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抗日之路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走上抗日之路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走上抗日之路

高永久

高永久，男，汉族。1914年9月29日出生于营口。山东蓬莱人。1931年，考入海城县立中学；1932年春到天津炒米店汽车站当服务员，不久到北平（北京市）参加东北抗日救亡宣传队；1933年3月，在海城协昌源当店员；1934年2月，在山东蓬莱北王村当小学教员；1938年2月起，在蓬莱城参加抗日游击队；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任中共蓬莱县委统战部部长；1942年3月，到胶东区党委学习。1942年5月，派回东北海城、营口一带以工人为掩护从事反满抗日地下工作。1945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6军分区72团副政委；1945年11月，任第四野战军四纵第10师30团政委，参加三保本溪、四保临江战役；1950年12月，任海军汕头独立巡防区政委；1952年7月，任海军南海舰队修造部政委；1958年3月，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59年7月，任海军榆林基地政治部主任。1964年2月，任大连海运学院（今大连海事大学）党委副书记。1982年离休。

日本鬼子侵占了沈阳北大营

我在青少年时代，家庭生活艰难困苦。父亲在辽宁省海城县电话局当外线工人，成天上杆爬高。我六岁时，母亲产后病故。父亲为了给刚出生的弟弟找奶娘，就让我在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带领下单独过生活。记得有一天早晨父亲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时，我拽着父亲哭叫着要妈妈，逼得父亲无可奈何领着我到大门外附近的一口水井边对我说:你再哭闹我就跳井了。我说:你跳我也跳。逼得父亲忍无可忍，叫姐姐把我领回家。现在回想起这件让人心酸的往事就如在眼前。(www.guayunfan.com)我在9岁才上小学，17岁考入海城县立中学。在我上中学之前，父亲从海城电话局调到牛庄电话局。父亲托我叔叔把我姐姐领回山东蓬莱与城里的王 守范结婚。1931年暑假期间父亲又给我早成家，和牛庄郊区李家姑娘结婚。暑假期满我就回到海城县立中学。不幸的是正好遇上九一八事变。当我走进校门就看到一些同学三三两两愁眉苦脸地说:“日本鬼子侵占了沈阳北大营，学校都停课了，我们这里也停课了，老师告诉我们都回家吧，什么时候开课不知道。”真是高兴而来痛苦而归。

海城国民高等学校“远足”留影（1937年秋）

日本鬼子在城内外耀武扬威

我当时上学离家远，只好住在姐姐家里。学校停课后就回到牛庄。海城靠近南满铁路，早就被日本人占了，沿线的火车站驻有日本兵。我在海城生活学习时，经常看到日本鬼子的步兵、骑兵、炮兵在城内外耀武扬威地通过。他们横冲直撞，显示出霸道的嘴脸。我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停课，回到牛庄时也发现有日本鬼子兵在街上走来走去。听到街巷里人们说蒋介石不让东北军打鬼子，说什么先安内后对外。“先安内”就是先打共产党，这不是叫东北老百姓当亡国奴嘛！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有气!老百姓生活不安宁，生命也难保。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

父亲同意去关里找出路

为了找出路，经过父亲同意，在1932年春节过后，我就从牛庄到营口，乘船到天津炒米店汽车站当服务员。站长李荣久原先在牛庄经商，是牛庄电话局的用户，和我父亲认识。我在当服务员期间听说北平有抗日救国会，可以到东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就毅然决然地在4月中旬辞职到了北平。参加抗日救国会时认识了从四川重庆来的抗日代表郭岳乔等人，经共同商定组成了去东北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当时我是宣传队中最年轻的，算是东北青年学生代表。我们从北平出发前，听说有一位抗日志士名叫吴雪生，是锦西人，中学教员。九一八事变后全家被日本鬼子杀害，为了报仇雪恨，来到北平商会要求发枪，因商会会长不接见他，就在商会绝食，并在报上公开点名商会会长冷嘉纪是个老奸巨猾、一毛不拔的东西。我们宣传队几个人向他说:“在这绝食没有用。”后来听说他离开北平商会到外地去了。

参加长城抗战的冯庸大学女子义勇军吃饭时的情形（1933年春）

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

我们抗日救亡宣传队从北平乘火车出发到北戴河车站下车后，长途行军到达热河，在凌源县境内的荒山秃岭河枯草黄的一个大庙里住下。庙里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和尚。我们宣传队住在大庙里，由宣传队负责人郭岳乔领导我们讨论到东北如何开展工作。如有困难就先到苏联那边待机活动。议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叫东北老百姓当亡国奴，议论共产党主张抗日；议论苏联打倒白俄，工人农民得解放，不受剥削不受压迫。住在大庙里有一个多月，终于等到后方来人召开会议。我们宣传队负责人郭岳乔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向我们传达了会议精神:先打倒老汤（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扩大抗日队伍再向东北进军。

