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地区异地采访大型报道

第一节　跨地区异地采访大型报道

临时抽调驻地方记者跨地区异地采访大型系列报道，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常用的深度报道方法。资料显示，这也是各省、自治区报社、电台常用的报道方法。

多年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地方记者部（现为记者中心）借用异地采访大型系列报道的方法，成功地撰写播发了数十个大型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早期的有系列报道《深情的黄土地》、《边城行》等，新世纪以来的异地采访大型系列报道有《2004中国西部纪事》和《海军经济》及《三北风沙源》，等等。

下面，笔者就以《2004中国西部纪事》这个大型的跨地区的系列报道为例，谈谈怎样组织和参加跨地区异地采访。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首先对外开放了天津、深圳、厦门等14个沿海城市，在取得骄人成就之后，又决定在上海浦东地区推行最为开放的新政策，经过5年多的实践，上海成为带动中国经济腾飞的第二极，为了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2000年1月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新战略，从而把沉睡着的中国西部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随着“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数十项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顺利进行，仅仅5个年头，中国西部广大的地域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生机勃勃的西部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为了深度宣传报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所取得的辉煌成绩，2004年4月份，中央台地方记者管理中心决定组织中央台驻西部地区的记者，采写大型系列报道《2004中国西部纪事》。中央台内部有些同志认为搞“西部大开发”近5年成就性报道，属于传统的大型报道手法，不会有什么新玩意儿。其实，这也是报道组织策划者们极力要突破的关键所在。到底应该怎样策划组织这次大型报道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回报呢？2004年中央台驻地方记者站站长会议期间，记者中心主任亲自主持了中央台驻西部地区12个记者站站长会，专题研究落实“西部大开发”大型系列报道的宣传主题、形态、内容、手法等一系列问题。有的站长提出分片包干，也就是确定总的报道规模，并明确每个记者站写几篇稿件，由记者站分头在当地组织采写稿件，如果每个省、自治区各写3篇连续报道，整个大型报道可连续播出数十篇专稿，其规模相当之大，会令人刮目相看的。也有的站长主张把系列报道按经济领域的行业，分别采写行业性成就报道。经过反复探讨，记者中心领导决定组织跨地区异地采访大型报道，并确定采写10篇稿件，强调要避免传统的成就报道手法，要创新成就报道，明确要求每篇报道要从小镜头切入，要有故事细节，要用新理念、新眼光考量“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写出发人深省，有思辨性、发散性、前瞻性的报道来。经过精心准备，记者中心从西部记者站抽出6位记者组成报道组，开始跨地区异地采访。

报道组记者分别深入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云南、新疆、西藏、贵州、四川、广西等省、自治区进行采访，一个多月后原定10篇稿件全部脱稿，经过报道组后期编辑组的认真编辑和制作，2004年6月初开始播出。

大型系列报道《2004中国西部纪事》（以下简称《西部纪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道中国之声和经济频道经济之声及中国广播网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在新闻业界也引起一定注意。

作为主策划人之一的笔者认为由记者中心牵头与编辑部共同组织策划，驻地方记者跨省区采写大型系列报道《西部纪事》是值得提倡的资源整合型报道方法，即：新闻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整合。如果每年策划组织驻全国各地记者搞几组大型系列经济报道，将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其获得成功的秘诀在于：

