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亡路上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在流亡路上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在流亡路上

聂长林

聂长林，男，汉族，1921年农历三月初七出生。辽宁省铁岭县人。1934年入双树村高等小学；1936年考入铁岭中学；1939年初，到东京电气奉天工厂当佣员；下半年，考入“兴农合作社”任出纳；1940年重入铁岭国民高等学校读四年级；1941年初入伪满建国大学；在校组织抗日进步团体“大联合读书会”；1944年入关寻找抗日救国道路；1945年进入“东北救亡总会”工作；1946年初回到东北解放区，任齐齐哈尔联合中学教导主任、第一中学副校长；1951—1963年末，在中共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工作；1964年起，先后在中国记者协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当记者，期间曾任驻日本首席记者；1984年离休。任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顾问。

我是1943年寒假从东北出走的。

我们在“建国大学”组织读书会总感到活动内容太单调，应该与祖国的抗战联系起来才更充实。于是，在1943年寒假前，我们几个负责的同学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把谁留谁走确定下来。恰在这时，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几个人都出走了。(www.guayunfan.com)伪满建国大学

伪满建国大学学生在做“建国体操”

搞“出国证”

伪满当时，以山海关作为与华北伪政权的“国界”，进山海关必须持有伪政府颁发的“出国证”。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1943年寒假之前，我们已经搞到两种这类证件:一种是张宗贤（化石）通过友人从伪满经济部弄到的“特别出差证明”和该部的“职员身份证”，都是盖有经济部大臣官印的空白证件，填上姓名，身份证上贴上照片就是货真价实的“正品”。另一种是索景纯（雷行）同别人合作搞的伪造证件的一套假图章。按说我们可以不必为这事担忧了。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好事多磨。

溥仪视察伪满建国大学

l943年12月13日晚上，为了商量出逃之事，我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当年的寒假是从12月18日开始，大家相约，20日到沈阳索景纯家会合。

l2月19日，我和张宗贤同到公主岭，张宗贤的一个“财务职员训练所”的同学在公主岭税务局工作，答应支援我们一些路费。我们在该同学处住了一宿，第二天按约定时间去沈阳。索景纯到车站接我们，他告诉我们:宋宝璋于昨天在长春被警察带走了。

日本黑龙会头子头山满发出的狂妄叫嚣

原来，宋宝璋觉得大家都用相同的证件，容易引起怀疑，就想再搞一套伪造证件的假图章。警察署长的官印，已经伪造成功，还缺一颗“顺天警察署长”的条戳。又不能把这几个字原样到刻字社去刻，他就动一番脑筋，把六个字拆开重新组合分别到不同的刻字社去刻。先刻一枚“顺天长”看似商号的条戳。“警察署”这三字却怎么也没想出好办法如何再搭配一下。就只好冒险碰运气，到一家刻字铺去订刻这三个字的条戳。原来的考虑是把六个字重新拼起来就成为“顺天警察署长”的条戳。

在伪满那个鬼时代，“警察署”可是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宋宝璋原来撞大运的结果却碰上了厄运。在19日早晨去刻字铺取戳时，被便衣带走了。

我和张宗贤虽然已经有了伪满政府经济部的“特别出差证明”和“职员身份证”。但考虑到我们两人同行，都持同样的证明，容易被看出破绽，所以，就想用索景纯那套伪造工具，另做一张不同的“出国证”。索景纯表示他有办法。

索景纯认识由日本广岛高师留学回来的厉广孝。厉回国后未到官厅或公司任职，而是自己在沈阳市老城内经营一家“育美屋”商店，销售一些内衣和化妆品等。厉是一位爱国者，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思想上倾向国民党。索景纯那套伪造“出国证”的假图章就是与厉广孝共有，并保存在厉的家里。索景纯曾几次表示想做“出国证”，厉似乎未明白索的意图，没有把假图章拿给索景纯。最近，厉又说，山海关的检查越来越严了，说法政大学的两个同学在山海关被逮捕了，等等。索景纯说:厉广孝一向反对出走，认为大家都一走了之，这里的工作由谁来做?这意见应该说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过急地向厉索取假图章，只好慢慢商量。另外，索景纯说:去解放区的路线问题还没有最后的答复，即使有了“出国证”也无法成行。

居无定所

索景纯的家是满族八大姓（佟、关、马、索、那、傅、安、郎）之一，但已衰落，家里除父母之外，就只他一个独生子。父亲无业，靠农村老家的地租维持生活，家庭生活是相当困难的。伪满时期配给的“高粱米”实际上同高粱原粮差不了许多。我和张宗贤在索景纯家住了几天，每天帮助索妈妈用砖头搓高粱米。老妈妈看到我们为出走不成而焦急的样子，用充满母爱的语气说:“你们这些孩子放着在家里的少爷不当，出来跑个啥劲儿?就凭你们几个人就能赶跑日本鬼子?”老爹爹虽然也为儿子们的安全担心，却不挂在嘴上，有时还说:“男子汉就该有骨气。不过，对这种事必须反复地仔细考虑，周密计划才行。”

在索家也不能长住下去，四五天之后我们就离开了。离开索景纯家之后，便奔向故乡铁岭。

我想，我的名字肯定已经列入了关东军宪兵队的“生死簿”上了。因为，文自栋被逮捕时，他以前在我撕毁漫画练习稿时从我手中抢走的几幅画稿，也被宪兵队一起抄走。文自栋不知道我是因为那些画稿曾经出现在我和白振铎等撒的传单中，为了灭迹，我才撕毁画稿的。而宪兵队既已发现了传单，恰好文自栋所持的画稿又与传单上的雷同，他们一定会揪住这个线索不放。而文自栋又不知就里，一旦宪兵队追问，他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聂长林画的。”宪兵队岂能放过我?如果我莽里莽撞地闯回家，就等于自投罗网!不行，太危险!必须先探听一下有关的消息。

到铁岭之后，我立即访问了马振元警尉，希望了解动态。他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好友白友三的表哥。马警尉很关心地对我说:首都（长春）警察厅通报各地警察机关，严密注意监视各大学学生在寒假里的活动情况。马告诉我在寒假中谨言慎行，老实地待在家里。

我先到了姐姐家。姐姐比我大七岁。我至今仍然依稀记得姐姐背我的情景，可以说，我是在姐姐的背上长大的。姐姐看我未穿学校制服，而是西装革履，有些不解，因为我从未穿过西装。

我决心出走之后，对于出走时的身份和穿着问题，曾经反复考虑过。如果改变学生的身份，穿着也必须合乎身份，以我的经济情况，是无力购置像样的服装的。中学同学何文阁，当时在长春当警察，家里有多套西装。

我以“寒假中有几个同学结婚请我去当傧相，穿这套学生制服像日本兵似的，太不相称了”为由，向他借了一套藏青色的纯毛西装，而且把衬衣、领带也配成了套。在伪满那个鬼时代，警察的权力是无限的。据说他们身上的佩刀是“皇帝”赐予的，是代表“皇帝”的。一般市民无不畏惧警察。警察们买东西，商家是不敢收钱的。估计何文阁的满橱西装都不会是花钱买的。

我对姐姐说，是为了给同学去祝婚，借了这套西装。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面对亲人撒了这么大的谎。

在姐姐家住了两三天之后，又到姥姥家去。姥姥已经过世，对姥爷又重复了对姐姐说的谎话。好在他们都不深究。姥爷是个“念书人”，在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外孙中，他最喜欢我这个能够读到大学的外孙子。姥爷见我，总爱谈四书五经，而对这些我又知之不多，当时也没有这心思。住了几天之后，又转移到敏家。

敏是我“奉命婚姻”的未婚妻。我对这桩婚事不满意。她是“女高”的学生。为了启发她的思想，我曾经寄给她许多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书，但她好像一页都不曾翻阅。我与她之间，并没有一般青年男女之间那种火热的情书来往。这种毫无感情可言的关系，她的家人也知道。我突然出现在她家，她的家人以为我的态度有了转变，热情地待以上宾之礼，甚至试探婚期。我对于人家这种好意的误解感到有些不安，住了几天就离开了。

在哪里也安定不下来，我就去开原找王国柱。王国柱住在“建大”二期同学王用中家。王用中被关东军宪兵队逮捕，冤死狱中，王国柱与王用中的妹妹王用勤订了婚。

王国柱与我见面之后，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宋宝璋被释放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那种阴森的年代，私刻“警察署”图章的案件说多严重有多严重，怎会这么快就释放了呢?

原来，宋宝璋的亲戚里有人加入了名为“在家理”秘密结社，因此，宋宝璋对“在家理”的帮规知之甚详。想不到这点因缘帮了他大忙。

“在家理”是东北地区独特的称呼，一般称为“在礼教”或“在理教”。原为清初时的秘密结社“白莲教”的一支，其宗旨原来是“灭清复明”，全国各地都有其信徒，而山东和东北尤多。其教规是严禁烟酒，在教徒之间有联系的暗语和暗号。后来被清朝取缔，又被各个时期的统治者所利用。伪满时期，日伪当局也加以利用，以巩固其殖民统治。在伪警察里其教徒更多。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类似“在理教”的秘密结社还有很多，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清帮”，也称“青帮”。“在理教”的信徒之间讲究义气。宋宝璋被捕之后，有意识地在与伪警察的应对之中用一些“在理教”的联系暗语和暗号进行试探。这些暗语和暗号在普通人看来是普通的语言和动作，而对于信徒来说则会立即明白是自己的同党。宋宝璋真的找到一个“在理教”的警察。就是在这个警察的帮助下大事化小，获得了释放。

宋宝璋虽获释放，但仍然受到监视，因此他特来告诉王国柱，一是他已获释，要王国柱不再为他担心；同时通知他已不再出走的决定。

王用中家在开原县老城里经营一家叫“文存久”的文具店。王用中兄弟二人和一个妹妹。哥哥王用孚，在河北省涿县汪伪军中任上尉，实际是日文翻译。妹妹王用勤，在北京中国大学上学。

王国柱到王用中家之后，即给王用孚发了一封电报:“二弟病危即归。”因有王用中的先例，王用孚接到电报就意识到王国柱又出了麻烦，立即返回开原。

王用孚不仅完全领会了电报的内容，是在为王国柱出事而告急；而且还为帮助王国柱出走做了周到的准备。他带回一套汪伪军上士的军装和一应证明文件，把王国柱改名“王信”，身份是王用孚上尉的“勤务兵”。这样，就可以平平安安地混进山海关。

