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抗日机构”到战干团

从“东北抗日机构”到战干团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从“东北抗日机构”到战干团

赵家实

赵家实，男，汉族，1920年11月1日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31年8月—1932年末在哈尔滨南马路小学读书；1933—1938年在哈尔滨二中初中、高一读书，后并入一中读完高中；1939—1941年在新京（长春）法政大学读书；1941年秋参加国民党外围组织“东北抗日机构”；1942年2月—7月根据“东北抗日机构”负责人指示到伪满中央警察学校学习，8—12月在伪吉林警务厅总务科工作；1943年7月—1944年4月入西安战干团学员八期三队学习，毕业后流亡到重庆；1944年9月—1946年春节，在重庆远东杂志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1946—1947年末回沈阳继续做地下工作；1947年12月—1948年10月被捕入狱。1948—1983年在沈阳市七中、二十一中、十七中、十中、二十七中担任领导工作。1983年8月离休。

赵家实在伪满洲国哈尔滨第二初中时（1933年）(www.guayunfan.com)加入“东北抗日机构”

1939年春，我考入新京（长春）法政大学法学部。

校长、教授、讲师中只有一名中国内地人，一名中国台湾人，其余全是日本人。讲授课程，有关法律应有尽有，全用日语教学。军事训练课和奴化教育活动加强了。二年级时到安达“勤劳奉仕”十余日，修“战备路”。到南岭天照大神社参拜。傀儡溥仪去日本访问或出巡，全校学生到车站附近马路旁欢送，回来时又夹道欢迎。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

校内的压制与反抗的斗争也是不断发生的。如入学后不久，在一个黑夜里，中、日学生发生了冲突，一名日本学生被中国学生用石子打得头破血流。法大管理学生的头头是一名大佐和两名现役军官，他们表面上对此事一碗水端平，把事态平息下去，却在一个月之后勒令那名中国学生自动退学。

这时，日本加强了对东北资源的掠夺，粮食实行配给制。法大学生同在一个食堂里就餐，日本学生吃大米，中国学生只能吃高粱米。我们目睹日本学生狂妄自得的样子，心里愤愤不平。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同学们焦急、苦闷、盼望、不知所措的思想、心情非常沉重。每个星期六到街里去喝酒，每饮必醉。我本不会喝酒，又没有经济条件，与我同住一室的赵温存是我哈尔滨的小同乡，他家富裕，我们相处又很好，他多次请我吃饭、喝酒。有一次五六个同学开怀畅饮，夜半回来，已经没有回南岭的汽车，我们只好步行回校，走到半路，醉意稍过，坐下休息，一人倡议，大家响应，用石子砸大同大街路旁华丽的街灯，以发泄心中对日伪的仇恨情绪。

后来，一些进步书刊在同学中秘密传阅，都是夜深人静时到教室去读。因为宿舍里日本学生、蒙古族学生与中国学生混合住在一起，不能不提防日本学生的告密。

我们当时对关内复杂、尖锐的政治、军事斗争情况知之甚少。此时国民党派罗大愚和石坚等人到东北来做地下工作。东北进步青年非常单纯，只要是反满抗日的就听就信就跟着走！认为是从祖国大后方派来的人就把他们视为亲人。1941年秋，我经同寝室的同学张文韬介绍，参加了罗大愚领导的国民党地下外围组织“东北抗日机构”，并在长春南关二道街的一个四合院里秘密地进行宣誓。打那以后，我与张文韬接触更多了，除传阅史地书刊外，还读过鲁迅小说、杂文，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张文韬还借给我一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每次从城里回来，都带回一些用美浓纸写的小传单，这些传单都是从重庆电台广播中抄录的消息。按规定，我们每人看完后，要照抄三份，再传给三个人，扩大宣传。这种事只能半夜起来，等教室无人时抄写。我们正是青年多觉，但都能克服困倦，主动抄写，传给别人。法大将毕业报志愿时，“东北抗日机构”的负责人指示我们:尽量设法打入日伪的要害部门，以便开展地下工作。