一、以新闻资源深度开发为目标

《西部纪事》选题创意策划之初，就把报道的坐标定在了深度开发新闻资源这个基准点上。俗话说入兰花园久闻不知其香。中央台驻地方记者长久地工作在一个地方，虽然对当地情况很熟悉，但也产生了迟钝麻痹的负效应。他们的新闻敏感渐渐被所谓的“熟”、“了解”等司空见惯的思想意识包裹起来，进而导致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许多应该深度报道的事物，只程序性地简报了，或者根本不报道。甲地记者站如此这般地写新闻，乙地记者站也如此这般地抓选题，丙地记者站更是如此行事，结果几十个驻地方记者站每每都有漏采漏发重大选题报道之事发生，一方面造成大量新闻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驻地记者的报道停留在表浅层面。一些驻地记者不是常常为没有大新闻而唉叹吗？这种“假性脱敏症”在新老记者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验证明，只要把这些记者换换位，让他到什么都不熟悉的异地去干干新闻采访，“假性脱敏症”立刻就消失掉，他们会用全新的眼光、全新的角度、全新的思维去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采访对象。记者只要有了新鲜感，就能抓到鲜活的大鱼。《西部纪事》策划之初，我们就充分考虑到避熟就新问题，在广泛发动西部地区12个记者站全体记者提供报道线索、新闻素材的基础上，让来自这12个站的6位撰稿执笔人分别跑两个外站所辖地区，去猎取更有冲击力的新闻事件，寻找更有入耳入脑穿透力的报道角度，结果令人十分满意。当地记者熟视无睹、无人碰触的一个个新闻事件被启用，再经过策划组和撰稿人的精剥细刻，把新闻事件的核心故事纳入稿件中，做到每篇稿件都有几个听来新鲜的新闻故事，让受众兴奋，让受众激动。比如云南的屠牛场，甘肃的马子禄牛肉面，陕西的滴灌等等，所在地记者站过去都没有细想过，更没深挖过。这些本不新鲜的旧事、老事，在异地来的远方和尚的鼓捣下，显示出极高的新闻含金量，丝毫没有陈旧感，给人的是新鲜、震撼，是启迪。

如果不是换位异地采访，还抱着旧观念，让本地记者去写，绝不会在这些老故事里挖出金子，也绝不会产生如此好的宣传效果，本质区别就在于，“避熟”成功地突破了新闻资源的深度开掘的瓶颈，真正实现了经济新闻的深度报道。

二、以人力资源横向开发为主旨

从世界第一张报纸问世起，从事新闻采写的新闻记者这个行当就是以个体行动为主，也就是个体户式或散兵游勇式的作业方法。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大众传媒的记者仍然以个体作业为主，除大型会议或大型社会活动的现场直播、现场报道外，一般性的采访至多是几个人的小组一块行动。新闻业界这种久而不变的操作方法，为每个记者提供了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空间，但也把记者局限在个人奋斗的小天地间，无论是思想方法，还是思维逻辑，都受到一定的束缚。这种单兵作战的方法，限制了记者与记者的横向联系，使他们潜意识里多了些自我而少了与大家合作的团队意识。记者智慧中那些靠交流、沟通的碰撞才能产生火花、闪光的才智失去了开发的机缘。长此以往，记者个人的创造性、创新性资源得不到挖掘、发挥，自然就形成人才智力资源的浪费。《西部纪事》采取的策划和采访双重组合新方法，就有效地消除了单兵作战的局限性，改变了记者一个人冥思苦想，把新闻采访局限在旧有水平上的状态，而把记者摆在了团队的平台上，以几个人、十几个人的智慧的最高点为起点，营造了人人都可以产生大手笔佳作的氛围。

《西部纪事》的组织、策划、采写、播发全过程最能体现人力资源横向开发，表现团队智慧的主要环节为：

一是来自12个记者站的6位撰稿人，从收集资料时就全方位、多层次纵横双向地推进工作，他们既从媒体过去的大量报道和政府网站上搜集自己所负责的报道方面的材料，西部大开发5年来的成就、问题，又搜集其他撰稿人所承担的报道方面的资料，并利用电子邮件互相传阅，互相探讨、推敲。由于各自搜集资料的渠道不同，所获得的资料角度、层面、内容等均有较大差异性，这对于挖掘报道深度，开掘新角度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是两次撰稿人的碰头会，6位撰稿人与总策划人及编辑人员一起分析选题、选择素材、寻找切入点等等，充分打开了记者进行横向思维的天地，使策划、采访、写作不仅有深度，也有广度，形成立体化工作流程。