王国柱还把王用勤在北京的地址告诉我，如果我也能够去北京，便于同她联系。我把索景纯负责联系的“出国证”和出走路线都还没有着落以及我在到处躲藏的情况，告诉了王国柱。他知道我性急，要我耐心些。

王家的两位老人，真是了不起的尊长。王用中已经冤死狱中，他们的悲痛是可以想象的，但却看不出一点愁眉苦脸的样子。这回，未来的女婿王国柱又遇到了麻烦，是够老人担惊受怕的，但两位老人却毫无惊惶不安的表现，还平心静气地告诫我们，遇事要胆大心细，周密考虑。王妈妈刚去华北看儿子和女儿回来不久，特别向我们介绍一路上的情况。她说进出山海关的旅客很多，特务们专找那些跑行商的敲诈。普通旅客只要大大方方的，就没有事儿。特务们主要为了搞外快。老爷子整天守在前边柜房里，专心经商；同时也起到了望哨的作用，凡是来找王国柱的，都要先经过老人家的审视。

生离之痛

我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回到家，父亲告诉我，有两个眼生的人由铁岭坐马车到家来，他们自己说是我的同学，特地到家来拜访我的。父亲问那两个人的姓名，他们说“以后还来”就告辞走了。

我马上意识到我的名字已经列在关东军宪兵队的搜捕名单里了，我必须立即离开家。我心里想，如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家而去，家里的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该多着急呀！尤其是双目失明的妈妈，该承受多么大的打击呢？我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感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悄然离去。但是，直接向父亲和妈妈挑明我要出走的真相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就向堂兄弟中和我最亲密最理解我的二哥，把问题摆明了，并把如何处理善后都交代给他了:学校的新学期在二月初开始。大约在新学期开始一星期到十天之后，向“建大”九塾聂长林发一封“母病即归”的电报。再过十多天，二哥亲去“建大”找我。这样，就可以说明我的出走同家里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家人因为我去向不明而着急时，二哥就以我平素的谨言慎行的情况，来说服家里人放心。二哥都一一答应了。

离家时，父亲出门送我。老人既不说什么，也不回去，坚持跟在后边走。眼看快到邻村了，我停下来劝父亲别再送了。父亲才问:“你这次离家是不是不再回来啦?你妈昨天夜里对我说，你的行动有些奇怪……”想骗也是骗不过去的，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不能再向父亲隐瞒我要出走的事了。我对父亲说，我在学校里参加了反满抗日活动，给被捕的人“咬”出来了，再不出走就要被抓了。到家找我那两个人是来抓我的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所以，我必须马上离开家。

父亲非常担心我出走的安全。我把出走的准备情况，尤其是同王国柱等一起走，都告诉了他，以便他放心。我还告诉父亲，我走以后，怎样应付学校的事，已经托付二哥去办理，一切都请他老人家放心。

1943年的年末，我再次到沈阳。然而，伪造“出国证”的假图章，索景纯还没有拿到手。索景纯说，厉广孝几次答应“立即送来”，却一直不见影儿。我向索景纯讲了有两个陌生人到家里找我的事。他也认为当前情况紧急，实在不允许再等下去了。于是，我和索景纯一同去育美屋找厉广孝。厉不在，我们请他夫人转告:有急事，必须很快见到他。

晚上八九点钟，厉广孝到索景纯家来访。我和厉是初次见面，彼此寒暄之后，转入正题。厉广孝从怀里掏出一个很不起眼的用脏手绢包裹的小包，竟是那企盼已久才得一见的伪造“出国证”的假图章。厉广孝说图章被别的朋友拿去用，晚还了几天，所以送来迟了，表示歉意。我说，因为情况实在紧急，才去拜访。他随即严肃地说:“现在敌人的检查越来越严了，谁都难预料什么时候出事。咱们彼此都是为了祖国在战斗。万一碰到不测事件，在哪里碰上就在那里了结，要坚决信守不牵连到别人的诺言。”厉广孝还对索景纯说，图章用完之后就暂放在索家，他需要时就来取，避免送来送去的，容易出事。

我立即看了一下图章和“出国证”的格式。所谓“出国证”，原来只是一张当事人向警察署呈交的用“美依纸”[1]写的旅行申请，警察署长批准之后，盖上一应的图章就成为正式的证件。

第二天，我在索景纯的未婚妻家，仿照规定的格式，自己给自己颁发一张去北京旅行的“出国证”。长期困扰的旅行证件，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顿觉全身轻松。

过山海关

旅行证件到手之后，还需要解决如何去解放区的路线问题。联系路线的事已经进行了很久，但进展不顺利。我去长春找到新京医科大学学生张殿邦。他的朋友王朋是河北省玉田县立医院的医生。王朋与八路军保持着某种联系，通过王朋的帮助，就可以进入解放区。

我返回沈阳之后，把同张殿邦联系的结果告诉了索景纯和张宗贤。并与张宗贤约定:我们分别从沈阳和锦州出发去唐山。我是1944年1月22日夜车离沈阳赴唐山的。

伪满洲国立于山海关的“国界碑”，吹嘘日伪血腥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是“王道乐土”

通向山海关，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严厉的检查。火车开出锦州之后，有些看似“便衣”（特务的别称）的人物到车厢内巡视。在众多的旅客中，他们所感兴趣的对象，并不是我这样的青年，而是像王用中母亲说的那样，是一些跑行商的贩运者，被审问或带走的，都是这类人。

列车到达山海关已经过了半夜。列车停稳之后，列车员高喊:“到关里去的旅客，都下车到站台上排队，给出国证盖章，不盖章就不能再回来啦!”

我也随众人下了车，却并未去盖章的地方排队，而是在车站上漫步。我没有盖章的必要，我此去还很难说什么时候回来或能否回来。不禁想起荆轲告别易水的名句，暗自斟酌自己的境况:“风萧萧兮海水寒，壮士一去兮，倭寇不灭誓不还。”以推敲文字来消磨时间。

列车在山海关车站停了大约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列车开出山海关之后，列车员进来喊道:“靠窗坐着的旅客，把窗帘拉下来!”眼看就要天亮了，还拉下窗帘干什么?邻座的旅客，看出我不解的神色，伸出右手，以拇指和食指作“八”字形在我面前比画一下，悄声说:“是怕这个。”我明白，他指的是怕八路军的袭击。随着列车的加速，车厢颠簸得很厉害，逐渐又慢了下来。我问邻座是怎么回事。他悄悄对我说:这一带是八路军游击队频繁袭击的地方，经常炸坏铁路或桥梁，路基屡次遭爆破，已坑洼不平，火车不能不减速。

从山海关出来没多久就到了北戴河，列车却停了一个多小时不动。我问列车员是怎么回事，他态度和蔼地说:“不知道，没有通知的事请不要多打听，免得惹事。”事后传出来:在前方几公里的地方，八路军游击队拆掉了几根铁轨。我暗想: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拆掉那么重的几根铁轨，决非少数人所为。这是多么豪迈而充满了浪漫情怀的壮举啊!真恨不得自己也能很快投入到这个队伍里去。

到唐山车站一下车，立即被那里的森严戒备惊呆了。在上下车旅客行列的两侧，在栈桥的拐角处，都站着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两眼射出凶光、神情紧张的日本兵，似乎到处都潜伏着随时可能现形的八路军。我见过很多日本兵，驻在铁岭的“守备队”，配置在中苏边境的关东军，站岗的哨兵，演习中的队列，等等。无一不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像唐山这样的战战兢兢如遇大敌那种色厉内荏的模样，还是第一次看到。从这里也可以想见震慑敌胆的八路军的威风。

滞留唐山

我们进关的目的，是到解放区去，即前边说过的，到唐山转玉田，通过王朋的介绍进入解放区。

我和张宗贤的约定是:我到唐山之后，去唐山统税局找一个姓朱的联系，便可以找到张宗贤。但是，我到唐山统税局传达室约见朱某，出来接待我的却是一位刘先生。据刘先生说，因为我未按约定时间到达唐山，张宗贤担心我在山海关出事，派朱某去山海关打听消息。张宗贤已去北京，托刘先生照顾我。刘先生领我到张宗贤投宿的旅馆住下之后就走了。

午后，刘先生到旅馆来，说是要领我逛逛唐山的热闹去处。我半信半疑地随他出去，竟被带到一间鸦片烟馆。一股浓烈的奇怪味道刺激着鼻孔。虽然在电影里见过那种镜头，但身临其境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郎把我们引到一字排开的小房间里，床上两个枕头之间摆着的铜盘里，盛着吸食鸦片用的烟灯、烟枪之类。女郎躺下后熟练地做好了一切准备，说了声“请吧”，刘先生几次要我躺下去吸。我却已被室内那股怪味儿呛得头晕想吐，真想快离开，无论如何也没有躺到枕头上去的兴趣。刘先生见我实在为难，也不再勉强，他自己吸了一通，我们就离开了。据刘先生说，唐山有很多这种地方，这是税金的重要来源。

张宗贤从北平回来了，他是个急性子的人。我迟到了两天，他不等我到来，就径直去找高连精联系。他对高连精说:为了联系去解放区的事，想见到王朋。高连精一听，连忙推说根本不知道王朋这么一个人。张宗贤因此埋怨索景纯，不应该弄来这个不可靠的线索要我们来冒险。所以，他就去了北平找王国柱。他说，王国柱在北平的联系已经有了眉目，主张我们立即去北平。我对张宗贤解释:找高连精，只能说怎样才能去到玉田找王朋，不能说别的事；找到王朋之后，才能说去解放区的事。跟高连精说去解放区的事还不把他吓坏了，他怎么敢承认认识王朋?我想，我们既然来到了唐山，就该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还有一个姓张的没有找，我再去找那个姓张的试试看。张宗贤同意我的意见，我又去找那个张某。

我找到了张某。他说:“前几天有个姓张的找高连精，说是要找王朋联系去解放区的事……”边说边把疑惑的眼光投向我。啊，高连精已经给他报警了。我很坦然地对张某说:“没有这种事。我是王朋的同学，从北平回东北路过这里，想看看王朋。他写信要我到唐山找你，请教怎么才能去到玉田。”张某听了我的话，似乎稍稍放心，就把如何去玉田的办法告诉了我。

从唐山到玉田大约60公里，没有公共汽车。有时玉田县伪政府的日本人“顾问”到唐山联系工作坐卡车来，可以搭那个车去玉田。王朋来唐山也搭那个车。王朋是县医院仅有的医生，县政府的人都认识他。既然是王朋的朋友，如果县里有车来，说是去找王朋，就能允许搭车。

风险玉田行

张宗贤留在唐山，我找到了玉田县政府的车。大约有半个排伪军围在车旁。我把要搭车去找王朋大夫的请求对他们一说，他们用脸向旅馆楼门口的方向示意:“去与‘顾问’交涉。”“顾问”操着浓重的朝鲜人讲日语的口音，痛快答应了。

不久，“顾问”向伪军们作了个乘车的手势就钻进了驾驶室的助手位置。我也随伪军们一起爬上了卡车。气氛紧张极了。驾驶室顶上架起了轻机枪，车上站着的伪军，都把子弹推上了膛。随着卡车驶离市区越远，伪军们的脸上紧张的神色也越重，一个个紧闭着嘴两眼全神贯注地巡视着周围的动静，似乎八路军无处不在，全车笼罩在一片浓重的恐惧空气之中。

只见道路两侧的电线杆子被锯成了两三段，又被用铁丝捆扎起来，还有被烧毁的卡车残骸仰面朝天地躺在野地里。这些都是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的战绩。怪不得汪伪军那样惊恐万状!