1941年末，我从法大毕业，回哈尔滨家等待分配工作。张文韬告知我，“东北抗日机构”会派人与我联系。果然不久派来人，是原法大同班同学孟宪周（名字记不准了），他就是入法大初期因中日学生冲突被勒令退学的。他到了我家，又领我到他的工作单位（住独身宿舍）。几天后，他突然来到我家，告知长春发生了大逮捕，各大学很多学生被逮捕。他不让我再到他的单位去，防止发生危险。这就是震惊全东北的“一二·三○”事件。以后我俩再没有见过面。

1942年春，我接到法大的通知:到长春“中央”警察学校学习半年。“中央”警察学校成立的这个班，全是各大学的毕业生，有留日回来的，个别的伪满警官也参加这个班的学习，目标是为日伪培养高级警官。这半年的学习，一半时间是军事训练，培养武士道精神，如学剑道、冷水浴、警察技术等；另一方面主要是学习警察法。半年后，我被分配到伪吉林省警务厅总务科。

我到吉林工作后，就把分散到沈阳的母亲和小妹妹接到吉林。日伪“大逮捕”波及全东北，我与“东北抗日机构”断了关系，当时苦闷极了，报国无门。

寻找抗日救亡路

父亲笃信佛教，他经常向我们灌输许许多多佛教知识和故事。像唐玄奘历尽艰辛去天竺取经的故事，我们这些孩子都能背诵下来，这些也潜移默化地使我们养成了不图安乐、不怕艰险的思想品德。因此，当我泣别白山黑水，一心一意寻找抗日救亡之路的时候，从没考虑过个人的安危，只要能参加抗日，解放人民出水火，打回东北老家来，我什么都可以奉献出去，就是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那么，抗日救亡之路在哪儿？我们同代人中先知先觉者不多，所以只要谁说是抗日的活动，我们就跟谁走。

1941年12月发生“星贞事件”，“东北抗日机构”被破坏。我完全陷于极端苦闷之中。一天，在伪农林厅工作的王权秘密告知我:“祖国西安战干团派人到吉林来招生。”在我抗日无门之际得到这桩喜讯，心神立刻振奋起来，便欣然同意前往。他告诉我怎样设法弄“出国证”，还告诉我过山海关和到北平的联系办法:“第一步在北平北海公园内找五龙亭，从东数第二个亭里是茶馆，坐下喝茶，联系暗号，将带来的伪满杂志放在左前方，在杂志上放个手绢，就会有人来与你打招呼，然后再告诉你第二步走法。”我决定去北平参加抗日，实现我的报国之心。

在我积极准备去北平的时候，恰巧我弟弟家宇从北平来吉林看望母亲。我让他去求吉林站前派出所工作的法大同学给我办个假“出国证”，又求嫂嫂一位在医院当大夫的同学给我开个病假证明。为了让父亲放心，在我去北平之前，先去趟哈尔滨，对父亲实言相告，老人家开明懂理，欣然同意我参加抗日。至于妈妈，虽然哥哥和弟弟都不在身边，但她老人家被不愿当亡国奴、不能当日本走狗的大义所感动，也同意我去北平找哥哥。1943年过完春节，我把母亲和小妹德容送回沈阳新屯老家，便开始了我人生的新的征程。

我告别了母亲和小妹，便到沈阳城南市旅社找个住处。之后又到火车站买完车票回旅社，正巧遇上法大同学李景林（李超，回东北招生的）和李士铎（李励），晚上又碰到计广田同学到此住宿。李超把怎样去战干团的路线准确地告诉了我们。第二天我们分头出发，与李超约定到北平后碰头一块儿走。

在完整的中华国土上，中国的山海关居然成为伪满和汪伪“两国”的交界处，老百姓称之为“鬼门关”。谁想通过，除必须有“出国证”外，火车到山海关车站时，“双方”的军、警、宪和便衣特务如临大敌，反复搜查。发现少许疑点，立即逮捕，便拉下车去。为了避免检查带来麻烦，我坐在10余名日本乘客中间，敌伪检查时，对他们是客客气气，我坐在他们中间也就侥幸地免于检查。敌伪严格规定:“两国”货币不能通用，只限在山海关兑换10元，这就给我去关内带来困难。