三是主创人员（撰稿人）与众多提供新闻素材的驻地记者的横向组合。《西部纪事》这个系列报道是牵动中央台西部12个记者站的所有记者的大型采访活动。6个撰稿人在他们所去的两个异地采访省区工作时，都充分体现了与驻地同仁的全方位合作。他们从仅负责提供零部件的驻地记者那里，获得了许多有益的智慧、理念、技巧等，真正形成靠集体智慧完成选题的确定，内容的采写，节目的制作和播发。《西部纪事》绝对是中央台西部12个站40位记者的集体佳作。

三、以提高一线记者素质为落点

在策划、组织、实施《西部纪事》系列报道之初，有人云：手中没有节目，既没有发稿阵地，又没有发稿权的地方记者中心，费劲巴拉地搞大型报道，值得吗？显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是把价值的取舍定位于与个人是否有利上。恰恰相反的是，从始至终，记者中心下力气策划组织实施《西部纪事》的选题，其着眼点是放在提高驻地方记者，特别是提高驻西部一线记者的业务水平和素质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改革开放最先始于沿海和东部地区，在取得经验之后才梯次向中部、西部延伸，近二十多年来，许多率先改革、开放的典型多出自沿海和南方，为此这些地区的驻地记者不仅参与中央台大型报道活动多一些，而且沿海站一些一线记者还被抽回台里参与大型直播的撰稿工作，如《乘风破浪》，香港、澳门回归，建党80周年，国庆50周年，等等。而西部地区记者就很少有机会经历这种特殊历练和学习提高。由记者中心牵头组织记者站进行资源整合型跨地区的大型系列报道，较好地弥补了上述缺失，给驻西部记者提供了接受特殊锻炼和学习提高的机会。西部12个记者站的几十位记者都踊跃参加《西部纪事》的采访活动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选择主撰稿人之初，我们确实觉得人选难找，几十个记者中参与过大型报道的人几乎为零，谁能不负使命，高水平完成这没有先例的新型报道样式的主创呢？信手拈来6位“老记新手”型人选，结果主撰稿任务大家都完成得十分好。事实充分证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驻站记者的思想观念并不落后，思维逻辑并不陈旧，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并不低。无论哪方面，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都是对改革开放充满激情，充满热情可以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报道社会全面进步的一流记者。黄立新、郭长江等6位主撰稿人，都是那么敬业勤奋，那么快节奏、高效率地工作。他们都是政治强、业务精、创新精神强、思考深邃的记者。经过《西部纪事》大型报道的历练，他们从中得到了很大很多的提高与收获。

《西部纪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广网播出后，在社会上和新闻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有人评价说，能把一个常规的成就性报道选题，做成颇有新意的报道，本身就说明驻西部记者队伍里蕴藏着巨大的业务能量和极高的业务素质。如果今后每年能搞几次这样的大型报道，轮流让每个一线记者都有机会在严格、高水准的要求下历练一下，展示一下业务能力，是件很好的事。

附例稿（67）

录音报道：2004中国西部纪事

开始曲：

感受中国西部经济脉动，破解西部开发重重难题

——《2004中国西部纪事》

第一集：兰州马子禄的老字号之重

记者：各位听众，去过兰州的人们都知道，兰州城里的马子禄称得上是兰州老字号中的重量级人物，马子禄牛肉拉面名扬天下就是很好的证明，有名归有名，但人们要吃上一顿正宗的马子禄牛肉拉面可要费些周折，不仅要排队，还要赶在下午两点之前，因为两点一过马子禄牛肉面就做完了全天生意，关门休市了，这就是兰州人都知道的马子禄“过午不候”。人们不仅有些费解：马子禄念的是什么经？

背负着“家族财产”的“祖训”，马子禄及其后人近乎于狂热地延续着对“配方”的崇拜，到75岁高龄的时候，马子禄依旧是独自一人在马家的配方厨房里亲手配制汤料，怕的就是配方泄露。