村庄的周围，都挖着深、宽丈许的堑壕。用挖出的土在堑壕内侧叠起很高的壁垒。在壁垒的拐角处，还叠起了炮楼。在进出村庄的堑壕上设有用滑轮操纵的吊桥，只有在人车通过时，才把吊桥放下来。

去玉田县的途中经过丰润县城，“顾问”到丰润县政府去了很长时间不出来。我问伪军，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走?他们说:“丰润到玉田之间，是八路军活动最频繁的地段，不把情况问清楚是很危险的。”

午后四时左右，终于到了玉田。县医院在玉田老城外，我在县医院门口下了车。我下车后立即到县医院约见王朋。传达室的人说:“王大夫出差了。”我问“他到哪出差去了？”答说:“不知道。”又问“何时回来?”又说:“不知道。”怎么问什么都不知道呢?是否出了什么事?我边想边离开了医院，向城里走去，在我走出一段路回头看时，见传达室的人在门口也向这边张望，“是盯梢吗?”我不禁警惕起来。

当时，玉田县的古城墙还保存得相当完整。城门口有四名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虎视眈眈地在监视着出入的行人，时而盘查着行人的证件和携带的东西。我到城内找一家旅馆住下。因为已经临近农历岁尾，又是兵荒马乱的，旅馆里只有我一个投宿的。我办完了投宿手续，被茶房引进房间，旅馆的瘸老板就跟进来了。老板一边赔笑一边说:“听了您的口音，看您这身穿着，就猜您一定是来找王朋先生的。王朋先生是县里唯一有名的‘满洲国’人。刚才在账房太混乱，我不便和您说。王先生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很熟。他日语好，日军出去讨伐八路军时，常常征他去当翻译，现在可能又被征去了。我已经派人去打听，看王先生回来了没有。您先歇着，回头我再来告诉您。”

老板说完就告辞走了。话，好像是真的，态度也透着几分诚恳和亲切。我是真的走好运了，还是落进了圈套?在这个严酷的斗争环境里，到处是陷阱，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张殿邦和王朋的通信，难保不被敌人拆阅。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县医院传达室碰到的情况，旅馆瘸老板的“热心”都可能是计划安排的。但是，想是这样想，又有什么办法呢?既已来到这里，即使是真的陷入了圈套，又怎能够逃得脱呢?

大约在夜里九点左右，老板领进来一个身着日本军装腰挂手枪的人，除没有表示军阶的领章或肩章之外，完全是个日本大兵。这哪里是张殿邦介绍的医生王朋呀?但我已对老板说王朋是我的朋友，在老板面前，不能不表现出“一见如故”的样子，热情寒暄，紧紧地抓起来者的手。对方也好像有所领悟，也以同样的热情加以回应。他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就问:“那一位呢?”他指的是张宗贤。说明张殿邦给他的信里是指明了两个人。我当时还没有看准他到底是不是王朋，就含混地说“没来”。接着他说“近来情况紧张，过不去”，他指的是去解放区的事。因为有老板在场，这句话，他是用日语说的。老板很机灵，看出他在场影响我们谈话，就知趣地告辞退出了。

老板去后，王朋说近来日军频繁“扫荡”根据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解放区的人也很久不过来了，暂时联系不上，无法过去。他说他经常被日军征用当翻译，每次日军抓来人审问时，他利用翻译的方便，袒护了不少人，这样，就与八路军建立了联系，还利用医生的方便，帮助买些药品。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一边应付，一边在盘算:我怎样才能确知他真就是王朋，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呢?脑子在迅速运转，思考各种验证的方案。

“王先生是从哪里的国高毕业考入医大的?”我突然找出问题。

“从佳木斯国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嘛!我们建大同学有不少是从佳木斯来的吧?”我探询着。

“有!裴世扬、马维同都是我们在佳木斯国高时的同学。”他爽快地举出这两个熟悉的名字来，一下子解除了我心里的疑虑。

眼前这位肯定是真的王朋无疑了。我又重新抓起他的手，紧紧握住摇了又摇。我告诉他:马维同已于年前12月14日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逮捕了，裴世扬不久也将到这里来。

王朋说:“赶快把东西收拾一下，到我的宿舍去住。不然的话，警察来查店一定把你抓走。战争这么紧张，这里与外边的交通已经断绝，又是大年下的，有谁还跑出来住店！”我什么东西都没带，也没有可收拾的。王朋喊来老板结账。老板连忙摆手，“王先生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钱。

到了王朋的住处，他详细解释了暂时不能进入解放区的原因:战争太紧张，不知为什么鬼子这么频繁“扫荡”。他已对反复被征去当翻译不能忍受了。如果短期内实在去不成解放区，他也将设法离开玉田，不能再继续过这种两重人格的生活了。

第二天一早，王朋帮我搭一辆县政府的卡车到丰润，改乘公共汽车回到唐山。

春节在高烧中度过

我从玉田回到唐山之后，立即和张宗贤赶往北平。

根据张宗贤与王国柱的约定，王国柱应该在王用勤的宿舍等候我们。可是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只有王用孚的夫人在等我们，王国柱已于昨天去了涿县。听王夫人说:李丕生（“建大”三期李丕显的弟弟、北京大学学生）昨天被捕，王国柱已去涿县王用孚家。王国柱要我和张宗贤也立即去涿县。王夫人说:“常来找王用勤的那个八路军干部，刚才还来过。听说李丕生被捕的消息就离开了。”我和张宗贤立即随王夫人一起去涿县。当天正是旧历年腊月三十，1944年1月26日。

到了涿县，王国柱把李丕生被捕的经过对我们讲了一遍。李丕生与王国柱约定:1月24日去游颐和园。王国柱一早赶到北平大学赴约。在王国柱和李丕生刚要走出北平大学校门时，门卫挡住李丕生，说传达室有人找他。李丕生进传达室不久就出来，告诉王国柱:“是东北来的人，可能是哥哥被捕牵连到我，你赶快离开。”王国柱就避到涿县来。

李丕生被东北来的人带走，这对我和张宗贤是敲了警钟。学校在2月1日就要开学，还剩不到一个星期。学校一开学，也会发现我们逃走了，通过关东军宪兵队通缉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身份证虽然都是假的，但是却都还是真名实姓，住旅馆登记，仍然是聂长林和张宗贤。一旦被追捕，将无处藏身。

王用孚在汪伪军任上尉，具体职务是日语翻译。他的家很狭窄，租住两间房，一铺顺山炕，五六口之家已经睡满了一炕。王国柱只好在堂屋地上搭个板铺当床。无论如何再也容不下我和张宗贤两人了。按老习惯，过春节期间，所有的店铺全部关门停业，连旅馆、饭店也不例外。王夫人陪我们到一家旅馆，对老板说:“王翻译官的亲戚从家乡来了，家里窄小住不开，请能够特别照顾一下。”可能是“翻译官”这个官衔叫得响，老板答应了。旅馆只有我们两个客人，饭馆都已经熄火，我们只好去王用孚家吃饭。我和张宗贤同王用孚都是素昧平生，仅仅因为王国柱的关系，就硬着头皮叨扰人家。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王用孚家吃罢年夜饭之后，我觉得有些头痛，便很快回到旅馆。我一躺下就很快入睡了。只是噩梦连续不断，同时高烧并发，不停地说胡话。张宗贤几次都唤不醒我，他一摸，我的头滚烫。他被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年三十深夜，人生地疏，到哪里去请大夫?又不好惊动王用孚家，他只好守着我流泪。

初一一早，还好，我的高烧退了，但感到身体疲倦极了，头也痛得厉害。昨夜发生的吓人情况，我竟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不能不去王用孚家祝贺春节和吃早饭。我强打精神，和张宗贤相约，我生病的事，决不要透露，以免给人家添更多麻烦。

伪满与汪精卫伪政权的联络图（“满华联络图”）

办“良民证”

学校很快就要开学了，我们很可能将成为关东军宪兵队通缉的对象，我们的真名实姓将会成为招惹事端的标记，我们再不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逛了，必须设法取得华北通行的“良民证”。但这只能等到假期过后机关开始办公才行。

好容易盼到正月初四，街道办事处开始办公了。王用孚的夫人领着我到街道办事处去申办华北地区每人必须随身携带的“良民证”。王夫人向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王翻译官的亲戚要办一张‘良民证’。”工作人员什么都没有问，痛痛快快地答应着拿出表格。我按姥姥家的姓，和中学时代语文老师给起的号，编了一个“陈荫槐”的名字填上，贴张照片，很快就办成了。从此，原来是伪满“经济部科员聂长林”就变成了在北平开书店的“陈荫槐”了。

张宗贤在唐山时就作了这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唐山统税局的友人，弄到一个作废的名为“石荣富”的职员身份证。我利用旅馆里空无一人的方便，放心地进行了仔细加工，把原来的照片揭掉，贴上张宗贤的照片。原来的照片的下部，盖有经办人的菱形图章的一个钝角，我用火柴杆蘸着蓝墨水，在张宗贤的照片的相应部位补上了这个钝角，伪造得天衣无缝。在以后我们从开封到商丘的火车上，日本铁路警察反复用手电照了又照，都没有发现破绽。这样，张宗贤就变成了“唐山统税局职员石荣富”了。

