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战斗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在新疆战斗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在新疆战斗

赵明

风风火火人生路

1935年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在北平中山中学上学时，参加了“一二·一六”“六一三”示威大游行和罢课罢考。1936年华北危急，随学校迁到南京郊外四十里的板桥镇。七七事变后，日寇进攻南京时，我随学校撤退到芜湖，又撤退到安庆、武汉、长沙，最后到湘西永丰。这时国共已合作，在汉口我读到了《新华日报》《毛泽东传》《朱德传》《西北印象记》和由瞿秋白写序的《鲁迅杂感集》、茅盾的《子夜》、巴金的《灭亡》和《新生》等书报，眼睛亮了起来，到永丰不久，我就退了学，决心去延安参加革命。

1937年年底，我离开中山中学来到武汉，由于我哥哥在新疆工作的关系，我向由南京撤到武汉的新疆驻京办事处要点路费，想去新疆。新疆驻南京政府代表张元夫这时刚好从延安回来，他劝阻我说:“延安什么教学设施都没有，抗大学生一个人一个小板凳，在露天听课，你去了学不到什么，不如在这里学完学业，再去不迟。没钱从我这里拿。”他是新疆的驻京代表，又是东北的老前辈，他的话我不能不听，于是拿上了他给我的钱又回到永丰重新考入了中山中学。原来读的是高中理科，这时改学了文科。我参加了由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回来的同学朱家琅组织的“读书会”。读了他带回来的《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读了陈豹隐的《经济学》、河上肇的《经济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书，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www.guayunfan.com)乡间消息闭塞，大家都急于了解抗战形势。我利用物理实验室的材料，装配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夜里收听记录“中央广播电台”的战报，第二天一早用大字报贴出去，很受同学、老师欢迎。后来我又和几个同学增办了副刊，对时局和校政发了牢骚，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他们指派了两位老师，要在出刊前检查稿件，我不同意，说:“要检查，就把收到的来稿全交你们检查，然后我们再编。”谈了两次相持不下。

恰在这时，我收到了我哥哥赵普源从新疆寄来的信和钱，要我马上动身去新疆，随第四期留苏学生去苏联学习。如果来不了新疆，就到陕北去，无论如何不要留在国统区。我这时已读过杜重远写的小册子《盛世才与新新疆》，认为新疆与陕北是一家，遂立时整理行装起程，经汉口、西安到了兰州，搭苏联支援中国抗战运送战斗机的回程汽车，于1938年9 月19日到了迪化。

这时延安派来大批党员干部，接办了新疆学院，按抗大精神办校，就地培养干部，因为新疆地方政府决定不再派送留苏学生，我考入了新疆学院政经系。在林基路给我出的“你为什么要入新疆学院”考卷上，我写了“为了学习解放穷苦大众的斗争本领”。

在中共党员林基路、郭慎先、祁天民、杨梅生等老师教授下，我们专门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随着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入党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但是党在新疆沿袭联共党员在新疆工作时的做法:不发展组织。因而虽向林基路教务长提出过入党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心中非常苦闷。

我在新疆学院学习了两年半，担任过班文娱干事，组织排演过话剧《太平年》，担任过学生会保健部长、宣传部长，主编《新芒》校刊。在茅盾老师指导下，与党固、乔国仁同学一起创作了四幕话剧《新新疆进行曲》。用英文译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刊在《新芒》第二期上，还主编过一期《新疆儿童》。

1941年1月，政经系提前半年毕业，我被分配到“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总会”训练科，负责全疆反帝会员的教育和干部训练工作。同时为警官学校讲授马列主义政治学，为省立一中教国文课，任《新疆青年》《新疆文艺月刊》编委。苏德战争爆发后，我用英文译了关于苏德战争的通讯特写，陆续发表在《新疆日报》上。

1942年盛世才叛变，1月将我在新疆边防督办参谋处当副处长的哥哥赵普源逮捕，3 月12日将我逮捕。三年狱中生活，我用英文本、中文本对照俄文本学习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主义问题》，加深了理论和俄文、英文的修养。学习了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阅读了《史记》《袁了凡纲鉴》，增加了历史知识。我阅读了柯根的《世界文学史大纲》、弗理契的《欧洲文学史》，并做了笔记，查字典阅读了英文本《安娜·卡列尼娜》，用俄文翻译了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一些诗作，加深了文学修养。