当马家第三代传人马汀费劲周折在兰州开出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分店时，决定口味关键的牛肉汤还必须由大众巷老店一桶桶送出。这种手工作坊式的操作流程制约了原料生产的规模化，正是这种忠诚于马家老字号“原汁原味”的信念，把马子禄以及后人牢牢地捆绑在了西北重镇兰州一隅，更重要的是，马子禄也甘心于此。

（录音）“牛肉面本身就是兰州的一个品牌。我父亲他给我说，你把这个店，把这个品牌做好，也用不着你到处开店去，到处开店你照顾不过来，就把这个牌子做砸了。”

在西部浩瀚的饮食老字号中，马子禄的“个性”多少带有普遍性：重视“质”必然要减少“量”，突出“量”势必会损害“质”，在追求品牌“质”与“量”的对立统一中，老字号往往会走到“对立”的极致，一块块烫眼的金字招牌成就了多少人毕生的荣耀，同时也变成了多少人生命中无法承受其重的负累。

西部开发撬动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作为全国知名的甘肃著名商标，马子禄牛肉面自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马子禄在扩张的机遇面前表现了他固有的坚持：

（录音）

“我这个经营呢，不像人家大型企业、生产企业，是不能盲目地扩散，这个不是你胆子大、胆子小的问题，这是慎重的问题。”

（片花）

马子禄的“老字号情结”在兰州乃至在整个西部地区不乏追随者，西安的羊肉泡馍、四川的泡菜、桂林的米粉、新疆的手抓饭还都停留在家庭作坊的狭小空间里，有的是遍地的资源，缺乏的是整合的力量。

城头变幻大王旗，正当马子禄沉浸在老字号的正宗与纯粹之际，同源于兰州拉面的“马兰拉面”一方面坐稳兰州大后方，克服传统兰州牛肉拉面作坊式生产、摊贩式经营的弱点，同时，在国内外大力发展连锁事业，以实现其雄心勃勃、10年之内建立1万家连锁店的蓝图。

马兰的扩张与马子禄的保守在市场面前已分出高下，面对汹涌的大潮，马子禄的孤岛愈发寂寞，但马子禄坚持了自己的判断：

（录音）“我就怕这个东西，你打广告，搞促销，马上上市，假冒的东西马上就来了；儿子他的想法是搞连锁，收加盟费，我说不能那样搞。不搞连锁。”

马子禄的忧虑来源于扩张的风险，马子禄怕假冒伪劣砸了老字号的牌子，但同为西部食品老字号的贵州老干妈风生水起7年间，跟假冒伪劣也打了7年的侵权官司，而结果是，官司一桩接一桩，但老干妈却在与市场的博弈中赢了个盆满钵满。和马子禄不同的是，老干妈分利于经销商，实现共赢。

在某种程度上，马子禄、马兰以及老干妈都在生动演绎着西部老字号的往昔和今朝，在这个包容性无限大的时代里，西部林林总总的老字号在市场面前存留着各自的心态，这也就注定了明天西部老字号的每一场浮沉。

记者：就在记者结束采访要离开兰州的时候，马子禄的传人马继祖告诉记者，马子禄牛肉拉面目前开始考虑市场的拓展。相信随着西部开发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部老字号会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并走出适合自己的路子。

责任编辑：于锋

主笔：黄立新

联合采访人：周平王贵山张江元陈程孟海焦健

（本文2004年6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首播）

感受中国西部经济脉动，破解西部开发重重难题

——《2004中国西部纪事》

第三集：朝天门市场的变迁

［出音响：流水声、汽笛声、车鸣声］

记者:各位听众，这里是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的重庆朝天门码头，远近闻名的重庆朝天门市场就在这个半岛尖儿上，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朝天门市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出音响：市场嘈杂声。几秒后压混］

记者:然而就在几年前，朝天门市场大批商户因为生存条件恶劣，纷纷外迁，市场出现萧条局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朝天门曾经的萧条，又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朝天门今日的繁华呢？

名冠一方的重庆朝天门市场得先天之地利：滚滚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朝天门码头熙熙攘攘，船来帆往，正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交通资源，来自大江南北的大小商户云集于此，朝天门市场成了重庆商品集散的重要门户。

朝天门的兴旺让前来淘金的各地商户赚了个心满意足，正当朝天门市场满怀信心鸣笛启航时，意外的波澜出现了。各种检查、收费接踵而来，审批环节层层剥皮，管理费用成倍提高，商户经营成本比临近的成都高出一倍，商户苦于招架：

（录音）“辛辛苦苦挣的钱，流水一样出去了。我们的心都凉了!”

