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奇人生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我的传奇人生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我的传奇人生

高桂林

高桂林，曾用名高贵麟，男，汉族，1919年8月12日出生。辽宁省开原县人。1933—1938年，铁岭县立初级中学、奉天（沈阳）市第一师范学生；1939—1941年8月，开原县增家寨、开原城靠山屯小学教员；1941年8月—1942年8月，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理化助手；1942年10月—1943年5月，伪蒙疆政权陶林县公署通译（翻译）；1943年9月—1944年7月，西安“战地干部训练团”学员；1944年10月—1945年7月，贵阳二十九工程处司事；1945年8月—1947 年12月，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学生；1947—1950年，哈尔滨第二中学教导主任、校长；1951—1952年8月，哈尔滨市教育局督学；1952年8月—1957年，哈尔滨市商业中学、商业学校副校长；1958—1983年，黑龙江商学院系主任。

我最崇拜安重根[1]

九一八事变时，我是开原县龙潭寺高级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校长高兴祖老师含着眼泪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的情景。他说:这最后的一课，曾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敌人占领了这个国家，今后学校就不能用祖国的语言讲课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东北被小日本占领了，我也只能够用祖国的语言上这最后一堂课了。老师话未说完，同学们早已痛哭失声。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也立下了我决不甘当亡国奴，长大了一定要把小日本打出中国去的决心。(www.guayunfan.com)我初中、师范都是在伪满的学校度过的。那时，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自己是“满洲国”人。学校向我们灌输“王道乐土”“一德一心”，每天都要唱“天地内有了新满洲”的伪满国歌，还要举行升旗仪式，向新京的皇宫、东京的帝宫遥拜。由于受的是奴化教育，对自己的祖国了解得既少又不全面。认为国民党、共产党都代表祖国，延安和重庆都是祖国的首都，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我们的领袖。但我心里明白自己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正在抗战，我应当为祖国的抗战贡献力量。我当时最崇拜的人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义士安重根。我决心像安重根一样，为祖国为民族献身。

给日本军官和教授下毒药

1941年8月，经师范学校的同学杨书启的介绍，我到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理化教研室当理化助手。有一天，张教授向我要亚砒酸，我找到后给了他。他对我说，这种药实际是“八步断肠散”，他要的目的是毒老鼠，人要吃了肯定会死的。他可能是不经意随便说出的这一番话，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当时听说在抗日战场上我方与敌人伤亡的比例是3比1，即我方伤亡三个人才能换取一个敌人。而在这里不仅有敌方学员、军官，而且还有高级军官和教授，我如果能把亚砒酸用在这些高级军官和教授身上，我这一条命，可能换上几个日本高级军官和教授的命，这太合算了。但在我思想上还一直有个问题，那就是还没有看到自己的祖国，没有当上一天真正的中国人就死了，太遗憾了。从此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不久我和杨书启谈妥了，我们两人要共同实现的愿望是既能下毒药，又能跑出伪满洲国。便各自回故乡，到当地公安分局办“出国证”。我的“出国证”办成了，但杨书启没有办成，于是我把“出国证”扔掉，表示要和杨书启同生死共患难。

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校徽、号兵

伪满洲陆军军官学校校舍

为了准备路费，我夜以继日地翻译一本名叫《同志们》的书，出版社预支给我一笔稿费。这事我没敢告诉家里，因为我是独生子，父亲也是，且我的独生子又已经出世，家里只靠祖父给一家买卖管账维持生活。

一天我在院办公室发现军官学校就能办“出国证”。我们看了样子后，便动手伪造。在刻校长南云亲一郎的手印时，刻字员质问我们刻南云校长的手印干什么，虽然当时蒙混过去了，但十分后怕，便加速行动，积极准备路费和衣物。他虽然没有马上向有关当局告发，但我们再也不敢停留，不得不提前出走。在星期六的午后，我们将亚砒酸分头放进日本高级军官和教授的茶杯、茶壶里以后，就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封自白信放入我的桌子里，随后便立即登上了当天开往北平的火车逃走了。我在衣服里带上亚砒酸，准备一旦被敌人抓住，便用它自杀。当时我们认为只要进入关内就是到了祖国，预计我们到北平后亚砒酸就发生了效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我时听调查人员说，有六个日本少将中毒，并且终身瘫痪。

“风萧萧兮易水寒”