拿到“良民证”的第二天，我和张宗贤就以华北“良民”“陈荫槐”、唐山统税局“职员”“石荣富”的身份回到了北平。

去解放区再受阻

我想白振铎等可能已经来到了北平，就按在长春分别时白振铎留给我的地址，到北平西城刘汝诚的家去打听。刘汝诚说:白振铎已来到北平，又去包头看同学好友包孟吉，还得两三天才能回来。和白振铎同来的两个人住在西单舍饭寺花园大饭店。我得到这个消息，即与张宗贤去花园大饭店，见到了丁汉章和康祥春，他们说已经找到了介绍去解放区的关系。

第二天，白振铎回来了。我们一同去拜访了他在小学时的老师丁福元先生（现名丁克全，吉林大学教授）。丁先生曾留学日本，当时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授。丁先生是回族，社会学者，工作室兼会客室摆满了书架。丁先生严肃地说:“我以下说的事只能记在心里，不能在笔记本或纸片上留下任何字迹。”然后一字一字地讲了去解放区的路线和联系办法。丁先生还建议我们最好分成两组，分两天出发。我们当即决定:白、丁、康为一组，明天晚上出发；我和张宗贤为一组，后天晚上乘同一次列车出发。

白振铎等三个走后的第二天，我和张宗贤从北平出发。我们到彰德时丁汉章和康祥春却在车站接我们。这才知道交通堵塞的情况。他们到彰德之后，就去到上柏树村找到了中华棉花栈的陈经理。陈经理说:汪精卫伪政权的军队庞炳勋部和孙良诚部最近换防，原来去解放区的交通已被堵塞，暂时通不过，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把新换防的伪军疏通好了才能通过。陈经理要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来。他们碰壁之后，白振铎又返回北平，向丁先生请示办法，留他俩在这里等我们。

白振铎从北平回来，传达了丁先生的意见，要我们返回北平待机，必要时，想办法从郊区进入解放区。我和张宗贤立即返回北平。白振铎提出:在长春原与杜锡光约定，杜在新乡的亲戚家等候。现在已到了彰德，距新乡不过百余里，应去新乡把杜锡光也拉回来。丁汉章、康祥春坚持要与白同行，三人便同去新乡。后来到重庆见到白振铎之后才知道，他们到新乡后被盯梢。他们发现后，设法摆脱盯梢，从新乡渡黄河到洛阳。

北平待机

白振铎等三人去新乡之后，没有任何消息。丁先生怀疑可能出了问题，他就回避同我和张宗贤见面，总是丁太太出来开门说“丁先生不在家”。碰了几次壁之后，我们理解是丁先生怕出事而不得已采取的预防措施，只要白振铎等不回到北平，我们是不会再见到丁先生的。

王国柱从涿县回到北平，怪我们去彰德之前未同他打招呼，如果我们真的通过了封锁线去到解放区，就把他丢下不管了。我们向他解释:实在没有回旋余地，丁先生告诉我们联系办法之后，要我们立即出发，不要停留。一经解释也就过去了。王国柱表示:只有等待王用勤回来，再无其他办法。

当时，“建大”已经开学，学校当局已经发现我们出走了。有李丕生的前例，经过关东军宪兵队通缉到北平来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担惊受怕、焦虑不安之中度过。

北平是我向往已久的文化古都，可以参观的地方不胜枚举。待机中又整天没事干，满可以饱览一番。但是哪有那种心思呀!好容易盼到王用勤小姐回来了，但她谈的并不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她说:那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即崔月犁）以前常到她这里来，但是，李丕生被捕之后，他还能不能来?什么时候来?都说不准。她连那个人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怎样能找到他，只能等着他到她这里来。

我和张宗贤的路费本来就不丰厚，如果这样无期限地等下去，生活将何以维持?不像王国柱那样，可以在王用孚家耐心地等下去，我们弄得不好，连离开北平时的路费都用光了。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只好设法到蒋管区（国统区）去。

到国统区去

怎样去大后方，在北平的一般大学生之间，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只要是熟人，无论你问到谁，大体上都知道，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听到。我和张宗贤都有几个中学时期的同学，因为在东北没有考取大学，而到北京各大学上学，我们很容易就打听到了去洛阳的路线以及在各地的联系方法。一个是到开封汪伪军某部（已忘了番号）司令部找参谋国致中上校联系；另一个是到商丘汪伪二方面军司令部找陈令或宫绍永参谋，联系去洛阳的路线。见面时的暗号是:手持钢笔或铅笔搔耳朵，等等。这是张宗贤的中学同学、在北京“新民学院”上学的孙富卿告诉我们的。

海门街头上的汪精卫夫妇跪像（1941年4月19日）

我和张宗贤是1944年旧历元宵节的第二天，即2月10日，到达开封。一下火车就前往汪伪军某部去找国致中，该部传达室说“国参谋去南京出差了”，我们又立即返回车站，准备赶到下一个联络点商丘。开封车站前的广场上，挤满了购票的人群。几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兵手持拳头粗丈许长的木棒，在驱赶着人群，不准进入车站票房内。张宗贤因急于赶到商丘，便挤过人群，用日语对日本兵说:“因有急事去商丘，请关照。”日本兵可能惊奇于张宗贤一口流畅的日语，便放我们进了车站。我们得以乘上当天最后一次去商丘方面的列车。

我们所乘的那列到南京去的旅客列车，只有我们坐的那一节是只有一个门的老式客车厢，其余全部是以货车厢用来载人。我和张宗贤坐在靠近车门斜对车门的里侧。在我们对面，坐着一个奇装异服的人:身穿长袍，却戴着一顶大学生的四角帽，帽上是伪满“新京工业大学”的帽徽。我对张宗贤耳语:这家伙可疑。张宗贤说他也注意到了。

大约在夜里十点多钟，上来两名铁路警察，其中一人是日本人，检查乘客的证件。中国警察检查得比较草率，很快就转到我们面前来。看看张宗贤的身份证，又看了看他的脸，说:“23岁?我看你有30岁！”张宗贤说那是几年前领证件时年龄，说着脱下帽子，“我今年26岁了!”那个日本警察听到这边发生了疑点，便说:“对可疑的对象要详细盘查!”这句话是用日语说的，那个中国路警可能不懂日语，没作出任何反应，就把证件还给了张宗贤。到一个小站停车时，那个中国路警就下车去了，只剩下一个日本路警一个个地详细检查。当他转到我们附近时，首先盘问那个“四角帽”。他可能认为刚才那个中国路警责问的就是这个人。“四角帽”拿出自己的证件，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自己是某县的“联络员”（“联络员”就是便衣特务）。这家伙在日本人面前有些紧张，就更加引起了日本人的疑心。几次重复“南尼”（日语“什么”），越是这样，“四角帽”就越紧张。互相语言不通，局面很窘。张宗贤便站起来义务充任二者的翻译，把“四角帽”的话译给日本路警。那个“四角帽”在张宗贤的帮助下很快就过了关，接下来就盘问我。张宗贤本来坐在我的上位，按顺序应该先检查他，而日本路警却跳过了他先盘问我。我对日本人讲的话，一概佯装不懂，日本路警也等待张宗贤的翻译。我虽然被询问得很详细，由于有张宗贤的翻译，也很快地通过了。张宗贤这样热心地尽义务，不仅没有得到日本路警的感谢，反而把日本路警的怀疑集中到了他自己的身上。日本路警把他的身份证用手电照了又照，把他手提包里的东西一件件地拿出检查，而且还从上到下地搜了身。没发现什么破绽，却对他手提包中一件军服呢衣料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说那是军用违禁品，一般人不能携带，按规定应该没收，他要张宗贤到商丘站时不要下车，在车厢里等候，经他请示上级之后再决定处理。

日本警察下车之后，已过半夜。旅客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地打瞌睡。张宗贤也装作假睡的样子，歪在我的肩上，耳语对我说了两件事:一是他的折叠地图中，还夹着原来的假“出国证”；地图的河南省那页上，凡是我们要经过的地方，都用铅笔作了记号；他提包中还有印着伪满经济部的信笺，这些都必须毁掉。二是一旦他被扣留，要我立即到伪二方面军司令部找陈令或宫绍永设法营救。我也向他耳语:到商丘时，如果日本路警不出现，就乘下车的混乱，急速混出车站。

我拿过张宗贤的手提包，取出要毁掉的东西塞进怀里，带进厕所。好在是个老旧车厢，厕所不是抽水马桶，而是直通外边的便坑，丢进的东西立即被列车下边的强劲气流卷走。

到了商丘车站，日本路警并未露面。我利用靠近车门的方便立即跳下车，张宗贤也紧跟我之后跳下，混在拥挤的人群之中，月台上稀疏的路灯，灯光很暗，也起了掩护作用。我们平安地出了车站。已经是午夜后的两三点钟，各旅馆都已关门谢客。好容易敲开一家旅馆门，在账房里挨到拂晓，即起身奔向商丘城内。

我们赶到伪二方面军司令部约见了陈令。当陈令在会客室见到我们时，我们刚说出是某某介绍来的，还没等我们做持笔摸耳的暗号，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我们是来投奔的，就把我们所想知道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完全和平常的交往一样，什么机密性都没有表现出来。我们还不放心地问他:“路上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他说:“你们上路后就知道了，来往商旅不绝于途，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我们尽可以放心。他介绍我们同先期到达的长春法政大学的孔繁德和熊福旭同行。他还告诉我们:到亳州后一定要投宿到“河北旅馆”找王经理。

紧靠战线的亳州

从河南的商丘到安徽的亳州只有一天的路程。商丘，据说是公元前17世纪建立商（殷）朝的商族的发祥地。由于我们当时急于脱险的焦躁心情，没有对商丘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我们当天早晨就从商丘出发了。虽然陈令一再说路上平安无事，但临行之前，心里仍不踏实。这毕竟是日寇与国民党两军对峙的前线城市，我们四人商量决定:我们分成两组保持距离，以尽量缩小目标。即使同组的两人，也应若即若离，把危险减到最小限度。

亳州县城距国民党政府军与日本侵略军对峙的前线大约十公里。因为我已经有了去唐山和玉田的印象，神经总是很紧张的，不敢有松懈。我们四个人互相提醒着，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要事事小心。距离市区越近，神经的弦绷得越紧，四人拉开距离，小心翼翼地向市区接近，准备随时接受盘查。但是，直到进入市区，却连一个哨兵的影子也未见到。

