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放歌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白日放歌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白日放歌

王成福

1945年5月德寇投降，日寇也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1945年8月上旬，我得了急性肺炎，发高烧，住进了西安市东木头市街市立医院。那时盘尼西林刚研制出来，只有飞机场美军有这种药，打上之后身体见好。忽然听到街上鞭炮齐鸣，人声欢腾。得知日本侵略者业已投降。人们喜悦之情顿时沸腾起来，国家可以太平了，战乱可以终止了，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了，我可以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了。欢喜之时，忽然想起杜甫逃难到四川梓州几年后忽然听到安史之乱中止了而写的诗，我情不自禁地高歌起来: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www.guayunfan.com)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种心情当时在我们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类似的反应。但是，当我朗诵“却看妻子愁何在”时，想到我将到而立之年，却还没有成家立业，不禁又有几分哀愁袭上心头。在流亡路上，我又和郑家芹几位同学互相勉励过，将霍去病的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作为我们都恪守的信念。

飞机场工程结束后，我来到铁道部，铁道部又派我同马宝珍、诸庆长等前往锦州铁路局参加接收。我取到调令。

战争停止了，我国乃至今世界呈现一片和平景象，人民盼望过上太平幸福的生活。可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民主制度紊乱，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是割裂的，在大的形势下是胜利了，可是国家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志都在认真思考着。有人说:“国家应该实施民主，推行法制。”有人说:“按军事政治情况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各行各的制度。”而对于进行国内战争以取得国家最终结局的设想似乎涉及不多。这时我在蒋管区寻找政治出路始终难以解决。设在七贤庄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我自己一个人去过一次，其后又和张泗洋、蔡坚行三人一起又去了一次，要求帮助我们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几次都被好言劝说谢绝门外。

1945年9月，日寇投降一个月后，经纬书店王化成经理介绍我到洛川中学教书，目的是在洛川找寻关系可以偷渡到陕北苏区鄜县（后改为富县）。因蒋军封锁太紧难以偷渡，这时王化成同志又转而介绍我到榆林中学教书。这样，我就可以拿着调令、聘书和护照去榆林，有资格通过延安，如此我在经过延安时就可以实现到达延安的目的。

可是就在此时，张泗洋和蔡坚行突然从重庆与我联系，准备到西安与我会合之后即急速赴东北。原来，他俩经过商量，蔡坚行把他所在的遗爱祠军事机关的密电码本，一本是普秘，一本是绝密，偷盗出来交给张泗洋，张把它送到新华日报社，并要求介绍他们到解放区去，但是未被答应。军事机关发现密电码丢失，马上搜查，并把一个据说是少将的负责人审查监禁起来。情况特别紧急，他俩在重庆难以生存。张泗洋是英语翻译，又在大学工作，大学里各种派系、政党都有，容易找到关系。于是又设法取得奔赴东北参加苏联红军工作的机会，就急速通知在洛川教书的我赶赴西安共同前往东北。

1946年2月初，我们三个人经过潼关风陵渡到达山西太原市。一个晚间，在小饭馆吃饭时，看见有几个日本兵也在那里吃饭，他们毫无愧色。我们就随便和他们闲谈起来。原来，他们是在“八一五”投降之后帮着阎锡山打八路军的日本俘虏。为什么帮助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们说“日本人中国人都一样的……”这不仍然是“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的鬼话吗？他们吃喝得醉醺醺的。这种情况就是大军阀阎锡山的“杰作”。蒋介石南京政府也还在聘用日寇的高级战犯冈村宁次作为高级参谋，把他保护起来。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又来打中国人了。国难家仇何时了？

1946年2月下旬，我们三个人乘火车从太原赴石家庄赴北平，当走到寿阳火车站，车将要开动了，这时张泗洋急忙跑过来对我说:“不好了，小蔡被军警拉下了火车。”我立即对张泗洋说:“我马上下车找小蔡，你坐车到石家庄站，每趟火车到站都来迎接我们。”我随即下车找到站长室，又到军警宪联合办事组。我把铁道部接收人员的派令显示出来，说明小蔡是我的佣人，就这样把小蔡领了出来。若不是我有铁道部的命令，若不是我立刻反应立刻行动，若有半点犹疑，其结果会是很坏的。

我们到达北平是1946年3月上旬。我们马上找到玄武门外方壶斋9号我们党的公开办事机关，表示要投奔共产党，他们也不相信，把我们有礼貌地答对出来了。

我又找德胜门外侯家胡同小学给我转达家信的石先生。他是我同学石世纯的父亲。可是这位冒着风险为我转了十年信的可敬的老人已经搬走了，我怅然若失。这时又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苏联军队已经从我国东北撤出回国。这样一来，张泗洋在重庆取得的赴东北参加苏联红军的关系也就中断了。这就直接影响我们奔赴东北目的的实现。好在我还有个身份就是赶到东北锦州参加“接收”铁路工作，尚可暂时安身。蔡坚行在报上看到张家口已解放，他执意到那里投奔革命。他的旅费已经用尽，我把我唯一的一只二钱二重的金戒指交给他作路费就走了。这也是人的一生中一个大的行动和悲壮之举。

1946年3月10日，我从北平出发奔赴锦州铁路局，在北戴河换火车时我的一只鞋子被挤掉了。那天还在下雪，我们坐的是敞车，没篷子的货车，脚冻得不成，只好用毛巾包了脚走下车来，住进一个小旅馆，到此流亡结束。第二天去锦州铁路局报到，下一步回家看看爹爹及弟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