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关内之前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流亡关内之前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流亡关内之前

许承构

许承构，男，汉族，1920年4月5日出生。辽宁省辽阳县人。1932—1939年在辽阳县城读高小到高中毕业；1939年12月—1940年3月在伪满洲国民生部教育司任委任官试补；1940 年3月考取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在国民党地下组织领导下，组织“读书会”，加入“东北抗日机构”，1942年11月畜产兽医科毕业；1943年从东北流亡到大后方，1943年9月—1944年4月任第八战区岍山军垦区管理处垦殖科上尉科员；1944年9月—1946年2月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渔牧司技佐，农业推广委员会督导员；“八一五”光复后，任救济总署东北分署技士，东北军事试验场技正；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畜产处技佐，农安县畜产局副局长，国营农安种马场副场长；1967—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1971—1976年任农安种马场畜牧技师生产组副组长；1977—1982年任长春市农安种畜场副场长、场长；1983—1986年任长春市农安畜场总畜牧师。1987年离休。

帮妈妈养蚕

我的老家在辽阳城西腰老窝村。这个村居住着七十几户人家，除了很少几户外姓人，其余都是许氏家族。父亲在县城工作，一年到头除年节外很少回家。在我出生那年，父亲曾去江南考察蚕桑，回来不久便在辽阳县城创办起蚕桑试验所和蚕桑学校，想把江南养蚕业拿到辽阳来推广。(www.guayunfan.com)我7岁的那年，父亲把栽桑养蚕的技术传授给母亲。我家划出一亩地栽植了桑树，三间房子拿出一间来养蚕，春秋两季各一期。实行的是科学养蚕，蚕种以至养蚕工具多是从日本进口的。养蚕室保持得非常清洁，要求有一定的温湿度，不准有其他气味。全家人在养蚕季节都不吃葱蒜，不用香皂，一进养蚕室就感到特别清新、肃静，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在我幼小心灵上感到一种实业生涯的美妙。父亲实业救国的思想深深感染着我幼小的心灵。

当时我家七口人，有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弟弟。我9岁那年春天到距我家二里地的洪老窝屯乌龙台小学上学。当时父亲在辽阳县蚕桑试验所任所长兼蚕桑学校校长，哥哥承模16岁在县城念初中，姐姐大我两岁，因农村小学不收女生，在家帮助妈妈养蚕。养蚕一期虽然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但家蚕到16日龄以后食量大增。我家养的6万条家蚕，只靠妈妈和姐姐二人采摘桑叶是供不上蚕儿吃的，还需临时雇用几位女工采集桑叶。这时我家便热闹起来了，年轻女工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十分有趣。我放学回家和假日在家也常帮助妈妈养蚕。

“南北和”

1928年初夏，堡子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老年人交头接耳议论大帅（张作霖）从北京坐火车回来，经过奉天皇姑屯时被日本人下炸弹给炸死了，同车被炸死的还有吴大舌头（吴俊生）。开始有的说大帅被炸伤没死，吴大舌头死了，时隔不久又听说都被炸死了。在学校里老师不敢当学生面讲这件事，只有回家后听邻居的伯伯叔叔暗地里讲这件事。堡子里的人担心东北没有大帅会天下大乱。

不久父亲从城里回来，证实大帅确实被日本人给炸死了。日本人密谋炸死张作霖后东北将发生动乱，借机出兵占领东北，由于张学良部署得当，日本人的阴谋没有得逞。父亲说，东北有少帅就不要紧，让堡子里的人不要心慌。堡子里的人把父亲奉为贤明，他说什么大家都相信。

1928年张学良给蒋介石打电报，提出东北与关内统一的主张，并挂起青天白日旗。少帅这一举措大得民心，堡子里的人把这一举措叫做“南北和”。当时在农村，妇女做一种叫“南北和”的鞋，鞋的前半截为蓝色，后半截为黄色。那个时候年轻妇女多时兴穿那样的布鞋。

在国旗下打洋鼓

我上学的乌龙台小学是我的父辈创办的。学校有五间草房，四个班级，两位老师，一位是以教国文为主的许谆古老师，另一位是教算术、图画、音乐、体育的王老师。许老师是我的家族大伯，年龄比我父亲大十多岁，须发皆白，在乡里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两位老师对我都很关照。教科书都是白话文。但我由于贪玩，把注意力多放在蚕儿上，第一年上学期考试排榜倒数第三名。倒数第三轰动了全家。因为有哥哥排榜第一名比着，我确实感到抬不起头来。下学期我开始注意学习，年终考试竟是前数第三名。我至今仍认为那是老师对我的特殊关照。