我们小心谨慎地按照陈令参谋的指示，投宿到“河北旅馆”。我们向王经理陈述了自己的身份，经陈令参谋的介绍，要去洛阳，等等。王经理听了之后，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秘密工作那种谨慎气氛，完全和平常的交往寒暄一样。在这靠近日军和国民党政府军双方对峙的前线的敏感地方，他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简直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真钦佩这个老地下工作者的沉着老练。我们问他有哪些该注意的事，他说:“住到我这里你们尽可以放心。”他只提出在兑换货币上要小心上当。为避免在街上换钱上当受骗，他可以关照账房帮助换一下。敌占区流通的南京汪伪政权发行的“联银券”，必须在这里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我们喜出望外，感到究竟是自己人为我们考虑得周到。立即把钱凑在一起，按王经理的关照，到账房兑成了“法币”。

晚饭之后，我们便走出旅馆。街上没有路灯，在一片漆黑的夜里，星罗棋布地亮着商店和摊贩们的蜡烛和电石灯，逛夜市的人熙来攘往，进进出出，丝毫也没有前线近在咫尺那种紧张氛围。摊商们提高了嗓门在竞卖。兑换货币的更是摊贩林立，他们手摇着“法币”，此起彼伏地高喊“一比十七元啦!”比河北旅馆换的价高。心想王经理首先热心关照的就是换钱的事，原来是把帮助爱国青年的工作，也当作生财之道了。

日伪军没有封锁线

从亳州出发，心情无比振奋。据王经理说，走出亳州二十里左右，就到了封锁线。就是说至多再过两个小时，就可以越过封锁线，投入祖国的怀抱了，真是恨不得一步跨越封锁线。但同时，心情也仍然很紧张。王经理虽然说路上绝对安全，完全可以放心，但究竟是战争中两军对峙的前线，没有办法使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总是在左顾右盼地巡视着，“日本兵将会从哪里出现呢?”但是在目力所及的视界内，都是熙熙攘攘的来往商旅。不仅看不到日本侵略军，连个汪伪军的影子也找不到。“封锁线是否还在前面？”我们四个人原来拉开的距离，也不知不觉地逐渐靠拢，一起议论起来。

突然之间，原来平坦的公路，被搞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这显然是人为地造成的，用以阻止敌方的偷袭。果如此，则两侧应有堑壕和碉堡之类的防御工事。但是，在我们已经走过的日伪的一侧，却看不到这类东西，一点也没有从唐山到玉田一路上见到的那种情景。就是说我们已经越过了日伪一方的最后界限。奇怪!为什么连个敌人的影子都不见呢?我们对安全的担心是放下了，同时却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究竟前线在什么地方?以我们步行的时间推算，已经足有20里了，为什么还见不到日伪防御工事?如果日伪的一侧不设防，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走进“国门”

我们又走了不远，来到一个城门楼似的建筑前，上面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和蒋介石的肖像画，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抗战大后方！当时，我们认为蒋介石在领导抗日，对他保持着崇拜之情。觉得共产主义也罢，三民主义也罢，当前首先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四个人拍打一下身上的从敌占区带来的尘土，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我提议，为响应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里青年人不吸烟的号召，从此戒烟。我们把兜里的香烟都撕碎了。

“城门楼”很矮小，只有二层楼高，我们却把它看作“国门”“凯旋门”，四个人昂首挺胸踏着正步走了进去。进门之后，发现门里站着一个持枪卫兵。我们严肃地向这位卫兵报告，我们是从东北来到抗战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他没作任何表示，倒弄得我们尴尬起来。再看看其他过往行人，都似入无人之境。这才感到我们的行动是多此一举，心里总像塞了块什么东西，不舒畅。

离开这位卫兵之后，我们四个人又开始嘀咕起来:即使我们的动作是多余的，对我们这种尊重他的表示，也应该礼貌地作出反应呀!他怎么那样若无其事呢?他拿的步枪怎么还是“老套筒”？军装怎么那样破旧？那个卫兵怎么瘦弱得面无血色？这样的士兵怎么同日本侵略军作战呢？……在这一连串问题的困扰下，两条腿也不愿向前挪动了。在进入封锁线后的第一个村镇——双沟就停下了。吃过午饭之后，本来还可以再走四五十里路，因为大家都心事重重，于是就在双沟投宿了。

午饭之后，大家就到街上去看看，遇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呢料军装、扎着武装带、佩着短剑的尉级军官，虽然不像日本军官那样脚踏皮靴，但皮鞋也是锃光瓦亮的。“啊，这才是真正的中央军”，大家异口同声地低语着，胸中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但是再前行，看到练兵场上有部队在进行队列操练。刚才看到的那样的身穿呢料军装的军官所操练的士兵。都是在进“国门”时遇到的那样的士兵。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中央军”在训练“杂牌儿”？似乎刚才已经解决的问题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在折回的路上，经过一个兵营的门前，我们问:“老总，你们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儿？”这个士兵气冲冲道:“俺们是真正的中央军，哪里是什么杂牌儿!”我们心里一下子凉透了:眼前就是原来想象中应该胜过日军多倍的中央军！

黄泛区见闻

从亳州到界首，只有一天的路程。双沟到界首更近些。我们从双沟到界首的途中，至少三次渡过了“黄河”。河槽都不宽，水流甚急，河水橙黄，从船篙看，水很深。没有桥，靠船摆渡。每次上船问:“这是什么河？”船夫都说:“黄河。”“不是经过了黄河吗？怎么还是黄河？”“这是又一道黄河。”可是在地理教科书里学到的，只有一条黄河，而且那条黄河流经河南、山东之后就入海了，根本没有绕到安徽来。我们在到开封之前，火车已经驶过很长的黄河铁桥，怎么这里又出现这么多的窄“黄河”呢？

原来在1938年6月，日本军侵占了开封逼近郑州时，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竟在花园口爆破了黄河大堤。黄河以一泻千里之势涌向河南东部和安徽、江苏的北部等地。这里几次渡过的“黄河”，原来都是淮河支流，花园口决堤之后，这里变成了黄河泛滥的“黄泛区”，所有的河流，也都变成了“黄河”。

界首是蒋管区临近前线的最后城镇。在郊外的大路两侧并排竖立着充满热情语言的巨幅招牌。“从敌占区来归的热血青年，要学习投笔从戎的班超，请到战时干部训练团来，本团界首招待站热烈欢迎你们!”“脱离沦陷区奴化教育的爱国青年，到祖国的高等学府去学习吧。请到教育部招训处招待站报到。”“战地失学青年就学辅导处为战地来归青年的再就学服务，请到本处招待站来，免费供应食宿。”

我们四个人确实都是为了抗日才冒险跑出来的。但是，一到大后方看到那样的军队，却连一点从军的意思也没有了。国难当前，也不想躲进大学里去，更不甘心当难民。看起来，那个“就学辅导处”倒像较有弹性的，是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按照招牌上所列地址，找到“就学辅导处”招待站。

招待站的工作人员很热心，详细地询问我们是否携带有贵重物品？我们四个人谁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他们又说可以代为预购长途汽车（以卡车代）票，可以代为预订“架子车”[2]。他们说，如果我们自己直接购票或雇车，可能被敲诈。刚刚能维持到洛阳的半个月路程的食宿费用，我们哪里雇得起！

在“就学辅导处”招待站，遇到两位从河南夏邑县来的中学生。他们花了1800元委托招待站雇了一辆架子车，招待站要我们6个人搭伴赴洛阳，彼此有个照应。

从界首出发之后，我们同架子车夫拉起了家常，才知道两位中学生雇架子车付给招待站1800元，而车夫却只拿到1500元，另300元装进了招待站工作人员的口袋了。我们很为车夫鸣不平，他却很泰然，他说，他得1500元算是公道的价格，招待站多收的300元是手续费，也不算高，有的可能收的更多。拿国家工资专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从我们这些穷流亡的学生身上捞外快，心真够黑的。我们在亳州投宿河北旅馆，在界首住进“就学辅导处”招待站，都像回到自己家里那样放心。可是，王经理在换钱问题上做手脚，招待站在雇车时中饱，在国难中被我们引为自己人而加以信任的人，却出此黑招儿，实在令人心痛。

从界首西行不远，即进入河南省。这一带即所谓“黄泛区”。这里最令人惊讶的突出现象，就是所到之处，乞丐成群结队。过往商旅每走近村镇时，讨饭的便老远地迎出来，前后左右地包围上来，“可怜可怜吧!”“行行好吧!”黑瘦的手伸向你，渴望的眼光盯着你，亦步亦趋地跟着你。多数是学龄儿童，也有缠足的老婆婆。随着向村镇的接近，聚集来的人也逐渐增多。有些在路旁玩耍的孩子，看见有行人过来，便马上停止玩耍，拿起身边的饭碗或铁盒，加入乞讨的行列。行人们为了摆脱他们而放快脚步时，他们就小跑起来紧紧跟随，连小脚老婆婆也是如此。得到些施舍，或感到实在没有希望时，就停止跟随，再折回去迎接新来的行人。无论是小村落还是大集镇，到处都是如此。如果停下来用餐，只要你在饭馆前一落座，很快就围上一群人来。饭菜一端上桌，个个都把空碗伸过来。当地的饭馆，饭桌就露天摆在路边。乞讨的碗伸到鼻子底下，哀求之声响在身侧，使人如鲠在喉，食物难以下咽。

妓女与壮丁

日复一日地徒步旅行，每天都要投旅店。有些大众简易旅店实在是太简陋了，三面干打垒土墙，全无门窗，临街的一面全部敞开着，入夜用篱笆挡起来，就算关门闭户了。屋里没有床铺，也没有火炕，只在地面铺上寸许麦秸，权当睡铺。

忘记是上路后的第几天了，我们投宿在一个叫“归村”的地方。入夜，一个青年妇女扒开篱笆钻了进来，哀求我们留宿。车夫向我们解释说:“她是要跟你们睡觉。”原来她是卖淫的。我们斥责说:“你这么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偏偏干这种下贱丢脸的营生？”她委屈地流着眼泪，倾诉了她家的困苦情况。丈夫被抓去当兵，家里有年迈的公公婆婆和吃奶的孩子，一家生活的担子都靠她一个人来挑。租种几亩薄地，除偿还地租和支付各项摊派之外，怎么也维持不了一家四口的生活。

