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埋下反满抗日的情绪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心中埋下反满抗日的情绪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心中埋下反满抗日的情绪

李文泉

李文泉，男，汉族，1921年7月5日出生，山东省平度市人。1926年迁居吉林市。1933—1935年在吉林市毓文中学读初中；1936—1938年在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读高中；1938—1941 年12月就读于伪满法政大学法律系；1942年在伪满大同学院受训；1943年在齐齐哈尔法院任书记官；1944年流亡北平；1949年6月从北京华北大学二部结业；1949年6月—1986年6月在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国家民政部工作。

我1921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市。过去的年代非常穷苦，山东年年旱涝，老百姓非常痛苦，我的父亲是闯关东到东北去的。在我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就因为家庭环境不好，闯关东去了。我父亲闯关东后先是在大连码头做工，以后辗转到沈阳、哈尔滨、长春、吉林。到吉林的时候，他闯关东已经有5年了。因为父亲有5年没有回山东老家了，我母亲就带着我到东北去找他。当时先去了大连，因为山东人在大连、沈阳、长春都有许多同乡，所以沿途就一路打听我父亲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到长春时，听到有老乡说他在吉林，我母亲就又带着我找到吉林，终于在那里找见了我父亲，以后我们一家就在吉林落户了。我记得那大概是1926年的事情。

父亲起初是做苦工和当小贩，我们找到吉林的时候他是以打鱼为生。那时候的松花江水还很大，不像现在，江水都没那么大了。(www.guayunfan.com)我父亲辛辛苦苦地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逐渐地家里也有了一点积蓄，父亲就培养我上学。当时有许多同乡劝我父亲，让孩子学做买卖吧！但是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坚决不让我学做买卖，他不想让我走经商这条路。他希望我上学读书，改换门庭，于是我就上学了。

我在吉林市上小学的时候还是中华民国，日本鬼子还没有完全占领东北。当时我还参加了童子军，每天上学的时候升中华民国国旗，唱国歌。除了要升国旗唱国歌还教三民主义呢。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就被日本侵占了。当时日本侵入东北以后，家家户户都非常地恐惧啊！我当时是个小童子军，童子军还有军服呢！我那时想办法把军服都藏起来或者埋在土里头，我生怕因此会被日本人抓走，那个时候都恐惧到那种地步。

我上初中是在吉林毓文中学，这是一所私立的学校，当时也算是很有名的学校。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也是毓文中学出身的。那个时候吉林毓文中学的校长叫李光汉，李光汉和当时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关系很不错，因为李光汉也是南开大学出身，他们之间有过这样的约定，那就是毓文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如果要入南开大学就可以不用考试。

我在毓文中学亲身经历了最残酷最令我伤痛的两件事。

1935年，我最敬爱的校长李光汉先生和我父亲都相继被日本人拘捕。李光汉先生是一位教学有方，曾经培养出很多人才的教育家。在酷刑之下，李光汉先生活生生地被日本人折磨死了。我父亲也为了掩护一个年轻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救助他返回基地，因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我父亲受尽了折磨，不过他坚强不屈，他秉着山东人的一股坚强劲儿，始终没有屈服于日本人。虽然最后我父亲被释放了，我的家里也因此而倾家荡产。当时亲戚朋友费了很多财力，想方设法才把我父亲救出来。我的亲友托到日本宪兵队一个姓王的翻译官，通过他才将父亲解救出来。

我父亲原本自己做些小生意，发展得不错，逐渐有了一些积蓄。当时他在吉林开了一家“德田鱼店”，“德田鱼店”在吉林市的名气还是挺响亮的。我父亲在“德田鱼店”也结交了一些善良的日本朋友，当我父亲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时，这些日本朋友也费尽心机，一起想办法来搭救我父亲。其中有一个日本人叫铃村朝清，他就曾经非常卖力地来搭救过我父亲。当时正赶上我放暑假，我父亲已经被宪兵队逮捕了，暑假我回家时铃村朝清先生正在我家里，他不让我进家门，他让我赶快回学校，因为他怕父亲的事情会影响我的心情，不利于我学习。铃村朝清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日本人。我听了他的劝告就回学校去了。以后，他要我安心学习，让我别担心家里的事。