这时，我满胸怀都是浩然之气。我在车上不断地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本来预计到北平后可以找到一位刚从军校退职的中国人，但他没在家，我们只好在北平找了一家旅社暂住。我们感到不能在北平多待，因为这里日本人统治很严，必须设法离开。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位同乡姓郭，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在陶林一带做地下工作开展活动时被捕，不久投降变节，当上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前几个月他回开原故乡时，曾到过我家。据我母亲讲，他在我家唱了许多八路军军歌。我们认为他良心未泯，还留恋革命。当时思想幼稚的我，认为此人能够帮助我们，于是和杨书启连夜坐火车去伪蒙疆政权统治下的集宁去找这位郭先生。到他家时不巧他出差去了陶林，此时我们身上的钱，已经买不起去陶林的汽车票了。但是我们找出路心切，便从那里徒步往陶林走。途中肚饥口渴，疲惫不堪，幸好遇到一家天主教堂，便到那里借宿。第二天午间，我们到了陶林城郊的小山上。我们两人一边休息，一边研究下一步怎样走。我们感到所带的伪满洲国假“出国证”和伪军校的材料不能再带了，继续带在身上可能会引起怀疑，便拿出来在山上销毁了。另外原来的名字也得改了，我改为高贵麟。

经过这样一番计划以后我们便下了山。一进陶林城门，站岗士兵向我们要证件，我们拿不出来，便被送到警察署的看守所去了。在国破家亡艰难困苦的年代，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好人出来相助。恰巧，陶林城内有一位东北同乡，他听说后主动到警察署把我们保释出来，又把我们介绍到陶林县过往军警招待所，解决了我们的食宿问题。

此时已属深秋，而我们的衣物已不足以御寒了。足足等了四十余天，那位郭先生才回到陶林。我们便请求他介绍我们去找八路军，当然他不可能答应。第二天他向陶林县伪公署介绍我们当日文通译。我们当时身陷绝境，别无办法，只好暂时栖身，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侍机另找出路。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苦闷。我常常爬上陶林县城头，默诵“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暗自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不要灰心丧气。不久杨书启去了厚和（今呼和浩特市），我仍留在陶林。

过了半年左右，陶林县一位民政科长犯了错误被免职，同时他夫人也死了，难上加难。我以东北人的好侠仗义之心，对处于危难中的他尽力帮忙，并认他为义父，帮助他回到北平的家。

烧毁日军草料场

我不打算长期留在陶林，总是寻找去大后方的途径。这期间我组织青年演进步话剧。陶林产日本军用的草，头一年放在城外，被人烧了，于是改放在城内。有一天，我用帽子包着火种，放入草中，然后急忙赶到城外去参加迎接日本军的活动。当我回到城里时，军草才燃起大火。

过了两天有一个进步青年告诉我:你快跑吧！警察署的日本人开始注意你，并在调查你。于是我如惊弓之鸟，第二天便急忙离开陶林，第一站就跑到大同。因为民政科长的一个儿子家住大同，我去投奔他。随即我就去了北平，到民政科长家中。此时他帮助我找到了一位东北同乡郭天锡。郭有一位朋友在黄河边敌后区济源县当伪县长。他为我写了封介绍信，我便去了济源。我和伪县长谈话后，他告诉我一条去大后方的路线，即从高邱到界首的通路。我高兴万分，按着他指的路线，顺利地经过“三不管”地带到了界首，当我看到第一个站岗的中国士兵时，我心里异常激动，情不自禁地深深地向他敬了一个礼。

伪蒙古联合政府使用的小学课本

参加战干团

在界首的郊外，我看见了战干团的招生布告:“爱国青年参加战干团，到抗日前线去。”我认为到战干团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参加工作可能更好。便主动去报名，办事处开给了我一部分路费和护照，护照上是大名鼎鼎的蒋中正委员长，我拿着路费和护照徒步向洛阳走去。同行的还有一位东北同乡南京大学学生，还有两名女生。在去洛阳的路上，我学会了“流亡三部曲”。我们是在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哭的情况下，走完了这八百里的路程。在洛阳的战干团办事处，我意外地遇见了高柏苍。他是我读师范时期的同学，是伪满吉林师大的学生，因为发表了反日的言论，被日本人“肃正”（查办），经人帮忙才逃到洛阳。这次偶然相见，他乡遇故知，我俩都很高兴，便一起从洛阳乘火车去西安。在战干团由高柏苍作证明，我算是大学生，被编入战干团学员八期三队学习。

西安战干团位于西安市原东北大学校址。我们睡在砖地炕席上，枕头是砖头，每人两张抗战被。吃的是抗战馍，每顿不足半斤，一碗黄豆汤，根本吃不饱。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在操场上进行军事训练。早饭后到教室上课，课程有《三民主义》《领袖言行》《总理遗教》《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等。因为过去没有接触过，所以很爱听。每天的升旗仪式，更令我神往。我们面对旗坛，看国旗在国歌声中，在蓝天白云下冉冉升起。心中对照在伪满升伪国旗的情景，幸福之感油然而生。因而对吃不饱、睡不好的处境都不放在心里，而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天天精神饱满地参加学习和训练。