我进入小学二年级时，学校购置了一套崭新的洋鼓铜号，还新置两面鲜红的国旗（青天白日旗）。洋鼓铜号吸引着我，我常常羡慕地站在旁边观看，久久不愿离去。意外的是王老师把我吸收进鼓号队。他把小鼓背在我的身上，小鼓撑卡在我的大腿上，我一点都不感觉吃力。王老师看我年龄太小，问我能受得住吗，我急忙点头表示能行。从此我便开始打起小鼓，一直打了8年，打到初中毕业。

小学校教室里挂了很多幅彩色的爱国主义挂图，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张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们鼓乐队的大鼓上面画着一颗鲜艳的红心，红心上写着的“国耻”二字非常醒目。每次走出校园出外远足的路上，鲜红的国旗就在我眼前飘舞，国旗不时地飘拂在我的面额上，令我神往，给我的心田里播种下爱祖国的种子。

九一八的灾难

1931年，难忘的九一八灾难降临在东北大地，哀愁笼罩着东北的各个角落，小小的腰老窝村在平静中也招来了骚乱。土匪打着“救国军”“义勇军”的旗号，不去打日本，却在祸害平民百姓，不但抢财主，穷苦人家也遭抢夺。我家既非富户，也非穷苦人家，只是靠父亲在外边干事所得的薪金来维持农村条件下的小康生活。

当时父亲在河北省滦河河务局任秘书科科长。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把父亲隔在关内，家庭生活断绝了经济来源，祖母、母亲带我们兄妹四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农村待不下去了，母亲领我们四个孩子逃亡到县城，农村只留奶奶一人看家。

第二年春天，父亲从关内回来后家中有了主事人，生活得到暂时的缓和。父亲回家后天天看报纸，让我天天从蚕桑试验所取回《盛京时报》。父亲决心不给伪满政府干事，他盼望张学良能打回东北，盼望“国联”加以干预迫使日本撤离东北……

但是，这一切都成了泡影。父亲为了七口之家的吃饭问题，不得不离家出外谋职，经友人介绍去沈阳辽海书社从事校对工作。以后又与金毓黻（原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合编《辽海志》。为时不久（1936年），金毓黻不告而别地秘密携家小逃亡关内，父亲再次回家赋闲。因父亲与金毓黻共过事，害怕日本军通缉金毓黻而受连累，全家人整天担惊受怕。

伪满国民优级学校《满语》教科书中的《回銮训民诏书》

搬到城市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我家从农村搬到城市生活。辽阳是辽南知名的文化城，学校多，读书的多，1932—1936年我进入城里的辽阳县第七两级小学高小读书，高小毕业后又考入马神庙初级中学读书。五年中我初尝亡国奴的滋味。教室里孙中山肖像换成了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先师孟子的画像；卧薪尝胆、雪国耻等彩画和条幅不见了，换之以“日满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圈”；青天白日旗不见了，换上了五色的伪满洲国旗；增加了日语课，而且课节很多；中国的字样不见了，只准提“满洲国”；在大庭广众之前说一声“我是中国人”即有杀头之罪；天天唱“天地内有了新满洲……”；学校增加了日本教师和副校长，中国校长变成了傀儡；中国史换成“满洲国史”；天天背诵《回銮训民诏书》，参拜日本神社，每路过神社门前即需行鞠躬礼……

那时，东北民间流行一句话“日本话不用学，再等三年用不着”。我由于抵制学日语和说日本话，我的日语考试成绩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最差的。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日本人曾召集全县城中学生作了一次西安事变的报告，大肆攻击所谓“蒋介石容共”。随后又举行了一次中学生作文会考，作文题目是“对西安事变的感想”。我作为一个初中学生，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搞兵谏，蒋介石接受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抗日纲领全然不知，回家问父亲，父亲也讲不清。为了应付日本人，只好在文章中骂了一通蒋介石算了事。

辽阳两级中学高中

1936年末我从初中毕业时父亲仍在家赋闲，家中生活十分困难，我听说海城师范学校念书都是公费，当年冬即去海城应试，同时辽阳高中也在招生，我也应考。两个学校都录取了，经与父亲研究最后决定上辽阳高中就读。