多头管理、高收费、乱罚款，诸多市场病毒一度在朝天门滋生蔓延，当全国许多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探索转变职能、加强服务时，重庆市及渝中区的20多个执法部门却热火朝天地在朝天门市场内进行着一场罚款、收费竞赛。重庆渝中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协信分会会长郝清贵对此不无反感：

（录音）“你说你收费高，我收费还要高，个体户不可能不缴!每个管理部门都有政府的红头文件，甚至于法律，你敢不缴哇!那么到最后，失败的是市场。”

在此环境下，朝天门市场的衰落成了必然。在付出高额的交易成本之后，朝天门市场出现近七成商户赚不到钱的尴尬局面。于是，先后有七八十家撤资外流，朝天门门前日渐冷清。

重庆朝天门市场曾经的衰落是西部某些地方政府部门职能错位的典型代表：以“罚”代“管”，审批环节繁琐，工作效率低下，致使投资环境迟迟得不到改善。据统计，2003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仅为17亿多美元，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

全国政协委员曾华：

（录音）“更要注重法制环境、投资环境、市场发育环境等建设，需要进行体制创新，加大改革现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体制的力度。”

（间奏）

朝天门市场的日益萧条极大刺激了重庆的神经：朝天门市场占据“西部开发”之天时，长江、嘉陵江之地利，却独因“人和”匮乏而功亏一篑。重庆市有关方面痛定思痛，连下猛剂：废除对朝天门市场的多头管理，实施“一个窗口，标准收费”。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勇气：有关方面的领导带队前往广州、成都等地，以检讨的态度逐家邀请外流的商户回归朝天门。

重庆方面的姿态让众多投资者意外之余颇为感动，再加上对朝天门的眷恋，大批商户回归朝天门一度成了2000年重庆市一道别致的风景。根植于投资环境的改善，朝天门市场很快再度喧嚣起来，2004年6月的朝天门市场坐拥万家商户，年交易金额逼近百亿大关，商品顺着滔滔长江、嘉陵江，辐射云、贵、川西南半壁江山，纺织、加工、餐饮、交通等相关产业密切跟进，几十万人从中就业，朝天门市场渐入佳境。

郝清贵：（录音）“我们朝天门市场大概有五个亿左右，购买了产权，店面是自己购买的。”

朝天门市场的变迁影射了西部的往昔与今朝，更折射出西部明天的萌动。在经历过市场的阵痛洗礼后，西部的地方政府正以近乎虔诚的心态探索着自身角色的定位，在西部开发第五个年头的时候，从朝天门开始，西部正在发起一场规范政府行为、改善投资环境的集体行动，这次行动将会对西部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记者：各位听众，在长江和嘉陵江的滋润下，今天的朝天门市场步入了良性发展道路。这里的商户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对政府的服务非常满意，只是不知道政策能不能持久，政府的服务会不会变。我们相信，在朝天门变迁过程中有过教训的重庆市，将会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展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在朝天门市场做生意的人们也将会得到更好的服务、更多的实惠!