从沈阳出发前，我给哥哥家宾发封电报。他当时在北平华北经济综合研究所工作，到北平车站后，我出前门车站，左找右等不见哥哥的踪影。我头一次去北平，分不清东南西北，又不知坐什么车能到他家，只好雇人力车前往。当我们走出西直门时，迎面公共汽车上的家宾哥哥大喊我的名字，听到后我急忙下车，他告诉我:“昨夜去城里，今早回家才看见电报。”于是我们改乘汽车，经过他的单位（原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到红葫芦胡同哥哥家里，嫂嫂景忠热情地接待了我。

去解放区受阻

当哥哥知道我要去西安战干团时，他劝阻我不要去西安，并告诉我说:“蒋介石不抗日，想抗日只有到解放区去。”还答应给我联系去解放区的路线，我们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兄友弟恭，团结友爱，关怀备至。哥哥在我心中的分量，仅次于父母，他的话我怎能不信!?所以我决定留下来等他联系路线去解放区。第二天我找到李超住处，撒谎说:“因哥哥长期不见，想多留我住几天再走。”就这样，我没能同李超等人同往。

但是，哥哥几次到城里联系，都因为日寇对华北解放区进行大扫荡，所有去解放区的路线全被切断。我担心解放区去不成，去西安的路线再变化，被困在北平。哥哥劝我:如走不成就留在北平读书。我想，哥哥一人养四口之家，生活本来就不富裕。我流亡关内，是为了抗日，不想给哥哥增加困难，左思右想还是走吧!于是，哥哥便把他在重庆外交部工作的同学杨军的情况介绍给我，以便我今后和他联系。杨军是哥哥在东京一高和帝国大学的知心同学。哥哥说，如果到大后方有困难可与他联系，他会帮助解决。杨军也曾去哈尔滨到过我家，对我的父母、弟、妹都熟悉，只因我当时在长春读书未见过面。

1943年5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嫂嫂很早起来做饭，饭后我辞别了嫂嫂和两个侄儿。我带的东西并不多，只背一个旅行袋，但哥哥非要到火车站去送行，一是我路不熟；二是当时战乱情况下，兄弟何时能再见?也可能就是生离死别!我们坐通勤车到火车站，哥哥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我们相对无言。火车开后，哥哥久久地立在站台上，依依不舍地望着我离去。

火车南下到新乡车站，我下了车，市内混乱不堪，目不忍睹。战局确实发生了变化，日寇进攻太行山，国民党溃不成军，其中一部分退到黄河南岸，一部分投降日寇，满街都是日军、伪军和国民党投降的士兵。

我临时找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又乘火车到焦作，然后又坐人力车到东王兆村，汪伪军有位何科长与战干团有关系，我见到他之后，他讲李超路过时已介绍过我，便派士兵把我送到西王兆。战干团在该村租用老百姓空着的四合院，当时只我一个人住在那里。两三天后，北平的女学生金素兰和彭敷瑞（石野），东北的王镜波和我的老同学计广田也陆续来到这里。后来北平又来了徐、康两位学生。

五月的河南，天气闷热，卫生条件极差，大家睡在砖地的麦草上，满屋苍蝇、蚊子、跳蚤，白天黑夜都使人无法入睡。老百姓的生活陷于极度困苦之中，没有蔬菜，能吃上馍就算好的了。这时正值日寇封锁黄河渡口，我们又不能渡河，困在这里，焦急心情，一言难尽。由一位当地交通员三天两头到渡口观望，大家只好耐心等待，半月后得知可以渡河的消息，大家特别兴奋。6月6日夜，交通员领我们10余人出发，直奔渡口，次日晨，躲藏在老百姓家里，黑夜又赶路，过公路时等敌伪汽车驶去，我们跑步前进。半夜到敌伪黄河北岸封锁线，又通过伪军一个碉堡，再行20余里沙滩，终于在6月8日拂晓到了渡口。南望对岸，一水之隔，就是渴望多年的祖国。但我们需等下午3时左右，河南才有船来接，在此我们要等10多个小时。

