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九一八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亲历九一八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亲历九一八

王成福

王成福，男，汉族，1917年3月18日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32年7月—1934年5月，奉天省立第二工科学校矿冶预科学生；1934年8月—1936年11月，北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1936年11月—1937年5月，南京市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1937年9月—1938年5月，陕西西安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1938年5月—1938年12月，四川省三台县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1939年1月—1942年5月，陕西省城固县国立西北工学院学生，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2年7月—1944年12月，广西、贵州黔桂铁路工程局实习生、工务员；1945年3月—1946年2月，陕西省鄠（户）县飞机厂工程处工务员，其间为去延安在洛川中学任教师一个月；1946年3月—1947年12月，锦州铁路局锦州工务段、赤峰工务段工程师、养路主任、工务段长，工程抢修队队长；194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2月转正，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8年10月锦州解放时出狱；1948年10月—1976年10月，先后在锦州铁路局、铁道部第六工程局（黑龙江伊春）、第十一工程局（杭州）、第五工程局（青岛）、第六工程局（西安）兰州铁路局西宁铁路分局工务段任工程师、副科长、副段长、总工程师等职。先后参加过11个铁路局和1个飞机场工程处的新建工程和维修业务。1976年10月离休。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www.guayunfan.com)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沈阳城。

九一八已经过去73年了。九一八之夜的情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每逢这时，我就会唱起这首当年东北流亡学生演出的《九一八小调》。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记得我11岁还在上小学时，那天是1928年6月3日。我正在街上走着，忽然听到一连几声爆炸，事后才知道是张作霖由北平返回沈阳时路经皇姑屯三孔桥时被日本事先埋的电炸弹炸死。张作霖在东三省“称王”之后，依靠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势力日益扩大，入关两次进行直奉战争。日本人进一步向张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更大的侵略权力，遭到张氏的拖延和抗拒。日本人认为张已不可利用，因而将其炸死。在这前后的多年间，东北老百姓受外侮内乱之苦已经苦不堪言，日货侵入，民不聊 生，通货膨胀。多少人一夜之间变为赤贫，这种事在我亲友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在沈阳兴权中学读一年级时，我校的董翰生老师每天晚上下自习必来宿舍点名（查号），随时就和我们谈几句，问我们学习情况、家庭情况，使我们感到这位老师可亲可敬。然后他就转入正题说起国家大事，如南满铁路不许中国人穿过非道口的地方，有些农民不了解情况一过铁路就被抓起来上刑灌辣椒水；日本人在鞍山举行作战演习，随便在中国土地上搞军事活动。有一个夏天，在日本军警指使庇护下的朝鲜移民掘开我国农民的水田，在双方冲突中日本人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日本特务在洮南索伦一带公开测绘我国屯垦、军队驻地的地图……我也亲眼见到日本人和朝鲜人随便在中国土地上开赌场、开鸦片馆、开妓院。日本霸占旅大和南满铁路沿线，把沈阳火车站叫日本站，铁路沿线多居住日本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称为“居留民地”。他们横行霸道，中国人管不了，中国的犯罪分子如果跑到他们那里，中国人就不能施行中国法律，也就是日本人掩护了中国的罪犯，破坏中国治安。那里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1931年我14岁，住在学校里。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我们下了晚自习已经熄灯入睡了。突然炮声震耳，接连不断，我们都被惊醒了，急忙跑到校园观察，只见一排排火光连同炮声划破夜空掠过，方向是由西南方向的沈阳站（当时叫日本站）向东北方向我东北军北大营所在地射击。同学们不知所措，惊慌万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是住在学校里与家中一点儿联系也没有。正在这时“查号”（训育）老师董翰生先生来了。他观看空中发生的现象，比较果断地说:“根据近日日本军队调动频繁等情况看来，可能是日本向我们北大营发动进攻了。”他叫同学不要动，不要出校门，更不能回家，等到天亮再考虑怎么办。就这样，大家在惊恐、疑虑、仇恨的黑夜回到宿舍，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炮声时续时断仍在响着。

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在民房上射击

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天黎明，天尚未亮，就听到有人喊:“同学们，快起来，外边来人了。”我们马上都到了院子，见校园里站满了人，有二三百，都是年轻人，20岁左右的，都穿着白衬衣白衬裤，没戴帽子。他们气愤、激动又严肃地高声大呼:“日本鬼子已经打进我们沈阳城了，同学们赶快，我们一起逃走吧!到东边道去，那里有军队，我们和他们一起打日本去！昨天夜里日本人就把北大营炮轰了，到处杀人放火。”接着又说:“我们是东山嘴子讲武堂和教导队的学员，我们在睡梦中仓皇爬起来，长官不叫我们穿军衣，你们看!我们全是穿着衬衣跑出来的，枪库里的枪支武器全被锁起来，不许我们动……我们就这样跑出来。同学们，不能在学校等着日本人来呀!赶快和我们走吧!想办法去打日本，你们还都小呀!”在这种纷乱嘈杂的情况下，有些大一点的同学就跟他们走了。我们一年级的几个同学一商量，也未敢随他们去。只见他们向南边浑河方向走了，渐渐远了。