1943年9月，在监狱养病室我与新疆学院同学张志远（伯中）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共同探讨了盛世才走过的道路、他的功过，研讨了当前新疆局势和出狱后从事革命斗争等问题，着手在狱中串联同志。

1944年9月，盛世才被蒋介石迫离新疆，我与张志远同时由监号中调出当“工犯”，得知我的兄长赵普源、我最敬仰的老师林基路已被杀害于狱中，心如刀绞，誓为他们复仇雪恨。我和张志远一得到上街的自由，立即串联八个同志于1944年10月中旬创立“新疆共产主义同盟”——后因出秘密刊物《战斗》向社会上散发，被称作“战斗社”——发展各族革命青年，与三区革命相配合，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斗争。我曾被捕，因国民党没有抓到证据，不得不将我释放。为寻求党的领导，我先与张志远，后与孙哲同志两次去苏联领事馆都无结果，于1945年冬派张志远去重庆找中共代表团，要求党派人来新疆领导我们。邓发和宋黎同志接待了他，转述了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同志的指示，要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东北籍成员转移到东北去，那里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焦点，迫切需要本地干部；不能转移的留在新疆搞民主运动。遵照董老指示，我们一部分人去了东北。留在新疆的同志在李泰玉、陈锡华、于江志等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与三区革命同志会合在一起，坚持战斗到新疆和平解放。

怀念林基路教务长

1938年是新疆地方政府在联共亲苏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一年。这时新疆已摆脱了多年的战乱，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走上了和平统一的道路，开始着手“新新疆”的建设。为了帮助建设新新疆，巩固抗战大后方，保障国际交通要道，我党应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请求，当时从驻在迪化（乌鲁木齐）的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组成的“新兵营”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又从延安派去一大批干部，分别在新疆各军政机关学校担任领导工作。

我是这年9月19日搭乘苏联援助中国抗战运送战斗机的汽车，由兰州到达迪化的。这时迪化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大会刚刚开完，正在开全疆运动大会。接下去要召开第三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满街都悬挂着鲜红的布标，上面用白粉笔写着:“坚持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抗战标语。街头矗立着一座座松枝牌楼，上面挂着大金字标语:“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庆祝第三次全疆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各族人民穿着整洁的民族服装，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街上，手里拿着彩旗，高呼抗战口号，高唱抗战歌曲。总之，抗战和新新疆建设的气氛非常浓烈，使人见了精神为之振奋。这和我刚刚经过的河西走廊，以及其他国统区那种冷冷清清、破破烂烂的凄凉景象，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一到迪化，当晚就有一个我在北平读书时的老同学前来看我。他是新疆学院政治经济系上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师范学院工作。他知道我来新疆是为了去苏联学习的。在问了内地的一些情况后，他径直地告诉我，现在第三期留苏学生已经回国，原打算派送第四期留苏学生，为节省经费，政府决定不派送了。由延安派来的干部，接办了新疆学院。按照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办学的精神和做法，把新疆学院办成了抗大第二，就地造就革命干部。进新疆学院比去苏联学习还好。接着他就以崇敬的心情谈起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来。话不太多，但却有力地在我心中刻划出一个青年革命家、新型教育工作者的形象。在我的要求下，他第二天就领我去见了林教务长。

当时新疆学院在迪化北梁、老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旧址，就是统治新疆17年的军阀杨增新被革命党人樊耀南刺杀的地方。我一走进林教务长办公室，就看到办公桌正面坐着一个黑红脸膛的人，他头发稀疏，额角微秃，眉目清秀，奕奕有神，看上去像个中年人，实际上只有22岁，比我只大三四岁，正在低头写什么。我的老同学给我作了介绍，原来他就是林基路同志。他撂下笔站起身来和我握了一下手，拉过两把椅子，让我们坐下。他个子不怎么高，但身材很匀称、结实。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问起我的经历来。

我有点拘谨，结结巴巴地讲了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到过哪些地方，读过哪些书，以及思想变化的过程。他听后微露着笑容说:“你明天上午来，给你出个题目做篇文章。”接着就转过脸去，询问我的同学近来工作的情况。我的同学简单地谈了几句，就和我一道告辞出来。林教务长一直目送着我们。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既严肃又亲切，既冷静又充满了热情。