1937年春我进入辽阳两级中学高中上学。我们高十九班是高中最后一期，以后就改成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了，不再分初中高中。过去高中分文、理科，我们高十九班文不文理不理是个杂货凑班。全班七十多名学生，文理科都学，还学商业。有些富家子弟不好好念书只图混资格，班风也不好。我的同桌李保中便是个富家子弟，连小学算术都不会，但是此人老实厚道，我俩很合得来。

日本对这所学校加强了统治，1937年派来一个叫富满五二的日本人当副校长，中国校长是个牌位，一切都由日本副校长说了算。每天都有“升旗”仪式，由日本副校长训话，说的都是“日满亲善”那一套话。伪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回来颁发的《回銮训民诏书》，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会背诵，并在学校大门里设一间供奉《回銮训民诏书》室，学生走到这里都要行深鞠躬礼。一次我上学进校门没给诏书室行礼，被富满五二看见了，打我一个耳光，还罚站10分钟。

日寇侵占中国国土日日扩大，祖国国土沦陷，人民受摧残，全国人民为之悲痛，而日本侵略者却经常组织学生“庆祝胜利”，提灯游行，喊“胜利万岁”等口号。每到此时，我都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

哥哥向我传播爱国思想

我的爱国思想意识是哥哥传播给我的。

哥哥承模读书成绩一直保持特优，1935年夏在北京报考大学，连中三元——北大、清华、交大，最后他选去唐山交通大学就读。1937年夏他回家度暑假，不久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唐山沦陷，交大迁校，承模准备进关寻找母校继续就读。由于祖母和父母的阻拦，不让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纷飞中求学，承模一时拿不定主意，留在家中。这时他与父亲的一位老朋友的女儿结婚，他有了妻室后更难以脱身，他终日盼望抗战胜利得以复学，他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他的妻弟孙学忠从日本留学回来带回一些进步书籍借给他阅读，还介绍罗大愚等几位留学生给他，他们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以后经人介绍承模到沈阳维城中学教书，罗大愚亦在沈阳工作。听说1939年罗大愚去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蒋介石派他回东北主持东北国民党工作。后来承模成为罗大愚的助手。

承模曾灌输给我国家民族思想，常给我讲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帝国主义欺侮的近代史。这一时期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巴金的《新生》《灭亡》，承模成为我民族思想的第一位启蒙者。

在伪满洲国教育司上班

1939年我高中毕业，与族兄同班同学许承欣报考了小学教员和委任官试补，还报考了日本留学生、工业大学，最后还有新京畜产兽医大学。我俩在就业的两个考试中都被录取了。可是工大和日本留学生都名落孙山。畜产兽医大学（以下简称“畜大”）是新成立的，招生晚发榜也晚，我俩对能否被畜大录取还没有把握，暂时便决定去当委任官试补。没想到1939年12月初我俩又同被分配到伪民生部教育司上班，承欣分配在普通教育科，我被分配在高等教育科。高等教育科全科不到十个人，科长吕俊福是日本留学生，还有个日本事务官×××。班上人人都说日本话，我初来乍到还分不清哪个是日本人，哪个是中国人。与我坐对面桌的是亚洲800米冠军于希渭，他每天早晨跑步到“中央放送局”（广播电台）呼口令，做完广播体操后再跑回民生部上班。在官员中论官级数我小，我是未入流的委任官试补；论年龄也数我小，刚20岁。不过在我之下不属于官员的还有位雇员（女打字员）和一位庸员。我的日本话不好，不能同班上的人随便用日语交流，只有日本事务官不在屋的时候，中国官员才敢小声交谈几句中国话。更使我烦恼的是把我安排坐在一张放有电话机的办公桌旁，电话中说的也都是日本话，既听不懂又说不好，真是又着急又上火，这种环境我实在受不了。令我欣喜的是从档案中看见我报考畜产兽医大学的考分，在300多名考生中我的总考分排在前10名，认为我录取畜大没问题，不需多久我便会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1940年2月中旬回辽阳家，父母为我完婚，我只请10天假，完婚后即返回民生部上班。我一回到高等教育科就有一位同事偷着告诉我:“老许，不好了！大学招考铨衡委员会开会，你的日语考不到30分落榜了。”我听到后如晴天霹雳大失所望地哀叹起来。这位同事接着又说:“你先不要急，现在还来得及，因为‘政府公报’尚未发表，吕科长是你的辽阳老乡，你找他说说，一定能录取你。”我只有硬着头皮去见吕科长，没费啥口舌吕科长就答应录取我了，不过他警告我说:“你的日语水平太差了，进入大学读书讲课都用日语，不通日语是不行的。”我表示我还年轻，今后一定学好日语。

