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竭力首公的人格力量_“三孔”的济世人生

“三孔”竭力首公的人格力量_“三孔”的济世人生

孔氏兄弟一生渴望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并在元丰八年（1085）至元祐八年（1093）这段时间里，获得了这样的仕途机会，有这样一个舞台来施展自己的理想和远大抱负，当然在此过程中和绝大多数文人一样并非一帆风顺，但可贵的亲情和友情给了三孔以莫大的精神支持和慰藉，并陪伴他们走过了耿直而曲折的一生。他们三人一心为公，但政治生活却都非常坎坷，然而他们身上的独特品格一直受人称赞，至今仍有很高的社会和文化价值。

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文集散佚较多的后世，三孔都以“竭力首公”的人格特点而闻名，这与他们的父亲孔延之对他们的影响很深有关，孔延之为人居官，持以忠厚，不矜饰名智，世称“笃行君子”。文仲继承了父亲品格。

孔文仲任杭州余杭尉时，不搞歪门邪道，不请客，不送礼，不巴结上司，不编织关系网，也不去寻找保护伞。文仲也善于直言，敢于直言。熙宁初，直言王安石变化中的一些错误方法，被罢官。后范镇上书言：“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神宗皇帝不听。苏颂叹曰：“方朝廷求贤如饥渴，有如此人而不见录，岂其论太高而难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可见文仲坚持自己的政见，不为私，只为公，并不一味迎合。在元祐二年（1087），孔文仲改任中书舍人，人们称赞他“流落虽久，气节不衰”。元祐三年春，文仲同知贡举，夜以继日，带病坚持履行公务，一直到病死，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苏颂因此称文仲为“竭力首公，以公徇职”（《中书舍人孔公墓志铭》）者。文仲死后，苏轼拊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吾经父者，今无有矣。”（《中书舍人孔公墓志铭》）人们都喜欢性情柔和圆熟，讨厌突兀卓异不流于世俗，要想找到像孔文仲这么坚强正直的人，当代恐怕是很难了。

武仲、平仲同样是这种“竭力首公”者。据明隆庆《临江府志》卷十二记载，武仲两任教授期间，“所至风从”。绍圣初年武仲曾上疏言：“从臣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属，俟狱成听大理约法，庶几刑不逮贵近，又全朝廷体貌之意。”意思是说：凡内殿之臣出为州官者，如果犯了杖以下的刑法，不告本官，只弹劾他的下属官员，等到定案之后，再按大理寺的约法处理下属。这样王公贵族及皇帝亲近的臣子就不会受到刑罚处置，既执行了国家法律，又顾全了朝廷的体面。朝廷采用了他的建议，并以法律条文固定下来，载入法令中。可见，武仲也是一位“竭力首公”者，即便受到朝中大臣的非议，即便仕途开始下滑。(www.guayunfan.com)

绍圣三年（1096），平仲知衡州提举，因不推行常平法（即青苗法），陷失官米六十万而置狱潭州。平仲上疏陈米事件既说明了青苗法存在的弊端，更展示出平仲的过人胆识及其反对新法为民着想、竭力首公的一面。

他们三人一心为公，政治生活却非常坎坷，而品格一直受人称赞，究其原因恐怕要归结到“三孔”的主导思想。曾巩《和孔教授》有诗云：“衣冠济济归儒学。”从文仲的《制科策》中我们可以看出孔氏兄弟传统的儒家思想。其开篇即指出儒家的王道政治思想：

“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国。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虽欲变而正之，亦无及矣。是故始为强国，未有能终之以霸政者也。始为霸政，未有能终之以王术者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义，此王道也。行之以仁义，杂之以功利，此霸道也。专用权谋，不顾义理，此强国之术也。及考其见于效也，王道行于数千岁之外，咏歌畏爱，犹深结于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孙之世，则废熄不讲。强国之术，民之视上，相疾如仇雠。伺其有间，则相与蹈藉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报若白黑然。”

这里对儒家一贯主张的德政治国思想大加推崇，并把它与霸道和强国做了比较，指出天下之道有三，一为“王道”，一为“霸道”，一为“强国之道”，并分别做出阐释，认为“王道”为最上，是“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义”，用道德统一思想，用仁义加以淳化；从效果看，是“行于数千岁之外，咏歌畏爱犹深结于民心，而不忍去之”。“霸道”则“止能及其其身”，国家安定一时，难以长久。而“强国之术”，“民之视上，相疾如仇雠，伺其有间，则相与蹈藉倾覆之矣”，专用强谋，不遵循义理，时时刻刻存在危机。但国家往往实行“霸政”和“强国之术”，其原因在于：“盖王者所及甚远，而不能取成于仓猝；霸政与强国为敝虽深，而能见效于目前。人之常情，薄远效而贵速成，是所以失趋适之正也。”继而以排比反问句的形式责问当政者的兴利，望功迫急，威刑之举，论述治国应从治心开始，指出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局面，进一步论说急功近利的弊端。在《文帝论》中他还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

