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松花江上》参加抗日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唱着《松花江上》参加抗日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唱着《松花江上》参加抗日

吕兴彬

怕当劳工逃回山东老家

我小学毕业后，因为上不起中学就失学了。按伪满的规定，我就被硬性编入“自卫团”，老百姓称之为“棒子队”，强行进行军事训练。每天不是训练抓“间谍”就是“打野外”。全身上下不知道有多少地方被刺伤和划破，挨教官的打骂那是家常便饭。有几次被打耳光，打得从嘴里往外流血，还不准哭出声来只能是忍气吞声。

到了1943年底的时候，父母怕我被强征发去当劳工或弄去当炮灰。在1944年的春天，父亲托朋友买了几张黑票，让我们一家四口人，偷偷地离开了朝阳镇，逃回老家——山东省泗水县的相公店。(www.guayunfan.com)那时，我这个15岁少年已经在伪满洲国接受了好几年的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有不少的事情弄不懂。当年父母是为了生活，才从老家逃荒到关东的。可是现在，因为伪满的统治我们又不得不再回到那个贫困的老家去。老家是个什么样子我是不知道的，可是我记得在东北只要是在春天冰雪都融化了，桃花水一发过，我和同学们就到野外去挖小根菜、婆婆丁等野菜，到山上去看那些梨树开的白花、红的和粉红的桃花。夏天光我们院子里种的那些萝卜、茄子、南瓜、小白菜、生菜和大葱吃都吃不完。一到秋天，那可是我们大丰收的季节了。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每个星期天到郊外去。有时是下到大水泡子里，一面玩水一面采摘那些鸡头米和莲藕。有的时候是上山去摘山里红、山丁子和山葡萄，边吃着边找着可采摘的东西。榛子和蘑菇那是少不了要采的。在雨后天晴的时候我们就专门去采黑木耳。那成串的黑色的山葡萄吃到嘴里是又酸又甜，是真好吃呀！到了冬天更是我们的天下了。在下雪的时候，堆雪人打雪仗那是人人都会的玩意儿，从小时候学“打滑擦”到学溜冰再到滑冰。可好玩了，一面摔着跟头嘴里喊着痛，可是一面仍然爬起来再练。破冰捉鱼更是我们喜欢干的。就这样一年到头我们总是闲不着的。再想想我是吃大葱蘸大酱，喝苞米 子，吃高粱米饭、大饼子和黏豆包长大的。一下子要我离开习惯和熟悉的这么好的地方，我真是舍不得呀！心里猜测:老家肯定没有这里好？要是比这里好的话，父母会舍了老家而跑到关东来吗？

从小就常听父母讲:我的老家叫相公店，是一个五十多户的村子。和我们村北面叫郭家铺的村子，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皇帝，把我们两个村赐予了曲阜孔圣人家的五府为佃户村了。到我这一代是第17代的佃户了。父辈兄弟四人，我父年龄最小，因为地租重，生活不下去，除二伯父留在家照顾祖父母之外，其他三兄弟都下了关东。现在可好，我还没见过那个家是什么样子就要接班给人家当佃户了。我又不比父辈们强。老家不是也有日本鬼子了吗？回去就会有我的好日子过了吗？在这种矛盾心情下，暗下决心:回到老家看看，不行的话，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再回到关东来。

在回老家的一路上，天天是提心吊胆，在火车上那些伪警察、伪宪兵和一些伪军的伤兵，不仅仅是数量多，而且是行为野蛮、横行霸道。开口骂人、伸手打人，那真是随时都可以听到和看到的常事。借口搜查乱翻东西，顺手牵羊是他们的拿手本领，谁要是反抗不是打耳光就是一阵皮带抽打，有一个中年男人被打得半死，带的钱物都被他们拿走。一个男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不被搜身，被打得都不能动了，也没有阻挡住他老婆被污辱。火车上的厕所成了他们污辱女人的专用房间了。每当看到被他们带进去的女人，从里面出来的时候，都是满脸的泪痕，泣不成声。凡是看到的人，除对那些坏蛋的愤怒和对挨打挨骂的人的同情之外，一个个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我们一家虽然很穷，但也遭到几次搜刮。他们硬说我们是闯关东发了财才回老家的，不拿出东西来就打我父亲。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把路上作盘缠用的几个零钱给了他们，再搭上一条稍好一点的棉被。他们这才算放过了我们一家人。我心里想，等我长大了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的！

