还有一次是看东北大学与英国兵的足球赛，情况也是如此。看了这些球赛真叫我恨透了日本鬼子和洋人们。在我小小心灵中埋下了“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将永远受欺凌”的观念。

进入北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1936年秋投考中学，我同时报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东北中学和北平市立第三中学，都被录取。究竟去哪所中学好？我很想去东北中学，因为听说东北中学是少帅张学良办的，是公费学校，学生都过军事生活，准备将来打日寇收复东北四省，所以一心想去河南鸡公山的东北中学。但姨丈和老姨主张我去东北中山中学。他们列举了很多理由，诸如:东北中山中学在北平，离家近，也是公费学校，学生同样也受军事训练。而且认为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山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绝大部分的教师是清华、北大、东大、师大和燕京等全国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最后我被他们说服了，于是我进入了东北中山中学。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校址在北平，招收的全部是东北流亡青年学生。该校是由国民党东北高层人士齐铁生（世英）、梅公任、高惜冰、黄剑秋、董文琦、李锡恩、徐箴等人向中央教育部申请筹划而创建，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国立中学（东北中学稍后也改为国立中学）。总校称东校，设在北新桥高等警官学校内。有高中普通班、高中补习班、高中职业班和师范班。西校设在校道口河北省民政厅的旧址内，只有初中班。东、西两校男女生都有。报国寺的南校有初一到高三的各个班，全部是男生。大部分是由知行中学合并来的学生。全校总共有学生二千余人。

我和东北小学的同学张士海同时被东北中山中学录取，一起分配到南校初十八班。同班的还有朱如田、刘忠诚、黄东藩和姚智襄等人。给初十八班上课的教师有:英语何树棠、语文乌荫堂、数学蔡征祥和体育时万咸等老师。教师的授课质量很高。

东北中山中学的建校目的十分明确:要培养大批爱国的有才干的东北青年，准备打垮日寇，收复东北失地，振兴中国。学生在学习上刻苦认真，生活上全部军事化。早晨天不亮即吹号起床。接着跑步、上操、早自习。上午上课。下午有各种课外活动，如有各类球赛、歌咏、军事体操和出壁报等。南校的报国寺是一座大庙，全校三百多人的吃、住、上课和活动均在庙内。除星期六晚、星期日和假日以外，其他日子学生一律不准外出。那时的校风很好。师生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同学之间呢，高年级的老大哥照顾低年级的小弟弟，同班里年长的帮助年幼的，就像是一个和睦温暖的大家庭，真正做到“校以作家”。记得高年级杨树铮和赵承烈大哥哥经常带领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初一年级学生在一起打球或者帮助我们学习。我们学生都睡在长长的板铺上。当时我睡在比我年长些的朱如田和张士海之间，每天半夜他俩都喊我起夜，有时还替我洗衣服，亲如兄弟。那时我们的穿着是:初中学生全部穿黄色童子军服，头戴北平盛锡福出品的黄呢童子军帽；高中学生一律军服打绑腿。还组织学生成立军乐队，故课余时间不断传来号声与鼓声。

在紧张的学习中，校方还给我们安排一些旅游活动。一次是初中班去西郊动物园，这是我们第一次徒步远足。队伍前面打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大旗，紧跟着是吹奏的乐队。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西直门，很壮观，很神气。队伍还不时地喊着一二三四，并唱爱国歌曲，好像就要打回东北老家去了。

另一次是1936年秋组织去八达岭长城。我们先徒步走到西直门火车站，再乘火车到青龙桥，然后步行过去。火车过了南口便在山上绕行，换上两个大马力的火车头，一前一后沿着S形的路轨爬行。在火车上老师给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述这条平绥铁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着重讲了詹天佑如何带领他妹妹以及广大的工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修建成这条铁路，后来又如何被日本人害死的事迹。听后我们都非常激动，有对詹天佑发自内心的赞叹和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到青龙桥后，看到了詹天佑的铜像，我们每个人都向他行了军礼，表示崇敬和悼念。最后我们登上了八达岭长城，看到了世界上最伟大建筑之一的长城。长城沿着峰峦匍匐前进，伸展到很远很远，长城内外一片郁郁葱葱。多么伟大的工程，我们为您自豪！我们班还进行了野餐，采集了不少印有松柏等动植物的石头。姚智襄同学为大家拍了不少照片，迄今六七十年了，他仍把这些相片保存得很好。如今回想起来仍津津有味。

