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别襁褓中的女儿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吻别襁褓中的女儿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吻别襁褓中的女儿

刘百恒

刘百恒，男，汉族，1925年6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38—1942年，奉天（沈阳）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生；1943年春考入伪满（长春）建国大学；1944年2月，从学校出走进关，途经北平、洛阳，考入三台东北大学就学；1945年6月，到中原解放区新四军五师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五师十五旅地方工作队队员、八路军三五九旅文化教员、政治处干事等；1947年3月，参加保卫延安战斗；1948年10月，在乳罗山战役中负伤，获二等革命残废军人荣誉；1949 年11月，转业到沈阳铁路局工作；1950年2月起，任哈尔滨中长铁路局政治部党训班主任、哈尔滨铁路局办公室主任等职。1985年11月离休。

我考入长春建国大学时正当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伪满政府残酷镇压东北抗日活动的“一二·三○”事件也发生不久，法西斯恐怖的阴影笼罩着东北大地。通过秘密阅读一些进步书籍，我提高了思想觉悟，增强了民族意识。

刘百恒、蔡毅接受齐红深采访

1942年春，建大发生了“三二”事件，日本宪兵队到校逮捕了一、二、三期中国进步学生16名。这件事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作为下班生的我们当时不知道。后来是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们的，听说在监狱遭受了酷刑（上大挂、装在麻袋里摔），使我们听了很痛心，激起无比的愤慨。学校的气氛开始紧张，读书活动也较谨慎。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读书活动没有中止，而是更加隐蔽了。一部分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有时几个人到学校农场附近小树林秘密座谈读书心得，个别高年级同学已经开始离开学校，投奔祖国怀抱。

1943年冬，伪满建国大学寒假的前夕，正是我们这批同学感情沸腾的日子，大家都在议论要离校出走，到重庆去，到延安去，到祖国的怀抱中去。但路怎么走？不大清楚，只有在地图上寻找方向。放寒假后，我和同塾的同学李春山、夏敏新（现名夏毅文，原黑龙江大学副校长）一同回家，准备一起进关。但我们回沈阳后，经过商量，一致认为这件事不能和家里讲，讲了必然遭到家长反对。

有一天，我向父亲透露了我要走的思想，当即遭到了一场训斥。他说:“放着大学不念，抗得什么日，全国抗日的人，不差你一个。我好比一场雨下到河里了，白盼了……”我只有默默地听着。后来，父亲让一位亲属找我谈话，他毕业于南满医大，是位大夫。当他听我说明要走的理由后，狠狠地指着对我说；“你这是反满抗日！”我心里想:是的，我就是反满抗日，不当亡国奴！什么“功名利禄”“妻子女儿”都要抛开了！而要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哪怕是挖一锹土，扛一个子弹箱，甚至战死了也光荣。这时，只有我的妻子，对我十分理解，帮助我准备行装、盘费，她把我们结婚时的金戒指、耳环等，密藏在行囊中，另外托人弄了假身份证和旅行证书。

1944年2月春节刚过，学校开学，我便回学校。因为从家走，可能家庭会受牵连，事后知道我走后，日本人到我家搜查，为此我父亲登报称，与我脱离关系。通过在沈阳的我一位中学同学，发一封假电报，说我父病危速归，就这样我离开学校回到沈阳，然后回家取东西，换成便装，提上行囊，吻别了襁褓中的女儿，毅然走出家门。我妻子放下孩子，一直送到大街上，临别时她特别坚强，没有哭，可是我走不多远，回头看到她在夜色中擦眼泪。当时我心里一阵心酸，颇有妻子送郎上战场之感。到了火车站，我买了一张二等车票，登上南下的列车。由沈阳到北平要途经山海关，山海关老百姓称它为“鬼门关”，当时是伪满洲国与华北伪政权的交界处，火车上检查非常严，据说除了日本警察、宪兵外，还有两个伪政权的警宪上车检查，特别是对三等车中国平民非常凶狠，非打即骂，动辄推下车去。而我所坐的二等车（软座）大部分是日本人，检查松些，正因为如此我买了二等车票。火车到山海关停车后，上来一名日本警察很客气，他用日语说:“各位先生，麻烦您把旅行证拿出来，现在检查！”我心中一惊，但表面上故作镇静。日本警察到我面前，看看证件，扫了我一眼，把证件交还给我，过去了，我才暗暗地大出了口气！到了北平后，我到了叔叔家。在北平我有两位叔叔，四叔和五叔，都是印刷厂工人，因为在东北生活困难，才到这里做工。他们对我的到来非常欢喜，非常热情，但听说我要投奔大后方，他们却叹了一口气说:“过到那边去（指国统区）好是好，但风险太大。孩子，你想想咱们祖祖辈辈哪有一个上大学的！你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是不是可以不走？”我讲了我的志向和抱负以后，接着说我的决心已定，而且恰似箭已出弓，不能回去了，他们也只好赞同，并帮助我打听到过去的路线:由北平到开封，经商丘到亳州便进入国统区。这是一条老百姓来往探亲经商之路，而且刚有人过来，这样我心里有了底。

东北大学东北问题研究社全体社员合影

古老的北平到处是衰败、凋零的景象。虽然严冬已过，却有深秋之感。叔叔想留我多住几天，看看北平的古迹，我哪有闲心去看，上街到金店把我带来的金首饰换成伪币，把多余的东西，给我叔叔留下。在一个早上我乘车南下，到保定下车到满城，找我建大的张福宝同学的同学，在派出所换了“良民证”（当时华北的居民证）然后继续南下，到开封换车去商丘。由商丘乘汽车去亳州，在离亳州不远的一个小镇下车。这个镇子并不大，却很繁荣，熙熙攘攘的人群，生意兴隆，遍地是钱摊。我又把余下的伪币换成法币（国统区的钱），随着一群商人旅客往前走，通过了交界线和国民党军队岗哨，进入亳州城。看到城头上挂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团结抗战”等标语口号，知道已进入国统区了。第二天继续南下，到了安徽境内的界首，那里有个沦陷区学生接待站，专门接待从沦陷区过来的学生。所谓接待站，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是告诉洛阳有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由于战争关系，不仅铁路不通，公路也不通，只好步行一段，到周口用仅有的盘费换乘汽车，绕道到了洛阳。

古诗云:“三月洛阳花似锦。”尽管东北还是冰天雪地，而洛阳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我乘兴游览了白马寺、周公庙、三国时期司马懿墓。当时我感触最大的是在洛阳十字街口，跪着两座铁铸塑像，一个是大卖国贼、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另一个是他的老婆陈碧君。来往过路人不是吐唾沬，就是扔东西加以解恨。这真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时我的食宿已成问题，只有到“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接受救济，等候升学。而这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寇在太平洋战场失利，海上运输困难，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妄图做垂死挣扎，于是开始向中国内地进攻。每天有日本飞机到洛阳上空侦察轰炸，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郑州、泗水相继失守，洛阳出现一片混乱，当官的携带金银财宝及眷属仓皇逃命，火车站上伤兵、难民，无人照管。我和两位东北流亡同学王德昌、赵永志，在东北同乡会的帮助下，买了车票，奔向四川东北大学去了。

东北大学原在沈阳，为张学良所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往北平、西安，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要求抗日，并参加请愿，最后被迁到偏僻的山城——四川三台。凭着她的声望，吸引着众多流亡的东北学生渴望到此读书。我到三台后，受到先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帮助安排食宿，参加补习班的考试。由于我的学习基础好，答卷合格，先入补习班学习，后通过学校招生考试，被正式录取为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