第二天上午，我一个人去新疆学院。林教务长让我坐到墙边一个三屉桌旁，拿过几张苏联进口的印有浅蓝色横格的小洋纸，给我出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入新疆学院”。我根据读过的书中所能理解到的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理论，写了一篇文章，基本观点是:我之所以要入新疆学院，是为了求得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斗争本事。

林教务长回到办公室时，我把写好的试卷交给了他。他仔细阅读了一遍，赞许地点了点头，微笑着对我说:“开课时你就来吧！”我激动地握了握他的手，什么也没有说，几乎是跳着走了出来。

林教务长是1938年3月接办新疆学院的。院长由教育厅厅长孟一鸣兼。孟是老共产党员、党史专家，曾任红军大学代政委。孟不到校办公，只为学生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和政府政策课。一切校务都由林教务长主持。当时全校设有教育一系、教育二系、政治二系，还有一个附属汉族学生高中班、一个附属维吾尔族学生高中班、一个临时培训刚回国的第三期留苏学生班，共有学生二三百人。林教务长在人力和物力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在很短时期内就把新疆学院办成了一个培养革命和建设干部的基地，接受马列主义思想锻炼的熔炉，被称为“抗大第二”。

他按照抗大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规定学习内容，以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一般原理为主课，并且学习世界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经济地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战术、俄文等等。除上课外，还要求学生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如抗日宣传、抗日募捐、抗战话剧、抗战歌咏、教工人夜校等等。他以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基础，制定了新疆学院的校训，针对新疆学生一般家庭生活较为优裕的特点，将其中“严肃”二字改为“质朴”。他亲自为新疆学院写了校歌:

巍峨天山，环绕着戈壁无边。

在这大自然之间，陶冶新社会的青年。

民族的命运担在双肩，努力莫迟延。

团结、紧张、质朴和活泼，争取抗战教育的模范，

锻炼建设新疆的骨干。

时代的青年，勇敢向前，勇敢向前，

胜利就在前面。

当时在学生中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学生会，负责组织学生学习和文体活动，以及办理伙食、洗澡、采暖等工作；一个是反帝会新疆学院一分会，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和社会活动。林教务长就是通过这两个组织来领导整个学校工作的，他启发、鼓励、指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批评。学校纪律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

新疆学院学生中，有汉、维吾尔、回、塔塔尔等多种民族，林教务长特别重视民族之间的团结，提倡各族学生互相交朋友。在库尔邦节时，他鼓励汉族同学到信仰伊斯兰教的同学家中去拜年。他对各族学生都一视同仁，精心培养。甚至他的衣着也按照少数民族的习俗，穿黑色条绒上衣、条绒马裤、油皮靴，头戴鸭嘴呢帽，尽量做到民族化、地方化。由林教务长培养起的这种作风，在新疆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9年3月，盛世才把林教务长派到库车。1941年6月，又把他调回迪化。库车县人民闻讯联名上书盛世才，请求收回成命，让林教务长留在库车继续当县长。盛世才向我党代表提出要把林教务长留在他身边给他当“政治秘书”，加以羁绊。林教务长识破他的用意，坚决不肯就范。盛世才不得已，又改派他到南疆乌什当县长。1941年12月，林教务长去乌什就任县长前的一天，我在迪化南门外二道桥子遇见了他。1967年8月26日，我受林彪、江青、康生集团的迫害，被关在牢房中，回忆起这次会见时的情景，便在《毛泽东选集》的空白页上记述下来。虽然是诗的形式，但在叙事和情感上都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一九四一年初冬

天气阴冷而又灰

峭丽的博格达雪峰，

已淹没在云雾中不见。

我坐着六根棍车拐出南门，

直奔南梁国际书店。

快到二道桥子时，

在熙熙攘攘人群中，

我突然把林教务长发现。

他还是穿着那件青呢大衣，

带着黑呢鸭嘴帽，

容颜没有一点改变。

只是额头上多了几道深纹，

说明他已比过去更为老练。

我跳下车来，三脚两步跑到他跟前

喊了声：“林教务长，你好!”