日寇侵占东北不能满足其侵略野心，进一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关内。1936年秋，华北局势紧张。11月份中山中学初中三年级以上各班全部迁校到南京板桥镇。初中一、二年级留在北平，重新组合分班。两个年级各有三个班。这些学生住在西校，到东校吃饭和上课。我被编入初十六班，与李文相同桌。同班的还有逄培、李德俊和张文达等。高造国和兆钟瑶分到初十七班，与女生合班上课。张士海、高造郡、宋经书、盛傅哲和关启扬（即关光耀）等分到初十八班。

东北中山中学初十八班学生身着童子军服游览八达岭长城（1936年秋）。左起第三人为李梅林

社会上存在着对抗日不同的观点，这必然影响到学校内部。这时留北平的中山中学校内，左翼学生势力逐渐壮大，共产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十分活跃。引导同学们唱《五月的鲜花》、“高粱叶子青又青，九 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等革命歌曲。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和双十二西安事变等活动中，都有部分学生参加游行。但大部分学生存在着“正统”思想，偏向国民党一边。学生们即便政治立场不同，但全都主张抗日救国，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枪口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国抗日的高潮。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首先高举抗日的大旗。在卢沟桥、南苑一带浴血抗击日本侵略军，用大刀杀得日寇胆战心惊。其中有一名十九岁的英雄战士，杀入敌阵，一个人用大刀就砍死了几十名鬼子。二十九军深受全国人民的崇敬与爱戴。各界民众热情慰劳，踊跃献血、捐物、捐款，抗日气氛十分高涨。但在8月8日北平还是沦陷于日寇手中,我开始失学在家。年岁稍大的同学憎恨日寇，纷纷奔赴北平西郊参加游击队活动。抗战的消息经常能听到,如在平型关，八路军歼灭了大批日军精锐部队。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如“八一三”淞沪之战，在台儿庄，国民党部队打败了为数极大的日本鬼子。又比如从辽宁省岫岩一带转移到华北地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即赵侗游击队在西山的一次埋伏战中，歼敌数百名，炸毁了石景山发电厂，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等等。我中山同班同学张士海就亲临战场，打死不少鬼子。一次他潜回北平城里，给我们讲述歼敌的情况，真是动听、感人，令人提气、兴奋！

流亡到四川自流井

1936年冬，姨丈随中山中学的迁校师生一同去了南京。因日寇南下侵略，中山中学又辗转搬迁到四川自流井。我和老姨及三个表弟妹一直留在北平。直到1939年4月，中山中学的薛光燕老师返北平接薛师母去大后方，姨丈委托薛老师将老姨和表弟妹们一同接去。老姨为我前途着想，带着我和表弟妹们一同奔赴四川。同行的还有陈化权师母等大人孩子共约十口人。我们经过了许多地方，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先由塘沽乘船经上海到香港再到海防。这一路旅途的艰苦还可忍受，帝国主义的侮辱实难容忍。在塘沽码头上，那些行使检查的日本人凶狠残暴，对中国人就像对牲畜似的打骂，在上海、香港和海防，英国兵和法国兵为所欲为。外国海关检查人员对排着长长队列受检查的中国人，横眉怒目，乱翻箱包，把东西东丢一件，西甩一个，态度十分恶劣。中国人只能忍住气委屈地匆匆忙忙把东西收拾起来。事后我才发现我的一双新皮鞋丢失一只，实在叫我心疼。在身受其害和欺凌时更激起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经过千辛万苦我总算从海防到了昆明，回到了可以自由呼吸的祖国怀抱，看到了高悬着的鲜艳国旗，见到了保卫祖国的军队。这一切使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但这里不是终点，我们还要途经重庆奔赴自流井。

从昆明去四川得坐长途汽车。那时的交通极为困难，根本买不到公家汽车的票，只有多花点钱设法乘坐所谓的“黄鱼车”。这种车就是交给司机一点钱，然后他在他开的载货大卡车上腾出一小块地方，可以挤坐下几个人。因此我们一行人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搭乘“黄鱼车”去四川。老姨和表弟妹加上我共五个人，挤坐在一辆运载棉花包的卡车的车尾，车内十分拥挤。汽车行进时车身非常颠簸，一路上还吃够了尘土。可是更不幸的是发生车祸了。当车经贵阳快到重庆时，汽车翻滚到路边坡下的农田里，我们被抛出车外。每个重五百多斤的大棉花包，往我们头上身上压来，把我们压个半死。有的包还滚到下面的几十丈深的綦江中去了。如果我们的车再翻两个滚，那么我们也将与这些包一样掉入綦江。好可怕，幸亏老天保佑，真是不幸中之万幸。我们五个人只是受了些轻伤，以后我们又搭乘另一辆“黄鱼车”继续赶路。三个表弟妹中最大的才五岁。在翻车中他们受到惊吓，以后汽车稍有颠簸，孩子们就吓得大叫。老姨胸部被压伤，咳嗽不止。