那一夜，又有两个妓女来访。以后住店时也多次遇到。我们反复议论过这种情况，我们发誓:我们这些以救国为己任的青年，为了拯救陷在灾难深渊的同胞早一天得到解脱，哪怕真的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一天，我们在一个小村里休息，一个奇怪的队伍慢慢腾腾地走过来了，一列十几个人，都被绑在一条长绳上，由几个持枪的士兵押解着。架子车夫小声告诉我们:那是被抓来的壮丁被送往部队去。“不是实行征兵制吗？”我们不解地问。车夫给我们讲了抓壮丁的情况。有钱人家的子弟到了当兵的年龄，就花钱向保甲长或征兵部门疏通。保甲长和征兵部门得了贿赂之后就免除有钱人子弟的兵役，缺额就用“抓壮丁”的办法来补足。

在行程中，也几次遇上这样的队伍，人数多少不等，最多时达数十人。车夫向我们解释说:既有被抓来顶替别人的，也有本人适龄应征的，但是都必须绑起来。那些本人适龄应征的，在保甲长的管内，他们在册难逃，不绑也行，一旦保甲长把他们送到征兵站交接之后，再逃跑，保甲长就没有责任了。征兵站接到壮丁之后，必须都绑起来，逐级向上边解送，直到送到接收的部队才能松绑。那些被抓来或适龄应征的，都是拉家带口的。他们去当兵，家里的妻儿老小谁管呀，所以谁不想逃跑呀？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一个集镇的饭馆吃午饭，自称是原东北军骑兵团长的王勇武听到东北口音，就靠过来，向我们了解故乡的情况，有问不完的问题。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守土有责的军人，九一八事变时，因受到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限制，一枪不发地撤退，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地占领了全东北。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问心有愧，对不起故乡的父老。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被改编，“中央军”和“杂牌儿”、嫡系和非嫡系的界限很清楚，受歧视，他就脱离了部队。为了维持生活，就在洛阳和界首之间，骑自行车跑行商。我们把进入大后方之后，闷在胸中的一大堆问题，一股脑地向他倾吐出来，为什么“中央军”那么不像样子？为什么有那么多乞丐？为什么到处是娼妓？为什么实行征兵制还要抓壮丁？……我们越讲越兴奋，王勇武几次提醒说:“这里到处有特务的耳目，尽量不要议论这一类的问题。”

火车无定时

当时，洛阳是蒋管区距日本侵略军最近的大城市。但是，除了市中心街头跪着的汪精卫和陈碧君夫妇的铁像之外，看不到祖国在与强敌进行生死战斗的任何迹象。

我们在洛阳投宿到“就学辅导处”洛阳分处。“就学辅导处”的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失学青年就学辅导处”，一般简称“辅导处”。“战干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干部训练团”。“辅导处”洛阳分处的具体任务就是为招收来的青年学生提供食宿，凑足一定数量后送往陕西凤翔“辅导处”本部。分处的郑主任是少将军衔。在蒋管区流行着“因人设事”的话，大权在握的人，为了安置自己的关系网，巧立名目增设机构，衙门和官员越来越多，军衔也和通货膨胀一样贬值了。

当时，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被日军占领地区来的青年学生，都是经过洛阳再转到大后方的。“辅导处”洛阳分处集中了20余人之后，决定把我们送往陕西凤翔的“辅导处”本部。

从洛阳经西安到宝鸡这段不到陇海铁路全长三分之一的铁路，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残存的唯一的铁路，所有的战时物资运输、军运、商旅和难民，都集中在这唯一的交通干线上，十分拥挤繁忙。负责送我们的领队，是“辅导处”洛阳分处工作人员宋积非。他身着少校军装，手持军事委员会的护照，我们当然是优先乘车，而且是不许一般旅客上的“专车”。

谁都说不出火车的准确的运行时间。首先是燃料和给水没有保证，煤炭是否按计划运到位，水塔所在的车站电力供应是否正常，敌机是否来轰炸……这些都是未知数，谁也回答不出来。

我们所乘的列车是由客货车厢混合编组的，客货车厢均用于载客。我们算是军事机关的人员，享受优待，因此，坐的是有盖的货车厢。车厢里铺麦秸，可坐可卧。靠两端的角落里，放有两个木桶，是便桶，一个男用，一个女用。上车之前，根据布置，已经准备了木棒和石块，以备对付强行爬上我们“专车”的人。一到夜里，宋积非就要我们把车厢的大铁门关好，无论有什么动静都不要开门。据他说:火车爬坡时，因为车头老旧、燃料不足等原因，要减速，常有坏人甚至土匪扒车，必须严防。

在一个车站上，煤和水都上足了，火车却停在那里一个多小时不动。问了车站上几个工作人员，才得知原委:当地驻军司令官要搭乘这次列车去西安，但司令官出席的会议或宴会尚未结束，必须等到司令官来到之后，列车才能开动。

夜闯潼关

从洛阳到西安，相距不过400公里左右。但是，走了两天，才到阌乡，刚过半程。车到阌乡的时间是早晨，却停在车站不动了。据说要一直等到天黑才能开车，以便在夜幕的掩护下闯过潼关。阌乡在河南省的西部，邻近陕西省。潼关则是陕西省的“东大门”，地处黄河沿山西、陕西两省边界，由东北向西南流至晋、陕、豫三省交界处转120度流向东北的转弯处的南岸。对岸的风陵渡被日本军占领。日本军经常向潼关打炮。阌乡到潼关约60公里。天黑之后发车，到潼关时正是夜间，可以利用黑夜避开敌人肉眼直视瞄准，名之为“闯潼关”。

阌乡站并不大。火车长时间停在那里等待闯潼关，招来了许多叫卖小食品的摊贩。突然，我看见被抓来当兵的人，在武装士兵的押解下，左臂被绑在一条长绳上，十几个人一串，顺着铁梯从车厢盖顶上顺次爬下来，一共四五串。这些人个个瘦骨嶙峋，简直是弱不禁风的病夫。宋积非说，这是故意把他们饿成这样的。这样做，一可以把给养省下来装进当官的腰包，同时，也可以使他们无力逃跑。

还有更难以想象的事。那些被绑着的新兵，在押送军官的口令指挥之下，在月台的旁边，在来往行人的面前，或解小便，或解大便，也顾不上脸面和公德了。来往行人对士兵们的所作所为均泰然处之，不以为奇。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更令人感到可悲。

黄昏之后，火车终于从阌乡站开出。大家都在摇晃的列车中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的是，火车却平安地驶过了潼关。

在辅导处

我到“辅导处”的时间是1944年3月初，和我同时到达的有张宗贤和董佩琳。

“辅导处”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于1943年刚刚建立的，胡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创建“辅导处”的目的，有各种传闻:成立“战干团”，是培养军队的政治工作干部；建立“辅导处”是为了筹建大学，为培养文职人员做准备，以造就自己的亲信。据说大学的校名都已经拟出，以蒋介石的号命名为“中正大学”。也有另一说，因为“战干团”管理不善，大批学员开小差，已经倒了牌子，所以另起炉灶，搞个“辅导处”。其实最主要的，都是为了阻止青年投向延安而设立的。

“辅导处”在凤翔古城的东南角，紧靠在城墙下，占地约为城内的五分之一，秦穆公墓和“魁星楼”都在“辅导处”的大院之内，实行军事管理。处长是有名的学者沈兼士，但他从未露过面。副处长由第八战区司令部经理处长汪震少将兼任。日常事务由大队长马墨瑚上校负责。大队长之下设大队部、训育课、教务课和特务（给养）课等。学员则根据文化程度编成两个中队八个区队。第一中队第一区队的学员都是大学在学的学生，所以也称“大学研究班”；第二区队是已经高中毕业的学生，也称“大学先修班”。第二中队的第三区队是高中三年级学生，第四区队是高中二年级……初中一年级为第八区队。

第一中队的学员，全部来自敌占区。第二中队的学员，从敌占区来的占多数，也有少数是家住当地的学生。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一部分被解散，许多人留在当地，生活困难，支付不起孩子的学费，就通过熟人疏通，也进了“辅导处”。因为“辅导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不仅供应食宿，连被服也都是军用品，避免了孩子失学。

学员每天虽有军训课，但只是“立正”“稍息”“开步走”之类。第二中队的中学部分，还有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要文化课，请当地中学的教师来兼课。第一中队的两个区队，“大学研究班”没有什么固定的研究，“大学先修班”也没有必备的“先修”，有时从西安请来“战干团”的教官或报社的评论家做特定题目的讲演，或者由教务课指定题目，组织辩论会。大家还自发组织合唱队、话剧团和壁报组等，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

宿舍里既无床铺也无火炕，就在地上铺些麦秸权当睡铺。吃饭就在宿舍前面的露天里，每个班以装馒头的箩筐为中心围成一圈，就着咸菜啃馒头。因为是定量供应，男同学都吃不饱，就到女同学那个圈子周围去碰运气，有哪位食量小的女同学吃不完就捡来吃，当时叫“打游击”。

一次，汪震到“辅导处”视察。该处临时从凤翔中学借来许多学生，穿上备份的军装插在各队充数。备份军装不够，有些未穿上军装的，就说是“新来的”，放在“代管队”。用这些学生充数，可见“吃空饷”在该处工作人员中已是公开进行的。

“辅导处”自称属黄埔军校系列，每天朝会时都要唱黄埔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精诚团结……”而学员们却唱成“吊儿郎当，马马虎虎，这是狗皮膏药铺……精诚团结，狗屁不如”。可见该处在学员中的实际口碑。经过该处一段特殊的“辅导”，学员们终于有所省悟，对国民党有所认识了。

西安投宿难

我和董佩琳、孙序夫是1944年5月5日离开“辅导处”的。中原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当时有的报纸讽刺说“败退的速度创造了世界纪录”。我们原来是设想去敌后打游击。但由于国民党军队溃退神速，我们从凤翔到西安时，洛阳已经沦陷，潼关吃紧。我们不得不停在西安。

在战时的西安，找住处是第一件头痛的事。我们到处找旅馆，而所有的旅馆，都在门厅最显眼的地方挂着醒目的“客满”的大牌子。客房配置牌上，也挂满了住宿客人的名牌。不得已，我们就向柜台哀求。

“你们要几个房间？”柜台里边问。

我们一听，以为有希望，赶紧说:“我们三个只有一个房间就行了。”

柜台里边却摇摇头:“对不起，单人房间还有空着的。”