许承构从伪满洲国新京畜产兽医大学毕业前（1942年）

考入新京畜产兽医大学

伪满洲国新京畜产兽医大学第一期毕业生与教师合影（1942年11月）

1940年3月，我离开伪民生部高等教育科，承欣也考到了畜产兽医大学同我一起入学就读。当时畜大还没有固定校舍，宿舍临时安置在长春火车站前福顺栈的后楼，教室借用法政大学的一栋房子。我们第一期学生分三个组（班），第一组为日本学生（日系）30人；第二、三组为中国学生（“满系”），我与承欣都被分配在第二组，全组25人；第三组30人。教师基本上都是日本人，还有两个日本教官。以后来了三名中国人助教。畜大学长（校长）新美倌太是中将军衔、农学博士，据称在日本国兽医军种中兽医中将是最高军衔。教务科长桥爪敬三郎教授，学生科长樱井信雄教授，他们都是初来中国，具有学者风度，对政治思想比较冷漠。我初来畜大读书在精神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压抑感。

伪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培养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为开发伪满洲国畜牧生产服务。毕业时除发给毕业证书外，还发给兽医师证书。这两个证书都存在我本人的人事历史档案中。

开设的课程有:应用化学、畜产学总论、畜产学各论、家畜解剖学、发生学、家畜遗传学、家畜生理学、家畜病理学、家畜药理学、家畜内科学、家畜外科学、家畜传染病学、家畜繁殖学、家畜寄生虫学、装蹄学。所用教材均为日本国畜产兽医专科学校及农业大学畜产兽医科教科书。

翻译《论持久战》

入学不久的一天，孙学忠来宿舍找我。他拿给我一本日本《改造》杂志，其中载有一篇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系日文，他让我将这篇文章从日文译成中文，我向他表明，我的日文水平很低，怎么能翻译这么高的政治文章？我说:“大哥，你留学日本，你的日文水平比我高得多，还是你自己动手翻译为好。”他说:“我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你初入学课程不多能够抽出时间，而且通过翻译可以提高自己的日文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我实在推辞不掉，只有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孙学忠193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40年任新京（长春）工业大学助教，当时他住在长春裕昌源制粉厂经理孙省吾家。孙省吾，辽阳人，是地方知名士绅和资本家。孙学忠想对他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便急于将《论持久战》翻译成中文给他阅读。

我只能在自习和自由活动时间搞翻译，并须秘密进行，避免别人看见。由于我日文水平低，只能借助词典，受政治思想水平所限，则难以将巨著的真正内容充分表达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用半个月的课余时间，总算把译文初稿交给了孙学忠，孙学忠看过后还比较满意。通过翻译毛泽东《论持久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有所提高。《论持久战》中有力地批判了“速战论”和“亡国论”，翻译《论持久战》更坚定了我抗战必胜的信念。

新京畜牧兽医大学

1940年秋，畜大在宽城子找到一所大跨度、高举架、延伸长的铁瓦盖的老房子作为临时校舍，日本人称作“假校舍”。据说这栋老房子是20世纪初的白俄兵营，日俄战争俄军败走后，东北军又占据做兵营。九一八事变，当日拂晓日本军突然袭击，军营中的东北军在睡梦中惊醒起来抵抗，多数阵亡，日军也死了一些。在这所大房子前日本人立了一座“宽城子忠魂纪念碑”，在碑前还立了好几个刻有日军官兵战死名字的标桩。

畜大迁到宽城子校舍后，学校派来了日本教官。其中，一个叫森××的准尉负责军事训练，一个叫吉田××的上尉管政治思想训练。中国学生把森（ソ）叫“毛驴”，把吉田叫“小刀子”。中国学生最恨“小刀子”，他总把一双发亮的眼睛盯在中国学生的身上，常说中国学生中有“反满抗日”分子。“毛驴”抓军事训练很严格，每周六的下午为军事训练课，我们中国学生从没受过军事训练，从日本国来的日本学生都受过军事训练，他们成了“毛驴”的助手，每个日本学生管两个中国学生。日本学生也很严厉，他们很傲慢，有时竟出口骂人，这个气最难受。周六这场军事训练真像过“鬼门关”一样。