北平来的徐、康两位同路人，自愿留在渡口看管大家行装。其余人隐蔽在一里外的小树丛中休息。9时敌机从西向东沿黄河飞过，我们都隐藏起来。约10时许，敌人两辆汽车开往渡口，炮轰河南阵地。我们隐蔽在树丛中的10余人，越过几条浅流，急向黄河对岸奔去，防止被捕，求得保护。这时河南军队不明我们的意图，子弹射来，左右横飞。一颗机枪子弹从计广田的右肘划过，险些丧命。大家卧倒沙滩，骄阳似火，沙滩如炉，我们用手挖沙，筑起小堤保护头部，又用挖出的湿沙埋在身上，以降体温。下午4时许，交通员招呼我们回去。得知敌人已经撤走，渡口行装全被抢劫一空，两位看管人也被逮走。

夕阳西下，满天星斗，黄河咆哮，倍添人愁。我们望眼欲穿地等待南岸的船只已无希望，大家坐在渡口，议论去留。有人主张回北平，女同学哭泣无主意，东北来的小伙子已无后路，坚决主张不过黄河不甘心。交通员提议不能在此久留，怕敌伪便衣特务再来。我们同意交通员的意见，返回伪军碉堡，夜深沉沉，伸手不见五指，返回途中惊动蝗虫不时成群地从我们身边飞过，增加了恐怖的气氛。我们这些人几天劳累过度，无精打采。交通员看我们疲惫不堪的样子，只好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坐下后，人们都立即进入梦乡。也不知睡了多久，交通员小声唤醒前边人，再一个推一个地推醒后边人继续前进。计广田在最后边，我推起他后没有留意他又坐下睡着了。走不久听见后边有喊声，交通员警惕地急让大家坐下。迎上前去，才知道是计广田坐下后又睡着了，他醒来时人都不见了，他便顺着路追赶上来。我只好搀扶着他随着大家赶路，我有生第一次体验到边走边睡的滋味。不知走了多久，到伪军炮楼，我们确实变成了“穷光蛋”，一无所有，青天当被，大地为床，露宿在炮楼外边的避风处。

次日，晨光下看见敌人沿黄河北岸一条封锁线，每隔二三里路便有一个碉堡，日寇和伪军穿插驻守。日寇碉堡悬挂的膏药旗，都能清楚望见。有条深壕贯穿东西，封锁车辆和行人。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前后出发，远离封锁线，再沿黄河奔赴渡口。等到下午3时许，南岸真的来了一只木船，停在黄河深水处。除我们以外，隐蔽各处的渡河的人都聚集渡口。从渡口到木船尚有一里多路，船上的船夫和负责人下船接客，还关切地告诉大家:“在接近木船处的沙滩需要小跑，不能停留。”同行者有对老夫妇，老太婆是小脚，走到软沙滩处，一只脚陷进去，老汉去拉，也随之陷入，乘船的一位彪形大汉急忙上前一个快步把二人拽了上来，扶到船上。如再晚两三分钟，两位老夫妻就要没入沙滩中丧命了。

上岸后是河南偃师，我们只身前来，用不着国民党军队检查和勒索，但一个士兵见我戴的眼镜，虽然我再三解释:“这是近视镜!”他也不放过，“年轻轻的戴这个干什么?给予没收。”这是1943年6月9日，为记忆方便，以后我把“三、六、九”作为我流亡关内记忆最准确的日子。

我们这些人从偃师沿陇海路西行，只有少许吃饭钱，而且只能步行。途中我们所见所闻，令人惊疑，目不忍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吃观音土充饥，老百姓的艰苦生活不堪想象。到洛阳后，我们住在战干团招生办事处，战干团提供食宿。我们到了名城古都洛阳，到处是一片荒凉，由于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全身泥土，洗衣、睡觉成为第一需要，也无暇无心游览古今闻名的白马寺和关帝庙。三四天后，我们乘火车闯潼关，当时铁路是沿黄河修建的，潼关风陵渡是南北两岸最窄处。敌人见火车通过立即炮轰，南岸当时沿铁路高筑墙，夜间行火车，通过此地时不许鸣笛，车内不许有亮，司机有一套行、停、疾驰、缓行的经验，防止敌人炮火击中。

入西安战干团

1943年6月15日闯潼关，16日到达西安，车站虽小但古色古香，马路两旁正值芙蓉树花开枝头，随着微风徐徐摆动。这大概是祖国欢迎我们这些流浪儿投奔她的怀抱吧!