“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单人房间里就行!”我们还想通融一下。

柜台里从我们的对答和穿着打扮上，已经确知我们是流亡青年，对于住旅馆完全不在行，于是，只是摇头，就不再搭理了。

由姜载仁（曾在“辅导处”任队长）介绍，我们找到在宪兵队工作的同乡青年石基。石基从东北到西安后，由“战干团”毕业后分配到宪兵队工作，但在思想认识上彼此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石基领我们到一家旅馆，对老板说:“这是我的同乡，你们留他们住几天!”老板顺从地给我们安排了房间。

国民党统治区，在法律上是禁止娼妓的。可是，实际上娼妓却到处在营业。竖着“客满”牌子的旅馆的客房配置牌上的客人名牌，都是妓女的名字。所谓“单人房间”，就是说每个房间只能住进一人，三个人都住进去当然不行。为什么违法的事这样公然盛行呢？因为官员可以从这里拿外快。禁令越严，所得的外快越丰厚。“旅馆”生意兴隆，政府也有了税源。与官员勾结在一起的黑社会，也靠此道生财。

“三青团”招待站

听说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战地青年招待站能为来自敌占区青年解决食宿问题，于是我们立即转托一位权威人士开具介绍信住了进去。

我们去的时候，招待站已经住了二十几位从沦陷区各地来的青年学生。站里的工作人员，除一名厨师之外，经常见到的只有两位女职员。这对我们倒也很方便，每日除了三餐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活动。我们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招待所的后院还有一个篮球场，可以常常打篮球。

女职员常常吹嘘“三青团”中央干校在招收新学员，蒋委员长亲自担任“三青团”的团长，加入“三青团”前程无量……对于“三青团”，我们早已有所了解，我们就以“还想坚持自己原来所学专业”为借口，把她搪塞过去。以后，她又宣扬说“中美合作所”在招人。我们都是初次听到“中美合作所”这个名字，就问她:“那是干什么的地方？”她说:“可能同美术有关吧!听说以后还可以去美国。”她说，她知道得也不太详细。我自知自己缺乏艺术细胞，与美术无缘，也没有去理会。后来姜载仁告诉我们，“中美合作所”是美蒋合作的特务机关！好家伙，真玄呀！蒋管区对于刚从沦陷区跑出来、不了解那里情况的青年学生来说，到处是陷阱，稍不留意，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羊肉泡馍

西安流行一句话，说“如果不吃羊肉泡馍等于没来西安”。西安市以羊肉泡馍为主餐的饭馆到处都有。

每到夜幕降临，鳞次栉比的饭馆逐渐热闹起来。当时的西安饭馆多为平房，屋顶上也是平的，可以摆起餐桌。羊肉的飘香，灯火的辉煌，食客们饮酒猜拳的喧闹，完全是一派升平的景象，使人丝毫也感觉不到这是在紧张的战时最临近前线的大城市的气氛。当时，在蒋管区流行一句谚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羊肉泡馍的盛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时蒋管区政府的形象。

在西安住了约一个月。我们原来是想通过在西安的东北同乡车向忱先生寻求去延安的路子的。因为战争紧张，胡宗南的部队更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去延安已无可能，招待站又下了逐客令。白振铎来信催我们去重庆。我和董佩琳决定到重庆去。当时，我们都已囊空如洗，路费怎么办？白振铎虽然随信寄些钱来，但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去重庆，先从西安乘火车到宝鸡，车票要千元左右。从宝鸡乘长途汽车到重庆，车票约七八千元。这些费用要全部筹集到是不敢奢望的。至少从西安到重庆在约半个月期间的吃饭钱要备足，不然，就寸步难行了。

我们就只好到有关的地方求援。一身装束和满口东北腔调足以证明流浪者的身份。“人不亲土亲”，首先拜访“东北难民救济会”。会长先生满怀乡愁，详细地询问了东北各方面的情况。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究竟是负责救济东北难民的人，对故乡仍是如此关心。我虽然没有提出半句要求援助的话，可能因为求见会长的人无不是求援的关系，会长把要了解的情况问完之后，从抽屉中取出500元法币，说:“少点，就请你喝杯茶吧!”岂止一杯茶，按当时的物价，500元可以买20斤馒头。

我按会长的指点，又去拜访了同县老乡、东北挺进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处长的家很阔气，四合院门前，停放一辆擦得锃亮的自家用人力车。在当时的西安，除省主席和战区司令等有数的几个乘汽车的人之外，有自家用人力车的人家就算得上第二流了。处长先生对故乡人民遭受敌人的蹂躏深为动情，对我的来访也表示欢迎，只是因为要赴约，不得不立即离家，要求我次日再来，好好谈谈家乡的情况。

我深为处长先生关心家乡父老的苦难而感动，做了向处长详细介绍的准备。第二天一早，怀着喜悦心情赴约。夫人亲自迎在院门:“真对不起，处长有急事出去了。”夫人边说边将手里的信封递过来，“这是一点小意思，请不必客气。”处长家的人力车却仍停在门外。回到住处之后才打开信封，里边装着1500元。“救济会”如此，“小同乡”亦不过如此，那些没有任何瓜葛的地方再跑有何用？走一步看一步吧!

在宝鸡

听说从西安到宝鸡的陇海铁路列车上有一位名郎大同的车长是东北同乡。我和董佩琳一起去拜访了郎大同。郎大同是由沈阳铁路学院跑到蒋管区的。彼此都是流亡青年，一见如故。他听说我们要去宝鸡，立即说:他明天正好当班，要我们同他一起走。第二天，我们按时赶到，郎大同把我们安排在他执行职务的二等车厢里，欢谈了一路。

宝鸡的基督教青年会战地青年招待所可供一时的食宿，我们便投宿到该处。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宝鸡设有“教育专员公署”，据说是专门负责救济由敌占区逃出来的青年学生的。我们当然不能错过。温专员亲自接待了我们，询问了伪满实行奴化教育的情况。之后，要求我们出示有关证件。

温专员看了董佩琳的伪满“建国大学”身份证之后，轻蔑地说:“这样的东西怎能成为有效的证件？张景惠是大汉奸，我们堂堂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怎能承认汉奸出具的东西的有效性!”

董佩琳问道:“请问温专员，您要求的证件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要真的!”温专员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确实如您所说，张景惠是个大汉奸。可是，他也确实是我们所出身那个学校的总长。从这个角度来说，证件确实是真的。”

专员一愣:“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们不能承认大汉奸出具的东西的有效性。”

“请问专员阁下，在敌占区里哪所大学是咱们国府管辖的，哪个大学的校长是由国府教育部任命的？”问得温专员哑口无言。

再怎么说都没有用了，希望从这里得到救济，仅是幻想而已。

洛阳沦于日寇之手，原在洛阳的“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洛阳分处”也迁来宝鸡。我们当然不能错过机会。原来由我帮助伪造“出国证”由长春出逃的徐国光，已成为该处的职员。有他的照应，我们每人领了1500元的救济费,并求得该处处长给去重庆沿路的有关机关的介绍信。

蜀道之难

抗战时期，陕西到四川只有一条简陋的川陕公路。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不少，而我们这些流亡学生所能搭乘的，只能是载货的卡车。按当时的规定，货运卡车是不准搭乘人的。但是，没有哪个司机遵守这个规定，照样招揽乘客。当时称为“搭黄鱼”，以捞外快。而我们搭乘，却一文钱不给，在流亡学生中自嘲为“搭白鱼”。

农历五月初三由宝鸡出发。汽车一开出市区，路边常有一些人挥动手里的钞票，表示要搭车。这些人大多不是直达终点的，而是到中途的某地。即使如此，司机也是一千两千地漫天要价，毫不客气。在汽车开到接近下一个集镇的郊区时，那些花钱搭车的“黄鱼”们通通都被赶下车，步行到集镇另一侧的郊外等候，以免被检查站发现“搭黄鱼”。而我们这些没花钱的“白鱼”们却不必下车，到交通检查站前，司机不无得意地对检查站说，这是几个流亡学生搭车去重庆，检查站也不再过问。过了集镇之后，那些花了钱的乘客们才又上车。

货运卡车上塞满了货物，搭乘的人只能坐在货物上边。我们所乘的车，是从甘肃、青海一带畜牧地区运来干牛皮的车。干牛皮很轻，卡车垒得很高，走起来左右摇晃。人坐在上面，稍不注意，就可能被甩下来。长途旅行很疲倦，容易打瞌睡，就更危险。当地的搭客们一般都有所准备，用绳子把身体绑在捆牛皮的粗绳上。我只能用力把脚插在捆牛皮的粗绳下边，以防万一。

川陕公路主要是山路。在通过嘉陵江沿岸时，有几处就是在沿江立陡的绝壁上凿出一道侧槽，公路就建在槽里。路面虽然很平坦，但侧面和顶上的石头仍是里出外进的。而槽的高度又较低，坐在货物上边看那些突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石头，好像随时都可能碰在身上似的。弄得人们精神极度紧张，生怕身体的哪个部分被石头吞噬掉。古栈道的遗迹，犹存于襄城附近的嘉陵江沿岸的绝壁上。在秦岭山间的一条小溪旁，竖着一块石碑，碑上镌刻着“汉相萧何追韩信至此”。司机在石碑旁停下车来给我们讲解。有时，司机突然停下车来，指着附近的一处城池说，那是诸葛亮施空城计的“空城”；或者遥指某一城楼说，那是马谡“失街亭”的“街亭”。

剑门关确实是极险要的所在。虽未见有山海关、嘉峪关那样的城关，而那连绵立陡的石壁，却远比城关高得多，也险得多。在高耸陡峭的石壁间，仅有窄窄的一条通路，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有用在这种地方才更恰当。

爬过剑门关，地势较平缓，眼前出现一条被两排粗大的古柏夹在中间的丈把宽的绵延曲折的古道。司机说:那是“张飞柏”，当年诸葛亮派张飞出剑门关征曹操，张飞担心忘记归路，就令将士在经过的路边遍植柏树以为标记。这故事编得倒蛮有趣，想象力竟在罗贯中之上。张飞素有粗率、胆大心细之称，但怎么也不致如此吧!但不管怎样，柏树确实是古柏，每棵都在二人合抱以上。树上都钉有“保护古物，违者严惩”之类的木牌。