日本教官在学生中也搞阶级服从，走到街上低年级学生需给高年级学生行举手礼。好在我们是一期生，免受这个窝囊气，但却很少有日本下级生给中国上级生敬礼的。

从1941年开始，伙食主食日本学生吃大米饭，中国学生吃高粱米饭，这种不平等待遇使中国学生难以忍受。日本教官强词夺理地说，高粱米营养丰富，“满系”学生自幼习惯吃高粱米且容易消化；“日系”学生自幼习惯吃大米，对高粱米消化不了。当时东北民间有句歇后语:“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法子。”“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侨居东北的日本人吃不着大米，也都吃起高粱米来了。中国学生处于敢怒而不敢言的境地，经常暗地里以破坏日本人办的食堂里的餐具来解恨。学校教官规定，就餐前，学生都需“默祷”一分钟，说是为日本前方战士为“帝国献身”而祈祷。中国学生暗地称“默祷”为念“倒头经”。

1941年春新学期开始，学校决定把分在“满系”的朝鲜族学生全部改为日本人，划入“日系”学生中。有位年龄较大的朝鲜族同学叫柳金德，将他姓柳的柳字改为“やはま”。他哭了，他说我是朝鲜人，不愿意当日本人，宁愿当亡国奴也不愿做日本人。其他朝鲜族同学也都认为硬把他们改为日本人是耻辱。

畜大非常重视实习课，每周都安排有现场实习:在新京种马场学习骑马；在马疫研究处实习马的生理或病理解剖；在陆军兽医学校实习打马掌。每年暑期都安排到外地实习一个月。1941年暑期，我与其他几名中国学生被安排在哈尔滨种马场实习骑马和马体刷拭；1942年暑期，我被分配到扶余县由一位伪马政局的技士带领，给农民的马骡做炭疽疫苗预防注射和鼻疽菌素（马泪因）检疫（点眼）。实习学生分组，每组五六个人，由中国或日本技术人员带队。伪村公所把上边派下来的人都看成是“官”，毕恭毕敬，不敢怠慢。老百姓更是害怕我们这些人。老百姓牵着牲口排着队，稍有违反，带队的“官”非打即骂。我们实习学生虽不打骂老百姓，看样子老百姓也都挺怕我们。

课堂上都是由日本专职教师分组（班）上专业课，外聘兼职教师合组（大课堂）上专业课。学长新美倌太也上课，他本来是农学博士、兽医专家，却给我们上“国民道德”课，讲课内容多是《论语》《孟子》摘句，常把中国学生叫起来用日文念《论语》或《孟子》。有一次点到了我，让我站起来用日文念《论语》中的一段话。邻座同学在下边紧给我吹风，我总算笨笨卡卡地念完，看样子他不太满意，但没有批评我。教中国学生日语的日本教师叫五百木元，据说他给蒋介石当过翻译。他的长相和作风颇像中国人，但是他的中国话发音并不标准。他会说不少中国民间的俏皮话和歇后语。他也带有学者风度，很少谈政治。

秘密组织“读书会”[1]

1941年初夏的一天，张辅三同另外一位青年来宽城子畜大校舍找我。张辅三自我介绍说是承模的朋友，与孙学忠也是朋友。他同我进行了一次密谈。他说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突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东北回到祖国怀抱后由谁来管理？从现在起培养有爱国思想和有建设自己祖国本领的有用人才便是个首要问题，就迫切需要做好这一工作。张辅三要我再给他介绍一名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当时我就把姜国权介绍给他，于是他把在畜大内秘密组织读书会的任务交给我与姜国权二人承担。

张辅三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是国民党长春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长春伪满协和会工作，负责长春伪满各大学读书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我与姜国权接受张辅三交给的任务之后，首先在我们本班通过读书活动吸收志同道合有爱国思想的同学参加读书会，读的书籍中包括鲁迅的《呐喊》《彷徨》，巴金的《新生》《灭亡》《沙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赵超构的《在德国女牢中》，还有苏联小说《铁流》等。半年时间先后在本班吸收才家骧、许承欣、曹成林、高叔忠、华国荫、赵谦益、曾照林、杨华欣等8名同学参加了读书会。