到达重庆时正是“五三”遭受日寇大轰炸之后，到处是废墟瓦砾，老百姓死伤累累，惨不忍睹！我们不敢久留，怕日机再来轰炸，立即搭乘木船沿长江和沱江直奔自流井。7月中旬终于到达了威远县，与阔别两年的姨丈王天民相会团聚。

刚到自流井，我们暂住在新盛镇上。小镇距静宁寺一二里路，属于威远县管辖。小镇虽小，盛产辣椒。一种“朝天椒”曾获加拿大的国际金奖，是全世界最辣的辣椒。

静宁寺的学习与生活

1939年暑假的一个清晨，我由所住的威远县新盛镇徒步去静宁寺，参加中山高中的入学考试。当我翻过一个小山坡，眼前突然映现出一座依山耸立的宏伟寺院。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好一幅美妙的图景。它就是静宁寺！距自流井、贡井和威远县各为二十多里。本属威远县管辖，但通信地址习惯地写成:自流井静宁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考上了中山高中，被录取编入高二十二班。同班的有高造国、石声久、孟达宏、孟昭良、王洪相、朱德志、盛傅哲和刘秉文等。女同学有韩伯捷、张维明、李晶和鲁瑞等。中山中学还招收了部分川籍优秀学生，与我同班的有郭雨梅（女）、熊大象、吴宗俭和丁文昭等。

我和姨母抵达自流井时，中山中学进川后的第一次学潮已经结束。我的许多初中同学被开除，如李文相、李德俊、郭钟毓和礼广贵等。校长韩清伦离校，由我姨丈王天民任代理校长。

1939年秋，鞠秀熙接任校长。姨丈和蔡征祥分别辞去了教务主任和训导主任的职务，由鞠成宽和康国瑞来分别担任这两项职务。不到一年，鞠成宽主任另有高就，离开中山中学。鞠校长三顾茅庐一定要请姨丈重新担负教务主任之职，同时兼任历史教员。

中山中学的教务处关心学生，对学生的学习条件做出精心的安排。中山中学在北平和南京遗留着数万册图书和大量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土木测量等仪器。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万里跋涉，终于把图书、仪器从北平和南京运到了这大后方。具备这样条件的中学在大后方可真是凤毛麟角啊！记得我上高一生物课时，竟能做上实验。一次是用显微镜观察组织最简单的草履虫，每个同学都画下了草履虫的细胞结构。此外还做了很多生物实验。图书馆的大量图书给了学生丰富的知识，提高了他们的写作能力。郝老夫子（御风老师）就经常鼓励学生去图书馆多读一点沈从文的小说。这对学生可真大有帮助。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非常认真负责，并且严格要求。给我们高二十二班上课的教师有:国文是杨仲西老师，英语是何树棠老师，数学是蔡征祥老师，生物是王虚中老师。给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有以下一些事。王虚中老师对学生十分和蔼和尊重。每次上课点名，对女学生必称“Miss”（如Miss李文郁）、对男生必称“Mister”（如Mister张怀远），并且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生物实验。杨仲西老师对我国文水平的提高帮助极大。由于我初中失学两年，如今跳过两个年级升入高中，所以国文和英文的底子差，学习上比较吃力。杨老师鼓励我多看小说，如雨果、莫泊桑、高尔基、托尔斯泰和大仲马等的著作，以及西班牙短篇小说等。文章中优美的句子要求我背下来，这使我的作文大有进步，国文水平提高很多。何树棠老师选了不少英文短篇小说如《最后一课》《项链》等及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作为课外读物，还要求我们背诵其中某些内容。此外，何老师对英译中给我们作严谨的推敲。所有这些教授提高了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和英文写作与翻译能力。中山中学教师们的教学质量普遍很高。例如我常听到学生们在评价我姨丈的教学，他们说:“王胖”（学生给我姨丈起的绰号）的历史教得真棒！历来不拿讲稿。说话流利，口齿清晰，条理分明，逻辑性强，从不啰嗦。对各个朝代、地名、人名、事迹讲得滚瓜烂熟。1941年秋，姨丈给我们高二甲班讲授外国历史课。这是我第一次亲聆姨丈的讲课。真是名不虚传，除我以前听到的赞扬话外，看到他讲课姿态自然，板书整齐，重点突出，讲得可真好。他讲法国第一次大革命这个内容时，把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成功的条件以及长远的历史意义，讲得头头是道，很有特色，印象深刻。我的这些中学老师，对我教益匪浅。时隔五十多年，我仍记忆犹新，可见当时教学水平之高。中山中学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打下了牢固而坚实的理论和实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山中学出来的学生都是些出类拔萃的人才的原因。