这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许多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正在抗日队伍不断扩大的时候被老汤发现了，用他的反动武装把抗日队伍打散了。我们去东北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与抗日队伍失掉了联系。去东北的重要通道——北票又被严密封锁。在进退两难时，宣传队负责人郭岳乔决定返回北平。因为我们离开北平已有一个多月了，北平有什么变化不清楚，只能回去看情况后再决定如何活动。因为当时心里没底，只能如此。

我们从热河徒步行军走到北戴河火车站，一上车就感到与上次出发时大不一样。上次从北平出发时，在车上同志们有说有笑，都有一种抗日救国的自豪感。可这次回来却忧心忡忡，每个人都像有心事似的。火车一到北平站，队员们纷纷下车各奔东西，顾不得招手告别，这时我不知如何是好。在北平我一无亲二无故，不是久待之地，想来想去只好到天津炒米店汽车站找李站长帮助解决困难。

我们抗日救亡宣传队从北平出发前，把不能带的东西都留在北平。我的行李放在北平胶皮胡同一个居民家中，想拿出来带走，找了好几次也没找到，只好带着一条棉毯子来到天津炒米店汽车站。万万没想到我一走进站门，李站长看见我就吃惊地说:“你怎么回来啦!人家都说你们是当土匪，官府还要抓你们!”我一听又惊又气，为什么把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说成是当土匪，还要抓起来，真是岂有此理!随后李站长又对我说:“你不能在我这里，怕被人认出来。”又说:“你父亲来信托我把你找回来。”当天他就把我介绍到天津八里台汽车修路段当了临时修路工，以便挣出回家的路费。

在天津八里台当修路工

在我当临时修路工时，一有空闲我就看书、看报。记得在一本杂志上有一篇梁启超的文章中说:“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可丢。”这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抗日救国心。我一有空就看这篇文章，直到能把全篇文章背下来，准备回东北做宣传抗日用。

我在八里台当临时修路工一个多月，挣出了回家的路费。于9月下旬从天津乘船到营口下船后直奔牛庄。一进家门父亲惊喜地对我说:“你可回来啦！”高兴得两眼热泪欲滴。妻子李素琴见了我喜在心里，可是看到我回来时只拿了一条棉毯子，别的一无所有，表现有些难过。因为我从牛庄去天津时带的行李全是结婚时的衣服、被褥等物品。

我在天津八里台当临时修路工时就立下志愿，回到海城后联系同学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没想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三省，利用汉奸走狗对老百姓进行法西斯统治。海城又处在南满铁路沿线的重要地段，敌人戒备更加森严，汉奸走狗更加疯狂。我的同学在九一八事变后，都各有心愿。有的入关抗日求学，有的到外市县求学、打工，还有的在城内专学日语。当时联络同学非常困难，因此我的抗日救亡宣传打算一时难以实现。为了生活，只好在一家“协昌源”钱庄当店员。经常看到汉奸走狗卖国贼摇旗呐喊，为虎作伥，实在令人痛恨。可是在敌人统治下老百姓有苦不能言，日夜不得安。

到山东农村当教员

1934年春节过后，我到山东蓬莱四区北王村小学当教员。在课余时间以讲故事的形式宣传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卖国贼的统治下，东北老百姓遭受亡国奴的苦难令人触目惊心，以此来唤起同学们的爱国心。在北王村小学任教一直干到1935年年底。

这时，父亲也因为在海城无法生活，回到山东蓬莱磕头崖子高家村的老家种地。1936年春，我在家里帮助父亲种田。父亲扶犁我在前头拉犁。因为住在山坡顶上，每天还得到山坡底下的水井挑水回来，生活虽然有些苦，但也有些情趣。

1936年夏天，我得知山东莱阳县有短期小学教员培训班，经父亲同意就报名参加学习了一个多月。在课余时间里同学们议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老百姓当亡国奴的苦头和日本汉奸走狗的罪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以后无论干什么都不能忘国耻。”学习结束后回家。