被当成八路军探子被打昏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我们在兖州下了车。从兖州经过曲阜到我老家要走75里路。在两天的路程里，特别引得我们惊奇和害怕的，是那些在大一点的集镇上日伪军修的各式各样的据点。据点的里面是碉堡或是炮楼，最低的是三层，高的有五层。据点的外面挖有很深的护城壕。还有铁丝网和鹿柴等障碍物。炮楼上面设有瞭望哨，监视着周围的动静，控制着交通道路，妄图以此统治广大的农村。

到了老家之后听老人说:在我们村三五里到十几里的周围，就有五个日伪军据点，其中一个叫柘沟的镇上还驻有日军一个小分队。这些据点都是各自为政的，向各村要钱要粮要民夫要材料修工事。时不时地以扫荡八路军的名义进行掠夺。我记得从我回到老家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夜夜都是提心吊胆的，也睡不好。外面一有了动静，就以为是日伪军来了，摸着黑赶快起来往外跑，就连吃奶的孩子都吓得不敢出声。有一次我和村里的人一起去为伪军据点修工事的时候，因为我说话是一口东北腔，被伪军当成了八路军的探子抓进去，又是打又是骂，不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幸亏同村的人向我父母报信，东拼西凑花了一斗（150斤）高粱才把我保了出来。我的身体被打伤，可是心灵上更是雪上加霜。这150斤高粱，到麦收的时候要还人家150斤小麦呀！我们夏季收的小麦交了东家的地租之外，根本就剩不了多少呀，吃还不够呢怎么还债呀！全家人只能是以泪洗面度日。除恨日伪军之外，就是盼望着八路军早一天来解救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不敢在生人面前说话了。

八路军首长把我说笑了

我的家乡是处于鲁南山区的边缘，早已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在我回到家乡没多久，就有八路军来过。有的是半夜来一早就走了，更多的是路过。在1944年的一个秋天的白天，我们周围的村子里来了大部队，一下子住了好几天。他们天天大部分时间是在练兵。一个个生龙活虎般地练着刺杀和投弹。我们村上人传说着是要打什么县城，要端日本鬼子的老窝。他们一有空不是为我们担水，就是扫院子，还教我们唱歌。“铁流两万五千里……”“你是灯塔”等，就是他们教的。几个小伙伴和他们还打打闹闹地玩耍。唯有我对着他们只笑而不说话。他们就问我是不是哑巴。伙伴们说，他是从关东回来的，因为说的是一口关东话，被那些汉奸们差点打死，从那之后他就不敢在生人面前随便说话了。其中一个班长说，我们部队里也有东北人呢，还是我们的首长呢。

过了几天，那位班长带着一位腰里别着小手枪的人，找着我之后对我说:他就是从关东来的，当了好多年的八路了。现在是我们的首长了。这位首长一见面就说:你就是从关东回来的那个老疙瘩呀？他的一个“老疙瘩”把我说得笑了起来。这是多么亲切的乡音呀！一年多没听到过了，一下子把我和八路军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但敢说话了，而且有着唠不完的嗑。他告诉我他原来是沈阳一个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是随着东北军进关的。走了好多地方都没办法再上学了，他和几个同学在山西参加了八路军。两三年前，上级派他们到山东来打鬼子。他说:小鬼子快不行了，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起回关东吧！我说:好啊！现在回忆起来:他给我讲了很多打鬼子和革命大道理，只是可惜那时我懂得太少了，但是我牢牢地记住了八路军、共产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记住了只有跟着他们打走了鬼子，才会有好日子过。就是在那次交谈的时候，他教我们唱《在松花江上》这首歌，他还说他要唱着这首歌打回东北去！问我识字不识。我说上到小学毕业。他找了一张纸给我抄下了带有简谱的这首歌，就是这张手抄的歌，我一直带到大军渡江之后，有了印刷的歌，就把这个手抄的歌弄丢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

我就是唱着《在松花江上》这首歌，参加了地下的抗日工作。等到抗战胜利后，已经成了半脱产的乡村干部，尤其是在“减租减息”中表现积极，在虚岁才17岁的1946年的3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一个月之后转为正式党员，任村支部书记。当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停战协定，重新挑起内战的时候，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带领了几个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华东战场上的苏北、鲁南、莱芜、济南战役之后，1948年年底，当我们听到东北野战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不少人很兴奋地唱起了《在松花江上》，我高兴地流出了胜利的喜悦的泪水。心里默默地念着:生我养我的东北黑土地呀，等打完了仗之后我一定要再来看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