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父亲流亡到南方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随父亲流亡到南方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随父亲流亡到南方

李治恩

李治恩，曾用名李志恩，男，满族，1925年4月20日出生。辽宁省营口县人。父亲李守桂1927年从东北航空学校毕业后在东北航空处任技师。1934年春随母亲投奔在南京航空署首都航空工厂工作的父亲，开始在关内流浪。1937年6月，南昌市女中附属小学毕业；1940 年1月，湖南省芷江私立沅郡初中毕业；1944年1月，洪江湖南省立第十中学高中毕业；1946年7月—1950年7月，云南大学机械系学生；1950年8月—1954年7月，云南大学机械系助教、讲师；1954年8月—1980年7月，昆明工学院机械系讲师、副教授；1980年8月—1987年8月，昆明工学院副院长、教授。

到南京投奔父亲

我父亲名叫李守桂，1903年2月生于奉天省海城县虎庄屯镇（现为辽宁省营口县）一个满族正蓝旗的大家庭。家里有些土地。祖父从事裱糊字画和经营药材生意，1922年双目失明后，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父亲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大学。东北航空学校是官办，不要学费，还发给零用钱，当时校长是张学良，教育长是万咸章。1925年8月父亲考入该校机械科。1927年5月父亲毕业后，分配在东北航空处工厂任中尉练习技师，担任飞机修理和装配工作。1928年8月，东北航空处改为东北航空大队后，父亲升为少校技师。(www.guayunfan.com)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攻占沈阳，城中陷入一片混乱。父亲很害怕，便脱下军装，改穿便服，把母亲和我送回乡下老家。这时，日本人占领了沈阳，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购买火车票一律要用金票（日本钱），幸好我的舅父在日本人开的工厂打工并领有日本钱（金票），才能买到火车票回到乡下老家。

听说张学良在北平（北京）成立收容站，收留由东北逃亡到北平的航空人员。父亲得到这个消息后，就独自一个人逃到北平进入收容站，后来到改编的中央航空署工作。父亲被派到飞机修理厂负责修理飞机。父亲有了工作，母亲和我便来到北平与父亲团聚。在北平，我们家住前门外汪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平房内。院中栽有枣树，每当初秋下大雨，树上落下的枣子会漂浮在院中。不久，日本人又野心勃勃攻打热河省，北平局势紧张起来。这里也不能久留，父亲又将母亲和我送回东北老家。

1933年7月，父亲调到南京首都航空署首都航空工厂做修理工作。父亲工作安定后，写信给老家，让母亲和我到南京团聚。当时东北在日本人统治下，加强对中国人的奴役迫害，不断借口打土匪骚扰老百姓，不断清查户口，如果男人不在家更要严加盘查。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接到父亲来信后，母亲请叔叔李守芳护送我们母子到南京。在1934年春天，我们从营口乘船到上海，父亲到上海接我们到南京。

到南京之后，我家住在离中华门不远的大中桥街上的一个平房。同时我就入学进入大中桥小学。记得有一年在南京举办童子军夏令营，营地离家不远，我去参观了两次营地。在南京设有蒙藏委员会，下面附设蒙藏子弟学校，学校经常举办足球比赛，我从小喜欢运动，常去参加足球比赛。1935年我的大伯父李守芝由东北到南京看望我们全家，借此机会我陪大伯父到中山陵参观了孙中山的陵墓。