静宁寺大庙远景（1939年）

静宁寺大庙近景（1939年）

中山中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打成一片。我姨丈除爱读书看报外，每天清晨必到学校与学生一同出操，时刻注意和察看学生的学习情况。他对待学生历来和蔼可亲，学生如有不对之处，总是循循善诱，努力劝说以理服人，引导学生走正路。姨丈有时也愿意和学生们聊天。记得有一次的话题是:抗战胜利以后应在哪里定都？我主张在武汉定都。因为武汉三镇的水陆交通发达，它的地理位置几乎是各发达省市的中心，距离海岸线较远，不易受帝国主义的侵袭。也还有发表其他各种看法的。姨丈主张在北平建都，他从历史与地理的角度论证在北平建都的优点，说得有条有理。最后我们全都服气了。

抗战时期中山中学的教师们的生活都十分艰苦俭朴，姨丈家当然不例外。只有到假日全家才改善一下生活。所以每逢星期日或假日的清晨，我总带领着两个大的表姊妹到新盛镇去“赶场”，买些鱼肉蛋菜回家，以便和姨丈一起“打牙祭”。以后我去重庆学习时，就由魏震宇同学来接替我，带领表姊妹赶场。

中山中学对学生的培养不仅在“智育”方面，而且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因此静宁寺的生活并不静宁，而是多种多样非常活跃的。班级间经常组织球赛、歌咏赛、出壁报、演话剧，教师也参与当指导，做导演。

1940年秋季，全校组织歌咏比赛。大合唱有高中班的《怒吼吧，黄河》，初中班的《保卫黄河》；独唱有高中班的《黄水谣》，初中班的《黄河怨》。比赛由马白水（德馨）和陈醒钟老师主持，请东北中学的音乐教师董老当评判。那阵子“怒吼吧！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水奔流向东方……”的歌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得很。

同年演出了话剧《日出》及《在太行山上》。《日出》的说明书是郝老夫子的杰作。学生们无不在背诵:“青年女子陈白露，一脚踏着黑暗，一脚却想迈向光明……”《在太行山上》的女主角是初中班的郭绢霞，我也参加了配角的演出。这些剧目曾去自贡市和威远县演出，大受欢迎。

我们还常与东北中学进行校际的球赛。东北中学就在静宁寺另外半边，两个学校间的往来频繁。排球方面东中不是中山的对手，篮球水平则两校不相上下，赛场上的气氛往往非常激烈，互有输赢。中山球队的主力有伍舒衡、萧锡云、门凤岐、关光耀、谢钟琏和丁国权等。时万咸老师为了培养后备力量，我入学不久即被吸收为校队的预备队员。当有的主力队队员毕业或离校后，我成为主力队员。

1941年秋东北中学停办，部分学生并入中山中学，这就更增添了球队的力量。当时中山校队由原来的赵雯庄、关钟祥等人及东中来的刘家鼎、戴冠久、张春祥和张佑等组成。这支球队在自贡市和威远县一带所向披靡，战绩辉煌。当时我是球队队长，刘风基老师是教练。尤其中山女校队所向无敌，它由胡文俊、赵桂春、郭正容、郭雨先、姜兆芳、李吉玄、徐珍、黄琼林、李培泉、王淑芬和王卓英等组成。此外，学生球队也常与教师球队抗衡。时万咸、傅茵波和赵文海等老师的篮球打得很出色。

由于抗战时期教育经费拮据，教育部给予学生的助学贷金很少，而且物价不断上涨，学生们多生活在艰难、半饥饿的状态中，经常穿草鞋，甚至打赤脚，每当春节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边吃边哭边唱“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爹娘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但广大师生如同一家，刻苦学习，坚信抗战必胜，因此，在抗战时期造就出一大批栋梁之才，分布在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有众多的著名高级工程师、教授、高级领导干部、研究员、著名文学家、运动员、文艺工作者等等。但也牺牲了一大批抗日英雄、志士仁人。