“凡为治之体，有风化，而又有法度。风化所以动民之心，法度所以动民之志。两者相为用而未尝可以偏废者，风化有余而法度不足，虽黄帝尧舜复出，犹不能使天下胥劝而为善也。”

提出法治与德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不可偏废。这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宋代儒学的政治思想。

孔武仲在《筠州无讼堂记》中论述了官吏必须具备良好的官德，选拔官员最基本的条件是要看一个人品德方面的素质如何。表面上政绩相似，实际上可能相去甚远。这说明官德对于治国是十分重要的。他说：

“尝闻为吏者，其资不同，而功效亦异也。处诚履素，以忠利惕隐为民宗主，人望其容貌，而争意销亡，此德之盛也。先事立决，事至立断，直者伸矣，奸伪逃遁，此之谓敏决也。民怀其不平，出于山泽之中，赢粮百里，以赴诉于上。夹以锐卒，临以白挺，蠢愚者望风股栗，逡巡而退，亦足以无讼。复有畏惮大吏，以矜饰取容。寓狱于门，匿民于市。积月逾时，不为訾省，而囹圄亦空。其形甚似，而离实远矣。”

这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又在《汉武帝论》中称赞汉武帝治国严格依法行事，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

“赏罚不信于天下，则劝沮之道不明，百步之间，号令不能达，而户庭之内将勤劳而不治也。故赏罚者，人主之所以轻重，百官万民之所以治乱也。”

孔平仲在《上运判屯田状》中也论述了法治的重要地位：“志优名美，居不倦于讨论；官高职崇，动必由于法律。”在《谢徐郎中启》云“自江之左，杖节以临。宣使者之光华，迈古人之丰采。除弊照伪，吏不敢欺。宽繇薄征，民受其赐。蔼然骏望，简在清衷。不次之荣，可倚而竢”，严守传统吏治。

在中国历史上，各封建帝王或偏重于德治，或偏重于法治，均暴露出一些弊端。孔氏兄弟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思想应该说是看到了当时北宋民贫国弱的原因，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孔氏兄弟也对新法有所不满，特别是对新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些过激做法，提出过严厉批评。“三孔”反对新法，其一是反对其急功近利的做法。文仲《制策科》：“天下之所以治者，贵义而不贵利，奈何先之以兴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计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万事所以成就者，迟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又云“速则粗，粗则所得暴而所及浅”等等。其二是反对新法敛财扰民。如平仲《铸钱行》诗：“……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叠就城南道。钱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盗，农持斗粟却空归。”又如平仲《熙宁口号》其五：“百姓命悬三尺法，千秋谁恤两端情。近闻崇尚刑名学，陛下之心乃好生。”其三是反对新法中的科举改革，熙宁四年（1071）起，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等试进士。平仲《近兖》诗：“新科一变人方锐，旧学都忘我可羞。”《送董监部赴举》：“朝廷新改科，诗赋斥无用。”《还杨秘校赋》：“可怜苦心自少年，近日改科无用此。”武仲在元祐初年也论科举之弊，反对三经新义，请复诗赋取士（据宋王偁《东都事略》卷九四）。元丰八年（1085）后，旧党执政，开始罢废一切新政，苏轼对这种“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劄子》其二，见《苏轼文集》卷二七）的做法表示反对。文仲熙宁三年（1070）的制策曾言：“盖势可以举，举之则不失于陈迹，力可以改，改之则不泥于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于未适于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则今日之变法犹可以议焉”，并非一味反对变革，主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孔氏兄弟还以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己任，不计个人安危祸福，敢于直言。孔武仲在《代上执政书》和《上省部书》中严厉批评了当时强售百姓官盐的做法，对百姓疾苦给予同情和高度关心。他陈述了盐策给百姓造成的困苦：“追呼相踵于路，鞭扑日行于庭。郡督其属官，县责其都保，转相促迫，取办于穷乏之民。至于男子鬻其衣裳，妇人解其栉珥，以应公上。甚则挈其妻子，去为流民。”（《上省部书》）批评推选盐策的一些官员弄虚作假，欺骗皇帝，“谓民乐从而不牵强，其诬罔明甚”（《代上执政书》）。他还在《代上执政书》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顾恐远民之情，未能达于上，而兴事者又蔽而不肯言。某适当职事，若继以箝默，则上负令史，咎益大矣。书成之日，僚友杂然止之曰：‘无为异论以速罪辜’某独以为一身之累小，一路之责重，与其避黜，宁其献忠。是以敢一二陈之。”

他们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无私无畏的勇气非常令人敬佩，这也因此形成了他们一心为公、竭力首公的思想人格，这种思想人格力量一直激励着后世，对当代尤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