责任编辑：于锋

主笔：陈代泽

采访记者：刘湛陈代泽

（本文200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首播）

感受西部经济脉动，破解西部开发重重难题

——《2004中国西部纪事》

第六集：沱江防线的集体溃败

（江水声、船笛声，渐隐）

记者：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在四川省简阳市境内的沱江边为您报道，虽然经过了大规模污染后的紧急处理，但今天的沱江还是面容憔悴：青色有些泛黑的江水翻卷着零星泡沫，缓缓地流向远方，人在岸边仍能不时闻到刺鼻的味道，今年上半年，沱江，这条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由于两次特大污染吸引了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人们不禁为沱江的命运担忧起来。

（解说）沱江，这条被“天府之国”尊誉为“母亲河”、世世代代滋养成都平原的古老河流在2004年命运多舛：2月，川化集团向沱江大量排放高浓度氨氮废水，致使沱江面目全非；5月，仅距第一次污染不足一百天，元气未复的沱江雪上加霜，由于东方红纸业公司大量排放造纸废水，沱江再度瘫痪。

两度污染酿成连连苦果：沿江近百万群众生活饮用水被迫中止，沱江生态辐射链条被生生扯断，各项损失达3亿元之巨，时至今日，当地百姓对污染造成的满城风雨仍心有余悸。

（录音）“当时市民都不太清楚，得到政府通知停用水的时候才发觉，河里的鱼都死了。当时煮开的水有很大的氨水味道，氨气特别重。”

沱江的沦陷似乎早有定数，当滚滚黑浪猛烈冲撞人们眼帘、击破大众心理防线时，人们有权质问：是谁在保卫沱江？又是谁在向沱江发起轮番攻击？当沱江最终全线失守之际，又有谁会被推向道德和法制的双重审判席？

沱江防线溃败的第一道缺口源于企业的原罪，企业有恃无恐向沱江排污另有内情，根源之一就在于违法成本的低廉。按已知结果计算，川化集团因此次排污被罚款100万，但这对一个总资产18亿、年销售额达10个亿的企业来说，区区100万当属九牛一毛。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

“所以说现在形成了遵纪守法的人成本很高，而违法违纪的人成本很低。那么要改变这么一个情况，唯一的做法就是加大排污的成本，大到他没有利润可图的时候，他就不会排污了。”

行政性罚款挑战执法威严凸显环保部门的责任缺失，这为沱江沦陷打开了第二道缺口。据了解，东方红纸业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经年累月向沱江直接排污，但当地环保执法部门疏于监管听之任之，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四川省人大代表张世昌：

“好多执法部门，只重视罚款，甚至把罚款作为一种经济来源，为部门利益执法，造成了不好的负面影响。”

但环保部门却有怨言表达：设备老化，经费短缺，执法困难，同时受制于体制因素，环保机构在西部普遍被边缘化。据了解：在四川省，占全省总数超过30%的58个县区根本就没设立环保局，而这58个县区绝大多数恰恰处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门户金沙江、岷江以及沱江流域，于是，行政机制保障匮乏成了沱江最后一道防线失守的元凶，至此，沱江防线集体溃败既成事实，沱江沦陷已成必然。

（间奏：“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特别奉献——《2004中国西部纪事》）

沱江的沦陷归根于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漠视，是西部地方利益争夺生态空间的恶果。据了解，东方红造纸厂每年可以向仁寿县上缴500万元利税，为当地解决600多个就业岗位，而属于四川省重点企业的川化集团，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有关方面百般呵护。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依存于狭隘的政绩观，“竭泽而渔”的发展态度让本已十分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处于危险边缘。

（根源哪还在于那个GDP崇拜。单纯追求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地区GDP的增高。GDP本身是一个很不错的指标，但它还有很大的缺陷，它只讲增加，不计成本，这一点是最根本的。）

更让人警醒的是，在经历过两次大规模污染之后，沱江的防线仍是脆弱难当，散布于沱江、岷江两岸的400多家有污染隐患的企业更像颗颗定时炸弹，时刻有爆发的危险，而四川省关于“2005年前还沱江一池清水”的上下共识更有一纸空文的嫌疑。沱江的命运何去何从，四川以及西部各方姿态至关重要。

记者：就在一周前，记者从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该院已对仁寿县有关责任人进行立案侦查，此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为污染事件引咎辞职。

编辑：于锋刘园丁

主笔：郭长江

记者：陈程刘涛郭长江

（本文2004年6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