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腕。

“是你？!”抑制不住的惊喜神色，

立时飞上了他那清秀的眉尖。

“你们都好吗?”

他把对自己学生的深情厚谊，

都倾注在简短的问话里面。

“怎么说呢?!”

想起党固、乔国仁、高希林、田毓桂

这些最倾心林教务长的好同学，

已被盛世才一批批抓走，

我与久别的林教务长不意会面，

而生的激情，顿时消失不见。

他意会到我说的四个字的全部含意

神色也立即黯然。

难忍的沉默，出现在我们之间。

在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空气下，

要想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找不出适当的语言。

我朝着同车而行的人瞥了一眼，

喊了声：“林教务长，再见!”

狠劲地握了握他的手，

坐上六根棍车继续奔向国际书店。

过了二道桥子，我向同行的人说了声

“我下去买点东西，你在书店等我”，

跳下车来，向原道飞奔如箭。

在“维文会”前，我重又把林教务长找见，

“你怎么又回来了?”

他的语调虽然平淡，

他的高兴神色却无法隐瞒。

显然他已经猜到我为什么要回还。

我和他齐步并肩。

悄悄地把他离校后，

同学们不幸的遭际和自己的境遇，

述说了一遍。

他默默地听着，

一种痛苦的，无可奈何的神情，

闪现在他那清秀的眉尖。

“林教务长留在迪化不走了吧?”

“政府已下令调我到乌什。”

“什么时候去呢?”

“我准备回延安。”

“回延安?”我一听这话，

心头好似滚油煎。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组织问题、道路问题，

一股脑儿全都凝聚在这句简短的问话里面

他机警地向左右前后看了一眼，

“只要坚持革命，终会走到一起来的!”

这是我和林教务长最后一次见面，

这是林教务长留给我的最后一句遗言。

我和林教务长会面后不久，《新疆日报》刊出了一篇长文《读 <三国志演义> 》，署名“鲁父”。我读过之后，立即猜出是出于林教务长的手笔。文章分析了魏、蜀、吴三国当时的形势和力量对比关系之后，说，只有按照诸葛亮和鲁肃有远见的政策，吴、蜀联合，才能抗拒曹魏。而孙权贪鄙短见，令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暗算关羽，破坏了吴蜀联合抗魏的统一战线，结果是蜀亡了，吴也随之完蛋了。这是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文章评论说，孙权愚蠢得像个猪，暗讽盛世才背弃联共亲苏的道路，破坏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没有好下场的。盛世才也看出了这篇文章的锋芒所向，一再追问作者是谁。

林教务长于1942年4月由乌什被调回迪化，8月9日被集中到八户梁，9月17日被送到三角地软禁。1943年2月7日深夜被捕，关在第四监狱东院5号牢房。我早在1942年3月12日就已被逮捕，关在第五监狱16号，我不知道林教务长等共产党人的情况。这年5月，我从被新关进来的一个留苏学生口中得知盛世才杀害亲弟弟盛世骐的消息，进一步意识到新疆局势要变了，但认为不管怎样盛世才肯定会把共产党人全部送回延安，绝不会把昨日的座上宾，变为阶下囚，因为这批人是他美语甘言从延安请来的。

1943年9月，我因心脏衰弱又患痢疾，被送到二道桥子监狱养病室治疗，和共产党员许亮住在一个号，这才知道所有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甚至小孩都被关进了监狱。大约一个月以后，我被移到养病室另一个号，碰上新疆学院的一个同学，他曾与徐涛同志关在同一监号，听徐涛说，林教务长住在第四监狱，领导过全号进行绝食斗争，对敌人大喊大叫:“我们在新疆有功无过!”“我们要求公审!”“我们要求无罪释放，集体全部送回延安!”我听后深深敬佩林教务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敬佩他敢于在危难中坚持斗争的勇气。

1944年9月27日，我突然被从新监狱提出，转送第四监狱当“工犯”。这时我才知道，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得不偿失，又想反复，但却被蒋介石逼迫离开新疆，到重庆当农林部长去了。这时我才知道林教务长已与陈潭秋、毛泽民同志一起，被盛世才杀害了，我的哥哥也惨死于屠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