我从毓文中学毕业后，就上了吉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日本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必须进行他们计划的奴化教育。在进行奴化教育时，首先他得要中国人学会说日语，就像日本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统治辽东半岛，辽东半岛这一带都得学日语，家家户户都得学。台湾也是，日本在台湾的奴化教育更是厉害，得从小学就开始学日语，日本老师从小学就开始教日语了。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派来一个日本老师教日语。那会儿的教科书都是从日本来的，内容比日本当地的小学课本稍微深一点比中学的课本又浅一点，当时因为日本想贯彻奴化教育，奴化的开始就得让学生学习日语，逐渐地从浅到深，掌握日语的口语。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14年，东北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日本的殖民统治是非常残酷的，现在的年轻人都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何以见得日本的统治非常残酷呢？举个例子说吧，当时日本为了防止苏联入侵东北，在国境修筑很坚固的地堡，那些修地堡的工人都是被日本人强制拉去的劳工，等地堡修好了以后，日本人又不让工人们出来，竟然把这些工人都给杀害了。世上就有这么残酷的事情！日本统治的14年，搜刮中国的物资那可是不计其数啊！煤炭、木材和有色金属等等。粮食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东北可是一个大粮仓，但是绝大部分粮食都被日本搜刮尽了。日本在东北统治的时期，家家户户都不能吃大米都得吃粗粮，吃大米要让他们看见，给你定个“经济犯”，就得去蹲监狱了。日本人就是这么残酷！所以这14年东北人民遭受的苦难可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的。可以想见日本对中国的残酷，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民，这谈起来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仇啊！是国恨家仇啊！

我是1938年考上伪满洲国的法政大学的。法政大学不但有中国的学生，还有从日本招收的日本学生。日本东京也有个法政大学，伪满洲国的法政大学和它是一样的，教学的科目一样，教材也一样。当时从校长到司机，甚至烧锅炉的工人都是日本人。我们完全是用日语教课，我们写笔记写论文都是用日文。除了那些法律课程以外，还有经济课。

当时，一方面我们的心里都有着反满抗日的情结，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学习知识。当时我们的求知欲非常强，可是国恨家仇也不能忘啊！对日本的侵略也是非常痛恨，却无能为力，只能是努力学习等待将来吧！世界的法律有几个学系，像欧美学系、日耳曼学系，日本法律就是属于日耳曼学系的。在那个年代，也只能是努力学习，以便将来好报效国家，当然反满抗日的情绪始终存在自己的心里。当时大学里头，有学生自发的反满抗日地下组织，那个时候有一些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来指导我们。在那个年代，我们一方面努力学习，另一方面和这些同学共同想办法，或者是广泛地宣传，中国同学都有这种情绪，自发地参加这个小组。我们同学经常针对日本同学发泄我们的仇恨和不满情绪。当然我们这些同学思想不是那么健康的，其实日本同学也并不全是坏的，他们也是为了求学。当时的军国主义对他们也是迫害，他们也是不得已的。但是我们对外发泄不了就对日本同学发泄了，有几次甚至把日本同学打伤了呢。当然学校的日本老师也管我们，不过日本老师们也理解当时同学们的心情，有时候就不了了之了。学校也不可能把学生都抓起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批评批评、教训教训就算了。

当时大学学制只有三年。这是因为日伪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想尽快培养出奴化的人才，所以就尽量地缩短学习的年限，让你赶快学成好为它的统治服务。所以没有一年预科，像过去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前得读一年预科，减少了一年变成了三年制的大学了。除了年制的缩短以外，在科目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教材和四年制的教材一样。所以学习很紧张，学校也督促学生必须完成学习计划，不完成就毕不了业。

法政大学开设的科目有民法、刑事诉讼法、刑法、经济、哲学。再就是根据同学的意见，可以自选德国法律或是英国法律。这些科目都非常紧，一次课程都是两小时，所有课程每天上一次课，民法两小时，刑法两小时，诉讼法也是，都是两小时，每天上午、下午都排得很紧。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学生可以自己选课，不去听也没关系，那个时候是强制的上课点名，缺席都不行，缺席得有理由，得写假条，学校批准了才行，学校不批准你到时候不上课，老师就会严厉地批评你。此外还有军训，军训实在太厉害了。从刚入学到毕业一直都有军训。日本的军训非常严格，就拿冬天的情况来说，冬天跑步，跑完以后先是用凉水洗脚，以后就洗冷水浴，都是强制地洗冷水浴。每天都是如此，而且每天都得坚持。那个时候的军训可是比什么都厉害，不过同学们也都坚持下来了。我们心里想着，这一方面是锻炼，另一方面对日本有仇恨，所以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即使再艰苦也默默忍受，不忍受也不行，当时简直就像是在受刑一样。另外，每天学监还要站在操场上督促学生们跑步，做操。教官就是体育教员，安排学生们每天要做什么操，最后练习日本的剑道。虽然很辛苦，不过我们的同学也都坚持下来了，基本上没有坚持不下来的。有一些受不了的，同学们之间也会互相鼓励。除此之外每天还得讲军国主义的道理，讲如何效忠于日本天皇，千方百计地进行奴化教育那一套。我们对他们灌输的这些东西都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主要是求学，心中也埋下了反满抗日的情绪。我的同学们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