从南昌到长沙

1936年4月父亲调到江西南昌第二飞机修理厂。我们家也搬到南昌，住在飞机场附近湖滨公园一幢二层楼的楼上，我也就近到附近的城北小学上学。在学校附近有个励志社开办的游泳池，在课后我开始学习游泳。在小学里我说话是北方口音，老师认为我说的是普通话。5月份广播电台邀请城北小学推荐学生去广播，学校就推选我在电台宣读一篇文章，题目是《五月的鲜花》。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8月13日轰炸上海，8月15日就轰炸南昌，因为南昌建有飞机制造厂，是与意大利合作的。南昌有飞机修理厂还有飞机场，就成为日本人轰炸的目标，每晚都来轰炸，虽然实行灯火管制，但有不少特务汉奸打信号弹，给日本飞机指示轰炸目标。当晚就捉到不少汉奸，第二天就被砍头，把头堆放在体育场看台上。我小时候便不害怕，跑去看热闹。日本人不断加强轰炸，住在飞机场附近太危险，全家就搬到城边的欧阳修路一个四合院。院前是一片空旷的操场，平时我们小孩子就在场上踢球玩耍。不久操场就用来作为对招来的新兵进行队列操练和打靶练习场所。操场前面有一条小河，常常有人在河边钓鱼。我们家在河岸边挖了一个防空洞，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就钻进防空洞借以保证安全，但是也不够保险。有一次，日本人的炸弹就在洞旁爆炸，把防空洞的门都震开了洞，真是太危险了。

日本侵占南京后“扫荡”队搜捕中国残兵（1937年12 月13日）

由于日机频繁轰炸影响了南昌居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飞机修理厂决定将一部分亟待修理的飞机和家属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地点就选择在湖南衡阳市，通过火车将飞机和家属运到衡阳。家属就住在衡阳江岸王家码头的几间库房，是个三进房间，第一进是修理人员住，第二进家属住，第三进房东住。院子后面就是养鱼塘，几乎家家如此。家里有客人来了，就到鱼塘里用网捉上几条鱼招待客人。

我们到衡阳一个月左右，就有汉奸夜晚放火烧飞机，而且日本人接着就开始轰炸衡阳。没有办法，疏散到这里的家属又由衡阳返回到南昌。到南昌后，我仍继续读书，在南昌松柏巷女中附小得到小学毕业证书。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战事已逼近九江，南昌形势紧张。1938年8月，飞机修理厂领导决定继续向内地转移。于是搬到湖南长沙。初到长沙我家就住在城内上学宫街。不久长沙也遭到日本人轰炸，我们家也由城内搬到城边小林冲住。但敌人的轰炸不断加剧，长沙不是久居之地，飞机修理厂再次向湖南西部搬迁。

日本侵占后的南京街头（1937年12 月13日）

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肆抢劫（1937 年12月15日）

长沙大火之后

由长沙乘坐木船，飞机和家属都挤上船，木船经洞庭湖向常德前进。中午船队正驶入湖中心，船上载有飞机，是明晃晃的目标。这时，日本飞机正从上空飞过，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船在湖中无处躲藏，只有听天由命。幸好日本飞机正编队飞向其他目标，终于逃过一劫。

这些流亡的人员在常德老码头租用了一个大仓库，把仓库用木板隔成许多小房间，让家属居住下来。在常德没有初中，而我小学已经毕业，我无法上学，只有辍学在家，每天都到码头上看看沅江上来往的船只。不到三个月，日本人大举进攻湖南，长沙发生大火，常德危急，飞机修理厂再次被迫向湘西方向搬迁。在常德码头上乘坐小型木船沿沅江而下，由于木船很小，只能搭乘人员，行李家具就抛在岸上，不少老百姓都去抢着接收。木船通过沅陵到达辰溪，不能继续前进，我们只好上岸改乘汽车，终于在1938年10月到达湘西芷江县。

到芷江县后先住在城东民房，飞机修理厂搬到芷江东门城外大龙井村附近的山坳中，为了使父亲上下班方便，我家就由城内搬到大龙井村，在小山坡上自己盖了三间草房住下来。但是不久芷江也开始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因为芷江不仅有个飞机场，还有飞机修理厂，自然成为敌机的轰炸目标。

到芷江后，我考入私立沅郡初级中学上初中。学校校址原本在芷江北门内，由于日本人轰炸，学校搬到一个小山村中，名叫曲溪垄，离城10多里远，学校租用民房给学生住，另外还建了几间教室和食堂。白天在茅草房中上课，晚上点上油灯自习，每周步行回家一次，生活比较艰苦。1941年春我初中毕业，芷江没有高中，听说洪江建有湖南省立第十中学有高中部，洪江离芷江有100里路。我邀约一些初中同学步行两天到洪江参加春季招考。1941年春季我被录取在省立十中高二班。每年寒暑假放假回家，我都要步行两天，第一天到达黔阳县（今改为黔城），第二天回到芷江。暑假芷江天气炎热，每天都到沅江中游泳。寒假天气寒冷只有在家烤火看看书。