东北中山中学男、女篮球、排球队队员（1940—1942年）。半蹲的男生左起第一人为李梅林

中山中学流亡路过湖南、广西、四川等省，徒步行军中的初中十六、十七班师生

日机滥炸抗日大后方

日寇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之后，又向中国内地进军。经过武汉、长沙、湘桂等大会战后，日寇打通了平汉、粤汉铁路，占领了广州。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为了灭亡中国，巩固占领区，对沦陷区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的大后方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的各个大城市进行野蛮的轰炸。由于内地城市的房屋建筑大部分是木砖结构与木竹结构，被炸的城市都变成一片火海，死伤累累，财产损失惨重！1939年5月3日重庆的大轰炸造成数万人的伤亡，我们东北中山中学的师生在此次轰炸中就有数学老师宋子和夫妇及两位学生遇难。那时日机往往在夜间特别是月光普照的时候进行袭击轰炸，所以，我们经常在拉警报的汽笛声中进入防空洞或到野外山沟，或竹林中避难。记得有一次重庆遭日机轰炸，由于防空洞内空气稀薄，人多，而且洞门向内开放，发生拥挤踩踏，造成上万人惨死的悲剧！

日本飞机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大轰炸

1940年秋的一天，天空晴朗无云，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拉起紧急警报，师生们赶紧逃离静宁寺，因它是四川的四大庙之一，目标显著，易被日机作为轰炸目标。我跑到远离寺院的山坡树荫下，不久看到九架日寇的重型轰炸机排成品字队形往自贡市方向飞去，不久就听到高射炮的炮弹声及炸弹的爆炸声，只见自贡市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后来，知道自流井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不计其数。

唯一的好消息是我驻自贡市的高射炮排在战斗中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后证实，该机坠毁在川鄂边界。为此，中央政府嘉奖该高射炮排全体官兵，并奖赏2000块大洋，同时他们也得到当地政府与老百姓的嘉奖与慰问。该炮兵排的排长名叫张子明，是河南人，自幼参军并从军校毕业，他也是我与高造国的好朋友，他比我俩大几岁，平时，周末我俩常到他们的驻地访问、聊天。他待人热诚，对士兵亲如兄弟，深受大兵们的爱戴。我们每次去也和大兵们闲聊，赶上他们打牙祭，吃白色大馒头与大碗的红烧肉，这真是其乐融融！这次奖赏2000块，张排长按人头平均分配，绝不贪污，更不多要！抗战胜利后，他转到盐务局工作。我俩在学生时代还经常获得他的经济援助，我们深厚的友情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1942年7月我们高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班毕业。刘光大、高造国、赵雯庄、吴宗俭、杨相辉、梁金海、张文达和我等十 名学生被保送到陕西汉中西北工学院。我没去西北工学院，而在1942年10月考入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同时考入交大的有秦骧毅和周必锦等。此外，考入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政治大学及复旦大学等大学的同学为数很多。由于我们在中山中学打下了篮球的厚实基础，因此在大学尚未开学之前，重庆大学的关光耀组织中山校友参加了重庆市排球锦标赛，我们以某个纺织厂代表队的名义出场。队员有关光耀、伍舒衡、谢钟琏、赵雯庄和我等人，经过多场激烈的鏖战，最后我们以三比二战胜中国银行队，获得1942年重庆市排球冠军。从此中山校友的打球水平名声大振。

东北中山中学在静宁寺考仙院举行追悼重庆“五三”大轰炸遇难师生大会

中山校友联欢会

姨丈王天民校长每年必到沙坪镇主持一年一度中山中学在重庆考场的招生工作，校友会的负责人杨育英、马秀文与林万和等人主动做协助工作。我们这些在各大院校学习的中山校友也都积极参加布置考场，接待考生报名，协助监考等工作。每次招生工作完毕后，一定举行一次中山校友联欢会。此时中山中学原来的教师陈子惠、何树棠已到重庆大学任教，他们也都参加了联欢会。会上姨丈介绍中山中学的近况，然后校友们欢聚畅谈学习生活或工作情况，满屋子喜气洋洋，十分融洽。有时会后还举行球赛。记得有一次是中山校友与南开中学学生的篮球对抗赛。当时南开队是沙坪镇的冠军队，我们只是临时组织的校友队，队员有中大的郑大光、伍舒衡和王立权，重大的关光耀，政大的谢钟琏和交大的我。校友们在赛场周围鼓掌加油助兴，姨丈王校长也在场外助威。两队比分多次咬平，就在最后几秒钟里谢猴（即谢钟琏）的一个远投球中篮，我们以一分险胜对方。校友们均雀跃欢腾，欣喜万分。

1944年鞠校长赴美留学，姨丈接替中山校长职务。抗战胜利后，静宁寺的中山中学迁回沈阳。1946年初姨丈作为迁校的先导，先到上海联系船只。那时交通大学已由重庆迁回上海。我陪姨丈去会见当时上海海关的丁贵堂关长。丁关长是东北老乡，因此他很乐意帮助联系船只协助中山迁校。该年秋天，中山师生由川经沪乘船到塘沽，比较顺利地回到老家沈阳，终于实现了“我来自北兮回北方”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