到战干团后，我被编入学员八期三队。战干团的生活异常艰苦，按士兵待遇，每顿四两馍，缺少蔬菜，10余丈深提上来的井水，全是黄泥汤，饮水非常困难。我们穿的衣服夏天是深黄色的土布军装，冬天是灰色棉裤，只有半截有棉花，睡在铺麦草的砖地上，训练强度大，又是青壮年时期，四两馍不足半饱。有钱的同学星期日可以外出改善生活，我和计广田身无分文，连给我哥哥的同学杨军寄信的邮票钱也没有。这时新京法政大学同学张兴武来西安，邀我和计广田离开战干团，他带点有限的钱和衣物，但无法维持三个人的生活，更谈不上远走的路费。他不忍离开背井离乡友谊深重的我们，便留下与我们共甘苦。张兴武带点有限的钱物，可供我们星期日出去每人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在那战乱的年代，能够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就是最大的享受了，偶尔能够买张羊肉馅饼，我们也只好分成三份共享。

9月，我突然发高烧，兴武和广田急忙背我到战干团医院。经诊断是重伤寒，必须住院。所谓战干团医院，据说是从唐朝开始屡建屡废的一座大庙，我们住的病房是无窗无门的大佛殿。寒风穿堂而过，不时地有雨淋到我的头上。我吃的是三餐稀粥，几包药面。大殿后边，有战干团少年队的患者，他们都是战时各地流亡的孤儿，平时营养不良，骨瘦如柴，患了伤寒病后，毫无抵抗能力。每天都有几个病亡的，医院又不及时运出，堆放在大殿的后门，我从病床上一眼就可望到，最多一次小尸体有20余具，横竖摆成一堆。流亡惨状，目不忍睹。可悲!可叹!

我们同学之间感情深厚，他们对我关怀备至。在我患病期间，每个星期日同学们都来看我，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气。有一次他们给我买了二斤烤地瓜，这在当时来说是最珍贵的礼物。他们走后，我饥饿难忍，一口气把这二斤地瓜全吃光了。后来他们来看我时，都庆幸我没吃穿肠胃，因为伤寒病最怕多食。月余出院后我还不能上课，便暂住在留战干团工作的法政大学下期同学刘元牧的单身宿舍，又苦熬一个多月，才算痊愈。

战干团的政治迫害也很厉害。在院内有“内禁闭”，在大雁塔与小雁塔之间的空地上筑有与世隔绝的“外禁闭”，还有终南山山洞的“死牢”。战干团艰苦、乏味、苦闷、窒息的学习生活，再加上毕业后就失业的前景，使很多人失望、徘徊，但又无路可走。战干团没有团歌而是唱黄埔军校校歌。由于对战干团的不满，大家便把歌词改为:“稀里糊涂（有的队改为吊儿郎当），马马虎虎，这是要命的黄埔，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足……妈呀!我要回家。”对歌词的窜改反映出多数学生的思想状况。

按规定，凡是战干团毕业的学员和学生都被吸收集体参加国民党、三青团。1944年4月中旬八期三队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根本无望，自己找工作又无门路，加上分文无有，寸步难行。越无所事事，心情越苦闷。这时豫西战争爆发，日寇大举进攻洛阳，企图打通平汉线。山雨欲来风满楼，西安的官僚、富贾或逃重庆，或逃兰州。军民百姓人心惶惶，更增添我们这些流亡人的“愁上愁”。

兴武、广田和我是难兄难弟，寸步不离，相依为命。一天晚饭后在伙房聊天，李苏生突然跑来告知我们:“现在河南战场吃紧，我们队要组织敢死队，开赴前线。你们报名不?”我们三人一跃而起，宁愿马革裹尸，也不愿苟且偷安，直奔教室报名参加敢死队。教室内全体学员到齐，在几支蜡烛的微光下，正开展一场激烈的大辩论。一派主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回到祖国，目的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死沙场在所不惜。另一派主张:国家人民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培养出的大学生，是国家的财富，轻易牺牲得不偿失。经过反复辩论，前者获胜，全体报名参加敢死队。最后，“指导员”宣布:这是一次“忠诚测验会”，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6月初，战干团奉命组织战地服务团，在校学员和学生队中的男生全部参加，学员八期三队虽然已经毕业，但未分配出去，男生也参加。火车徐徐向东开出，女生前来送行，是悲壮？是惜别？谁也说不清楚。当火车开出后，我队有三位女同学彭敷瑞、杜蕴韬和胡雁，从躲藏的厕所里出来与我们同行，这三位女生因到前线不便，被留在战干团总部。我们在河南阌乡县（旧县名，现属河南灵宝市）下车，步行到一座山坡，见一具士兵尸体被弃于路旁已腐烂，无人过问，令人心寒。