湖南省立第十中学高中部学生全部实行军训，每个学生都穿军装，打绑腿，每天早上集合升旗吹号，晚自习点名，每天吃饭都要集合列队进入食堂，全体站好，听到校长一声令下，才能开始吃饭。校长姓田，对学生很凶，不久病死。又更换了一个姓周的校长，对学生管理稍稍放松。平时学生可以进行排球比赛，有时星期六晚上举办晚会，节目都是学生自演自唱。

洪江地处两条江的汇合点，不仅是商贸集散地，更是行政专区所在地，比较繁华热闹。学校在洪江郊区，名叫莲花池，有一片空旷的操场，我们学生就在这操场上踢球或做操。操场旁的师管区是抗战时招收新兵进行训练的军事机关，操练好的新兵就被送到前线作战。操场后面是一座山，山上有一个庙宇，名叫妙云寺。星期天我常约同学爬山到庙内拜佛。两条江汇合处建有一座桥，我们休息时常到桥上观看江上来往的船只。离开洪江10多里处建有一所陆军机械化学校，是培养陆军技术人员的学校，教员都是工程师和专家，我们高中就利用这个好条件，请来工程师和专家到校兼课，高中时的数学（三角、代数、解析几何）、化学、外语都是请他们讲课，水平比较高。

我在洪江读高中期间，学校曾发生一件大事。事情发生是由于少数学生到校外租房子住，与邻居妇女发生口角，而那个妇女的丈夫是师管区的军人，他们约了几个军人到学校要打学生，学生闻讯后及时逃走，这些军人就开枪打穿教室的门窗，打烂学校大门。他们耍够威风才走开，并扬言还要再来。校长很气愤，把损坏的门窗、校门都照了相，上告到省市单位，最后省市单位出面同师管区联系，制止军人闹事。

我家搬到芷江后的几年间，生活稍稍安定，我得以完成初中、高中学习。而父亲在1944年初离开芷江调到昆明工作，不久母亲和弟、妹也离开芷江经贵阳到昆明与父亲团聚，而我正处在高中毕业关键阶段，独自一人留在洪江。这时战争越打越厉害，日本人开始进攻湖南邵阳并向洪江前进，洪江到处人荒马乱。学校在1月中旬匆匆结束毕业考试，发了高中毕业证书，我就匆匆离开洪江。1月下旬回到芷江，在芷江停留十多天，通过老乡帮忙找到一辆运送弹药的汽车。当时缺乏汽油，汽车都烧木炭，走得很慢。这辆汽车烧酒精作动力，速度较快，经过两天旅途，1944年1月底我到达贵阳，在贵阳找到了我父亲在东北航空学校的老同学，毕业后又是同事，而且还是东北老乡的王良忱。他当时是空军第一车辆器材库库长，他给我在库中挂了个名，让我住在库里，吃在库里，平时帮忙抄写报表。这个器材库位于贵阳太慈桥青山坡。抗战时期贵阳到昆明交通不便，来往车辆较少。我在贵阳等了两个多月，才遇上一辆运送器材到云南沾益的汽车，经过两天路程到达沾益。正好遇到一位在南昌住在同一个四合院的邻居，他叫刘焕臣，当晚我住在他家，第二天从沾益乘上米轨[1]火车，回到昆明，我终于与父母亲、弟妹团聚。

父亲工作地点在昆明东郊黑土凹的一片荒地上，房屋很少，为了解决居住问题，我家就在荒地自建土基房二间，家中兄妹六人很拥挤，再加上经济困难，无法在家学习，经过东北同乡王自玉的介绍，我到位于昆明金马寺的私立长城中学边工作边复习，免费食宿。平时我帮学校抄抄写写，登记学生成绩，分发学生成绩单等，到7月份参加高考，8月份被录取到云南大学理科先修班（相当于预科）。

【注释】

[1]米轨是指铁轨间距为1米的铁路，是旧时法国人所修的滇越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