1936年年底，接到通知分配我到蓬莱方里村李家村小学任教。1937年春节过后按时到校上课。学生是男、女同班，大小年龄不等，小的八九岁，大的十四五岁。我在课堂上讲课时，有时联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后又向关内河北等省侵犯，现在又向山东半岛进犯，得寸进尺，我们不能不防。记得1937年7月7日上午上课前，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鬼子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本兵失踪硬要到宛平县城内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于是日本就借口发动震惊全国的七七事变。我把收音机里广播的消息向同学们宣传，激发了同学们的抗日思想。因为方里村地处蓬莱和烟台之间，对日本鬼子的侵略活动消息听到的多。当时有蓬莱二区于仲淑老师和一些有联系的老师号召人们打造大刀，准备一旦鬼子来了组织起来杀敌救国。七七事变后，又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又借口有日本兵失踪向上海大规模进攻。因为形势紧张，不能平静下来上课，11月中旬停课离校回家。在未回家之前我们学校一些老师互相告诫说:“大家要齐心协力做好准备，互相联系，如果日本鬼子来了就组织起来奋勇杀敌。”

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国防常识课本》

参加抗日游击队战地服务团

1938年2月得知蓬莱已进驻抗日游击队，我就告别了老父亲和妻小到蓬莱城内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队伍到蓬莱大辛店一带活动。记得有一天，看到一个人被绑在一条长凳子上，说他是“二鬼子”，是通风报信的汉奸，叫他交代问题。这时蓬莱境内已有“二鬼子”汉奸部队活动。所以我们战地服务团一面防备“二鬼子”，一面宣传抗日救国。

1938年11月，在蓬莱四区由李长业、包大光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游击队纪律非常严格，每到一处都是秋毫不犯，队伍的内部管理也非常严。记得在蓬莱南边与栖霞交界处，我们抗日游击队中有一名事务员，因贪污行为被当场宣布杀头。我在战地服务团工作不久又被分配到蓬莱县委工作。1939年7月调到胶东北海地委统战部工作。1941年春季又调到东海地委统战部工作。

回伪满洲国做地下工作

1941年2月末，地委组织部通知我说，组织决定派你到东北做地下工作。于是在1942年春，我到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报到。统战部长是林一山同志。当时只告诉学习地点，谁讲课不知道。学习结束后胶东区党委吕明仁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胶东区党委负责东北地下工作的有于克、吕明仁。要求汇报方式:一是书信简单谈生活；二是可以一年多之后回来口头汇报。我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曾两次向组织书信汇报，一次口头汇报。口头汇报是在1943年底回胶东区党委向于克、吕明仁同志汇报的。

我从胶东区党委受训结束后，在5月份某日的下午，由组织安排从蓬莱城西栾旗口海岸乘一艘小帆船往东北方向行驶。当船行到长山岛时已是天黑了，在那里停航休息，第二天一早起航，一路顺利到达大连老虎滩海岸。下船后乘有轨电车到市内三姐夫家暂停。我事先给他去信说我生活困难，要去东北求生。然后又坐火车到海城大姐家。也是事先去信告知生活困难去东北求生。我在大姐家看到他们开洗染房，生活还可以维持。我只住了一天就回到牛庄，当时家中只有妻子和孩子。父亲在我参加抗日之后，于1941年病故。1942年春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路过蓬莱时才知道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忠孝不能两全”，我在悲痛之时更坚定了抗日救国之志。

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第一任务就是先找到求生之路，要有立足之地，因此必须要有求生的知识和技能。曾想到学会计、学日语，都未能实现。最后目光定在海城姐姐家的洗染房。于是我就在牛庄城西门开了个“兴亚”洗染厂作掩护。我身兼二职，既是厂长又是学徒工人。经和姐姐家商量请他们洗染房的师傅每星期来牛庄帮助洗染一到二次，就这样开业了。师傅来洗染我当助手干零活，我是边干边看边学。有时师傅有意叫我干东干西，使我无法从头到尾有序地学，所以我就事先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俗话说:“师傅领进门，成功在个人。”就这样足足干了一个多月，我终于能自己动手洗染了。在我的传授和指导下，家属也学会了洗染，为我外出开展工作给了很大帮助。

在我洗染厂旁边有一家“代书”先生，就是替人写信、打官司写状纸的。彼此没事的时候常在一起说长道短叙家常。这是团结群众、宣传群众的好机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好邻居、好朋友。

1945年“八一五”光复消息传来之后，我在牛庄、海城门洞张贴标语“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不久听说沈阳已进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我就到沈阳找到了军区领导程子华同志。在到军区报到时，军区首长程子华介绍当时在场的有16军分区曾克林司令员、唐凯政委，还有72团团长李成华。军区首长告诉我，李成华是来向军区要干部的，经军区领导同意任命你为72团副政委。就这样我同李成华团长一起来到了营口，当时团部驻在营口西头一家商店。因为72团刚组建不久，成分又特别复杂，有伪满兵、伪警察、奸细等，还曾经有人想炸毁团部存放的武器，但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