到阌乡镇后，我们分住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晚饭后，陈振海队长把我们二十几名学员找去，决定抽到临时组成的“战地督察队”，任务是在审讯日本战俘时当翻译，其中多数是东北青年。“战地督察队”队长在打谷场等我们。当我们到了打谷场，督察队队长自我介绍名叫汪水刚，他说你们的任务是:审讯日俘时当翻译；协助督察队抓日寇谍报人员；调解军民纠纷。我们到河南前线后听说:汤恩伯军队驻守河南，无恶不作，民谣:“任让敌人烧杀，不让汤恩伯军队驻扎。”汤恩伯的残暴不次于日寇的铁蹄蹂躏。豫西山里，群众自发组织起来，遇着国民党反动军队就缴枪，驱逐。

“战地督察队”队部设在阌乡县小学校里，派有三个分队长和一连军队，第二天我们分成三个小组随他们分驻虢略镇和杨家湾。我和兴武、广田被分配在阌乡。各地军队送来几名日寇谍报人员、汉奸，有一名是吸大烟的老头，会算卦；有一名是乞丐，自己承认被敌人欺骗吃黑药丸来的，三五天不回去就会被毒死，回去后，吃红药就得救；还有一人是贩卖布匹的小商贩，把布匹送给排长也就取保释放了。

军队与警察之间的矛盾，军队与“战地督察队”的矛盾，军队拉夫、抢马、抢物与老百姓的矛盾，层出不穷，混乱一团。老百姓陷于民不聊生的处境，当时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我们调“战地督察队”协助工作，每天少许的伙食费仍由战干团发给，我们在饭店买馍吃时，发现何止“后方紧吃”，屋里坐的小吏也在大吃大喝!

汪伪政权下的汉奸刊物《文友》“大东亚战争”二周年特集（1943年12月31日）

日本赴中国东北青少年开拓团出发前举行阅兵式（局部）

一天下午无事，兴武、广田和我到镇外小河去洗澡，陈曦慌慌张张跑来，告诉我们:“‘战地督察队’已撤走，我到处找你们，赶快回去!”我们跑步回到小学校内，院内已经空空荡荡。我们连忙打好背包往火车站跑，只见公路上尘土飞扬，长长的国民党队伍从前线撤下来，车站人山人海，军民不分，争抢上车。还没开车，一声巨响，后边铁路桥梁被炸毁。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八期三队驻阌乡的队伍，被拉上车，到潼关，我们驻下。但“战地督察队”到何处，谁也不知道，汪永刚早已跑回西安，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只好又回到八期三队。

战争失败的消息纷纷传来，潼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天热，大家都睡在马路旁，严重的恐怖心理影响着广大群众。“闹营”“炸营”时有发生，一天半夜，突然鬼哭狼嚎，一片喊叫声:“狼来了!把小孩叼走了！”谁也不知真情，第二天有经验的人说:“这是炸营。”

我们在潼关住了两三周，日寇也停止进攻了，战干团奉命返回原地，火车没有了，我们只好步行回到阌乡。“战地督察队”再不管我们这批人了，战干团又不下令把我们收回　去，我们这些人成了“三不管”了。

6月末，我请假回西安战干团，看望前来的弟弟赵勃。他们从北平来西安正遇战争，经过月余，绕道南阳到战干团来找我。他不想留在战干团，要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去读书。我是走过来的，对战干团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所以非常同意弟弟的意见，赵勃劝我也去四川。我与兴武、广田研究，前线无事可做同意和弟弟同往，第二天我们三人不辞而别，经过李苏生处，他也同意同行。回西安后，通过在西安东北青年救济处工作的徐国光同学的帮助，开封介绍信，并得到救济一部分路费，从此离开了战干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