由于逃离陶林后，长时期的奔波劳碌，加上水土饮食不服，我开始得病，被送到战干团医院。所谓医院实际上是一座庙宇，病室中原来的泥像都没搬出去，我病得很重，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在我入院的那天晚上，同室中有三名战干团的少年，都是十多岁的河南难民，有两名死在床上，一名下地向我睡的床爬来，一只手扒着我的床腿死在地上，当时我眼看着他爬动和死亡，自己却一动也不能动，连呼喊的力量都没有，不能搭救他们，心里十分难过和悲伤。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活了过来，不久就回到团里。此时已是秋季，由于肚子吃不饱，便把仅有的一件毛背心卖了换成吃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旅居西安的东北同乡会，把我们东北籍的同学接出去会餐，并安排我们看了一次戏，在那个会上我打听到令人尊敬的前辈高崇民的通信处，想和他取得联系。一天，团里演出颂扬特务的话剧，演的是一名特工人员打入敌人阵营，最后把敌人搞掉。我很受感动，也想去敌占区打入敌人内部。晚间我去找总部指导员讲了自己的打算，不料反被批评。又过了一个时期，指导员找我填写申请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表，不久，我即成为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

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开始了，河南前线吃紧。一天队里紧急集合，宣布前线急需敢死队轰炸敌人战车。听了这个消息，我感到自己献身祖国的时机到了，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忠诚测验”。

不久真行动开始了，我们参加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战地工作团，全队开赴前线。过潼关后我和一些会日语的同学，又被调到“战地督察队”，我们班的班长是高柏苍，直接归附国民党上校龚尔康领导，但没有参加实际的抗日活动。

可是，经过一段时期，我在战干团所树立的忠党、忠军的理想和信念，都开始崩溃了。主要是因为前方军事的实际情况与战干团课堂上讲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前方所遇见的不管是汤恩伯的部队，还是胡宗南的部队，一接触到日本军队，便土崩瓦解、一哄而散。开上去的是整军整师的部队，撤下来时却是一盘散沙，不用说和日本军对抗战斗，有的连日本军的面都没见着，光撤退就撤垮了。我们在灰心丧气、失望、情绪低落时，在领导人龚尔康领导下就胡搞起来。先是把抓来的一对贩卖毒品的夫妻，硬说是通敌的特务，在驻地枪决了，接着又和真正的毒品贩子合作，贩卖起海洛因来了。这时，我由满腔热忱转为失望消沉。回到西安后，我对这一段前线生活痛定思痛，再也不想去前线了。同时把对胡宗南的信仰也扫除精光。

但我对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和蒋介石仍有信仰，特别是对军统戴笠的崇拜很深，极想加入到他的组织中去到敌后活动。在战干团我遇见了曾照林和杜蕴韬，他们和重庆中美合作所有联系，于是我们三人便一起离开西安去宝鸡等候路过的汽车。一天我遇到了一辆往重庆送石油的长途汽车，司机是东北人，他同意拉我去重庆，于是我一个人先走了。

高崇民伯父的教诲

1944年7月到重庆后，马上去猫儿石的高崇民家中，意思是请他指引我，是否应当跟国民党走，是否应当到戴笠的中美合作所受训的问题。老人家头一句话就是:“现在的潮流是民主进步，你怎能到那里去受特务训练呢?”他从我的言谈中，看到我受国民党的蒙蔽毒害很深，出于对青年的爱护和关怀，他当即把我留在家中住下。我们是同乡，又都姓高，但没有血缘关系。当时他正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若有生人住在他家中，容易引起特务的怀疑，所以他当即决定我们以叔侄相称。在我人生道路的重要关头，他是我走向革命的指路人，起了父辈对子侄的教育作用。我称他为伯父，包含着尊重与感激的双重意义。

伯父把我留下后，便开始对我进行教育，用讲故事的方式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事实。每天晚饭后，我们搬出两张竹椅，坐在楼前，对着嘉陵江，他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给我讲课。像《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中描写的那些内容，大都给我讲过。对西安事变讲得尤为深刻，因为老人家是西安事变设计委员会的主任。讲完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事实后，又讲他自己的经历。介绍他1911年秘密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14年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哈尔滨工作时，被反动军阀押送回籍，在上海接受马列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的经过。他特别向我介绍了他在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工作期间，去陕甘宁边区的见闻。最后他总结自己大半生追求真理的结论说:我认为能够救中国的只有一个党，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我不但自己要跟中国共产党干革命，而且把我在黄埔军校学炮兵的儿子高存信也交给了共产党，我在送他走的时候，曾对他说，如果我将来不走革命的道路，不为收复失地，不为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救东北的父老兄弟而努力奋斗，将来我死之后，你就在我的坟上立个木牌，写上“白来一趟”四个大字。

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今天闭上眼睛，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老人家给我讲课时的音容笑貌。这就是我的伯父，我的老师，我的指路人啊!