天也渐渐放亮了。这是9月19日。仍然听到枪声、炮声，偶然有从小河沿方面来的人说城里日本人都满了，到处搜查过路行人、杂人。同学中有离家近的溜回家去，我这一天只能在学校等候消息。9月20日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回家。一进城就见日本军队小分队荷枪实弹，插着日本旗几十人一队走动着，不时听到枪声，每走不远就能见到中国人的尸体横卧路旁。街上大小店铺门窗紧闭，好不容易溜到家门已是第三天的中午了。家人见面都惊喜还在人世，关着门不敢外出了。

我家住在大北边门，离北大营较近，每到夜里更是听到枪声不断。日本人在他们筑起的临时碉堡里向外开枪，都是用的“三八大盖”式的七九步枪，声音又亮又脆，完全没有中国人的枪声。等到第二天有人回来说:“远远望去，日本碉堡周围有横着的中国人的尸体。”一连多少天的晚上都是这样恐怖。我时时想起九一八黎明穿着白衣服的人和我校跟着走的大同学们生死如何，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那时日伪媒体时常宣传在某处某地剿除土匪多少多少。有一次，日本人将23个人头悬挂在大北边门外的东北大马路的一排电线杆子上，离我家不远，我亲眼看见其中一个人头是用铡刀连着肩膀铡下来的，血淋淋的，惨不忍睹，至今想起来仍是毛骨悚然。

对我印象深的一次是九一八第二年旧历二月初二，天正下着大雪，早上5点多钟，天还没有亮，睡梦中听到大北关大街上马蹄声嘚嘚乱响，特别是在冰冻的土地上，声响更大，又听到大队人马呼啸奔驰，枪声如爆竹般乱鸣。一会儿又静下来，不知外面又发生了什么事，又过一会儿，天渐渐亮了，忽然听到有人敲我家院门，父亲不敢开，从门缝往外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我家门前，惊恐地说:“打扰你们了，我是抗日的队伍，我们奉命攻打大北城门，没有打进去。”我父亲开门让他进来，他已经负伤了，门口还有血迹。他请求给他一件衣服，以便逃回营地。我们家看他是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已是疲惫不堪，但又表现出刚毅有力、信心十足的样子，我们就把我的一件较新的长袍和一些食物送给他，又带他到我家后墙越墙往铁道方向逃走了。父亲马上命我擦干大门口的血迹，我流下泪来。这是我第一次对抗日行动经历的印象。后来听说那是一次不小的抗日斗争，可惜这支队伍在事先研究战略时把时间搞错了，他们本来分成九支分队，其中八支分别攻打沈阳的八门八关，第九分队攻日本站，即现在的沈阳南站，规定旧历二月初二晚上6点攻城，而这支队伍误记为早上，也就提前行动了。其他八支分队均未行动，日本军有所察觉，这支队伍孤军深入、孤立无援而惨遭失败。当时东北也有分散的抗日行动，如邓铁梅等人在庄河、桓仁一带，唐聚武在东边道，绿林好汉出身的老北风等人在北满一带艰苦斗争，终因日寇兵力强大而我方缺乏后援未能持久坚持下去。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军就大肆逮捕迫害爱国人士和学生。我的亲友中被害被捕的就不下十人。我妻子的堂兄和岳父的一名要好的同学也被日军杀害了。教员和公务人员失踪不知下落的经常有。日伪军不断对抗日老百姓“讨伐”，对学校进行奴化教育，篡改历史和教科书。我那时已考入奉天省立第二工科学校。学校必须学日语，并派日本人做副校长，掌管学校一切实权，该人叫中村敏男，正校长是牌位、傀儡，连他的名字我都不知，很少出面。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日本天皇的弟弟，当时称为秩父宫殿下，来伪满访问，叫我们学生列队去迎接。我们天不亮就去学校集合，徒步走两个多小时到了火车站，又集合列队用去两个小时，将近中午，这位“殿下”来了训话十几分钟，主要内容是“王道乐土，日满亲善”。这时有些同学又饿又累晕倒在地，我也支持不了，还要徒步行走四个多小时返回。散会前给我们每人发一块日本式的小点心，大家都高兴地三口两口吃掉了。这件事后来每想起来就感到羞愧，我是一个被奴役者，消耗我一整天的宝贵时间，吃上一块敌人所赏赐的点心，内心深感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