我们读书会的同学有一项活动是锻炼胆量:在漆黑的夜里，每位同学各自选择一个去处留下记号，次日天亮后互相检查看谁去的地方最惊险，结果姜国权获得这项活动的冠军。他在距宿舍约500米的马疫研究处楼旁一尊塑像的底座上做了记号，夜间这里有狼狗，很危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大家指出，今后切不可冒这种危险，应注意保护自己，以不暴露自己为前提。

我们常躲藏在羊草垛里开秘密会议，研究对压迫我们的日本学生的斗争策略。在我们班里有位李玉璋同学，日本话很好，能同日本学生面对面地辩论，他的特点是爱打抱不平。每遇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时，都由李玉璋大打出手。在日本学生中有个叫山口的也是打仗的强手。他们俩常代表中日学生双方同场格斗。格斗场周围站满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中国学生数占三分之二，我们压倒多数的中国学生做李玉璋的后盾，使他得到精神力量，经常打败对手。有的日本学生因打败仗找教官告状，被教官给训斥出来，教官说:“你们‘大和魂’哪里去了？不会打下去吗？”

有一个星期天，经营小卖店的日本“掌柜”发现面包丢了不少，他怀疑是中国学生偷吃的，他暗地告诉日本学生说中国学生偷吃他小卖店的面包，遂在日本学生中掀起舆论。中国学生受辱后都感到这个仇必须报。在一天夜里日本“掌柜”从外边浴池刚洗完澡出来，当他走到大房子走廊时，一位中国同学猛然拉下电闸，全屋一片漆黑，中国学生蜂拥而上把这个日本“掌柜”按倒在地痛打一顿。他躺着养伤十来天才起来，这回中国学生真出了气。日本学生把这次痛打“掌柜”之事报告给日本教官，因为查不出中国学生偷吃面包的真凭实据，只有压下不再追究。

1941年暑假畜大分组去各地实习，姜国权去内蒙古与日本开拓团一起注射炭疽疫苗，姜国权加大了疫苗注射剂量，结果死了不少羊，破坏日本的影响。当时的口号是“对敌人的破坏，就是对祖国的建设”。

加入“东北抗日机构”[2]

1941年秋季的一个周日上午，曾昭林找我说他要上街一趟，借我手表一用，以便准时返校。我毫不迟疑地把手表解给他。曾昭林是全校的知名人士。由于他几次在联欢会上说一位日本教师的口头语“乔兜意”（日语“正好”的意思），因此，“乔兜意”便成为曾昭林的绰号，全校师生都认识“乔兜意”。在一次畜大师生的联欢会上，曾昭林同学即席表演。他模仿几位日本教师的语言、动作十分逼真，使在座师生捧腹大笑。谁知他一去而未复返，“乔兜意”的突然失踪轰动了全校。

1941年11月的一天晚间，张辅三通知我与姜国权到长春西三马路一家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会面。这个房间在旅馆客房的西南角，很僻静。在这里张辅三主持我与姜国权宣誓加入“东北抗日机构”，这是国民党的地下外围组织。誓词是由张辅三宣读，每念一句我与姜国权跟着念一句，最后监誓人写的是魏中成（即国民党东北地区地下组织负责人罗大愚的化名），代理监誓人张辅三。宣誓后即将这张书面誓词烧掉了，张辅三嘱咐我们要行动谨慎，严守秘密，并要求我俩今后继续介绍读书会的同学加入“东北抗日机构”。自此以后张辅三没有再找我们，因为是单线联系，我们无法找他联系，“一二·三○”事件中他遭逮捕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光复后听说张辅三被日伪警宪判处死刑，他在敌人法庭上表现坚贞不屈，从未暴露组织。

【注释】

[1]在日伪统治下的学校里，一些青年学生以书会友，传阅进步书籍和交流读书心得，形成松散的小团体，后来人们将这类活动泛称为“读书会”。绝大多数属于青年学生自发的行为，没有严密组织，也没有“读书会”这样的名称。但有的“读书会”受到地下国民党员或者地下共产党员的指导，甚至成为其地下组织的外围，核心成员之间联系紧密，主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2]国民党地下组织在东北沦陷区的外围组织。本文和赵家实在回忆中都有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