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解放区去，到中原去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到解放区去，到中原去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到解放区去，到中原去

刘百恒

在东北大学期间，我遇到了一批早先由东北流亡过去的东北大学生。这里有原建国大学的老同学金佩霖、丁汉章、聂长林；还有伪满长春法政大学、财政部职员养成所的同学刘光炎、李一清、李康等。大家思想、志向相投。目睹国民党大后方官僚、权贵贪污受贿，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极为痛心。这正如当时报纸所说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那年“九一八”，东大的教工和东北籍学生召开了纪念会，会上还演出了节目，有一名教工家属小女孩歌唱《松花江上》一曲，歌声婉转、凄凉，引起在场的教工、家属和学生痛哭失声，人们的心里充满苦闷和悲伤……我们一些进步同学继续秘密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其中包括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科学、联共党史、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论持久战》。特别是读了《论持久战》，一扫抗日战争中的悲观情绪，增强斗志，另外还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范长江的《塞上行》等，对解放区产生向往。

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迫于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压力，同意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几家报社组成的考察团，到延安考察，他们回来后，在国民党对新闻的严密封锁情况下，有些较开明的报纸，陆续报道一些见闻，透露了延安的团结紧张、积极抗战的信息，很受鼓舞。1945 年4月，我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不久从同学手中传来了《新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通过阅读报告文件，我了解到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抗战，才能救中国。为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参加抗战，已经有几名同学秘密离开学校，去解放区了。

为联系去解放区的路线，我的原建大老同学金佩霖特意去重庆一趟，到新华日报社找到我党地下外围组织的有关同志。据讲去解放区延安的路线已不通，只有去中原的路线还可以，而这时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已基本取得了胜利，人们喧嚷盟军要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中原是抗日前线，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队伍急需扩大力量，因此我们同意去中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45年6月，学校还没有放暑假，我和苏玉琳、戴文光三人开始准备，把不需要的棉衣、皮鞋等卖掉，筹集路费，并到校部开了路条，由三台出发去重庆。我们到重庆后，住在我党地下外围组织成员赵家实（原长春法大学生）家里。他家地处一个僻静的小巷，对我们也很欢迎。老赵告诉我，重庆特务多如毛，无事千万不要上街。由他和《新华日报》青年组负责联系。过两天，青年组的负责同志（后来听说是张黎群）到我们的住处同我们谈话，并叫我们写了自传。又过了几天，老赵回来告诉我们，经组织审查同意我们去解放区，约定到重庆育才学校接关系，我们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早，我和戴文光同学小心地走出寓所，一路上十分注意有无特务跟踪，最后按照老赵告诉的地址，来到了重庆育才学校。我们刚一进校园，就觉得和外面不同，好像到了另一个天地，隐隐约约地传来了秧歌舞曲。在一个教员室里，我们找到了所要见面的金秀堤老师，老金个子不太高，目光炯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非常机智的人，他打开手描的小地图告诉我们去中原解放区的路线和接头暗语。临走老赵到码头送别，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嘱咐我们要一路保重。(www.guayunfan.com)由重庆到鄂豫皖边区是段遥远而艰难的路程。我们由重庆朝天门码头乘大木船，沿长江而下，经涪陵、酆都、万县、奉节（夔府）去巫山。这里水流湍急，俗话说:三峡漩涡大，鹅毛也要沉底。当我们的船刚刚要到巫山之前，一个大浪打在船上，把船打得像冰陀螺一样旋转起来，人们慌了。船老板一声喊叫:“不准动！”大家才平静下来。十来名船夫喊着号子，挥臂摇船，冲过了恶浪。我们在巫山下船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渡江到南岸，开始爬巫山。这山又陡又高，难怪说它截断巫山云雨。上山时，天正在下雨，可是到山顶上，却阳光灿烂。过了巫山，来到了沟渠纵横的江南大平原，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热得人发喘。我们虽然只背了一个薄薄的行李，但走起路来仍然是挥汗如雨。这是一条由四川通湖北的商路，又称“盐路”。因沿海地区大部被日本人侵占，湖南湖北一带缺盐，所需的盐要由四川供应。大路上盐挑子络绎不绝，我们混在其中，起早贪黑，风餐露宿，向前赶路。一路上不仅要提防沿途哨卡的盘查，还要小心遇上国民党抓兵，为此我们时分时合。

有一天，我们分开行路时，我走到一个镇子上被几名士兵截住，说要检查，实际是抓兵啊！他们把我拉到房间内，让我穿军装，我不穿，先用竹竿打我，我不肯，一个很凶狠的家伙举起枪要用枪托打我，我被迫穿了衣服。然后让我吃饭，一个班长模样的人说:“吃完饭给他剃头！”可是，吃完饭未等剃头，就要出发了。先让我挑担子，我说挑不动，后来让我背米带子，一条条米带子往我身上搭，我简直像头毛驴。到集合场地时，一名军官举起一支步枪，拉动枪栓说:“今晚要夜行军，不许掉队，逃跑者要枪毙！”又拉动几下枪栓，接着说:“我们打败日本鬼子后，还要打共产党……”我一听心里想这回完了，犹如石沉大海了。正在这时，我看见有一位连长模样的军官在前面来回走动，我跑过去脱了帽，行个礼说:“长官，我是学生，学校放假回家路过此，被你们弟兄抓来啦！”他看了看我，问谁抓的，因为方才让我挑担子时，看见扁担上写的五班，我接着说是五班。他对五班说把他放了，我赶紧脱下军装，抱着我的衣服跑了。刚跑不远回头看，好像有人在追我，我急跑几步到了镇子上，钻进一家好像是税务所的办公室。他们问完我情况后表示很同情，然后告诉我别走了，今晚就住在旁边的旅店里。

刘百恒回到沈阳，与分别6年的妻子团聚（1949年1月）

第二天一早，我急忙上路，到中午时才追上了老苏和老戴，他们认为我肯定出事了，所以边走边等我。老戴说以后别分开啦，一起走吧！死也死在一块儿。就这样我们走了二十多天。终于来到了石首县，原预定进入解放区的渡口——藕池口。到了这里，我们感到当地哨卡检查很严，保安队在那旁持枪站立。在嘈杂的人群行列中，我们经过检查之后，鱼贯而入，上了渡船，过了河走不远，来到了一个村庄。当我们看到墙上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标语时，知道已进入了解放区，禁不住热泪盈眶。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安排好食宿地方，并发给了军装、夹被、蚊帐等，让我们休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不少来自各地的爱国青年，大家彼此交谈各自出生入死的经历，心情格外兴奋。过了两天，新四军干部告诉我们，组织上决定把我们送到后方学习，大家整装出发，军分区还派了一个排的兵力，护送我们连夜过长江，通过了日军封锁线，到达鄂豫皖边区新四军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梧山根据地。从此，我参加了新四军，工作在第一线，参加随北新区的开辟、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支援前线等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心情非常愉快，因为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