经过老人家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我决定不去中美合作所了，留下来帮助老人家办杂志。我在战干团期间，所中的政治毒素基本肃清了，对国民党、蒋介石那套信仰和幻想从头到尾破灭了，也在思想上埋下了革命种子。

我的一位叔父高名翔，是早期东北大学毕业生，他当时修完成都机场，奉令去修贵阳机场，他得知我到了重庆并住在高崇民家中，考虑到高老生活困难的实际，三番五次写信叫我到他那里去。于是，我到贵阳他的工区当司事。到贵阳不久，又遇上日本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此时已由西北打到西南，西南的重镇相继失守。难民纷纷拥进贵阳，悲惨异常，惨不忍睹。这一情况和我在西北所见基本相同。

我在贵阳待了一段时间，在经济上有些积蓄，便向叔父提出要去东北大学学习的要求，便从那里去重庆，转道三台。这时的猫儿石和我一年前在那里的情况大不一样了，它吸引着大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在那里活动，又像是一个转运站，把一批又一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送到中原解放区去。

在此期间，高崇民伯父与我有两次重要谈话，一次是他把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同志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交给我，让我学习。他说，你曾读过蒋介石的《论中国之命运》，你要好好学习这两份文件，看看是谁把中国引向光明，是谁把中国推向黑暗。另一次谈话是关于我到东北大学学习的问题，他说，我从聂长林发表在《反攻》上的文章，才知道你在东北反满抗日的经历。你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虽然在西安走过一段弯路，但我相信你会走向革命道路的。不要看到别人去解放区你就着急，思想转变要有一个过程，瓜熟才能蒂落，我同意你去三台学习。那里也有进步力量，可以为你介绍一些进步力量，介绍一些朋友，他们会继续帮助你的。就这样我拿着伯父和聂长林写的介绍信走了。

高桂林在贵阳时（1944年）

东北大学两派的斗争

到东北大学时，正赶上王又生等一批进步同学去重庆，转赴中原解放区，这些人对我非常照顾。在东北大学我又遇见了高柏苍和金素兰。这样我和他们先后在沈阳、西安、三台三处同学习。在朱建方等人的帮助下，我顺利地通过了东北大学的编班考试，成为东北大学的正式学员。但在东北大学我没有专心学习，而是投入到学生斗争中。当时东北大学有一个大的学生社团“东北问题研究会”，它是东北大学先期学员李季若、董雨等人创建的。它的宗旨是“研究东北，收复东北，建设东北”。成立时得到东北大学当局的支持，发展到1945年时，几乎所有东北籍的同学，都是它的成员。它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由九名理事组成。如果理事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它就起进步作用。为此各方都重视理事会的选举。这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有五名进步同学当选，他们是朱廷方、李葆家、安民、田华伦和我。对方只得四席是少数。于是杨德钧等便采取以“东研社”为共产分子所掌握为口实，煽动社员退社的办法，把“东研社”搞垮了。接着杨德钧等人又开始筹组“东北同学会”，企图用这个组织搞政治活动。于是双方又展开了第二次竞选斗争。选举结果，朱廷方因得票最多，直接当选为主席。杨德钧方面则控制了“干事会”的多数席位，双方又互相制约，谁也利用不了东北同学会。经过这两次选举战，双方的阵线基本清楚了，最后各自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学习社”和“祖国社”。“学习社”以“学习团结进步”为办社宗旨。它的成员有朱廷方、田华伦、侯照玉、于学谦、王立夫、王化琴、李葆家、李宝善、任正余、安民、彭万年、姜成德、王立邦、丁淑媛、白广文、高柏苍、金素兰、王鸿启、关宇辉、姚志学、战师媛、周桂芬、于惠潜、汪玢玲、陈梦非、栾均林和我等人。当时我们手中有东北大学先期进步同学所积累的进步书籍，同时还有从重庆寄来的进步报纸和杂志。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七大的重要文献，对主要问题进行讨论。还请东北大学的进步教授赵纪影、叶丁易等主持哲学、文学、时事方面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多半在茶馆举行，有时也到城外的寺庙。会后自己动手包饺子，饭后还有余兴活动，使大家除了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外，还增加感情和友谊。

【注释】

[1]安重根，刺杀日本前首相、朝鲜总督伊藤博文的朝鲜志士。他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祖国，打入敌人内部，等待时机，当上侍卫。1909年10月26日上午，在哈尔滨火车站，开枪将伊藤博文打死。