寻找出路

我和董佩琳到重庆之后，住在重庆市骡马店镇中心小学校，因为“建大”同学李首春和白振铎在该校任教员。这座小学建在一座小山顶上，原是一个道教的庙院，神殿里的塑像供器仍保存完好。虽然来庙上拜谒者不多，但也香火未断。还有一家看庙的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每天清扫庙堂，每逢旧历初一、十五按时烧香。庙前有一片被削平的空场，过去可能是办庙会的地方，小学就建在这里。学校的教室等都是用竹笆抹一层泥巴和刷上白灰，学生们多打着赤脚来上学。

我们知道重庆有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对外名称，只知道是八路军的办事处。我们还知道《新华日报》和《群众》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和杂志。白振铎要我到重庆的信中曾说“慢慢想办法总会有门路的”，就是指的从这些地方寻求去解放区的机会。

可是，“办事处”已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重重包围起来，成为“危险地带”。《新华日报》发行部兼营书店，顾客出出入入，混在里边可能比较安全。然而到《新华日报》发行部附近一看，虽然地处繁华通衢，却顾客寥寥，门庭冷落。这样，我们也把去碰运气的念头打消了。

伪满“建国大学”一期同学王文奎介绍我们认识“国民参政会”东北籍的参政员冯德懿，据王文奎说，冯德懿（冯玉祥的叔父）把我们的爱国热忱和想有所作为的情况向冯玉祥讲了，冯玉祥甚为嘉许，要我们拟订一个方案给他。王文奎为了使我们相信他的话，还拉我们去会见了冯德懿。冯德懿确实是一位很热情的长者，在谈话中只叙乡情，话家常，不涉及政治。我们也就不会再对他指望什么。

我们还跑过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文化处的阅览室和中苏文化协会的文化沙龙。从苏联大使馆文化处只拿来《丹娘》等俄文小册子，再无其他结果。四处探路的结果，仍然无路。

盟军来到重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给美国造成惨重损失之后，美国才放弃了纵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进而为了要中国缠住尽量多的日本兵力，并为美国提供从后方袭击日本的基地，于1942年1月和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美国先后派遣史迪威和魏德迈任中国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的参谋长，派遣陈纳德率领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驻在重庆，和中国一起参加对日战争。国民党政府对之待以上宾之礼。美军也作为盟军进驻重庆。

重庆的街道是沿着山腰上平缓的曲线形成的，走向依山势而定。道路很窄，陡峭处还修一些阶梯。能够通行机动车的路很少。虽然道路狭窄，没有办法把车行道和人行道截然分开，但是因为原来机动车少，一般倒也相安无事。自从美军的吉普车大量涌入重庆，便在街上横冲直撞，被媒体称为“市虎”。“市虎伤人”“市虎噬人”的报道屡见报端。国民党政府当局经过研究，认为已经习惯于右侧通行的美国兵对于中国的左侧通行的规定生疏，因此才出事故。于是，决定进行“交通改革”，废除左侧通行的规定，实行右侧通行的制度。

当时，《新蜀报》发表议论说:交通改革实施之后，按右侧通行的新规定到街上试走了一下，确如当局所说，与左侧通行时比较，没有感到任何不方便之处。但一想到把蒋委员长大力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成果、广大市民业已习惯的左侧通行废弃掉，实在甚为可惜。于是就设想:如果我们恳请习惯于右侧通行的盟军，在驻华期间委屈一时，尊重我们的法律规定，左侧通行，也应该不会有多大的不方便吧!

一天，我和友人一同上街去办事，从一处由宪兵森严警卫的地方门前经过，看见许多妙龄女郎与美国大兵挎着胳臂进进出出，不禁奇怪:“这是什么地方？”友人惊异我的无知，告诉我:这就是国人无不切齿的“盟军招待所”，那些妙龄女郎就是专供美军享乐的妓女。“政府不是明令禁止妓院吗？”对此，友人解释说，国民党政府原来设想用“盟军招待所”这块牌子把这件见不得人的丑事隐蔽起来，但是，美国大兵竟用吉普车载着妓女到大街上招摇过市。那些妓女被市民们讥为“吉普女郎”。媒体在报道“市虎伤人”的消息时，往往也把“吉普女郎”捎上几笔。

青木关卡

青木关是从西北方向进出重庆的咽喉要道。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个可以通往延安的关卡是倍加警戒。遍布全国民党统治区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站”（以下简称“检查站”）都是由“军统局”控制。青木关的“检查站”更是重点。无论是什么要人的车子，如果没有事前的安排，通过“检查站”时，都必须停下车来接受检查。如果被扣上“汉奸”、“奸党”（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蔑称）嫌疑的帽子，后果将更难设想。但是，只要肯于以钱铺路，即便是汪精卫派的密使，或者大量的走私贩运，照样通行无阻。战时的重庆，与外界的联系，仅有屈指可数的川滇、川陕等几条通路，而美国香烟、巴黎香水却充斥重庆市场，就是因为有“检查站”的“照应”。

学校放暑假，李首春和白振铎被解聘，我们只好另找住处。“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就设在青木关，我们就投到该处。

我们从青木关去三台东北大学入学，在出发之前先向“检查站”请求帮助搭车。我一连在“检查站”前等了好几天。那一天有六辆军用卡车从青木关发车。“检查站”向带队的中尉交代，要他把我带上，中尉连连点头应允，我迅速提着行李爬上车，心里当然非常高兴。车队通过距青木关15公里的壁山之后，照例要停下来搭上手拿钞票等待搭车的人们。恰好我所乘的那辆车有一个轮胎要换。我觉得我这个白搭车的应该出点力，就跑前跑后地帮助卸螺母，拿气筒给轮胎充气，直累得呼哧呼哧地喘气，满头冒汗。

轮胎换好了，中尉顺次收了每辆车上搭车人的钱。收到我乘的那辆车时，有三个穿大褂的四川人却摇摇头说:“老子没得钱!”中尉当然没料到，回敬道:“你他妈是谁的老子？搭车不给钱还耍流氓，有什么仗恃!”那三人并不动气，平静地说:“老子说惯了的。老子啥子仗恃也没得。老子只问你这车要不要经过遂宁？过遂宁时你能不能从天空飞过去？你要能飞过去，老子就掏钱给你。”中尉无言以对了。中尉可能已经知道三个人是“哥老会”等黑社会组织的人物。

我正在为中尉生担心呢，中尉发现我也坐在车上，便厉声对我吼道:“下去!”我赶忙说:“不是青木关检查站已经和你说好了吗？我是去上学的。”一提“检查站”好像触动了中尉的哪根敏感的神经，他提高了嗓门:“下去，下去，快下去!”“别的人怎么都可以，就是检查站介绍的人不行。这次我们无缘无故地被青木关检查站扣了一个礼拜。”在青木关被扣和刚才受的窝囊气加在一起，都一下子发泄到我身上。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流亡学生，只好手扛着行李下车，再徒步行军30华里，回到出发的原地青木关。又过了两三天，我才和董佩琳等三人搭伴儿去了流亡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

再蹈蜀道

1944年末，接到白振铎的信，说有“新的工作”要我和孙景勋一同赴重庆。我和孙景勋把毛衣之类送到寄卖行，筹集些路上吃饭的钱。1945年元旦，我们借孔庙（当时东北大学文学院设在这里）的一室，与在东北大学的“建大”同学一起，包饺子庆祝新年并话别。第二天就徒步上路了。

徒步从三台到成都，是充满古色古香的古道。所谓“大道”也不过三四尺宽，有些地段铺以石板。不仅不能通行汽车，北方常见的农家马车也无法通行。这时，头脑里不禁浮现出《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当年诸葛亮六出岐山时所乘的由士兵推行的四轮车，在这样的道路上怎能“快似风云”？觉得罗贯中一定没有来过四川，不然决不会这样写。集镇的街道也非常狭窄。当地人吸烟的烟袋杆长二三尺，两个吸烟的人可以隔着路用烟袋对火。旅店的古意更浓，“孟尝君之店，千里客来投”，“日暮先投宿，鸡鸣早看天”这些在旧小说里常出现的对联，比比皆是。屋里昏暗的用灯芯草作捻儿的小油灯，摇着缕缕青烟，外面清脆有节奏的梆声，无不引起旅愁和联想。

从成都去重庆，是赫崇余（原“建大”同学）帮助解决的，搭乘两辆送参加赴缅甸远征军的卡车。参加远征军的青年都穿着没挂肩章的新军装，个个红光满面，雄姿英发。在车上同参加远征军的青年摆起了龙门阵。车行至内江，大约已走过一半的路程，就停下来吃午饭。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和护送他们的人，都进了像样的饭馆。我和孙景勋就在路边的摊上买了几个馒头，填饱肚子。车子刚刚开出内江市区，前面的车因为发生殴斗停下不动了。我们因为路费已经告罄，不敢再等，必须设法在当天赶到重庆。于是便急返内江市内另找出路。这时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了。

我们从内江搭乘一辆甘肃油矿局的车到隆昌，已经天黑，就投宿在路边一家旅馆里。店很小，楼下除厨房、餐厅之外，只一间客房，楼上客房不多。在吃晚饭时，油矿局人们的餐桌上很丰盛，又是喝酒，又是猜拳，好不热闹。相比之下，我和孙景勋的餐桌上就显得太寒酸了。每人只要了三个馒头。原想要一杯茶，一问价，七元一杯，遂改为五元一杯的白开水。

油矿局的车只同意我们搭到隆昌。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孙景勋就起来到外边路上等着开往重庆的卡车，却连个车影都见不到。司机见我们没等到其他卡车，就允许我们继续搭车。

卡车开到荣昌停下来，油矿局的人们在这里吃早饭。我和孙景勋已经囊空如洗了，连一碗白开水也买不起了，只盼尽早上路。这时，等候搭车的人中有两个穿上校军装的。他们看到我们胸前带着东北大学的校徽，就过来打招呼，并递过名片做自我介绍。他们是“永（川）荣（昌）师管区”的参谋，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名叫马捷。两位都是东北同乡。上车之后我们攀谈起来。他们还问起东北大学学潮的情况，我们简单地做了介绍。他们把东北大学闹学潮简单地归因于东北人的不团结，并为此而感慨万端。他们还注意到我和孙景勋在荣昌时没吃早饭的事，递过1000元，说:“在这里遇上同乡算是有缘，本来应该请两位到家喝一杯，但看两位要赶路，这点小意思请二位打打牙祭吧!”我们也就欣然收下了。

【注释】

[1]俗称绵纸。原产于日本美浓地区的一种很薄的软格纸，便于复写。过去的铅字打字机都使用这种纸。

[2]一种人拉的板车，可以载货，也可以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